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是汉文化和中华整体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秦始皇对于中华疆域的统一和汉武帝对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强化，为大一统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促进了汉民族的形成和汉文化的发展。同时对燕赵文化融入华夏大一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燕赵文化的发展和传承注入了新的内涵。

　　一、秦朝巩固统一的文化措施

　　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疆土的统一、政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文化的统一和制度统一。秦始皇在文化上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为燕赵文化融入大一统中华文化奠定了政治、文化基础。

　　一是书同文，统一文字。秦统一后，令李斯等主持文字的统一工作，在周代“大篆”基础上，创制“秦篆”，又称“小篆”，作为全国规范化的文字颁行全国。统一文字的工作使辽阔疆域内文化传播不再有文字隔阂，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是车同轨。秦始皇统一后，修建驰道、直道，形成以咸阳为中心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规定全国车轨轨距，两轮之间皆宽六尺。这一措施不仅促进了交通运输的发展，也有利于全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三是度同制，统一货币、度量衡。秦统一后，于公元前221年下令废除六国旧货币，制定新币：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重24两；铜币为下币，为圆形方孔钱，每铢重半两（俗称秦半两）。同时废除六国旧度量衡制，以商鞅变法制定的度量衡制度为准，颁行统一度量衡诏书，凡是制造的度量衡器都要刻上诏书全文，促进了全国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

　　四是行同伦，同一风俗。秦统一后以强制手段将秦的风俗推行全国，严刑峻法，以法为教，在各地设置专掌教化的“三老”，以“匡饬异俗”，实现 “大治濯俗”、“黔首同化，远迩同度”[2]。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中有“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币（僻），除其恶俗”的记载，表明秦朝曾大力推行移风易俗。

　　二、秦汉的文化专制制度

　　秦朝在推行统一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文化专制制度。

　　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提出了一整套君主专制的政治理论。在思想文化方面，提出了“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的主张，认为 “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强调法是衡量一切的准绳。

　　秦始皇极度推崇韩非学说，在统一后，把韩非极端的文化主张付诸实践，焚书坑儒，实行以吏为师、严禁私学的文化专制政策。

　　秦始皇还采纳李斯焚书的建议：除《秦纪》外，六国史书一律烧毁；《诗》、《书》、百家语除博士所藏外，凡私人所藏，一律限期交官府销毁，逾期不交的，处以黥刑并罚作城旦；对谈论《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但医药、卜筮、农书等不在禁列。

　　秦始皇燔烧诗书、坑杀儒士的行为，历来为后世所诟病，但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卷四《后秦纪》中对李斯“焚书”的上书作了如下评论：“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当战国横议之后，势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 这一政策反映了统一的帝国在完成军事政治上一统后，必定着手思想的统一，建立与大一统配套的主流意识形态，其背后的动机是为了维持帝王独尊，与保证帝国的长治久安。

　　但焚书坑儒不仅造成大量文化古籍的毁灭，也激起了士人对秦政的抵触和反抗，陈胜吴广起义后，连孔子八世孙孔甲也愤然反秦，作了陈胜的博士。

　　继秦而起的西汉王朝，不断探索维护大一统的政治指导思想，汉武帝时期政治一统、经济强盛，对思想统一的要求更为迫切，大儒董仲舒适时提出了“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建议，以经他改造的儒家思想作为帝国的统治思想。随着这一文化政策的推行，儒家学说作为大一统思想体系得以确立。

　　三、燕赵文化的整合

　　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政体的建立，各地区间的文化进一步融汇，燕、赵、中山的诸侯文化逐步向整合的地域文化发展，整体性特征不断加强。

　　燕文化是在燕国时期形成的诸侯地域文化。燕国山高水寒、环境恶劣，且民族冲突激烈，频繁的民族战争要求它的文化刚健、勇武，文化特质刚强、豪放慷慨，由此造成了燕文化慷慨悲歌、好气任侠的特点。

　　燕昭王即位后，卑身厚币广招贤才，筑黄金台，延揽天下英才。给燕文化又增添了重视人才的特点。

　　赵国是在三家分晋时建立的新诸侯，立国之后即卷入了诸侯纷争。赵武灵王亲政后，为提高赵国的军事力量和军队素质，推行“胡服骑射”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使赵国的军事实力大增，先后取得了北却三胡，伐灭中山国的胜利，成为继齐之后山东六国中唯一能与秦相抗衡的大国。

