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对于六经的注解称之为传，比如注解《春秋》的《春秋左氏传》（《左传》）或者《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等等。

但是由于年代久远，注解可能也读不懂了，于是就有了注解“传”的“疏”，也就是说疏是对传的再解释。

《论语注疏》是魏何晏注，宋邢昺疏。（儒学有两种《论语正义》，一是何晏著，一是刘宝楠著）。

论语正义(何晏)

〖论语正义(何晏)〗二十卷。魏何晏（？-249）注，宋邢□（930-1010）疏。晏为三国魏著名玄学家，其生平事迹，详见《沦语义疏》。□为北宋著名经学家，生平事迹详见《孝经正义》。《论语》作为儒家经典之一，历来备受儒者所重。自三国魏何晏撰成《论语集解》后，为其作义疏者代不乏人。至梁，皇侃广集众说，以南学思想为宗，撰成《论语义疏》。为何注申说疏通。但书成成于六朝清谈之世，所引各家大率以玄学为本，空言名理；皇疏己意亦多老、庄思想，又杂以佛道。故其义疏实际上已将孔子思想老子化；而对于《论语》中的名物制度，更是无暇顾及，不甚了了。有鉴于此，朝廷遂于咸平二年（999），诏令邢□与杜镐、舒雅、孙□、李慕清、崔□□等就何晏《集解》，改定皇侃《义疏》而为新疏，遂成此编。邢□诸人乃剪除皇氏《义疏》中的枝蔓之言，也即玄学之谈，而稍绳之以义理；重点在于其说解名物制度。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评其：“章句训诂名器事物之际甚详，故能与何注并传”，“其荟萃群言，创通大义，已为程、朱开其先路矣。”书成以后，由于邢疏义理及名物训诂皆胜于皇疏，故邢疏出而皇疏渐微，在《论语》的注解中，宋学即将代替汉学及其支脉魏晋玄学，亦自邢疏开始，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言：“汉学、宋学，兹其转关。”并且，自此以后，何注邢疏便成为十三经中《论语》一经的标准注疏，在经学发展史上占据着至为重要的地位。而实际上，皇疏与邢疏各有特点，皇疏以玄学为宗，保存了大量六朝以前的古注；邢疏则稍以义理为本，亦采录了许多六朝以后的注释，如果抛开门户之见，二书价值并重，均为研究《论语》必备的参考著作。此书又被题作《论语注疏》或《论语注疏解经》，原本依何注皇疏作十卷，《十三经》汇刻本依《论语》篇数析为二十卷。除《四库全书》、《四部备要》本外，尚有各种版本的《十三经注疏》本，其中最佳者，为1957年中华书局排印《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本。

论语正义(刘宝楠)

〖论语正义(刘宝楠)〗二十四卷，清刘宝楠（1791一1855）撰。宝楠字楚桢，号念楼，江苏宝应人。道光进士，曾任直隶文安知县。父台拱长于考订，尤深于声韵文字之学，宝楠受家学而不坚持门户，初治毛《诗》、郑《礼》，后与同乡刘文淇、梅植之、包慎言、柳兴恩、陈立相约各治一经，其专治《论语》。《清史稿·刘宝楠传》称其“病皇（侃）、邢（□）《疏》芜陋，搜辑汉儒旧说，益以宋人长义及近世诸家”，仿照焦循《孟子正义》之体例，“先为长编，次乃荟萃而折衷之”，撰《论语正义》，后因官事繁忙，未能成书，交由其子恭冕续编终成。是书刻本卷一至卷十七，卷下均题“宝应刘宝楠学”，卷十八至卷二十四，则署“恭冕述”；知前十七卷为亲撰，后七卷为刘恭冕在长编的基础上续撰。是书在对皇侃《疏》邢□《疏》、朱熹《集注》充分辨证基础上，指正谬误，兼采善说，对其他诸家的佳注，也时有甄采。对清人的注解考证，更是博取众长，详加引录，主要有刘台拱的《论语骈枝》、刘宝树的《经义说略》、方观旭的《论语偶记》、钱坫的论语后录》、包慎言的《论语温故录》、焦循的《论语补疏》、刘逢禄的《论语述何》、宋翔凤的《论语发微》、戴望的《论语注》、毛奇龄的《论语稽求篇》、《四书□言》、凌曙的《四书典故□》、周炳中的《四书典故辨正》、陈□的《论语古训》、胡培□的《四书抬义》、翟灏的《四书考异》，江永的《乡党图考》，黄式三的《论语后案》等，其不仅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且能在注释中注重文字训诂、史实考订、阐发经义，尤其对典章制度、风俗礼节、历史故事及人名、地名的注释考证，更为详备，对不能定论的异说，多兼收并蓄，待读者鉴别。如对《为政篇》“举直错诸枉”句中的“错”字，先引《经典释文》：“错，郑本作措”。“再引《说文》：“措，置也”，再引汉《费凤碑》“举直措枉”为证，判明“错”为假借字，“措”为正字，训解颇为人确信。又如对《公冶长篇》“愿车马衣轻裘”句中的“轻”字，断唐以前本无“轻”字，是宋人依《雍也篇》“衣轻裘”句误加，并引阮元《校勘记》，列举四条证据证之，考证有较大说服力。又如对《学而篇》“千乘之国”的解释，马融据《周礼》而说“千乘之国”的地域为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包咸据《王制》和《孟子》而说“千乘之国”即百里之国，何曼《集解》则两说并存，宝楠则征引大量先秦古籍和前人考证，证明包咸的说法较为可信，解决了何晏的遗疑。书中如上举之力证训解，并不鲜见。其汉、魏古注辑录甚多，而且对古注尚有疏解，极大丰富了《论语》注释的内容，使这书出清人诸家《论语》注之上，至今仍为古今说解《沦语》之善本。卷二十四为何晏《论语序》，又附宋翔凤辑郑玄《论语序逸文》，也详为疏解，据而可知《论语》一书的演变过程。然其间也有注释牵强的地方，加之考引过繁，使人有望而生畏之感。是书的最初刻本是同治五年刻本，后据以翻刻或排印本很多，一九八二年中华书局《十三经清人注疏》新校点本最佳。

