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算，他是冤枉的

　　蜀国名将魏延是三国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之一。有人说他是蜀汉后期最为重要的大将，因“性矜高”而与“平日诸将素不同” ；屡次北伐时，“延每随亮出，欲请兵万人，与亮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深为一生谨慎的诸葛亮所“制而不许”。建兴12（公元234）年秋，在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后，因与丞相府长史杨仪争夺蜀汉最高军事统帅权，被诬以叛蜀而遭杨仪部将马岱所追杀，为后人叹惜不止，深以为冤。如冒鹤亭先生就在《疚斋日记·读三国志蜀志》中云：

　　“魏延之反，亦冤辞也。其人过于自负，叹恨己才，用之不尽，故诸葛卒后，曰：‘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指长史以下）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约束），作断后将乎！’。盖欲遣行者护丞相丧归，自留渭南，与司马决斗。其才不及诸葛则有之，其兴复汉室之心，与诸葛同也。而杨仪素与延不平，不欲下之，便引诸营相次还，延于是怒，先仪南归，烧绝栈道，使仪归不得。此则逞一朝之忿，而忘君国之大事矣。陈寿于延传末云：‘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就背叛。’斯为得之。蜀中人才本少，横加延以反名，长城自坏，仪之肉宁足食哉！”

　　也有人说“魏延脑有反骨，久后必反”，且多次卖主求荣，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丞相而所不容，并在其死后设计除掉之。这种说法常见于流传甚广的《三国演义》，但《三国演义》毕竟为小说家之言，且大都人都认为它只是七分史实、三分虚构，不可尽信。况且史书《三国志》中的魏延就看不出反叛蜀汉的意图，正如《三国志�6�1蜀书�6�1魏延传》所言：

　　“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

　　知人论世，斯为得之。魏延有错，但无反骨，事去千载，言之慨然而又枉然。且考诸史籍，只见其忠义双全、勇略过人，而无叛蜀之迹。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魏延桀骜不驯的性格和骄傲粗鲁的脾气，导致在关键时刻被人诬以谋反，终惨遭灭门之祸。正如蜀人杨戏著《季汉辅臣赞》中云：

　　“文长刚粗，临难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不协不和，忘节言乱，疾终惜始，实惟厥性。”

　　因此我们说魏延脾气固然偏激，但在政治上他绝对忠于蜀汉政权，毫无叛蜀之迹。有问题的只是他性格上的“不协不和”，才导致其身死族灭。下面我们将深入探讨魏延所谓的“叛蜀”之说。

二、心存汉室，足见其忠

　　蜀将魏延是先主刘备最为欣赏和看重的名将之一，也是第一批随刘备西入益州、力定巴蜀的功勋之臣。《三国志�6�1蜀书�6�1魏延传》就曰：“魏延字文长，义阳人也。以部曲随先主入蜀，数战有功，迁牙门将军。”可见，在刘备西取益州的战争中，魏延多次力战有功，从军队的基层开始，一步一步往上爬，以致最终完全取得先主之信任，将镇守汉中的重任交给他。《三国志�6�1蜀书�6�1魏延传》就曰：

　　“先主为汉中王，迁治成都，当得重将以镇汉川，众论以为必在张飞，飞亦以心自许。先主及拨延为督汉中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一军尽惊。”

　　在当时，汉中是蜀国的最前沿阵地，得汉中，可不仅可北争关陇，而且还能南蔽巴蜀。正如杨洪对诸葛亮云：“汉中则益中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三国志�6�1蜀书�6�1杨洪传》）。蜀将黄权亦说：“若失汉中，则三巴不振，此为割蜀之股臂也。”（《三国志�6�1蜀书�6�1黄权传》）。清人顾祖禹曰：“汉中府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曹魏若是占领汉中，将严重威胁巴蜀。当时蜀汉的五虎上将俱在，有“绝伦逸群”的关云长、“雄壮威猛”的张翼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的马孟起、“老当益壮”的黄汉升及“智勇双全”的赵子龙。但先主却把这肩关益州安危的重任交付于魏延，足见其知人善任，对魏延是绝对信任的。故在大会群臣之际，试问说：“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 魏延气干云霄对曰：“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 “先主称善，众威壮其言。”可见其忠义双全、勇略过人。但魏延也不辜所负，在他镇守汉中的十五年里，曹魏从末越过汉中半步。直至蜀汉后期姜维调整军事部署，采用诱敌深入之术，最终被魏将钟会长驱直入，导致蜀汉的直接灭亡，深为后人叹惜不已，如郭允蹈就在《蜀鉴》云：

