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强县志（1993-2012）》的地域性、时代性、权威性

  《宁强县志（1993～2012，）》，续前志体制，用“述、记、志、传、图、表、录”之体裁，取“编、章、节”之架构。首为概述，次为大事记，后为专志，末为附录。统揽全志，内容厚实，结构严谨，体例完备，行文流畅。既有宏观鸟瞰，一县概况，又有微观透视，各业变化。溯本探源，严谨可察。可谓一志在手，全县在胸。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时代性、权威性。

    地域性。《宁强县志（1993~2012）》续修志突出地域特色，记载了本县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有着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是国家级园林城市和国家文化部命名的羌族文化保护实验区。二十一世纪初，宁强县围绕"汉水之源，羌族故里"准确定位把文旅兴县作为重点产业加以实施，建设以汉水源森林公园、青木川古镇、羌文化博览园等主要景区，彰显出宁强县独有的汉水之源优美的生态环境，氐羌故里风土人情。后又陆续发掘被誉为“巴山之巅，地河天窗”的禅家岩天坑群，草川子石林，使宁强县获得“国家级园林县城”“中国天然氧吧”“首批国民休闲旅游胜地”“中国十大魅力茶乡”“京津之乳”多项荣誉称号。而且该志增加了“羌文化”和“宁强县抗震救灾”两编，对羌族历史及遗迹进行了考察和记载，本县对羌族文化研究发掘保护工作，使宁强县成为“羌族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中国·羌族傩文化之乡”。宁强羌族刺绣成为“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宁强县地处龙门山地震断裂带北段，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给宁强带来巨大灾难，全县24万人受灾，学校医院、交通、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严重损级，被国务院确定为地震重灾县。地震灾害后，宁强县在中、省、市坚强领导和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特别是在天津人民无私援助下，宁强人民自力更生、百折不挠、艰苦奋斗，三年重建任务两年基本完成。

新建集中安置点113个，学校66所，村卫生室268个，水泥路240千米，桥梁26座，帮助城乡居民重建房屋22705户。新建的县体育场、县影剧院、羌族文化博物馆、宁强县天津高级中学、宁强县天津医院已成为县城的标志性建筑。极大地改善了全县基础设施，为宁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宁强县志（1993~2012）》全面记述了宁强20年来的发展历程。内容包括建置、自然环境与保护、人口、城乡建设、交通运输、邮政通信、农林水牧、工业、商业、服务业、旅游业、财税、金融、经济管理与监督、政治、军事、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社会、人物等二十八个门类。续志与前志衔接做到纵不断线，对前志未涉及的方面，及时补缺，如增加了旅游业、广电、羌文化和抗震救灾等重要篇目章节，突出了20年间宁强随时代变迁不断向前发展的风貌，使志书内容更加全面丰厚，体现出该续修志书的价值。如在城乡建设篇目中，三轮县城总体规划记述了县城续修史志，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更是社会变革、经济发展的时代需要，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它以它特有的资料性、知识性和地方性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生动、具体、感人的材料，向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地方志记载着一个地方的历史，是最好的地情资料教材。让人们增进对家乡的了解，培养热爱故乡的情感，提高科学文化素养，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所以说《宁强县志（1993~2012）》的问世，不仅是完成宁强史志续修的大事，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大重要成果。该志在传统的记述体文字表述的基础上，加入了许多佐证，图文并茂，起到了单纯文字记述难以达到的“眼见为实”的效果。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该志在附录部分专列了《老照片》一项，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新，这些老照片收集，一有存史珍藏意义，让历史永远留存；二有与志前彩图配合对比作用，新老照片，实质反映的是社会沧桑巨变，让读者对宁强的历史、发展变化有更深刻、更具体、更直观的对比了解。。全志条分缕析，主次有序，简洁晓畅，图文并茂。

权威性。该志记述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风力求严谨、朴实，文字力求准确简洁通俗。资料来源于档案、各部门和乡镇志、县年鉴、县广播（电视台）新闻稿件及当事人口述，经反复核实后载入。数据以县统计局公布的为准，个别有差异的注明了出处。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阶段概况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继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一项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该项目于2004年启动，正式名称为“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研究”，其目标是多学科结合，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背景、原因、特点与机制。