邢昺（932一1010年）字叔明，北宋曹州济阴（今山东菏泽）人。太平兴国初年，擢九经及第。授大理评事、知泰州盐城监。后召为国子监丞、国子博士，选为诸上府侍读，义改任国子祭酒。咸平二年（999）。任翰林侍读学士，受诏与杜镐、孙□等校定《周礼》、《仪礼》、《公羊春秋传》、《谷梁春秋传》、《孝经》、《论语》、《尔雅》诸经义疏。四年，书成，凡一百六十五卷，命杭州刻板，颁行天下。后累官礼部尚书。□世为农家，深悉民事，故在东宫及内庭，侍上讲《孝经》、《礼记》、《论语》、《书》、《易》、《诗》、《左氏传》时，除据传疏敷引外，多引时事为喻，以俚语说民疾苦，深受世人尊崇，誉为“□儒”。他继何晏、皇侃之后，把玄学思想注人经学，恢复天的“自然”性质。反复强调，天本无心，岂能造元亨利贞之德；天本无心，也不能造元亨利贞之名。天本无体，也无言语之命。而“天道”，乃是自然而然之道，不是神意的表现。天所以能命，或是圣人以人事托之，如天之四德等；或是人感自然而生，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如贤愚、夭寿之类；或是天的自然功能，如利益庶物，四时之令递行，百物依时而生，万物资始等。这些皆不是“天意”的表现，不是“天”有意识安排。他虽然强调天的自然性质，但仍残留着“神”的形象。认为人作善事天降百祥，作恶事天降百殃，顺吉逆凶，这是天之命，故君子畏之。这也正是他认识上的矛盾之处。邢□主持整理七经疏义，是继唐孔颖达撰修《五经正义》之后，统一、熔铸儒学的又一壮举。其中《谷梁传》用东晋范宁注，《尔雅》用东晋郭璞注，《论语》用魏何晏注，梁皇侃疏，更进一步使南学统一了北学，也使玄学注人儒学。他吸收魏晋玄学思想，恢复了天的“自然”性质，初步改造了“天”的形象，而又力图论述“天命”，成为二程以“理”说天的前阶。主要著作有《尔雅注疏》、《论语正义》、《孝经正义》，均收入《十三经注疏》。

名字叫正义的古籍不少啊，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孟子的

内容简介

孟轲是鲁国贵族孟孙氏之后，出世时，家道已衰落，是没落贵族的后裔。据说他的父亲名激，在孟轲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孟轲的主要由母亲抚养成人。孟母很重视对孟子的教育，历史上广泛流传着“孟母三迁”、“孟母断机杼”的故事，足见其良苦用心。在母亲的精心教诲下，孟轲度过了充实的少年时代。

《孟子正义》（新编诸子集成）（全2册）讲述孟子的故事，激励人心。孟子名轲，表字无传，战国时邹国人。具体生卒年月不详，古今有多种推断，通行的说法大致有两种，即前322年-前289年，或前385年一前3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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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诂学中,注、疏和正义三者之间的区别为：

1、注 ： 把自己对原文的理解和体会记载在原文下面。例如熟知的《水经注》。

2、疏证 ：通会古籍的义理，再加以补充、校正、考证和阐释。

训诂就是为古籍的字（词）释义（注解）。注解的形式有多种，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种是“专书注解”——就是把对某典籍的注解专门成书。你问题中“传、笺、注、训、诂、说、解、诠、释、记、通、学、述、订、正、微、隐、书、义、义书、正义、音义、章句、集解、补注” 等等……，都是注解的方法。这样多的名称，其实可以归结为两类：（一），只解正文的“注”；（二），除了解正文之外，还解释 注文 的“疏”。

注、疏是自成一家的理论，另外还有汇集各家之言的“集解”、补充别人理论的“补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