　　“蜀之门户，汉中而已。姜维之退屯于汉寿也，撤汉中之备，而为行险侥幸之计，则根本先拔矣。异时钟会长驱直入，曾无一人之守，而敌已欣然得志。初不必邓艾之出江油，而蜀已不支，不待智者而能见。呜呼，姜维之亡蜀也。”

　　以此观之，在蜀国灭亡的后期阶段，若诸葛丞相遗命让“攻守兼备”魏延统军汉中、北进中原，魏国终不能越雷池半步，蜀汉政权也不会在很短时间内灭亡，可历史不容假设。反观诸葛遗志的继任者姜伯约虽“忠勤时事，思虑精密”、“敏于军事，既有胆义，深解兵意。”，但终因其才疏学浅、难堪重负。正如陈寿在《三国志�6�1蜀书�6�1姜维传》中评曰：“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老子有云：‘治大国者犹烹小鲜。’，况于区区蕞尔，而可屡扰乎哉？”。魏延与姜维军事才能之高低，一目了然，足可见诸葛亮也有识人不智、所托非人之时。

三、屡立功勋，足见其勇

　　魏延在蜀汉后期军事行动中，多次随诸葛亮北伐中原，屡立战功，被后主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领汉中太守，南郑侯。地位仅次于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领司隶校尉，益州牧，武乡侯的诸葛亮，成为蜀汉晚期最为重要的将领之一。

　　蜀汉建兴八年(公元230年)，魏延率兵，“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溪，延大破淮等”（《三国志�6�1蜀书�6�1魏延传》）。此次战役是由魏延单独领军作战，对手郭淮又是曹魏在关西陇左首屈一指的名将，《三国志》号称其“方策精详，垂问秦雍”。郭淮曾在街亭败马谡、破高详，“摧破廖化，擒虏句安”（《三国志�6�1魏书�6�1郭淮传》）。其深通兵法、神机妙算，即使诸葛亮亦畏惧他三分。如青龙二年，诸葛亮兵出斜谷，屯田于兰坑，等待时机再伐中原。当时司马宣王驻兵渭南以防蜀军，“淮策亮必争北原，宜先据之，议者多谓不然。”，但司马懿采纳了他的建议，即刻让其率军驻屯北原，“堑垒末成，蜀兵大至，准逆击之。” 。过了不久，“亮盛兵西行，诸将皆谓欲攻西围，准独以为此见形于西，欲使官兵重应之，必攻阳遂。其夜果攻阳遂，有备而不得。”魏延就是面对郭淮这样的魏之名将，却能大破之，此足见其具有独自作战的统帅才能，实可堪大任也。后来在诸葛亮的几次北伐中，魏延也多次摧城拨寨，屡立战功。《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载：“宣王(指司马懿)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宣王还保营。”

　　以此言之，蜀将魏延骁勇善战、所向披靡，且又心存汉室，可谓蜀之猛将也。然而就是在关张等五虎上将等先后过世的蜀汉后期，对于魏延这样一个难得的军事将才，诸葛亮却始终不肯像先主刘备一样心怀坦荡，委以重任，诚为可惜。

诸葛亮死后，杨仪“秘不发丧”，又命费祎试探魏延的意图和打算。魏延对费祎说：“丞相虽亡，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同②。魏延此话，若以官阶而论则不为乱，若以公私而论则不为不当。对于蜀国而言，“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袁子》。，伐魏乃天下之大事，诸葛亮一人身死，便将兵临渭水、逼近长安的十万大军撤回，弃北伐之大业，岂不是以私废公。再则，诸葛亮死后，姜维也曾九次北伐，魏延的军事才干远远超过姜维，为何不能继武侯之志，担当伐魏重任呢？ 另外，魏延官爵在杨仪之上，也根本没有必要服从杨仪的指挥。正因为如此，魏延才“与费祎共作行留部分，令祎手书与己连名，告下诸将”。也就是说他与费祎重新商量了治丧的步骤：谁护送诸葛亮灵柩回蜀，谁带兵继续北伐，两人共同签名，准备向部队传达。可费祎却口是心非，寻求脱身之策，他骗魏延说：“当为君还解杨长史，长史文吏，稀更军事，必不违命也。”以此为借口，“费祎出门驰马而去”，并随即背信弃义，助杨仪整军退回蜀中。等到魏延“遣人觇仪等”，才发觉上当，大军已经“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魏延当然大怒，趁着杨仪行军迟缓，抢先一步，“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魏延的意图很明确，因杨仪掌握了全军的统帅大权，故无法与之较量，所以只能赶回成都，向后主奏告事情原委。杨仪也不甘落后，于是二人都向刘禅上表，皆称对方“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毫无主见的刘禅判断不出孰是孰非，就此事询问“侍中董允，留府长史蒋琬”。蒋琬、董允都是诸葛亮的心腹，加之魏延与同僚关系一向不好，“平时诸将素不同”，“当时皆避下之”，故而蒋琬、董允“咸保仪疑延”。于是刘禅遂命“蒋琬率宿卫诸营赴难北行”，准备讨伐魏延。但不等蒋琬兵至，魏延已被杨仪所杀，原因是他“拒南谷口，遣兵逆击仪等，仪等令何平在前御延”。(按：何平即王平，其“本养外家何氏，后复姓王”。)