探源工程第一阶段由科技部、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作为组织单位，科技部作为第一组织单位。考虑到这一项目涉及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广，参与的学科和单位多，项目的组织和实施难度较大，科技部决定将项目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实施时间为2004年至2005年，工作的范围放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中原地区，重点探索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即文献记载和尧舜禹和夏王朝的时期）中原地区的文明形态。同时，为下一阶段全面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出实施方案。工程的第一阶段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第一项目执行单位，参加项目的还有北京大学、北京科技大学、郑州大学、河南省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

工程的第一阶段的项目共设置了五个课题，即“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化谱系及其年代”；“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自然环境的变迁研究”；“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经济技术的发展状况研究”；“以中心性城邑为核心的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会结构研究”；“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区文明形态的综合研究”。

工程第一阶段探讨并初步回答中原地区文明形成时期的环境背景、经济技术发展状况及其在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各个都邑性遗址的年代关系、中原地区文明形成期的聚落形态所反映社会结构、中原地区早期文明形态等问题，并为“十一五”全面开展探源工程制定实施方案。工程对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几座都邑性遗址进行有计划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出土的遗存开展包括科学测年、古植物、古动物、古环境、冶金史、化学成分分析、古人类食谱分析等多项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工程的最大特色之一是多学科结合。参加工程的学者包括考古学、历史学、年代测定、环境科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冶金学、生物学、体质人类学等十多个学科。这些学科的学者各扬其所长，优势互补，密切协作，联合攻关。在工程立项之前，便共同商讨立项方案，共同研究技术路线，共同决定工作计划。在实施工程中，也经常沟通、协商，及时解决工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工程的另一特色是不仅注意文明要素的追溯，而且注意考察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并探索其背景、原因与机制。即不仅研究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形成和发展的，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还要探索为什么会经历这样的过程，是哪些因素导致其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各个因素在其中都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探源工程项目立项以来，在各参加单位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项目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经过为其近两年的工作，工程各个课题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其中尤以在中原地区几处年代在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心性城邑的考古发掘与综合研究和多学科结合对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期间中原地区经济技术发展状况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

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继续探索

地处中原文明的腹心地区———洛阳盆地的偃师二里头遗址，是著名的青铜时代都城遗址。遗址的主要文化遗存属二里头文化，时代约为距今3800年~3500年，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夏、商王朝时期。这一兴盛了约300年的都城遗址是当时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大的城市。以二里头遗址为典型遗存的二里头文化在中国早期国家和文明形成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对象。这里发现的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建筑群、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铸铜作坊等，早为学术界所熟知。二里头遗址素有“华夏第一都”之称，是迄今可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同时，二里头遗址地处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夏王朝的中心区域，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也大体在夏王朝的纪年范围内。因此，二里头遗址理所当然地成为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作为中国古代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期的大型都邑遗存，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学术地位得到了学界的公认。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于新世纪伊始，将二里头遗址中心区发掘作为田野工作的重点项目之一，予以人力和物力的投入。二里头工作队自2001年起对二里头遗址中心区进行了系统钻探与重点发掘，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对遗址范围的重新探察、对遗址整体布局的再探索、对中轴线规划的宫殿建筑群的确认，以及二里头文化末期若干重要遗存的发现等等，把二里头遗址考古工作推向一个崭新的层面。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近年考古新发现中的几个“中国之最”———最早的宫城、最早的城市道路网、最早的车辙痕迹、最早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以及用工最巨、制作极精的早期龙形象珍品———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等。这些新的考古成果，为人们研究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夏商文化以及中国早期城市与宫室制度、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的形成等课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自2004年起，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正式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中。在课题实施过程中，我院考古所二里头工作队积极开展考古发掘工作，从聚落考古学的角度对遗址进行深入勘查和探究。2004~2005年两个年度的发掘，发掘面积近4000平方米。这些发掘紧紧围绕着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规划和布局这一重要学术课题，获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成果。

一、确认宫城西墙，最终搞清了宫城的范围、结构及时代。根据钻探勘查掌握的线索，在宫城西墙可能存在的区域进行追探和试掘，最终确认了宫城西墙。宫城西墙残长150余米，基槽宽约24米余。至此，宫城轮廓全面显现。宫城平面略呈纵长方形，城墙沿已探明的四条大路的内侧修筑，在宫城外侧的早期道路上又形成了宫城使用时期的大路。东、西墙的复原长度分别约为378米、359米，南、北墙的复原长度分别约为295米、292米，宫城总面积约108万平方米。

依据多组层位关系和出土遗物，可以确定宫城城墙的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交，一直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或稍晚。

