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文化应该是从魏晋南北朝就开始有了，唐朝时期达到了顶峰。这些隐逸诗人们大多是官场失意，隐居山林，过着山野村夫的生活。所以他们的创作接近自然，语言清新飘逸，秀丽洒脱，有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清秀之感。

最佳答案古代隐居者有两种情况：一、为修道。二、为躲避，例如躲避战乱、赋税、劳役、兵役、仇杀等等。其实古代的隐逸生活要比普通大众的生活强出许多，自己开几亩田，没有人管，没有赋税，没有劳役，逍遥自在，粮食蔬菜若有剩余，还可以下山去换点酒喝，或者干脆自己酿酒。而今天隐居却是比较痛苦，因为相对来说，古代的隐居生活比大众生活要强，当代隐居的话，生活却不如普通大众，这在心理上会有对比。在这个意义上说，隐居者的减少倒是一种进步，很多学者在叹息隐居者的丧失，认为是当代人的物欲太强，这话很有道理，但也不绝对，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很好，国家政策很好，没有人逼着去做劳役、兵役、没有苛捐杂税，而且生活很丰富，到处是乐子，根本不必避世。至于修道者，隐居只是一种修行方式，真正得道后，最后还是会入世，因为他不忍心抛弃众生。隐士文化是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成分，即便隐士消失了，但是隐者情怀却会经常叩击我们的心灵，这便是安宁祥和。 关于古代的归隐，有很多种原因，但是我们看得最多的听得最多的也就是从官场归隐，以及名人的归隐。　古代官场归隐派的人又可以分为一种是卸甲归田的还有一种是厌倦官场的黑暗的。　厌倦官场黑暗的代表人物是陶渊明，但是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陶渊明在归隐山林之后反而越来越多的人登门拜访，名气越大。　历史上归隐山林以致湮没无闻者数不胜数，缘何陶渊明名垂青史收万众敬仰。我感觉这主要与他的成就分不开的。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绝对是东晋历史上的一朵奇葩，自成风格，清新脱俗，如潺潺流水，又如馥郁芬芳，沁人心脾，渗入骨髓。不过陶渊明的卓越成就和他横溢的才华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广大人们认可，等他死后才被人们所接受，推崇，直到现在万古流芳。所以，酒香不怕巷子深，是金子总会放光的。这并非作秀，这是一种人格操守，这是心灵的抉择。　归隐归隐，回归自然，隐身于世，但是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多少呢，说是逃避也好，说是清高也好，只要内心无杂念，灵台常空明，到哪里其实都是隐居。

1指身居朝市而志在玄远的人。晋 王康琚《反招隐诗》：“小隐隐陵数，大隐隐朝市：伯夷 窜首阳，老晌 伏柱史。”郁达夫《舒姑屏题壁》诗：“不知池上西王母，亦忆东方大隐无？”

2指真正的隐士。清 黄惊来《题毛阁斋采芝图》诗：“大隐不忘世，葆璞天地间。美哉 绮与角，采芝於商山。”

中国魏晋时代七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的合称，成名年代比“建安七子”晚一些。七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不同于建安七子，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被道教隐宗妙真道奉祀为宗师。其中，嵇康和阮籍的成就最高。

当时社会处于动荡时期，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异常激烈，民不聊生。文士们不仅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性命安全，因此崇尚老庄哲学，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隐逸文化”成了这个时期文人的爱好。

《渔樵问答》的存谱昀早见于明代萧鸾撰写的《杏庄太音续谱》，而古代琴谱《琴学初津》说此曲“令人有山林之想”。

兴亡得失这一千载厚重话题，被渔夫、樵夫的一席对话结果于无形中。那么，他们的对话中到底蕴藏了什么玄理呢？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北宋一部奇书《渔樵问对》。琴曲《渔樵问答》与《渔樵问对》也许有一定的内在关联。前者通过渔樵对话来消解古今兴亡等厚重话题，而后者则试图通过简洁的对话，对世界做出根本性的哲学解释。

《渔樵问对》的作者是邵雍，北宋儒家五子之一。邵雍学贯易理，儒道兼通，他毕生致力于将天与人统一于一心，从而试图把儒家的人本与道家的天道贯通起来。

《渔樵问答》着力论述天地万物，阴阳化育和生命道德的奥妙和哲理。这本书通过樵夫问、渔夫答的方式，将天地、万物、人事、社会归之于易理，并加以诠释。目的是让樵夫明白“天地之道备于人，

万物之道备于身，众妙之道备于神，天下之能事毕矣”的道理。

《渔樵问对》中的主角是渔夫，所有的玄理都出自渔夫之口。在书中，渔夫已成“道”的化身。渔夫作为“圣者”与“道”的化身，由来已久。

《庄子•杂篇•渔父》中曾记述了孔子和一个渔夫的详细对话，对话中渔夫对孔子大段阐述了道家的无为之境，孔子叹服，尊称渔夫为“圣者”。

屈原所著《楚辞》中的《渔父》一章讲了这么一则故事，屈原被放逐后，游于江边，看起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渔父问屈原为何流落于此，屈原回答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因而被放逐到这里。