　　中山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曾被晋国所灭，中山武公复国，建都于顾（今河北晋州），公元前407年被魏国所灭，成为魏的属国。魏统治期间，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魏国文化，使中山在经济、文化方面得到很大的发展。公元前379年前后，中山复国，迁都于灵寿（今河北平山三汲一带）。1974年以后，在今河北平山三汲村发现了中山国都灵寿故城和中山王墓遗址，出土大量精美文物，证实了中山国往日的辉煌和强大。中山夹居燕赵之间，疆域虽小，武力却很强盛，敢于公开加入到大国间的角逐。曾与韩魏燕赵一起“五国相王”，成为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千乘之国”。后来虽亡于赵，但中山精神却汇聚到燕赵文化中。

　　秦汉时期，燕赵中山文化在大一统背景之下，相互融合，一部分原属燕赵中山文化的精华上升到整体文化的高度，表现出很强的地域性特征，通过人文心理、风俗民情表现出来。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谈到燕赵地区时以“民俗狷急”、“悲歌慷慨”目之。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中除引述司马迁分析外，还记载：

　　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踮足，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

　　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其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

　　代、钟、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气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时，已患其剽悍，而武灵王又益厉之。故冀州之部，盗贼常为它州剧。

　　蓟，南通齐、赵，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取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

　　上谷至辽东，地广民希，数被胡寇，俗与赵、代相类。

　　显然，在大一统背景下， 燕赵文化表现出趋同的文化特征，最终促进燕赵文化由诸侯文化向地方性区域文化发展，正是燕赵中山文化整合的结果。

　　四、移民与燕赵文化的传播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移民的时代。一方面燕赵地区接受了大量外来移民，对燕赵文化生产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燕赵向其他地区迁民，促进了燕赵文化的传播。

　　（一）、赵国富豪外迁与文化传播

　　秦灭赵后，有赵人被迁至温（今河南温县西南）[6]；有的被迁于蜀，也有人买通押送的官员而被安置在葭萌（今四川广元市西南）。其他如卓氏、程郑等被迁至临邛（今四川邛崃县）。赵王迁被流放房陵（今湖北房县）。秦始皇统一的当年，迁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主要是包括燕赵在内的六国富豪。

　　人口的迁徙，促进了地区间文化的交流和传播。燕赵地区的移民，把燕赵的生产技术、生活习俗和文化信仰带到迁入地，对当地产生了重要影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馀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於人君。

　　卓氏的见识与性格，体现出燕赵文化的影响。《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另一位邯郸人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把燕赵地区先进的铁器文化和生产技术传入巴蜀，不仅有利于该地冶铁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巴蜀营商文化的发展。

　　（二）燕赵文化对辽东和朝鲜的影响

　　燕昭王时，曾派大将秦开攻伐东胡，燕国势力抵达今辽河中下游地区。紧接遣秦开攻朝鲜，“取地二千余里，至满番汗为界”[8]。后又乘势“尝略属真番、朝鲜”[9]，自造阳（今河北怀来县）至襄平（今辽宁辽阳）筑长城，置郡县。秦灭燕后，秦在辽东地区承袭燕制，朝鲜半岛则属辽东外徼。

　　秦时，有大量燕人移居朝鲜半岛。秦末汉初朝鲜半岛有“燕、齐、赵人往避者数万口”[10]。汉初燕人卫满聚众数千人统治朝鲜，境内就是“故燕、齐亡者”[11]，到卫满的孙子右渠时，汉人越来越多，表明有大量人口移民到此。

　　在今辽阳等地曾出土了大量燕的刀币、布币和生产工具，表明燕赵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

　　（三）、徐福的海外移民与文化传播

　　秦始皇时期有一次较大规模的海外移民，与徐福出海求仙密切相关。徐福，齐人，秦朝方士，主要活动于今河北沧州一带。《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八年到泰山封禅后，“既已，齐人徐市（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此后，徐福一直从事为始皇求仙的活动，得到秦始皇的全力支持，不仅得到数千童男女和百工，且有充足的物质，耗资巨大，终无所获。三十五年卢生、侯生等逃走后，秦始皇大怒“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12]。徐福不得不寻求退路，因此在从河北盐山启程[13]，一直漂流到今日本岛西部，“遂止此州，世世相承有数万家”[14]。徐福东渡成功，给日本带去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促进了日本的开发和发展。至今，在日本有很多有关徐福及秦人的传说和故事，尊称徐福为农神、蚕桑神、医药神等[15]。