二、发现了宫殿区外围的第四条大路，确认中心区道路网的存在。在追探宫城西墙的过程中，又在宫城西墙外发现了另一条南北向大路，残存长度200余米。已发现的四条大路的走向与1、2号宫殿基址四面围墙和宫城的方向基本一致，构成遗址中心区的道路网；其围起的空间恰好是已知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集中区，面积逾10万平方米。经解剖发掘可知，上述大路由二里头文化早期至晚期一直延续使用。

三、全面揭露了宫城西南部的7、8号夯土基址等重要建筑遗存。在宫城南墙西段和西墙南段，各发现一座与夯墙方向一致的夯土基址，跨建于城墙的建筑轴线上，与城墙相接。其中7号基址位于宫城南墙之上，恰好坐落于1号宫殿基址南大门的正前方。8号基址建于宫城西墙之上，位于1号基址的西南。从层位关系和相对位置看，两座夯土基址的建筑与使用年代与宫城城墙相同。

由上述新发现可知，二里头遗址的中心区有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宫殿区围以方正规矩的城垣；宫城、大型建筑以及道路都有明确的方向性，宫城内至少分布着两组具有明确的中轴线的大型建筑基址群。这是一处经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源流具有重要的标尺性意义。

四、在宫城以南新发现一处大型围垣设施。这一大型围垣设施的垣墙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编为5号墙，已确认了东墙北段、东北角和北墙大部。其中东墙位于宫城东墙的南向延长线上。已知东墙长度达80余米，且继续向南延伸。北墙北距宫城南墙11米余，与其大体平行，已知北墙长度近200米。5号墙的宽度在1米左右，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少东部地段延续使用至二里头文化四期或稍晚。第二部分编为3号墙。该墙位于上述5号北墙以南约7米余，与其大体平行，方向88度。墙宽与宫城城墙一样，也在2米左右，有较宽深的基槽，夯筑质量高于宫城城墙。已确认的长度达200余米。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该墙应为围垣设施北墙的加固增筑部分。

宫城以南新发现的夯土围墙，内侧即为绿松石器制造作坊，向南不远处则有大型青铜冶铸作坊。有理由推断，这一以围墙环绕的封闭区域极有可能属官营手工业作坊区。这些发现为探索遗址中心区的功能分区提供了重要线索。

五、新发现了一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遗址。2004年春，我们在宫城以南发现了一处绿松石废料坑，出土绿松石块粒达数千枚，相当一部分带有切割琢磨的痕迹。据初步观察，有些石料尚可作为原料使用。该坑时代属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在后来的工作中循此线索进行系统钻探，在30余米见方的范围内普遍发现绿松石废料，又经小规模的试掘，确认这一带存在一处范围不小于1000平方米的绿松石器制造作坊遗址，使用上限至少可上溯至二里头文化三期。

六、确认宫城东北部二里头文化末期大型建筑基址群的存在。在2号宫殿基址北墙外，发现了另一处大型建筑基址群。其中6号基址已全面揭露，面积达2500余平方米。始建年代为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该基址由主殿、西庑和东、南围墙及其圈围起的院落组成，其东墙即宫城东墙。发掘区内发现的遗迹有大型夯土台基、若干柱础和夯土墙，其西庑南北排列的柱础与2号基址西庑廊柱大体在同一直线上。位于6号基址以西，与其隔路相望的至少还有1座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详情有待进一步探明。始建于二里头文化末期的大型建筑基址群属首次发现，为判明二里头都邑的兴废过程提供了新的资料。

七、揭露出大型绿松石龙形器。2002年春，在清理宫城东部早期大型建筑3号基址南院内的墓葬时，于其中一座贵族墓中发现了1件大型绿松石器。经我所科技中心文物保护技术人员的努力，一件绿松石龙形器于2004年夏秋之际被清理出来。器物全长逾70厘米，由2000余片形状各异的细小绿松石片粘嵌于有机物上，组成龙身和图案，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厘米~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绿松石龙形体长大，巨头蜷尾，龙身曲伏有致，形象生动传神。龙头略呈浅浮雕状，为扁圆形巨首，鼻、眼则充填以白玉和绿松石。这一绿松石龙形器的发现弥足珍贵。其用工之巨、制做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形象文物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科学价值。