魏延为何不赶赴成都，而要在南谷口以弱势兵力对抗杨仪呢？揣测原因，大概是刘禅派蒋琬讨伐魏延的消息其已经获悉，他已没有机会进入成都，向后主辨明事实真相了。在此情况下，形势对魏延当然极为不利，被王平临阵一叫骂：“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魏延所部立刻军心动摇，“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其实，所谓的“曲在延”也是表象，当兵的怎会知道上层斗争的内幕？他们只知服从刘禅和诸葛亮的命令，既然皇帝和宰相都站在杨仪这一边，认为魏延反叛，不愿追随他，也就是很正常的事。也就是说，魏延部下这样做和整个事件的是非曲直是无关的。

在“军皆散”的情况下，魏延无奈，只得“与其子数人逃亡，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致首于仪”。于是杨仪用脚踩着魏延的脑袋，嘲笑说：“庸奴，复能作恶不？”之后杨仪又“夷延三族”。《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一代名将魏延就这样身死族灭，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魏、杨内讧以魏延彻底失败而告终。魏延的失败有主客观的原因。从客观上分析，魏延遭到诸葛亮多年的打击和排斥，加上杨仪、费祎等人的嫉恨，处境艰难，势单力薄。从主观上分析，魏延本人在这场突发事件中头脑发昏，处置失宜，他不该轻信费祎，也不应在退军途中烧毁主力部队回归的“阁道”，授人以“谋反”之柄，更不该“据南谷口”，以所部数千之众去对抗杨仪的十万大军。这完全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我认为，魏延的性格才能同韩信确实非常相似，即他善于用兵，是军事上的奇才。但在政治上却显得幼稚，缺智少谋。魏延死后七年，蜀人杨戏著《季汉辅臣赞》，给魏延下了这样几句评语：“文长刚粗，临难受命，折冲外御，镇保国境，不协不和，忘节言乱，疾终惜始，实惟厥性。”杨戏肯定了魏延“折冲外御，镇保国境”的功劳，叹息他不能善始善终，指出根源在于他那“不协不和”、桀骜不驯的性格，这个评价是比较公允的。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所谓魏延“谋反”说，那完全是罗贯中捏造的罪名。陈寿对此已经下了结论：“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还者，但欲除杀仪等，平日诸将素不同，冀时论必当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三国志》卷四十《魏延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魏延的冤家对头杨仪倒似乎是“脑后长有反骨”。杨仪诛杀魏延后，自以为“功勋至大”，代亮秉政非己莫属。岂知诸葛亮生前早有安排，“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益州刺史”。后主仅给杨仪一个虚衔，“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从容而已”。于是杨仪口出怨言：“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军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此等“大逆不道”之言被费祎密报后主，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于是杨仪被废为庶民，仪“复上书诽谤”，遂下狱治罪，“仪自杀”。

岳飞与南宋其他将帅的比较，简要介绍南宋初年的著名将领

南宋初年，比较著名的将帅主要有岳飞、韩世忠、吴玠、刘锜、张俊、刘光世。

宗泽、李纲、虞允文等人属于文臣，而非武将。

在南宋初年的诸大将中，张俊比岳飞年长17岁，韩世忠、刘光世比岳飞年长14岁，吴玠比岳飞年长10岁，刘锜比岳飞年长5岁。但是，岳飞后来居上，靠着自己的杰出军事才能和辉煌战功而不断得到提拔重用，不仅军事才能出类拔萃，而且战功和声望也超过了南宋其他将帅。

关于岳飞与宋朝其他抗金将领的比较，著名历史学家、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在其所著《岳飞新传》一书中曾有一段精辟透彻、客观全面的论述，现在部分摘录如下：

『为说明岳飞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地位，有必要将岳飞与当时的抗金名将作一番比较。