　　（四）燕赵文化在岭南的传播

　　岭南，指南岭以南的地区。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先后成为封建国家行政区的一部分，这是岭南历史上一个划时代事件，也是岭南古代文化发展史上新的起点。此后，中原汉文化在岭南进一步传播，与当地文化融合，促成了岭南跨越式发展，赵佗是完成这一历史重任的关键人物之一。

　　赵佗(—前137年)，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在秦始皇统一岭南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秦末农民起义烽烟中，把握机会，建立南越国，立国93年，为开发岭南作出了重要贡献。

　　南征百越，

　　岭南地区历来散居着众多越族部落，种姓各异，故称“百越之地”。《通典》云：“自岭而南当唐虞三代为蛮夷之国，是百越之地，亦谓之南越”。或曰“自交趾至于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16]秦始皇统一前，有的进入部落方国，有的还停留在原始部落阶段。

　　秦始皇一统天下过程中，于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派王翦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17]。公元前218年[18]，派大将“赵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19]发兵卒50万，进击岭南。屠睢的一、二路军，因推行民族歧视政策，虽杀了杀瓯王铎吁宋，但遭到顽强抵抗，“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20]，而东线的赵佗，由于实行剿抚结合政策，得到越人支持，攻占了番禺，“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21]。

　　为稳定岭南局势，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征发尝逋亡人、赘婿及贾人，使任嚣、赵佗为帅，继续“掠取陆梁地”，[22]置南海、桂林、象三郡。之后，秦始皇以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为龙川令（今广东龙川县），领“五十万人守五岭”地，又接受赵佗上书，征集15000名未婚女子南下“以为士卒衣补”，[23]使之与戍守将士成婚定居。三郡的设立，使岭南地区纳入秦帝国版图，结束过去越族互不统属、政治上落后的状态，先秦时期的蛮荒之地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赵佗在南征及任龙川令期间，既致力于防范越人反抗，又采取“和辑汉越”的方针。劝导士兵在当地养儿育女，促进汉越同化；上书皇帝要求遣送中原居民迁居南越，积极推广燕赵文化和先进的生产力，把中原的生产技术、礼乐教化、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等也带到岭南，中原华夏族与南越族在血缘和文化上的交流，渗透到岭南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各个角落，形成新的文化风貌。赵佗在任龙川县令时指导当地人民开荒辟田，兴修水利，修筑城池，今佗城即是赵佗所修，是当时龙川县治所，时称龙川，后称循州。1941年改称佗城。

　　统一岭南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面对“天下汹汹”的局势，南海尉任嚣于病重，召赵佗商议，“闻陈胜等作乱，……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叛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可以立国。郡中长吏亡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于是，“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赵佗主持南海军政要务。任嚣病逝后，为防止中原战火波及岭南，赵佗宣谕横浦、阳山、湟 三关设重兵防守，杀秦长吏，以亲信代之，控制了南越局势。秦亡后，赵佗派军统一了桂林郡、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建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

　　赵佗统一岭南的举措，其本身就是一种反秦行为，且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使岭南避免重新出现百越分立的混乱局面，避免遭受中原战争之苦，从而保证了岭南地区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进步意义，是一位杰出政治家在国家动乱之时采取的英明抉择，是与分裂国家的某些野心家具有本质区别的。

　　赵佗统一岭南后，继续推行“和辑百越”“汉越一家”的民族融合政策，要求中原官兵和移民尊重越人风俗，他自己身着越服，结发头顶，自称“蛮夷大长”，鼓励汉越通婚，任用越人参加政权管理，如越人首领吕嘉为丞相，“相三王，宗族仕宦为长吏者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24]。办学教民，推广汉文化，移风易俗等，使汉越和睦相处，社会安定，促进了越人社会的进步，也加快了汉、越民族的融合过程。推行秦朝的郡县制，要岭南各族首领“俯首系颈，委命于吏”，即各族首领要听命于郡县官吏。

