葱岭以西与汉朝交往的国家中，有一个大秦国，大秦是罗马帝国的汉名。《后汉书》卷八八中这样写道：“大秦国一名犁，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其人民皆长大平正，有类中国，故谓之大秦。”（称大秦之前，安息人、东方人已习惯于把罗马称为“犁料”）实际上，大秦在汉语中是“泰西”的意思（泰西，旧时指西洋，主要指欧洲）。秦是西方之国，西海亦称秦海，大秦或海西都代表了极西的国家。汉代中国人把罗马当做“泰西”之国，公元初的罗马史家也把“赛里斯”（古希腊人给中国的另一个名称）当做亚细亚极东的国家。公元50年，罗马史家波庞尼斯·梅拉在他的书中写道：“亚细亚极东地方有印度人、赛里斯人、斯基泰人。印度人地处最南，斯基泰人居于极北，而赛里斯人则住在正中。”

公元一世纪时，由于丝绸贸易的需要，罗马世界与中国的商业往来，已经难以由里海北岸草原民族的中介得到满足，于是通过安息的丝路受到了更大的关注。《后汉书》中写到了罗马欲与中国通商的迫切愿望：“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彩（缯：zēng，中国古代对丝织品的总称；彩，彩色的丝绸）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尽管如此，民间商业往来仍在战争的缝隙中继续进行，中国内地的丝织品以及铁器、铜器和漆器等经新疆源源西运，而经新疆运到中原的进口货物数量也很可观。进口货物中，除了奢侈品以外，大宗的是棉、毛织物和各种香药，其中很多出自罗马。

《魏略》（纪传体史书，三国魏鱼豢hudn撰，记曹魏史事）中详细记载了大秦的物产，实际上是罗马与中国进行交易的各项出口货单。在这张货单上，对矿物、动物、珠宝、玻璃、织物和香药等都分门别类地加以记述，其详细程度在中国古籍中前所未有。这种情况正好反映了公元初三个世纪中，中国和罗马之间商业往来的频繁以及经济交流的活跃程度。

中国方面也对中罗的直接往来作出了努力。《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述了公元97年东汉使者甘英欲往大秦的始末：“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日：‘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这件本应在中西交通史上留下巨大影响的出使行动，竟因大海所阻而夭折，实属千古憾事，但从班超有意采取遣使行动以及甘英已“临大海欲渡”来看，这件事本身就反映了当时中国与罗马的接触水平。尽管甘英没能完成他的外交使命，这件事仍不失其历史意义。

第一个把丝国——“赛里斯”（Serice）之名介绍给西方的，是曾在波斯宫廷当过御医的希腊人克泰西亚斯（Cte～sias）。克泰西亚斯生活在波斯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末。公元前398年，他返回希腊，开始撰写《波斯》一书，共23卷，记述迄于公元前398年的波斯历史。此外，他还根据自己的采访笔记编写过一部印度史。尽管克氏之书今已不存，但“赛里斯”之名却一直传扬了下来。丝绸之路开辟之后，丝绸越来越多地运抵希腊罗马等地，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也日渐真切。

在罗马帝国时期，丝绸价高如黄金，其优异特质又非其他任何织物所能替代，因而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注意。古罗马作家大普林尼（Gains Plinius Secundus，公元23～79年），曾对丝绸的经济价值与社会影响作过充分论述，在其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自然史》一书中，有一段关于中国丝绸的著名文字：

赛里斯国林中产丝，驰名字内。丝生于树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夫人娇媛，裁成衣服，光辉夺目……（罗马）奢侈之风，由来渐矣。

至于今代，乃见凿通金山，远赴赛里斯国以取衣料……据最低之计算，吾国之金钱，每年流入印度、赛里斯及阿拉伯半岛三地者，不下一万万赛斯透司，此即吾国男子及妇女奢侈之酬价也。在这里，大普林尼不但盛赞了中国丝绸的精美，还特别强调了丝绸作为当时最高级的奢侈品使罗马金银大量外流的后果。当然，如果据此便认为丝绸乃是导致古罗马衰亡的祸国，那是言过其实，但从大普林尼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看，却可知丝绸贸易在当时占有着巨大份额。中国的工艺特产能对一个远方大国产生如此影响，在世界历史上当属罕见。