陆游诗云：“堂堂韩岳两骁将吴玠简介，驾驭可使复中原。”后世提到南宋初抗金名将，也往往韩、岳并称。就坚决抗金的志向而论，韩世忠和岳飞是可以匹配的。若从军事成就而论，则韩世忠不仅次于岳飞，也不及吴玠和刘锜。

吴玠是第一个使金军遭受惨败的南宋将帅，他的功绩是不可抹煞的。然而他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和尚原与仙人关两次大捷，是防御性的战役，而不是进攻性的战役。自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以后，川、陕战场大致上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吴玠显然满足于所取得的成就，未能大举出师，克复失地，最后竟以服食丹石、沉湎女色而死。

刘锜原来的地位和声望并不高，顺昌之役，使他一战成名。顺昌之战是防御性的战役，纵观刘锜的军事生涯，也只有此仗打得出色。往后绍兴十一年柘皋之胜和濠州之败，已大不如前。二十年后，金海陵王大举南侵，刘锜败于淮东，军事声誉更是一落千丈。

韩世忠一生最出名的有两仗，一是黄天荡之战，以八千水师堵截金朝大军，一度使完颜兀术(宗弼)相当狼狈，扭转了宋军望风奔溃的颓势，但最后仍以失利告终；二是大仪镇之战，被撰写神道碑的赵雄和往后的史传夸大为“中兴武功第一”，其实不过是伏击金军万夫长聂儿孛堇的前锋部队，杀敌数百的小捷。此后韩世忠率军长期守卫淮东，除曾攻取海州外，屡攻淮阳军不克，在救援濠州时又被战败，无大的战功可言。

在南宋初年的将帅中，如果说吴玠和刘锜是防御型的将帅，岳飞则是进攻型的将帅。

保守、怯弱的宋朝，长期以来形成了消极防守的军事传统，习惯于分兵把守，结果无非是被动挨打。反之，金军在战略上一直居于优势，他们能够集中兵力，统一指挥，并依靠骑兵进行大规模的机动的进攻战。到绍兴年间，尽管宋军素质有了显著提高，非北宋末年可比，而宋金之间在战略指挥上之优劣，却仍无改观。

岳飞比吴玠、刘锜等人高明之处，在于他对宋朝的军事传统有所认识，有所批判，也有所突破。岳飞上奏批评宋高宗和朝廷“仅令自守以待敌，不敢远攻而求胜”，岳飞“常苦诸军难合”，力争自己对诸军的统一指挥。尽管岳飞的战略方针受宋高宗和南宋朝廷的阻难，却仍组织了如第一次、第二次和第四次北伐那样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并且编练了强大的骑兵，在最有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地形和时节，对抗敌人，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南宋初年，具备光复故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岳飞组织和训练了一支坚不可摧的岳家军，并且保持了“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的严明军纪，这在中国古代实为罕见和难能可贵，成为两宋三百二十年间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岳飞重视北方民间抗金义军，提出“连结河朔”的军事思想，发动、联络和支援北方抗金义军，使之与岳家军互相呼应或配合，夹攻金军。这既是先进的军事思想，更是高明的战略部署。岳飞在这方面无疑是受宗泽的熏陶，而其成就却也胜过前人。

在战争史上，不乏好战嗜杀的名将。他们的特点是将战争作为乐趣，草菅人命，动辄杀人盈城，杀人盈野。岳飞却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仁心爱物”。岳飞英勇善战，却从未将杀人视为乐趣。“凡出兵，必以广上德为先，歼其渠魁，而释其余党，不妄戮一人”。这不仅表现在岳飞平定吉、虔州叛乱和对杨么叛军的处置上，即使对金军也不例外，“是以信义著敌人不疑，恩结于人心，虽虏人、签军，皆有亲爱愿附之意”。这种“以仁为本”，珍视人命的军事观，即杜甫诗中所谓“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也是十分难得的，是中华军事学上一种值得珍视，并应发扬光大的好传统。

《孙子兵法》是古代一部天才的军事著作，它标志着中国当时军事理论的高度发展，实为盖世无双。然而自此部兵书问世后，尽管中国历代名将辈出，军事理论上却无重大突破和更新。在这种前提下，岳飞反对防守，主张进攻的方针，严明军纪的实践，“连结河朔”的策略以及“以仁为本”的军事观，无疑是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的四项重要贡献。