作为华夏文明探源研究中的一个已知点，二里头遗址其实还有许多未解之谜，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谜本身又是解开华夏文明形成之谜的钥匙。关于遗址的调查、发掘与研究，尚有许多课题需要通过考古学者的不懈努力及多学科合作来完成，任重而道远。我们相信，随着以聚落形态研究为中心的田野考古工作及包括自然科学手段在内的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二里头遗址在探索华夏文化的源流、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形成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也将进一步彰显，展现出新的辉煌。（许宏）

新砦遗址聚落布局探索的新进展

新砦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原密县）刘砦乡新砦村，东北距郑州市323公里，该遗址以富含从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时期的“新砦期”遗存而著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之后，新砦聚落布局探索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和第一阶段研究的首批启动项目之一，通过2002年~2005年的持续钻探和发掘，这一课题已经初步取得了明显进展。

一、初战告捷：2002年摸底调查与重要线索

2002年春，从遗址中央部位向四周呈放射线状钻探，经过初步钻探大体确认遗址的总面积约为70万平方米。考古学者分别在遗址各区进行试掘，了解到遗址内各区大体同步，共同经历了王湾三期文化、新砦期早段、新砦期晚段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从而表明新砦遗址的四个区原本有可能是连接在一大片的大型聚落遗址。在梁家台东北高台地进行网格状钻探，发现一大块地方（南北约15米、东西约50米）基本上不见灰坑，钻探出来的土层土质坚硬、包含物极少，很有可能为重要遗迹现象所在地。在梁家台村东北高台地进行较大面积的发掘，发现大型建筑一座。该建筑为浅穴式，当年追查出该建筑南北宽145米、东西长50米以上。

二、重大发现：2003年发现围壕与城墙

2003年上半年通过钻探和试掘发现新砦围壕，围壕的平面基本呈圆角长方形，将整个遗址包围起来。围壕宽通常在25米~30米左右，个别地段宽达60米以上，深5米~7米。在西围壕的中间地带，发现有一宽30余米的缺口，当为通向聚落内部的门道。2003年下半年，发现位于围壕以北约200米处的东西向外壕。在遗址的西南部发现包围A区的内壕。2003年下半年，对北围壕进行解剖，确认内壕的内侧原定为“**填土”的部分实为城墙的夯土，灰色填土的部分是壕沟的填土。新砦遗址发现城墙是新砦遗址聚落布局探索的重大收获。

三、扩大战果：2004年大面积揭露大型建筑与城墙西北角

2004年上半年尝试采用同心圆加发射线式钻探方法，对遗址西北部即B区及其西北高地进行钻探寻找墓地未果。2004年下半年，对A区大型建筑和城墙西北角进行大面积发掘。两项结果都取得圆满成功。

通过对大型建筑的发掘，进一步查明该建筑东西长度成果90米、南北宽145米。当年已经将大型建筑的大体范围揭露出来。城墙西北角的发掘证实了钻探的正确性，城墙转角处平面为史前城址常见的弧形转角，地层关系与土层结构、形状亦与北城墙解剖沟所发现的一致，初步说明新砦城墙和壕沟的确存在。

四、初步结论：2005年完整揭露大型建筑和西北城角

通过对大型建筑的全面揭露和重点解剖，查明大型建筑整体呈刀把形，总面积达1千余平方米。它以原有的一条东西向大路为基础，向大路南北两边延展，首先挖成一个低于当时活动地面的大型基础浅坑，再于基坑的周壁附加泥条和数列“窄墙”，基坑内亦相应铺设数层厚约5厘米~10厘米的垫土层，形成踩踏面。在这一大型活动场所的基坑周边及其圈定的范围内部不见柱洞，说明它很可能原来就是一处大型露天活动场所。至于其功能，有可能与古籍记载的“坎”之类的祭祀遗迹有关，当然，也不排除为一大型公共露天活动场所的可能性。

通过对西北角城墙经过重点解剖，发现了新砦期的城墙被二里头壕沟打破的地层关系，这样的地层关系在东、北和西三面的城墙与壕沟的解剖沟处处可见，显然表明新砦城墙与壕沟式有计划统一施工的结果，这种将整个遗址包围起来的遗迹只能是人工修筑的城墙及其护城河，不会是自然河道的遗留。

新砦遗址聚落布局的探索虽然已经初步取得了重大进展，但前面要解决的疑难问题还很多，我们期待着更多的人们继续关心和新砦课题的研究工作，以期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更大更多的收获。（河南新砦队）