　　赵佗的举措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所以汉高祖称赞他治理岭南“甚有文理。中县人（中原迁徙到岭南的移民）以故不耗减”，能“和辑百越”，“越人相攻击之俗亦止，俱赖其力。”[25]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统一史上，赵佗不仅是秦朝以来第一个成功在少数民族地区成功建立稳定政权的杰出政治家，而且是推行民族平等、成功地推进民族融合的伟大先驱。

　　维护统一，携土归汉

　　西汉王朝建立后，因天下初定，未及过问赵佗称王之事。汉高祖十年（前197年），刘邦亲率大军到赵佗故乡东垣平定赵利叛乱，改东垣名真定，取真正安定之意。翌年，刘邦命大夫陆贾携印玺至岭南，立赵佗为南越王。赵佗与陆贾相谈甚欢，接受南越王封号，奉汉称臣，并划定疆界，北与长沙王吴芮统治区相邻，将过去在名义上封给吴芮的象、桂林、南海三郡正式划为南越国。

　　刘邦的正确决策，赵佗的明智选择，不仅消除了汉与南越的对峙，在岭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统一史上第一个具有民族区域自治性质的稳定政权，而且开辟了一条和平统一的途径。赵佗在奉汉称臣的前提下，享有高度行政自主权，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原保持着密切联系，促进了岭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此后，南越国每年向汉朝廷进纳贡物，《西京杂记》卷三记载“尉佗献高祖鲛鱼、荔枝。高祖报以蒲桃、锦四匹”；卷四“南越王献高帝石蜜五斛、蜜烛二百枚。白鹇、黑鹇各一双。高帝大悦，厚报遣其使”，并在边关与汉互通贸易。

　　刘邦去世，吕后专权，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对南越以蛮夷视之，禁止金铁田器、马牛羊输越，“即予，予牡，毋予牝” [26]，想通过禁运限制南越的经济发展。赵佗先后三次遣内史藩、中尉高、御上书，请求解除禁令，均被吕后扣留。吕后又将南越领地封给了长沙王，引起赵佗强烈不满。吕后五年（前183年），赵佗自称南越武帝，发兵攻打长沙国边邑，此后更“以兵威边，财物赂遗”等方式，统治了闽越、西瓯、骆越等地，“东西万余里”，“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27]。强大的南越国与北边的匈奴一样，成为汉朝的大患。

　　吕后又削除赵佗 “南越王”爵位，并遣隆虑侯周竃将兵助长沙国攻越。不久吕后死，汉遂罢兵。赵佗致书周竃，提出恢复关系的两项条件：“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汉文帝即位后，采取安抚措施，“乃为（赵）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再遣陆贾出使南越国，在承认赵佗“服岭以南，王自治之”的前提下，劝他取消帝号分弃前嫌，通使如故。并阐明战则俱伤，和则两利。赵佗愿重修旧好，“长为藩臣，奉贡职” [28]。

　　历文、景、武三朝，赵佗不断“使人朝请”，奉汉称臣，使汉不费一兵一卒，保持南疆的稳定和发展，为国家统一和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开发岭南，传播文化

　　汉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赵佗去世。赵佗自率兵征发岭南到去世，在岭南81年，作为在燕赵文化造就的一代英杰，他为燕赵先进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统治南越国期间，赵佗 “和辑百越”，对各民族文化实行糅合政策。使得岭南得到大规模开发，铁器和农耕得到推广，郡县制度得以实行，汉越文化相互融合，社会生产全面发展。

　　1983年出土的广州象岗山第二代南越王赵昧墓，是汉越文化的一座宝库，出土大量金、玉、陶、玻璃、象牙、竹、丝。药、石等器物，种类繁多，形制多样，工艺精湛。其中一部分器物造型、纹饰与中原一样，应是由秦军带去或与中原交换所得，也有不少器物颇具地方特色，如编钟、铜鼎、铜仿、铜烤炉，以及许多金银制品，造型奇特，显属当地铸造，表示南越国物质文化已达相当高水平。而1995年发现广州南越国宫苑遗址内人工水景遗存，内有石构水池、叠石柱、八棱石柱、石栏杆、砖瓦等大量建筑构件，为国内罕见。长约150米曲流石渠通往水池，当中筑有渠陂、石板平桥、水闸及多口砖砌、陶制水井，形成一派岭南水乡园林风光。这显示秦汉时期汉越文化融会的结果，与中原汉文化输入分不开。