当然，岳飞作为一个战区统帅，非但不能改变南宋小朝廷的避战保守战略，还只能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南宋小朝廷的避战保守战略。此外，他在某些具体的军事指挥中，也同样未完全摆脱宋朝军事传统的束缚。对宋军说来，“兵贵神速”多半是句空话，这也不单纯是以步兵为主的缘故。例如建炎四年援楚州，绍兴元年救江州，岳家军因携带家眷，行动迟缓，而贻误战机。在绍兴十年北伐的决战阶段，岳飞似并未乘完颜兀术(宗弼)大军倾巢而出之机，乘虚直入开封府，迫使金人撤退，而掩击其归师，或组织张宪和王贵两军夹击临颍县的金方大军。最后是张宪一军未能在临颍县与敌决战，而王贵一军，则在颍昌府于同日与敌进行以少击众的苦战。如若两军会合，战果肯定会更大。以上评论，也许是今人对岳飞不适当的苛求。

总的说来，岳飞是南宋初年出类拔萃的名将，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同其他朝代的名将相比，必须考虑到宋朝文官政治下根深蒂固的抑武传统，对尚武精神的摧残等不利条件，其成就和贡献更是难能可贵。』

关于岳飞与宋朝其他抗金将领的比较，下面再摘录杨倩描在其力作《吴家将》中的两段经典总结：

『南宋初年，统兵大将中较有声望的有韩世忠、刘光世、张俊三人。但是，除韩世忠之外，刘光世和张俊都是庸将懦夫，只是靠着资历忝为大帅。

这时，因南宋王朝初建，无力限制武将自身的发展，也因抗金战争的局势发展，一批原无资历、默默无闻的年青将领从而得以发挥才能，成为灿烂耀眼的将星。吴玠、岳飞就是这批年青将领中最优秀的人物，也是南宋王朝军功最为卓著的两位将领。

王曾瑜先生认为：「自绍兴元年至四年三月，川陕战场是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甚至是唯一战场。吴玠军近乎独立地支撑南宋半壁江山，在此期间的抗金战功是独一无二的，其战功和声威最初尚在岳飞之上｛注意：这里仅指1131年至1134年期间｝……。在南宋初的抗金名将中，吴玠的军事成就仅次于岳飞，而在他人之上。吴玠善守不善攻，尚不能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战役，这是他不如岳飞之处。」』

『从公元1135年至1141年间，行营护军是南宋王朝的基本军事力量，而吴玠和岳飞的部队又是行营护军中的主力，尽管人数不多，但战斗力最强。

行营护军五大部的渊源有三：一是源于南宋初年的御营军，二是源于宗泽的东京留守司军，三是源于陕西军。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属御营军系统，是宋高宗的嫡系；岳飞属东京留守司军系统，吴玠属陕西军系统，二人都不是嫡系。岳飞和吴玠纯系靠军功起家的将领。』

｛附注: 绍兴五年(1135年)岁末，南宋朝廷下令更改五支屯驻大兵的军号，命名为“行营护军”。张俊军称行营中护军，韩世忠军称行营前护军，岳飞军称行营后护军，刘光世军称行营左护军，吴玠军称行营右护军。｝

很显然，结合南宋初年诸将帅战功事迹，再参考两位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总结：

南宋初年，时局动荡、战事频繁，朝廷无力也无心限制武将的发展，同时因抗金战争的需要，一批原无资历、默默无闻的年青将领得以发挥自己的才能，成长为灿烂耀眼的将星。岳飞、吴玠就是这批年青将领中最优秀的人物，也是南宋王朝军功最为卓著的两位将领。

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人是宋高宗的嫡系将领，而岳飞和吴玠完全是靠军功起家的将领。

南宋初年的诸大将中，只有岳飞是进攻型的将帅。南宋的其他将领中，吴玠、刘锜是防御型的将帅，守则有余，攻则不足。韩世忠的抗金意志很坚定，但是军事成就不仅比不上岳飞，而且也不及吴玠、刘锜。刘光世和张俊其实是养尊处优、畏敌怯战的庸将懦夫。

韩世忠一生最出名的有两仗，一是黄天荡之战，以八千水师堵截金国十万大军，一度使完颜兀术(宗弼)相当狼狈，扭转了宋军望风奔溃的颓势，但最后仍以失利告终；二是大仪镇之战，被撰写神道碑的赵雄和往后的史传夸大为“中兴武功第一”，其实只是伏击金军万夫长聂儿孛堇的前锋部队，杀敌数百的小捷。此后韩世忠率军长期守卫淮东，除曾攻取海州外，屡攻淮阳军不克，在救援濠州时又被战败，无大的战功可言。