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取得重大进展

继2001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与临汾市文物局在陶寺发现了总面积约为280万平方米的陶寺文化中期城址之后，2002年至2005年，陶寺作为重点聚落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聚落反映社会组织”子课题中。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发掘陶寺城址，初步探索陶寺城址布局概况。共发掘3000余平方米，确定了陶寺早期小城、大贵族宫殿区、东部大型仓储区、中期小城内大贵族墓地以及祭祀区内的天文观测建筑基址。

陶寺文化早期城址（约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100年）位于陶寺遗址的东北部，城内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560米（从Q4至中梁沟东岸），面积约56万平方米；方向角315°。

陶寺城址早中期的宫殿区位于早期城址的中南部，约5万平方米。陶寺宫殿区位于早期小城中南、中期大城的东北部。在清理宫殿区的情理过程中，发现大量建筑垃圾堆积中，出土了大块装饰戳印纹白灰墙皮和一大块带蓝彩的白灰墙皮。同时还清理了一些普通居住区难得见到的器物，当属宫廷垃圾。如陶甑人形鋬、鸮面盆鋬、大玉石璜、陶鼓残片、绿松石片、红彩漆器、建筑材料陶板残片（板瓦）、尊形簋、圈形灶等，这些奢华的遗物证明，即便是这里的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的品质在陶寺城址中也都是最高的，意味着这里的建筑规格最高，居住者的地位等级最高。

我们在陶寺中期小城的西北角钻探出一处陶寺文化中晚期墓地，面积约1万平方米左右。大、中、小型墓皆有，分布密集。陶寺晚期（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900年）只有小墓。清理的中期大墓M22墓坑为圆角长方形，开口长5、宽365米，底长52、宽37米，墓底距地表深84米，墓口距地表深约14米，墓深约7米。距墓口140厘米深处的填土中，发现1具被腰斩青年男子人牲骨架，上半身仰身，下半身俯身。IIM22中心部位有一个陶寺晚期的大扰坑，直捣木棺，正好将棺木上部大半毁坏。原有棺盖板和红布棺罩均被扰坑毁坏。扰坑底残着留随意抛弃的人颅骨5个，而墓主的头骨则残留在棺的衬板尸床上。扰坑底西部斜坡上残留着被拉上来的棺盖板，伴随着扰乱的棺内随葬品玉钺1件、玉钺残块1片、玉饰品和绿松石嵌片等20余件。IIM22棺是由一根整木挖凿出来的船形棺，长约27米、宽12米、残高016米~03米、板厚003米。墓室里棺周围的随葬品没有扰动痕迹，出土随葬品72件（套），其中包括彩绘陶器8件，玉石器18件套，骨镞8组，漆木器25件（不包括6件玉石钺的漆木柄），红彩草编物2件，另有猪10头，公猪下颌1件。

大墓周围共清理墓葬6座，时代均为陶寺中期。中型墓4座，小型墓2座。所谓中型墓长在3米左右，宽在16米~2米左右，自深2~4米。小墓长19、宽05、深02米左右。所有墓葬都受到陶寺晚期不同程度的破坏，尤其中型墓均有独立的扰坑，几乎被扰乱一空。中型墓IIM26，陶寺晚期被两次盗扰，墓底残留部分棺底板板灰和残缺人骨，伴随一些绿松石珠。北壁壁龛内残留一组彩绘陶器和一件骨器。陶器有小口折肩罐2、双耳罐2、盆1。另有动物肋骨1枝。

陶寺中期小城内大型天文观测建筑基址IIFJT1以陶寺中期大城南城墙Q6为依托，向东南方向接出大半圆形建筑。建筑由半圆形外环道和半圆形台基建筑构成。建筑基址由夯土台基和生土台芯组成遗迹包括外环道直径约60米，总面积约为1740平方米。台基直径约40米，总面积约1001平方米。三层台基生土芯直径约28米，面积约323平方米。

城墙Q6、环道、和第二层夯土台基基础皆使用小板块错缝法夯筑。

环道呈半圆形，环绕台基。由台基东侧路沟和台基南、西侧的路基构成。环道西部接在城墙Q6上。东部以路沟横穿城墙Q6豁口。夯土台基大概有三层。

第一层台基呈帽檐状，接在台基的东部。可能主要担当由正东门、东南角门上台基的坡道作用。生土半月台属于第一层台基，面向正东，很可能与东方祭祀有关。第二层台基呈半圆环状，东、西两头接在城墙Q6上，基坑也深6米。第三层台基主要是观测柱缝部分，在台基的东部和西南与第二层台基合为一体。台基芯主体由纯净黄生土构成，也以城墙Q6为依托呈半圆形。