渔父劝屈原该看破世人世事，不必“深思高举”，屈原不听，而渔父莞尔而笑，唱着“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歌远去。渔父在这里已成为一个欲引屈原“悟道”的先知。

历史上昀有名的“渔”的代表是东汉的严子陵，早年他是汉光武帝刘秀的旧相识，刘秀很赏识他。刘秀当了皇帝后多次请他做官，都被他拒绝。严子陵却一生不仕，隐于浙江桐庐，垂钓终老。

李太白曾有诗云“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清代王士祯也曾画《题秋江独钓图》，举重若轻，轻描淡写地绘就一幅渔人秋江独钓的胜景：

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

历史上“樵”的代表则是汉武帝时的大臣朱买臣。朱买臣早年出身贫寒，常常上山打柴，靠卖薪度日，后妻子因忍受不了贫困而离开了他。有人说“樵”有禅意，这种说法待考。

《渔樵问答》一曲是几千年文化的沉淀。“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种境界令人叹服，然古往今来几人能够？虽向往之，实不能也。

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

唐代是继隋朝之后发展强盛的一个大一统中原王朝，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开放、社会稳定，各方面发展都可以称作是我国古代封建王朝中发展的顶峰。而唐朝的考仕文化也呈现了一种开放包容的形态，不仅存在着具有丰富底蕴的仕宦文化，而且还承袭了从前代开始就一直奉行的隐逸文化。在唐代长安的文化体系中，这两种文化其实是并存的，构成了唐代的双重文化体系。

“士人”阶层，一直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仕宦情结也一直是唐代大部分文人最基本的精神要求，因此仕宦文化也是唐代士大夫最崇尚的一种文化之一。这一点，从唐代盛行的“干谒“制度中，就已经初见端倪，“干谒”，也称为“跑官”，即通过呈递书信，进献诗词歌赋，来求得当时官员的引荐。那么，唐代文人为何如此渴望入仕呢？

1宽松的唐代科举制度推动了仕宦文化发展

唐代文人都渴望入仕，主要是因为从隋朝开创的科举取士制度，在唐代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唐代的长安地区，也因为入仕机会增多，让文人的政治理想也开始燃起。

唐代的科举考试

唐代的科举制度，比起隋朝的科举制来说，有了很大的创新，这主要的创新点就在于，唐代的科举取士制度，要求并不那么严格，是当时文人入仕的主要方式。唐代的科举制度，参加过大区选拔的合格者，就可以直接参加“省试”了，而且其录取标准也并不繁杂，这也就使得当时的文人，对于入仕，有了一些希望。

正是受到科举制度这一因素的影响，使得当时处于经济发达的长安地区的文人雅士，多了一种入仕的选择，也成为了当时文人们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社会价值的最有效的途径，自然而然也促进了仕宦文化的发展。

2仕宦家族的大量形成开辟了士人新的上升路径

唐代长安的仕宦家族也十分发达，而仕宦家族的家族文化，也为仕宦文化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些仕宦家族的成员构成了唐代主要的仕宦群体，不仅有着源远流长的家学渊源，承袭了仕宦文化，也让仕宦文化得以传播，而且也凭借当时的科举制度，大量考取功名，传播了仕宦文化。

身处于仕宦家族的文人，比起其他文人阶层来说，更渴望考取功名，得到家族的认可，也是其家风的体现。而考取功名，也是他们获得上层地位，实现自己理想的重要途径，所以大量仕宦家族的成员，都致力于通过科举制度、恩荫制度等等各种灵活的制度，来考仕，也体现了他们自信的一面。

正是因为有着众多仕宦家族的存在，才使得长安地区的仕宦文化有了载体，得以传播和大量推广。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仕宦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大量仕宦家族的发扬和作用。

大唐盛世

3儒家正统文化的助力了士人积极向上的理念

作为一种文化理念，仕宦文化身后的最大助力，其实就是儒家文化的存在，儒家文化一直是唐朝时期的主流文化，影响了许多文人的思想理念，特别是在长安地区，因为统治者的推行和经济的繁荣，使得儒家文化成为当时长安文化中的正统文化。在《论语》中，就有曾子曾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可见，儒家文化，对仕宦文化的推动作用，对士人责任的认可。

而“修身治国平天下”，也是儒家文化为当时的士人阶层所灌输的一种情结，入仕一直是被孔子所倡导的。儒家的仕宦观，也表达了儒家文学对现实世界的管组和对自身价值的思考，他们认为，这是士人不可逃避的使命，这就是“道”。

