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避讳举措有哪些介绍如下：

第一种是改字法

改字，顾名思义，就是对君王和他所要求尊敬者的名改用其它的字来代替。这种方法是古代避讳最为常用的方法，也正是由于这中避讳方法的盛行，使我们阅读古籍的时候产生了很大的障碍，有很多古籍中出现的人名、地名都要分辨哪个是什么时候改的，什么时候又改了回去。

秦始皇名“政”，为了避秦始皇的讳，当时的“正月”都会改为“端月”，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发掘的秦简之中，有一批叫《语书》的竹简，其中凡是遇到“正”字，都会写成“端”字。这显然也是为了避讳秦始皇，可见在秦朝时期避讳就已经很严格了。

到了汉代，为了避汉高祖刘邦的讳，将“邦”字都会改为“国”字，“邦”和“国”算是同意互训字。在汉景帝刘启的时候，为了避“启”的讳，通常会把“启”字改为“惊”，我们熟知的二十四节气之一的“惊蛰”原本在《左传》中是被称为“启蛰”的，就是为了避这个讳，被改为了“惊蛰”。

东晋的时候，为了避晋文帝司马昭的讳，当时人把王昭君改成了“王明君”，曾广为流传的《昭君》曲，成为了《明君》曲。

我们所熟知的嫦娥，在《淮南子》及《史通采撰》中都是被称为“姮娥”，但是到了宋代，为了避宋真宗赵恒的讳，在《文选月赋》中被改为了“嫦娥”。

在《琵琶行》中白居易写下了“江州司马青衫湿”的诗句，都知道“司马”是白居易的官职，但这个“司马”的官职和之前朝代的“司马”并不一样，它是由“治中”这一官号改的，原因就是为了避唐高宗李治的讳。

第二种是空字法

所谓的空字法，就是不写避讳的字，而直接写成“某”或者“□”。在《说文解字》中，对从光武帝刘秀及之后五位皇帝的名字，都采用空字法，直接写为“上讳”两个字。

在唐朝时期的《隋书》之中，为了避李世民的讳，每遇到王世充的名字都会写成“王 充”，而后来有的人不是太了解，常有将“王 充”抄写成“王充”的情况发生。到了唐高宗李治的时候，为了避李世民的讳，将原本的“民部尚书”改为了“户部尚书”。

第三种是缺笔法

这种方法一般是对避讳之字的最后一笔不写，这种缺笔法是在唐代开始兴起的，到了宋朝的时候，极为盛行。在《世语新说》中所有的宋代帝王名讳，都是用的这种方法记载。

除了上面说的这些“国讳”还有一些“家讳”，在古代的一些官员士大夫为自己家中的尊者避讳，比如《后汉书》作者范晔的父亲名“泰”，他便把“郭泰”改写为“郭太”。

总的来说，避讳这种情况虽然被古人看为是“尊祖敬宗”的表现，但是也使得很多的古籍变得非常混乱，为古籍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众所周知，皇帝死后会有庙号，也有谥号，但实际上因为本身的忌讳而很少有称呼皇帝谥号的。

梨园皇帝唐玄宗李隆基的庙号为“玄宗”，而谥号为“明”。到了清朝，因为要避讳康熙皇帝之名玄烨，唐玄宗这个称谓那是严禁的了，故而多称其为唐明皇，这是在当时不得已而为之的称呼。

　　在阅读历史文献时，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种现象，作者在文章中凡是涉及到本朝的皇帝、自己的长辈及尊崇的人名时，每每避而不用该字，而以改字、空格、缺笔等方法代替。这种现象就是避讳，表示作者不敢、不能或不愿直呼其名。

　　避讳大体可分两类：一是公讳，即国家强令臣民所作的避讳，如避本朝皇帝名、孔子之名等；二是私讳，乃是文人士大夫对其长辈之名所作的避讳。

　　避讳制度起源于周代，到秦代时，随着专制中央集权的建立，避讳的办法才初步确立。秦始皇名政，于是下令全国改正月为端月；秦始皇的父亲名楚，楚这个字就被改称为荆。汉代律法规定，臣民上书言事若触犯帝王名讳属犯罪。到了晋代，避讳制度日臻严密，在许多方面都有严格规定，如“授官与本名同宜改”、“山川与庙讳同应改”等等。甚至皇后的名字也在避讳之列，简文帝郑太后名阿春，当时凡有春字的地名都以阳字代替，如富春改为富阳，宜春改为宜阳。晋代人还特别重视家讳，别人言谈中若涉及自己父亲、祖父的名字就得赶快哭泣，对表对父、祖之孝心。《世说新语》中就记载，东晋桓温之子桓玄一日设宴待客，有位宾客嫌酒太凉，要侍者“温一温”，桓玄一听此“温”字，马上痛哭流涕，一直哭到不能出声。由于在言谈中容易触犯别人的家讳，很多人都很重视谱学研究，以免言语不慎触怒他人。