第三层台基夯土挡土墙内侧那11个夯土柱以及10道缝，经解剖后发现是在弧形夯土墙基础面上，按照特殊需要人工挖出来的，残深6厘米~10厘米。基础墙深26米左右，至第三层台基南部结束，此处已无日出观测意义。夏至缝柱建筑基础则设置在第二层台基的基础上。所有12道观测缝，均可站在一个观测点望出去看到对面崇峰（俗称塔儿山）上的某个点，由此点的日出制定一个太阳年的“地平历”（或称定点历）。经我队近一年的实地模拟观测，这些缝可以看到冬至、春分、秋分等共计20个陶寺文化使用的重要节令日出。台基西南、西北部没有发现观测日落用的夯土柱缝遗迹。

最重要的发现是陶寺观测点夯土标志，它位于第三层生土台基芯中部，打破生土。该夯土遗迹共有四道同心圆。中心圆面直径25厘米，二圈同心圆直径42厘米，三圈直径直径约86厘米，外圈同心圆直径145厘米，基础残深26厘米。第二、三两道环皆为柱状，垂直上下。天文史学家基本认同该遗迹与天文观测有关。我们认为它可能同时兼有祭祀功能。

陶寺遗址考古工作，从城墙、宫殿、王级大贵族墓葬、观象与祭祀建筑、大型仓储等一个要素方面，不仅为世人揭示出中国史前最大的城址，而且展示出一个上古时期都邑聚落要素最全的标本，在以考古证明“尧都平阳”方面又跃进了一大步。陶寺观象台的考古发现引发了国内天文史学界的研究热情，在国际天文学界已引起了热切关注，英国《自然》杂志2005年11月10日第438期、德国天文学杂志《AstronomieHeute》2006年1~2月期及时报道了陶寺观象台考古发现的消息。中国科学院天文史学家席泽宗院士称陶寺观象台的发现是中国考古天文学的真正开端。（何驽）

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考古发现与夏文化研究

王城岗遗址位于河南省嵩山南麓的登封市告成镇西部。这里是颍河流经的登封中部的低平谷地，海拔270米左右。遗址在颍河与五渡河交汇的台地上，东部为五渡河，南部为颍河，遗址南眺伏牛山余脉的箕山和大、小熊山，西靠八方村，西望中岳嵩山之少室山，北依嵩山之太室山前的王岭尖，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王城岗遗址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曾经进行过发掘，发现了东西并列，总面积在一万平方米的两座小城。当时，发掘者提出，该城可能是文献记载“禹都阳城”的所在。但是，由于城的面积过小，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可。2002年~2003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登封王城岗遗址周围龙山文化遗址的调查”专题组，2004年~2005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王城岗遗址的年代、布局及周围地区的聚落形态”专题组在告成八方王城岗遗址展开调查、钻探和发掘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原来发现的小城以西，发现一座带护城壕的龙山文化晚期大型城址。这座大城北城墙残长约350米，残高05米~12米，复原长600米；西城墙复原长度为580米；东城墙和南城墙的长度复原后分别为580米和600米。大城的北城壕保存较好，长约620米，宽约10米，深约3米；西城壕仅保存西北角，残长约135米，宽约10米，残深15米~2米，复原长600米；大城的东、南两侧利用了自然河道作为城壕。复原后的大城总面积可达348万平方米，是目前为止在河南发现的龙山文化晚期规模最大的城址。在大城内，发现大面积的夯土遗迹和龙山文化晚期的祭祀坑、玉石琮、白陶器等重要遗存。

关于王城岗大城与原来发现的小城的关系，小城位于大城的东北部，大城的北城壕打破小城西城的西北拐角处的夯土城墙，可知大城的年代晚于小城。从对两者的包含物比较后可以初步认为，小城的使用年代是王城岗龙山文化第二至第四期，大城的使用年代属于王城岗龙山文化第三、四期。从王城岗小城与大城的位置看，当时人对王城岗城的修建可能是有规划的，即先建小城，后扩建大城。大城和小城是否有功能上的区分或不同，是我们应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注意的。