从这一方面来说，儒家正统文化的地位，以及对仕宦文化的推崇，形成了唐代文人所拥有的仕宦情结，也构成了当时士人主要的思想理念。

4政治开明的大唐盛世为士人提供了信仰

“大唐盛世、开元盛世”，这两个词语，不仅仅是对唐朝长安地区当时的繁荣昌盛所做的评述，也是真真正正为士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开放的政治条件。长安地区不仅仅是经济繁荣、政治安定的象征，也是各位有志之士实现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政治价值的重要场所。

这开明的政治环境，和开放的学术环境，也为唐代文人形成积极进取的价值观有着重要影响。唐代政治开放，甚至在政治上都敢重用异族和外国人士，如在唐朝十分著名的宰相长孙无忌，其实也属于鲜卑族，他主持修订了《唐律疏议》这一中国古代最完善的一部法律之一。

上述长孙无忌的例子完全可以说明，唐代政治的开放程度，因此，这也激起了当时处于社会下层的士人的理想，建功立业成为他们的追求，治国理政也是他们的向往。

唐代佛像

在仕宦文化如此发达的情况下，在长安地区，唐代士人的隐逸文化也并没有消失，反而相辅相成，成为了与当时的仕宦文化相互对立、相互影响的一种文化。

1发展成熟的佛教思想的影响

唐代隐逸文化风尚的兴起，与当时成熟的佛教思想的传入有着极为大的一种关系。除了儒家文化之外，唐代其实继承前代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三教合一”的主张为发展，兼容三教，所以佛教文化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抑制，反而渐渐发展。

唐代是佛教发展的繁盛时期，不管是统治者，还是平民百姓，对于佛教的文化都十分推崇。再加上当时玄奘西行取经到达长安地区之后对佛教的大规模倡导，使得佛教发展越发繁荣。在《新唐书》中就有记载：“天宝后，诗人多……寄兴于江湖僧寺。”可见，在当时，佛教思想也十分受到文人的推崇。

而佛教的“超尘脱俗、忘却物我”的思想，也对当时的文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官场上遭遇不利之后，文人阶层们便接受了佛教禅宗的思想情趣，心理逐渐敏感，不断朝着自我解脱的方向发展。成为“淡泊名利、深藏不露”的高逸之士，也渐渐成为当时文人阶层的生活理想之一。他们开始渐渐期待随意而安、任期自然的桃源生活，如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是此种隐逸文化的重要体现。

因此，佛教文化的繁荣，对当时士人阶层的隐逸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和作用。

玄奘西行取经

2以隐求仕思想的传播与推广

再说，这仕宦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隐逸文化的形成，因为许多士人追求隐逸，也只是为了入仕。

因为唐代的进士科录取人数其实并不多，每次大概二三十人左右，完全不能满足众多士人的入仕需求，再者许多统治阶级喜欢从隐逸人士中取士，使得这以隐求仕，成为了当时文人隐逸出世的重要原因。在当时，隐士受到众多阶层的尊重，甚至于政府都设置有专门招聘隐士的科目，这就使得隐逸文化与仕宦文化相互融合，成就了当时士人入仕的一种捷径。

在《大唐新语·隐逸》一书中就有记载:“卢藏用始隐于终南山中, 中宗朝累居要职。有道士司马承祯者, 睿宗迎至京”。可见，当时的隐逸，不仅是士人做官的一种途径，隐士，也成为统治者十分尊重的一种阶层。

如此看来，以隐求仕是当时士人选择隐逸的主要原因之一，用隐逸来吸取当代统治者的注意，也是唐代士人独辟蹊径的一种做法。这种以隐求仕的思想，虽说是一种消极的隐逸文化的体现，但也是构成唐代隐逸之风的重要条件，促进了隐逸文化的发展。

3亦官亦隐的流行体现了时代精神

在唐代的士人阶层中，流行“亦官亦隐”的一种趋势，在隐逸生活中做官，使得困扰了中国士人多年的问题有了解决的途径。儒家和佛教双重思想的影响，使得当时形成了一种出世与入世并存的隐逸风尚，这也算是唐代的一种独特的隐逸文化。

李白

就拿著名的诗人李白来说，他既在政治上充满雄心壮志，又喜爱四处漫游，在隐居终南山的过程中，也受到了许多统治阶级的邀请，成为了一种“亦官亦隐”文化的代表人物。不仅仅是李白，唐代的许多诗人，如岑森、王维等人，都是这种独特的隐逸文化的代表人物。

此种“亦官亦隐”的隐逸文化的出现，满足了当时文人的双方面要求，因此也成为了隐逸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

唐代长安的仕宦文化和隐逸文化的并存，其实是和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条件有着很大的关系。这两种文化都构成了长安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长安文化的双重文化体系。在丰富的长安文化当中，仕宦文化和隐逸文化都是必不可少的两个组成部分，两种文化相辅相成，虽然相互对立，但在发展之中，彼此融合，成就了长安文化的双重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