从史书的记载中可知，奔波于陆上或海上丝绸之路的众多商旅，除中国和亚洲各国人士外，也有不少罗马人和希腊人。公元二世纪中叶，希腊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克劳德·托勒密（ClaudiusPtolemy，约公元90—168年）在其所著《地理学》一书中，援引另一位希腊地理学家马里努斯（Marinus）的记载，提到一位名叫马埃斯·蒂蒂安努斯的希腊商人，世代经营赛里斯贸易，他的父亲和他都经常派商队前往中国。虽然他本人从未到过东方，他的商行却掌握了有关贸易路线的详细资料。显然，在蒂蒂安努斯手下工作的商务人员为数不少，像他那样的商行也非个别。随着丝绸贸易的兴盛，西方对养蚕缫丝的秘密也逐渐知晓。大普林尼时还只知“丝生于树上”，到二世纪中叶，希腊地志学家保萨尼阿（Pausanias）在《希腊纪事》中，已对蚕丝作了较为具体的说明。他指出赛里斯人之丝非取自植物，而是由希腊人所称“塞儿”（意指蚕）的昆虫所产；塞里斯人为蓄养这种昆虫还建造了冬夏咸宜的房屋（即蚕房）。尽管保萨尼阿之说仍有不少误传，比如说蚕龄5岁，头4年喂小米，第5年喂芦草之类，但其基本内容肯定是得自与中国有过亲身接触的人士。

从藏经洞中出土的文献约在五万件以上,其中百分之九十左右是佛教典籍,还有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其他宗教的典籍,以及官府文书、四部书、社会等。

宗教典籍，还原敦煌早期宗教历史面貌。

敦煌遗书的年代上下跨越近千年，其间，更替变换的10多个朝代的文献都有所保存，成为研究各个朝代历史和文化的珍贵资料。其主要部分，更是传统文献宝库中所佚缺者，价值尤为珍贵。

宗教文献以佛教的经、律、论即“三藏”以及佛经目录为主，其中大多有传世本，也有一些未曾传世的佛教文献。

扩展资料：

《四分律初分》抄写于西凉建初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417年1月30日)，是敦煌遗书中有明确纪年的早期写卷之一，也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中有纪年的最早一卷。本卷抄写于酒泉，后流传到敦煌，最终封存于藏经洞，是丝绸之路上佛教传播的见证，在佛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敦煌遗书写卷，绝大部分用笔抄写，为古代民间书法大成。北魏时期的敦煌还成立了一个官方写经机构，它们的尺幅形式、所用纸张、用笔风格、格式规范、卷末题记都基本一致，可视为北魏官方抄经的标准品。

到了隋唐时期，唐朝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为中西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丝绸之路更加繁荣。

唐咸亨至仪凤年间(670-679)，武则天也曾动用官方力量，抄写《妙法莲华经》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各三千部，为亡母杨氏祈福。这批写经书法精严腴润，装帧考究，为唐代写经中的上品。

在宗教典籍中，敦煌遗书也保存了不少关于三阶教、敦煌禅宗和道教典籍，可据以还原敦煌早期宗教历史的面貌。

人民网--艺术收藏--敦煌藏经洞里藏了哪些珍品遗书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既不是中国人兴建的，也不是中国人推行的，而是境外对中国的丝绸有需要，才形成了丝绸之路。所以查中国的古籍，是找不到“丝绸之路”这个词的。1860年前后，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到中亚考察，提出“丝绸之路”概念。他结合考察情况，又对照中国历史，提出约在公元前二世纪，存在着这样一条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狭义的丝绸之路一般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讲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陆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腹地与欧洲诸地的陆上商业贸易通道，形成于于公元前2世纪与公元1世纪间，直至16世纪仍保留使用，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形成其基本干道。它以西汉时期长安为起点（东汉时为洛阳），经河西走廊到敦煌。从敦煌起分为南北两路：南路从敦煌经楼兰、于阗、莎车，穿越葱岭今帕米尔到大月氏、安息，往西到达条支、大秦；北路从敦煌到交河、龟兹、疏勒，穿越葱岭到大宛，往西经安息到达大秦。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因此，当德国地理学家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最早在19世纪70年代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后，即被广泛接受。