考古资料显示，这一时期先后有两座小城和一座大城存在并可能被同时使用过。联系到历史上夏的鲧、禹、启的传说多集中在这一带，遗址附近曾出土战国时期的“阳城”陶文，可知该地区战国时期称为“阳城”。小址开始被使用的时期为河南龙山文化第二期的年代略早于公元前2000年，我们认为，它有可能是禹的父亲鲧“作城”有关，而兴建年代略晚于小城的大城有可能与“禹都阳城”有关。

在夏文化研究中，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但已取得了不少共识和获得了重要进展，如：历史上的夏代是信史，夏代的物质文化遗存应该到考古学文化中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中去寻找，夏商周断代工程推定夏代存在于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即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17世纪等，使夏文化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上述考古发掘和夏文化研究的过程中，对王城岗遗址考古新发现与夏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应有足够的认识和估计。

新发现的王城岗大城，已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和重视。随着此项考古研究工作的继续，王城岗城址的“禹都阳城”说将会得到新材料的更加有力的支持，同时对王城岗城址的性质和其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的认识会不断深化，它必将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提供难得的重要资料。

古籍定义

"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 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知识信息;

著作方式;

文字;

物质载体;

文字制作技术;

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古籍

简策

《御笔诗经图》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

经部 | 十三经 | 十三经注疏 | 易经 | 经学史及小学类

周易 诗经 论语 说文解字 孟子 尚书 礼记 尔雅 春秋 左传 孝经 周礼 仪礼 大学 章句 易传春秋 公羊传 周易正义 论语集注 论语（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春秋左传正义释名孟子集注春秋谷梁传周易注大戴礼记礼记正义韩诗外传周易参同契东坡易传春秋公羊传注疏中庸章句尔雅注疏大学章句集注论语注疏尚书正义中庸章句集注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周礼注疏孟子注疏孟子字义疏证

史部 | 正史 | 编年 | 纪事本末 | 别史 | 史评 | 诏令奏议 | 传记 | 史钞 | 载记 | 时令 | 地理 | 职官 | 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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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以上是我根据楼主要求自己百度的 借鉴自http://www360doccom/content/13/0106/18/1430145_258613243shtml 共勉 建议采纳 呵呵 具体两个字的上面有 可以自己筛选

《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艾兰）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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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说探源

作者：艾兰

豆瓣评分：87

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年份：1998

页数：453

内容简介：

讨论阴阳五行的文章和书籍虽然已有不少，有一阵子似乎还成为时髦。可是，读者只要细读一下此书所收的文章，就会发现它跟大部分其他的书刊不一样。首先，此书作者都是对这一专题素有研究的学者，并且来自世界各地，论文显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同一间题的最新研究成果。此书的另外一个特点是编选的角度有独特的着眼点，并不是就阴阳五行论阴阳五行。我们认为解决阴阳五行的问题，必须首先弄清它与思维方式的关系。法国汉学家葛兰言(M Granet)早在三十年代就提出了关于“中国思维模式”的命题。一种哲学理论的产生跟它自身的文化习俗、思维方式往往密不可分。

中国早期的思维方式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表现在注重具象和直观思维，强调哲学的人本精神;同时也建立了成熟的宇宙论，着重探讨人在这个宇宙中的位置和与自然的关系，并且创造了成套的占理数术与之相应。近年来，中外学者对中国古代宇宙论的研究有较大的突破。人们开始认识到传统宇宙论的深厚内涵，特别是它跟早期神话和科学思想的联系，这一点在过去往往被忽略了。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此书所选的头四篇论文就是专门探讨阴阳五行说和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以及它与传统科学、神话背景的关系。

古籍，是中国古代书籍的简称，主要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

一、古籍书页版式

古籍版式指古籍版刻的样式。包括版面、大小题名、版框（亦称边栏）、界行、天头、地脚、版心、行款、字数、鱼尾、象鼻、书耳、书牌、条记、句读、插图等等。版式的概念出现在雕版印刷行世之后，但明显保留了雕版印刷之前的简策、手写帛书等装帧形式的特点。

古籍版式图

1。版框：也称为边栏，指每版内围框文字的四周边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两旁叫“左右栏”。单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双线的叫“双边”或“双栏”。一般比较粗黑，给人稳定感。四周只印一道粗黑的边线，称为四周单边。四周粗黑线内侧再刻一细黑线，称四周双边。如果仅左右粗黑线内侧有细黑线，称为左右双边。不仅有规范、整齐版面的作用，而且保留了简策、帛书的遗风。