　　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和铁器，除兵器、礼器外，还有农具等，说明当时南越国已掌握了加工铁器以及铁器的锻造、淬火技术，并有了较为发达的手工制造业。

　　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缩影，也是社会发展的标志。南越国都番禹为汉文化在岭南传播的基地，出土的汉代建筑遗存，包括南越王宫“万岁”瓦当、印纹方砖、瓮、罐等，其中铺地砖为秦制宫廷建筑用砖，其花纹与咸阳秦宫地砖相同；象岗山南越王墓，仿秦皇宫苑规制兴建。广东五华县华城狮山西南坡发现的南越王长乐台遗址，发掘出长20多米、宽15米左右的以角砾和河砾石块铺成的道路，一直延伸到两座建筑基址前，山顶平台上是大型回廊式建筑基址，主体建筑在高台中央，出土有大量的板瓦、筒瓦和瓦当，板瓦、筒瓦均饰绳纹，瓦当饰卷云箭镞纹，可知当年长乐台的建筑是十分高大宏伟的。清人梁廷楠《南越五主传·先主传》云：南越王赵佗“以龙川为兴王地，就五华山筑台日长乐。”考古发掘足以证明中原营城、打井技术在南越国时已传人岭南。另外，南越国在边关互市，渡口、村场、交通要道等地举行定期集市。刘宋沈怀远《南越志》云：“越之市为圩，多在村场，先期招集各商，或歌舞以来之。荆南、岭南皆然。”这也是在中原影响下出现的商贸文化习俗。

　　赵佗十分重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发展岭南经济，其中造船技术在南越国时得到空间发展。史载：南越王造大舟，容三千人，足见其造船业相当发达。《汉书·严助传》载：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考古发现，南越国时期番禹已能生产规模较大的船只。另外从《史记》、《汉书》以及《西京杂记》等文献记载的赵佗每年进呈汉室的珍宝来看，南越国海洋捕捞业也很发达，能够捕捞珍贵的海底珊瑚和珍珠贝、紫贝等。

　　经过赵佗的治理，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飞跃性的发展，使一向十分落后的岭南经济赶上并在某些方面超过中原的发展水平。

　　（五）、与匈奴的战争和文化融合

　　在秦汉时期对北部边疆的经营中，燕赵地区是民族交往和民族融合的窗口。

　　秦灭六国，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并把战国时期燕、赵、秦三国长城连接起来，铸成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在北部边境沿长城设置了九原、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12郡。同时，从内地迁移大量人口，安置在沿长城一线。其中燕、赵北部作为防御匈奴的主要地区，安置了大量的移民，大量人口的迁入有利于边疆的开发和民族融合。

　　西汉前期，因政权初建，财力匮乏，对匈奴采取被动的和亲政策，匈奴不断南下，燕赵成为匈奴骚扰的地区之一，大量民众被掳掠。汉武帝时发动对匈奴的反击，燕赵皆是用兵重地。汉武帝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于塞外，设乌桓校尉，职同太守。东汉初，匈奴南下杀掠的范围深入到上谷、中山，“杀略钞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29]。东汉不得不把雁门、代、上谷等地的居民六万余口迁徙到常山关、居庸关以东。在击破匈奴后，光武帝准许内附乌桓从塞外内迁于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雁门和朔方等十个边郡地区，并设置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今河北宣化附近）。东汉末年的战乱中，幽冀一带大量的人口逃往乌桓，与当地人杂居。

　　燕赵北边因与草原游牧民族交接，由此造成了尚武、骠悍的民风。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引朱赣的《风俗》论述各地民风的不同是“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作为一个地区文化具体表征的生活方式、社会风俗与该地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述及燕赵的经济特征和文化风貌时指出：

　　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中山地薄人众，……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夫燕亦勃、碣之间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

　　班固在论及这一地区时除引用司马迁的论述外，还特别强调历史传统对文化的影响：

　　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取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

　　燕赵地区“矜懻忮好气”，“雕捍少虑”、“任侠为奸”的民俗特征，表现出骠悍的军事文化的色彩。而汉武帝时徙乌桓内迁，主要安置在今燕赵北部一带，更加重了这一地区尚武的民风。幽燕产良马，军队战斗力较强，在楚汉战争期间幽燕的枭骑曾助刘邦击败项羽，东汉光武帝平定河北时，幽州的突骑更被称为“天下奇兵”。北边部族的内迁强化了燕赵地区文化融合。