　　关于月氏的来源，中外史学家看法颇不一致。据中国学者王国维考证，月氏即《逸周书·王会解》中的"禺氐"，《穆天子传》中的"禺知"或"禺氏"。欧洲学者也在西方古文献中搜求相当于月氏的记录，异说不下六、七种。关于月氏的族属，中国古籍如《魏略》称其为羌，《旧唐书》称其为戎。近百余年来，学术界更加异说纷纭：有藏族 大月氏王庭祭祀坛说、突厥说、印欧语族说、波斯说等。由于他们没有文字，而且月氏本身的记录亦不齐全，现时我们要了解他们，只能透过中国史书里的片面记录。而我们从中国史书里所知道的，月氏居于约当今甘肃省兰州以西直到敦煌的河西走廊一带。大约远在战国初期，月氏便在这一带过着游牧生活。 秦及汉初﹐月氏势力强大﹐与蒙古高原东部的东胡从两方面胁迫游牧于蒙古高原中部的匈奴﹐匈奴曾送质子于月氏。秦末﹐匈奴质子自月氏逃回﹐杀父自立为冒顿单于﹐约在公元前205～前202年间举兵攻月氏﹐月氏败。可能从这时起﹐月氏便开始弃河西走廊而向西迁徙。公元前177或前176年﹐冒顿单于再次击败月氏。据冒顿单于于公元前174年致汉文帝刘恒书中说:“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月氏这次败後﹐更西迁到准噶尔盆地。至老上单于时(前174～前161)﹐匈奴又破月氏﹐月氏乃更向西迁移到伊犁河流域。当月氏离弃河西时﹐有一小部分越祁连山﹐“保南山羌﹐号小月氏”。这部分月氏人日後长期留住该地﹐与青海羌人逐渐融合。

　　伊犁河流域原久为塞族所居住。《汉书�6�4张骞传》:“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塞族即古伊朗碑铭及希腊古文献中所载Sacae(Sakas)。月氏既击走塞族﹐塞族便向西南迁徙﹐跨过锡尔河﹐到达河中地区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方。 原已移住在天山北麓并服属匈奴的乌孙﹐在其王昆莫的统领下﹐“西攻破大月氏”﹐迫使大月氏和塞族一样离弃伊犁地区向西南迁徙﹐而乌孙便从此占领了他们的地方。这次迁徙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39～前129年间。有一部分未能西徙的﹐便和少数塞人一样﹐仍留住原地﹐服属于乌孙﹐所以《汉书》说乌孙国内“有塞种﹑大月氏种云”。 公元前2世纪，大月氏从河西走廊出走“塞地”，后又为同类乌孙所逐，南下吐火罗斯坦，远涉北天竺国。唐代于阗王族“尉迟氏”，宋代西夏大姓“讹氏”，甘青藏族“洼扎”和“吾合扎”等氏族，都是“月氏”或“兀者”之后裔，月氏民族遍布河西、中亚、南亚的格局，是在一个漫长的时期中，通过多次的迁徙活动形成的。

西汉

先秦时期，连接中国东西方交流的通道已经存在，丝绸正式西传始于西汉通西域，丝绸之路真正形成始于西汉张骞凿空。这个时期，丝绸的传播源、传播的目的地、传播的路线都非常清楚，有史可依，有据可查，传播的数量也非常大，东西方是有计划、甚至是有组织的进行丝绸贸易，所以丝绸之路真正开辟于西汉武帝时期。[10]

西汉时，阳关和玉门关以西即今新疆乃至更远的地方，称作西域。西汉初期，联络东西方的通道被匈奴所阻。汉武帝时，中原始与西域相通，开始加强对西域的经略。西域本三十六个国，后来分裂至五十多个，都位于匈奴之西，乌孙之南。[11]

丝绸之路

汉武帝听说被匈奴侵犯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就派人出使大月氏，联络他们东西夹攻匈奴。陕西汉中人张骞以郎应募。建元二年（前139年），张骞率领100余人向西域进发，途中被匈奴俘获，滞留了10年，终于寻机逃脱，西行数十日到达大宛[12]。这时大月氏已不想攻打匈奴而继续西迁，张骞没有达到目的，在西域待了一年多东返，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了一年多，后适逢匈奴单于死，国内大乱，元朔三年（前126年），张骞趁机回到大汉，受到汉武帝的热情接待，被封为太中大夫[13]。此次西行前后达10余年，虽未达到目的，但获得了大量西域的资料，史学家司马迁称张骞此行为“凿空”。[14]