　　在南北朝时，士大夫都以善避私讳为荣。南朝刘宋太保王弘，精通谱学，能“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当时竟被传为美谈。在唐朝，避讳成为政府颁布的法律，不少人因不慎触讳丢官去职，断送仕途。著名诗人李贺的父亲名晋肃，由于“晋”与“进”同音，当时人认为他不能中进士，虽然有韩愈帮忙，专门写了《讳辩》为之辩白，但李贺最终没能参加进士科考试。恶讳（表示深恶痛绝的避讳）也首先在唐朝兴起。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憎恶安禄山之名，改安化郡为顺化郡，广东宝安县也被改为东莞县。宋代是避讳最严的一个朝代，庙讳就达到50个字，科举考试中，举子“举场试卷，小涉疑似，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失去中榜机会。宋孝宗时，应避讳的文字达到278个，文人士子遣词造句如履薄冰，举步维艰。至于因避讳不敢做某事、担任某官的更是常有。宋司马光被遣出使辽国，但因辽主名耶律德光，司马光只好以同名难避而辞退了这一差使。元朝，由于是少数民族的政权，几乎没有避讳制度了，大臣上书也敢直呼皇帝的大名。清朝统治者嫉恨中原人民视其为外族，除皇帝名之外，胡、夷、虏、狄等字都在避讳之列。乾隆四十二年，江西举子王锡候在《字贯》中触犯了康熙、乾隆帝名讳，满门抄斩，令天下士子心惊胆颤。避讳制度在中国存在了三千多年，直到辛亥革命后才彻底废除。

　　避讳给人们阅读和理解文献、辨别真相带来许多麻烦，甚至产生许多讹误。但如果能掌握它，却可以用来审定古书及文物的时代和识别其真伪，因为造假者图一时之快往往很少顾及避讳问题，前代避了后代的讳，或该避的讳没有避，都可以成为确定其伪品的依据。希望你能够找到答案

王羲之、王献之。单从名字上看，二人共用一个"之"字，犹如后代各姓中习惯用一个代表同辈人行辈的字一样，似乎同辈人。但他们实际上是父子关系。同样的情况，从王羲之辈开始，群众兄弟就已把"之"作为自己名字的一部分，其后经五代二百余年，祖孙父子都在接辖相继地用"之"字命名。当时社会最重避讳，而王羲之等不避"之"字，然是一个奇怪的文化遗传现象。其中的奥秘，无疑有研究揭开的必要。

　　其实，"之"字是宗教信仰的标志，性质犹如佛教人对"惠"、"释、""道、""僧"等字不避讳，道教人对"玄"字等不避讳一样，虽用在名字之中，其实并不是名字的一部分，因而不必加以避讳。就这部分人的宗教信仰来说，绝大部分人是道教，一少部分人信仰佛教。于是便有人说，人名中带"之"字，是宗教世家的标志。

　　王羲之的先人世代信奉道教，是有极深的家族渊源的。早在西汉时，王吉就被后来道教信徒奉为仙人。王吉就是王羲之的远祖。至两晋之际，王羲之的叔父王被认为是道教的"部鬼将军"，从此，道教便成为王姓这部分的家传信仰。王凝之便因笃信道教而遭遇不幸，但他的族人信奉道教早已成为习俗，他的死也无法使之改变。也就是从凝之的父辈开始，因为信道教成家风，开始在名字中为使用"之"字，以此作为自己宗教信仰的标志。据统计，大王羲之辈中，人名中有"之"字者共十二人，都是他的从兄弟或族兄弟；王羲之之子辈中，羲之七子的名字中全有"之"字，另有十五人名中有"之"字。此后，羲之孙辈有十二个"之"字人名，曾孙辈有十三人名带"之"字，玄孙辈有九人名带"之"字，五世孙有四人带"之"字。五世孙后，族人衰微，以"之"字作人名者不复见。

　　用"之"字作人名者，还有一些人是佛教徒。如法号释道敬的王羲之曾孙，在若邪山出家为僧，成为彻底的佛教徒。他的俗名虽无法得知，但按羲之后人命名的惯例，也应该是王某之。刘宋时，王准之、王袭之晚年无不笃信佛法，他们的"之"字名字，也就成了佛教徒的标志。

　　不过，无论名带"之"字的王姓人宗教信仰如何，有一点是无可争议的，即在他们使用"之"字作人名的时候，甚至数百年以后，人们都没有把"之"当作其名的一部分，而只是作为一种标志来看待。因为"之"是人名的一个附加字，与名字本身的关系并不十分密切，因此在许多古籍中，常可以省略不用或随意添加。如王彪之在《晋书》中作"王彪之"，在《太平御览》引《晋中兴书》中则作"王彪"；王献之在《晋书》中作"王献之"，在《初学纪》中则作"王献"；王晔在《宋书》中作"王晔"，在《南齐书》中则作"王晔之"；王悦在《宋书》中作"王悦"，在《南史》里则作"王悦之"，如此等等，其例甚多。因为"之"字没有被时人当作名字的一部分，所以也就没有避讳的必要。

　　与"之"字的使用情况大致相同，历史上的王姓人，也曾有累代使用"僧"、"昙"等字而不避讳的情况。使用"僧"字者，如宋明帝王皇后父王僧朗为第一代，王僧达、王僧绰、王僧虔、王僧谦、王僧首为第二代，王僧亮、王僧衍、王僧右为第三代，他们都是血缘关系极近的父祖兄弟子侄，命名时都有避讳的义务，但全不避讳，就是因为"僧"字是他们信仰佛教的标志，而不是真正的名字；同样，宋光禄大夫昙名中有"昙"字，族子王昙生名中也有"昙"字。显而易见，"昙"字也不在避讳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