后世提到南宋初抗金名将，也往往韩、岳并称。就坚决抗金的志向而论，韩世忠和岳飞是可以匹配的。若从军事成就而论，则韩世忠不仅比不上岳飞，而且也不及吴玠和刘锜。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对韩世忠作出了如下评价：『论曰：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宋靖康、建炎之际，天下安危之机也，勇略忠义如韩世忠而为将，是天以资宋之兴复也。方兀术渡江，惟世忠与之对阵，以闲暇示之。及刘豫废，中原人心动摇，世忠请乘时进兵，此机何可失也？高宗惟奸桧之言是听，使世忠不得尽展其才，和议成而宋事去矣。暮年退居行都，口不言兵，部曲旧将，不与相见，盖惩岳飞之事也。昔汉文帝思颇、牧于前代，宋有世忠而不善用，惜哉！』

吴玠是第一个使金军遭受惨败的南宋将帅。然而吴玠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和尚原与仙人关两次大捷，是防御性的战役，而不是进攻性的战役。自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之后，川、陕战场大致上处于相对沉寂的状态，吴玠满足于所取得的成就，未能大举出师，克复失地，最后竟以服食丹石、沉湎女色而死。

刘锜原来的地位和声望并不高，绍兴十年的顺昌大捷使刘锜一战成名。顺昌之战是防御性的战役，纵观刘锜的军事生涯，也只有此仗打得出色。往后绍兴十一年柘皋之胜和濠州之败，已大不如前。二十年后，金主完颜亮率军大举南侵，刘锜败于淮东，军事声誉更是一落千丈。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在《刘锜吴玠吴璘子挺传》结尾对刘锜、吴玠、吴璘分别作出了如下评价：

『论曰：刘锜神机武略，出奇制胜，顺昌之捷，威震敌国，虽韩信泜上之军，无以过焉。或谓其英概不足，雅量有余，岂其然乎？

吴玠与弟璘智勇忠实，戮力协心，据险抗敌，卒保全蜀，以功名终，盛哉！挺累从征讨，功效甚著，有父风矣。

然玠晚颇荒*，璘多丧败，岂狃于常胜，骄心侈欤！抑三世为将，酿成逆曦之变，覆其宗祀，盖有由焉。』

至于刘光世、张俊之流，其实都是些养尊处优、贪图享乐、畏敌怯战的庸将懦夫，主要靠着资历老、与皇帝关系亲近且会奉承而忝为大帅。以宋高宗和秦桧为代表的妥协投降派君臣长期把持南宋朝廷，他们作为统治者掌握着当时舆论的导向，由于南宋妥协投降派君臣防范武将，长期压制真正有能力的爱国将领，宠信贪图享乐的庸将懦夫，这才有了刘光世、张俊之流的高贵地位。

事实上，刘光世、张俊之流其实浪得虚名。比如秦桧，虽然卖国求荣、残害忠良、贪污腐化，却被妥协投降派君臣把持的南宋小朝廷大肆吹捧封赏。

根据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成的宋金和议，南宋收三大将兵权,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此后秦桧权势如日中天。为了掩饰自己祸国殃民的罪恶，秦桧实行特务统治，大兴文字狱，进行严酷的舆论管制以粉饰“太平”。秦桧在不遗余力地铲除异己的同时，还极力扶植培养党羽走狗，对“附己者立与擢用”，“凡龌龊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即授以爵官。当时很多奸佞小人，都因附会秦桧而相继被南宋朝廷任用提拔。

秦桧坏事做绝，自己也感到难以逃脱天下公论的谴责，于是就渴求阿Q式的自我安慰和自欺欺人，要求那些没有气节的文痞们为他歌功颂德，要求 文人们进献马屁文。在秦桧专权的19年间，文人们只要吹捧秦桧，就可以谋取功名富贵。而指责秦桧的倒行逆施，则将遭到南宋朝廷的无情迫害。于是，因为吹捧秦桧的诗文铺天盖地而来，秦桧自己都感到目不暇，秦桧对马屁文水准的要求越来越高。要博取秦桧的欢心越练越难，于是， 文人不遗余力地提升自己写马屁文的水平。

一大帮奸佞之徒和 文人便争先恐后地大肆粉饰“太平”，吹捧秦桧，把阴险歹毒、祸国殃民的奸相秦桧吹捧成“圣人”“恩父”！到后来，有的 文人甚至在马屁文里说秦桧的功德超过了古代的贤相和圣人，把秦桧吹捧成“元圣”，就是古往今来第一圣贤！