张骞归国后，汉武帝曾遣使探求通过罗马开辟一条不经匈奴而到大夏的交通线，但是没有成功。后来汉军击败匈奴，取得了河西走廊地区，打通了西汉与西域之间的通道。霍去病在祁连山大破匈奴后，张骞建议联络西域强国乌孙，以断匈奴右臂。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再次出使西域，目的是招引乌孙回河西故地，并与西域各国联系。张骞到乌孙，未达目的，于元鼎二年（前115年）偕同乌孙使者返抵长安，被张骞派往西域其他国家的副使也陆续回国。乌孙使者见大汉人众富厚，回国归报后乌孙渐渐与大汉交往密切，其后数年，张骞通使大夏，从此，西汉与西北诸国开始联系频繁起来，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正式开通，汉武帝以军功封其为博望侯。[15]

张骞凿空西域图

但是，西域诸国仍未完全摆脱匈奴的控制，楼兰、车师等国在匈奴的策动下，经常劫掠西汉派往西域的使臣和商队。为了确保西域通道，元封三年（前108年），汉将王恢率骑兵击破楼兰，赵破奴率军击破车师。元封六年（前105年），西汉又与乌孙王和亲，联合挟制匈奴。同时为了打破匈奴对大宛的控制并取得大宛的优秀马种汗血马，汉武帝派李广利领兵数次进攻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在付出沉重代价后，攻破大宛都城，使西汉在西域的声威大振，确保了西域通道的安全。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至此畅通。[16][12]

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汉武帝在轮台（今轮台县东南）和渠犁（今库尔勒县西南）设立了使者校尉，管理西域的屯田事务。这是西汉政府在西域第一次设置的官吏。此后，西汉政府就在西域建立了根据地。

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率众投降，西汉政府取得了对匈奴战争的最终胜利，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这是中央王朝在葱岭以东，今巴尔喀什湖以南广大地区正式设置行政机构的开端。从此，今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中央的管辖，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常驻官员，派士卒屯田，设校尉统领保护，使汉族同新疆少数民族交往更加密切。汉朝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为标志，丝绸之路这条东西从西汉方交流之路开始进入繁荣时代。[17]

佛教第一次传入中国，也始于丝绸之路。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西域大月氏使臣伊存来朝，在帝都长安向中国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18]。从此佛教正式开始传入中国，史称这一佛教初传历史标志为“伊存授经”[19][20][21]。1998年正因为如此，经过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宗教学会举行了各种形式的“中国佛教两千年纪念活动”。[22]

天凤三年（16年），西域诸国断绝了与新莽政权的联系，丝绸之路中断。

东汉

永平十六年（73年），班超随从大将军窦固出击北匈奴，并奉命出使西域。他率吏士36人首先到了鄯善，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使鄯善为之震服。之后他又说服于阗，归附中央政府。班超又重新打通隔绝58年丝绸之路，并帮助西域各国摆脱了匈奴的控制，被东汉任命为西域都护，班超在西域经营30年，加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23]

永元三年（91年），北道的龟兹、姑墨、温宿皆归附东汉，班超设西域都护府于龟兹它乾城，亲自坐镇北道。又命西域长史徐干屯疏勒，与北道相呼应。

永元六年（94年），班超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7万余人，讨伐对抗中央的焉耆等国统治者，西域50余国皆归属中央政府。

永元九年（97年），班超曾派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罗马帝国），一直到达条支海（今波斯湾），临大海欲渡，由于安息海商的婉言阻拦，虽未能实现，但这是首次突破安息国的阻拦，将丝绸之路从亚洲延伸到了欧洲，再次打通已经衰落的丝绸之路。[24]

大秦属下的蒙奇兜讷（今译为马其顿）地区遣使到东汉首都洛阳，向汉和帝进献礼物。汉和帝厚待两国使者，赐给两国紫绶金印。[25][26]

延熹九年（166年），古罗马大秦王安敦派使者至东汉洛阳，朝见汉桓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