2。界行：也称界格。指在版面内分割行字的直线。两道隔线间的条格叫界格，是竹木简书籍的流风余韵。在鉴定和著录时，人们习惯以半叶计算，叫做“半叶× 行×字”，有的径称“×行×字”，若每一行中有两排字（通常为大字的注解），叫做“小字双行每行×字”。若双行字数与单行正文相同，就不再注出。这种著录和说明方式，称为行格，又称行款。

3。天头：版框外空白纸的上方叫天头。

4。地脚：版框外空白纸的下方叫地脚。

5。版心：也称“叶心”，或简称“心”， 指古籍书叶两半叶之间、没有正文的一行。为折装整齐，版心多刻有鱼尾、口线等，为便检索，也常记有书名、卷数、页码、每卷小题、刻工姓名等文字。因为这一行居于两版的中心，故称版心。 版心通常有用作对折准绳的黑线和鱼尾形图案。

6。书口：又称版口，或简称口。指书籍装订成册后开合一侧的端面，有白口、黑口等款式。就书版而言它是版心。对于以包背装或线装的方式装订起来的书籍而言，这一部分为书可以翻阅的开口，故称书口。

7。鱼尾：版心中间的图形︻，因其酷似鱼尾，故名。刻于距版心上边大约四分之一之处。有时版心上下方都有鱼尾。一个鱼尾为单鱼尾，两个鱼尾称双鱼尾，个别有三鱼尾。鱼尾刻印出花样的称花鱼尾。鱼尾的作用是用作标示中缝线，作为折叶的标准。

8。象鼻：鱼尾上下到版框有一条线，叫做象鼻。象鼻为一条细黑线的叫细黑口或小黑口，象鼻为一条粗黑线的称为粗黑口或大黑口，无象鼻者为白口。

9。书耳：版框外左上角的空格，里面刻有简单的篇名，因为形状象耳朵，所以称书耳。书耳中的题名叫耳题、耳记。

10。墨钉：又称墨等。指版面上常有文字般大小的黑墨块，形状似钉帽。出现的原因是文稿雕版时未定的文字，等待校勘后写上去再印。

11。书牌：又称牌记，与现在的版权页类似，常常镌有书名、作者、镌版人、藏版人、刊刻年代、刊版地点等。明清时期的书牌作用多为表示特色和所有权，明清以前则更多是刻书题记，讲刻书缘起，选用底本，校本，甚至多少具有广告宣传作用。

12。大题：指一种书的题名。

13。小题：指一种书内各篇卷的题名。

14。行款：又称“行格”，指正文之行数与字数。通常以半叶计算。同一种书，不同时期有不同刻本，行款也往往不同。故行款为鉴别版本依据之一。

15。朱丝栏 乌丝栏：行格界栏以红色印的称为朱丝栏，以黑色印的称为乌丝栏。主要见于唐以前写本。明清时期，专有印刷各种颜色笺格的作坊，用不同颜色界栏笺纸抄写的古籍，通常直接著录为红格、黑格、蓝格、绿格等等。

二、古籍装订版式

单叶装订成册，就成为一部古籍。现存古籍以线装居多。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有其特定的名称。

古籍结构图

1。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

2。书衣：为保护书在书的前后加的封衣，也称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3。书名叶：在封皮之后，题有书名的一叶，又称封面、封、面叶、内封面。书名叶的后面一般加上一张空白纸，叫护叶或扉叶。

4。书脑：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叫书脑。

5。书脊：也称书背，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称为书脊。

6。书首：书脊的最上端，称为书首，又称为书头。

7。书脚：书脚是书的底部，有些藏书家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存而将书名写上去。

8。书根：书脚中简单记载卷册的部~

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及理论框架基本形成于先秦至汉代这一时期。古代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先秦到汉代的诸子百家思想中，如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商家等。许多古代经典著作，如《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九章算术》、《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成功的管理思想和经验。《老子》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权变谋略和在管理过程中的境界、素质及管理原则的思想;《孙子兵法》主要体现了管理者在人事、决策、环境、组织等方面的战略思想;《韩非子》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统御谋略思想;《论语》、《孟子》、《荀子》主要体现了管理者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谋略思想;《三国演义》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创造性管理思维;《红楼梦》主要体现了管理者以法治家的时效管理思想;而《九章算术》则是我国古代培训管理人员及供他们日常应用的手册，其中三分之二的题目可与财政或工程官员职能相对应，堪称两千年前世界管理数学之最。

后面的怎么全部复制了我的答案，日。太不厚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