那么，秦桧真的是“元圣”吗？秦桧到底是不是古往今来第一圣贤呢？岳王庙里的流传了几百年的秦桧跪像最能说明问题！

刘光世、张俊之流被南宋小朝廷列入“中兴四将”，其实与秦桧被 文人在马屁文里吹捧成“元圣”的情况类似。

刘光身世显赫，出生将门世家。同时刘光世又是皇帝的嫡系，他主要靠着资历老、与皇帝关系亲近且会奉承而忝为大帅。刘光世养尊处优、胆小怕死，向来害怕金兵，作战时又大多不敢亲临前线，而是坐守后方，以便必要时逃跑；每逢诏令移驻前线，大多拒不奉诏而设法退避；刘光世治军不严，不少流寇、叛军乐于投附为其部属，他的手下多是些骄兵悍将，打起仗来不行，欺侮百姓、骚扰地方却很凶；刘光世经常虚报军额，多占军费；刘光世贪财好利，以经营田产而致『金钱巨亿』『置歌儿 』；刘光世还霸占良田，与民争利。刘光世在浙江青田霸占了大片良田，又在淮东一带占据膏腴水田三万亩。

在南宋诸大将中，论战功，张俊浪得虚名，论捞钱，张俊首屈一指，论享福作乐，张俊第一。

张俊出身盗匪，治军不严，经常畏敌怯战，时常纵兵扰民。在中国古代，军队战胜以掳掠维系士气，军队战败以抢劫平息怨愤时有发生，在南宋初年的各路宋军中，纵暴记录最多的是张俊军，号称“自在军”。

张俊贪财，并且以贪财和富有而闻名于世。通过赐予和兼并，张俊占有了巨额田产，成为古往今来罕见的大地主，号称『占田遍天下，而家积巨万』；张俊家共有良田一百多万亩，每年收租米六十万石以上，相当于南宋最富庶的绍兴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两倍以上；通过巧取豪夺，张俊还占有了大批园苑、宅第，仅所收房租一项，每年就多达七万三千贯钱，在南宋诸将帅中“最多赀”；张俊在世时，家里的银子堆积如山，为防止被偷，张俊命人将那些银子铸成千两一个的大银球，名叫『没奈何』，意思是小偷搬不走它们，全都拿它们没办法。

南宋初年，战事频繁，岳飞、韩世忠都远戍在外，与士卒同甘共苦，而张俊一军却经常逗留在临安。张俊从军中挑选高大的英俊士卒，命令他们全身刺满锦绣花纹(人称“花腿军”)，然后短打出游，纵民围观，士兵苦不堪言，百姓摇头叹气；张俊还役使他的部下为皇帝营造宫殿，为自己修建豪宅，还盖了一座名叫“太平楼”的酒肆，赚钱营私；军中还戏称『张太尉铁脸』，意指张俊无廉耻，不要脸，脸皮好像铁打的一样。这样一个贪鄙之人，却能够得到宋高宗赵构的宠信和青睐。

张俊不仅贪功忌贤、见利忘义，而且阴险狡猾、心狠手辣。绍兴十一年的淮西之战中，宋军先胜后败，张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张俊回朝后，却颠倒黑白、歪曲事实，弹劾刘锜作战不力，诬蔑岳飞逗留不进。宋高宗和秦桧自然是完全偏袒张俊。张俊与韩世忠是双重儿女亲家，然而张俊陷害韩世忠，却毫不手软。张俊才能虽低，但野心不小。张俊企图以一军的指挥权，来换取对全国军队的指挥权。然而，张俊机关算尽，也不过充当宋高宗和秦桧手心里的斧头柄。执柯伐柯，一旦斫伐任务完成，这个斧头柄也随之扔弃。

张俊追随秦桧，与秦桧合谋杀害了岳飞，排挤了韩世忠，独掌了枢密院，成为南宋最高军事长官，张俊满以为自己从此可以稳坐钓鱼台。但是秦桧对他也不放心，不愿把军权交给他而要由自已独揽，岳飞遇害之后，秦桧立即唆使党羽江邈弹劾张俊，说张俊图谋篡夺皇位。宋高宗赵构担保张俊『无谋反之事』，放了张俊一马，却又乘机将张俊罢官赋闲， “由是中外大权，尽归秦桧”。

下面再看看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对张俊、刘光世两人作出的客观评价：

『论曰：南渡诸将以张、韩、刘、岳并称，而俊为之冠。然夷考其行事，则有不然者。

俊受心膂爪牙之寄，其平苗、刘，虽有勤王之绩，然既不能守越，又弃四明，负亦不少。矧其附桧主和，谋杀岳飞，保全富贵，取媚人主，其负戾又如何哉？

光世自恃宿将，选沮却畏，不用上命，师律不严，卒致郦琼之叛。迎合桧意，首纳军权，虽得善终牖下，君子不贵也。

二人方之韩、岳益远矣。』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在《刘光世传》的结尾对刘光世的生平事迹作了一个总结：