　　燕赵地区的地位，使齐鲁、中原文化和北边的游牧文化在这里融汇，使燕赵文化具有了海纳百川的独特魅力。既有勇武豪侠的遗风，又因儒风流布，多鸿儒文豪。既产生了维护国家统一、推行民族亲和的一代先驱赵佗，东汉名将赵云。更造就了被后世尊为“汉代孔子”的儒学大师董仲舒，还有被曹操称“一代宗儒”的“卢植”。还因有“实事求是[30]”的河间献王刘德，燕赵成为“实事求是”的发祥地。而且因刘德的“修学好古”，成就了河间诗经学派――毛诗。燕人韩婴成就了《韩诗》，并在秦汉思想史、教育史上留下了煌煌篇章。

　　秦汉时期，在大一统局面下，文化的趋同性日趋明显，而燕赵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更是在这种文化变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古书疑义举例》七卷。清·俞樾（1821-1906）撰。

　　俞氏因周、秦、汉三代之书，用词造句。与后世多有不同，抄传刊刻多有讹误，音义变易多有歧异，后人阅读、理解极为不便。遂博览古书诸经，分类总结概括，凡立八十八目，论说古书中造句特点、诠释方法、语言习惯、各种致误原因等，每说必详为例证，以明其意，使读者收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之效果，为研读秦汉古籍之初学者必读之书。深为古籍文献、古汉语研究者推重。有1956年中华书局校点排印《古书疑义举例五种》本。附四种皆为俞氏书出后补续之作。有刘师培《举例补》，杨树达《举例续补》，马叙伦《举例校录》，姚维锐《举例增补》，可补俞氏之末尽，正其失误。

《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主编，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古代简史》，张帆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历史学》(大学文科指导书目)，李玉、吴宗国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中国历史文选》（修订本）张衍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通史参考书

《国史大纲》，钱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中国文化史导论》，钱穆，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

《吕著中国通史》，吕思勉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通史》，白寿彝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中华二千年史》，邓之诚，中华书局1983年版

《简明中国古代史》，张传玺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版

《中国古代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编辑部，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历史研究专题述评》，胡凡等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历史研究》编辑部，三联书店1957年版

《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林甘泉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中国大历史》，黄仁宇著，三联书店1997年

阅读杂志

《历史研究》 《中国史研究》 《中国史研究动态》

文献索引

《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复旦大学历史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中国史研究入门》(上、下)，山根幸夫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先秦史研究概要》，朱凤瀚、徐勇编，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战国秦汉史论文索引》，张传玺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书目论文索引》，武汉大学图书馆1982年版。

《魏晋南北朝研究论文书目引得》(1912-1969)，邝利安编，台湾中华书局。

《东洋学文献类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先秦篇参考书

《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苏秉琦，三联书店1999年版

《中国早期国家》，谢维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李学勤主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夏商史稿》，孙淼，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西周史》，杨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西周史》，许倬云，三联书店1994年版

《先秦史论稿》，徐中舒，巴蜀书社1992年版

《中国奴隶社会史》，金景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春秋史》，童书业，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战国史》，杨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古史新探》，杨宽，中华书局1965年版

《先秦两汉史研究》，吴荣曾，中华书局1995年版

《十批判书》，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中国古代思想史》第1卷，侯外庐主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士与中国社会》，余英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青铜时代》，张光直三联书店1999年版

秦汉篇参考书

《秦汉史》，吕思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秦汉史》，林剑鸣，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秦汉史》，翦伯赞，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剑桥中国秦汉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阎步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先秦两汉史论丛》，韩连琪，齐鲁书社1986年版

《先秦两汉史研究》，吴荣曾，中华书局1995年版

《秦汉问题研究》，张传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秦汉史论集》，高敏，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

《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中华书局，1993年版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秦汉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祝总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998年版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阎步克，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1996年版

《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阎步克，中华书局2002年版

魏晋南北朝篇参考书

《魏晋南北朝史》(上下册)，王仲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两晋南北朝史》(上下册)，吕思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纲》，韩国磐，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金明馆丛稿初编》，陈寅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三联书店1954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周一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周一良，中华书局1985年版

《魏晋南北朝论丛》，唐长孺，三联书店1955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唐长孺，三联书店1959年版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唐长孺，中华书局1983年版

《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唐长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读史集》，何兹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秦汉魏晋史探微》，田余庆，中华书局1993年版

《东晋门阀政治》，田余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魏晋南北朝经济史》，高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秦汉官制史稿》(上下册)，安作璋、熊铁基，齐鲁书社1984年版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本)魏晋南北朝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中古文人生活》，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理学·佛学·玄学》，汤用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罗宏曾，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隋唐篇参考书

《隋书》:《高祖纪》、《炀帝纪》、《百官志》、《食货志》，及相关列传。

《旧唐书》、《新唐书》:《高祖本纪》、《太宗本纪》、《则天皇后本纪》、《玄宗本纪》、《地理志》、《职官志》（《百官志》）、《食货志》、《兵志》，及有关列传。

《资治通鉴》（隋唐部分）。

《隋唐五代史纲》，韩国磐,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中华书局1977年9月版。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辽宗夏金篇参考书

《辽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圣宗本纪》、《营卫志》、《兵卫志》、《百官志》、《食货志》，及相关列传。

《宋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神宗本纪》、《徽宗本纪》、《高宗本纪》、《理宗本纪》、《地理志》、《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及相关列传。

《金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海陵本纪》、《世宗本纪》、《食货志》、《百官志》，及相关列传。

《两宋政治经济问题》，邓广铭、漆侠,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

《宋史》，陈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辽史简编》，杨树森,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金史简编》，张博泉,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辽夏金经济史》，漆侠、乔幼梅,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元朝篇参考书

《元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世祖本纪》、《顺帝本纪》、《地理志》、《百官志》、《食货志》，及相关列传。

《邵循正历史论文集》（蒙古史、元史部分），邵循正,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9月版。

《元朝史》，韩儒林主编,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元史》，周良霄、顾菊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明清篇参考书

《明史》:《太祖本纪》、《成祖本纪》、《英宗本纪》、《武宗本纪》、《神宗本纪》、《庄烈帝本纪》、《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地理志》，及相关列传。

《清史稿》:《太祖本纪》、《太宗本纪》、《世祖本纪》、《圣组本纪》、《世宗本纪》、《高宗本纪》、《职官志》、《食货志》、《兵志》、《地理志》，及相关列传。

《明清史讲义》，孟森,中华书局1981年版。

《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孟森,中华书局1984年版、1986年版。

《明史新编》，傅衣凌主编,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简明清史》，戴逸主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明清史论著合集》，商鸿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清史新考》，王锺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明清史新析》，韦庆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专题参考书

《中国政治制度通史》(10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卷，白刚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祝总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998年版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阎步克，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1996年版

《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阎步克，中华书局2002年版

《秦汉官制史稿》(上下册)，安作璋、熊铁基，齐鲁书社1984年版

《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乙部，严耕望，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0年版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瞿同祖，中华书局1991年版

《秦汉法律与社会》，于振波，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魏晋南北朝经济史》，高敏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中国思想史》第一、二、三卷，侯外庐主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葛兆光，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十批判书》，郭沫若，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汉代思想史》，金春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汉代政治与春秋学》，陈苏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

《理学·佛学·玄学》，汤用彤，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郭象与魏晋玄学》，汤一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中古文学史论》，王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始创于1899年京师大学堂设立之史学堂，是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学研究机构，也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国立史学高等教育机构。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998年即获全国首批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目前设立有中国史、世界史两个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招收历史学、世界史两个专业本科生。有历史学一级国家重点学科，含3个二级国家重点学科（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1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1个博士后流动站，10个教学科研实体，20个挂靠的研究虚体机构，2个藏书30多万册并有珍本、善本等特藏的专业图书分馆。

师资岗位向国内外开放竞争，择优选用一流人才。目前一大批占有广阔学术前沿的中年教师已成为主力，一代史学新秀正在茁壮成长。教师中有过6位现任和曾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田余庆、何芳川、朱凤瀚、罗志田、钱乘旦、李剑鸣），4位北大文科资深教授，现有4位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马克垚、阎步克、钱乘旦、李剑鸣），5位教育部“长江学者”，1位国家级教学名师，5位国家级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11位教育部跨/新世纪人才，大多数学科方向都有国内外公认的学术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