『光世在诸将中最先进。然律身不严，驭军无法，不肯为国任事，逋寇自资，见诋公论。尝入对，言：「愿竭力报国，他日史官书臣功第一。」帝曰：「卿不可徒为空言，当见之行事。」建炎初，结内侍康履以自固。又蚤解兵柄，与时浮沉，不为秦桧所忌，故能窃宠荣以终其身，方之韩、岳远矣。』

原文大意：刘光世在南宋诸将中资历最老，最早被提拔。但是他不能严于律己，治军放纵无法纪，不肯根据朝廷的任命去前方就职，见到金兵就躲得远远的以保全自己，所以遭到当时公众舆论的贬斥。刘光世曾经与宋高宗交谈，刘光世说：「我愿意竭力报效国家，希望史官以后能够在史书中将我的功劳排在第一位。」宋高宗回答说：「你不能只说空话，应当先做出些实际行动来。」建炎初年，刘光世暗中结交宋高宗宠信的内侍康履，以求保全自己的富贵。刘光世后来又尽早解除兵权，甘于世俗同流合污，就连权奸秦桧也不忌恨他，所以他能够骗取荣华富贵，并能够善终。与奋不顾身地报效国家的大将韩世忠、岳飞比起来，刘光世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在《张俊传》的结尾对张俊的生平事迹作了一个总结：

『俊力赞和议，与秦桧意合，言无不从。…………初，桧以俊助和议，德之，故尽罢诸将，以兵权付俊。岁余，俊无去意，故桧使邈攻之。寻进封清河郡王，奉朝请。

…………

南渡后，俊握兵最早，屡立战功，与韩世忠、刘锜、岳飞并为名将，世称张、韩、刘、岳。然濠、寿之役，俊与锜有隙，独以杨沂中为腹心，故有濠梁之劫。

岳飞冤狱，韩世忠救之，俊独助桧成其事，心术之殊也，远哉！

帝于诸将中眷俊特厚，然警敕之者不绝口。自淮西入见，则教其读《郭子仪传》；召入禁中，戒以毋与民争利，毋兴土木。』

岳飞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没有显赫的身世背景，本来只是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

在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出身寒门的岳飞却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不计个人得失，尽忠报国、至死不渝，靠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依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建功立业，做出了一番大事业，成为叱咤风云的杰出英雄人物。而这正是岳飞卓越超群之处。

虽然岳飞后来在报国大业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惨遭奸佞之徒陷害，含冤而去，但是岳飞的英名和事迹却长期为后人称颂推崇。

在岳飞生前，岳飞不仅战功卓著、威名远播，而且还在南宋军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倍受尊崇。南宋朝廷曾经很倚重岳飞，当时对岳飞有所了解的很多南宋官员和将领，也都普遍认同岳飞的能力和才干。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身经百战，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一代名将。据不完全统计，岳飞参与的规模较大的战斗约有六十多次，小战更多达几百次。在南宋前期的频繁战争中，岳飞锻炼了军事才能，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成为南宋首屈一指的军事家。

岳飞主要依靠自己立下的众多战功而得到不断的提拔，三十多岁时就已经成为统兵十万的著名大帅，这其实也是南宋朝廷对岳飞能力和业绩的直接肯定。

岳飞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还善于带兵、练兵。岳飞带出的军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巨大的战斗力，堪称无不『以一当十』。尤其是岳飞曾经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能够在野战中与金国倚为支柱的女真骑兵争雄较长。

岳飞还是宋朝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岳飞组织和训练了一支坚不可摧的抗金劲旅岳家军，并且向来治军严明吴玠简介，保持了『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的严明军纪，这在中国古代实为罕见和难能可贵。

岳飞反对消极防守，主张积极进攻的方针，严明军纪的实践，『连结河朔』的策略以及『以仁为本』的军事观，无疑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做出的重要贡献。

尽管岳飞的战略方针受宋高宗和南宋朝廷的阻难，却仍组织了如第一次、第二次和第四次北伐那样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并且还编练了强大的骑兵部队，在最有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地形和时节，对抗敌人，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南宋初年，同时具备光复失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四月到五月，在全权负责收复建康事宜的宋将张俊等人畏敌怯战、拒不进军的情况下，岳飞率领刚组建不久的抗金劲旅岳家军先后与金军主力部队作战几十次，都取得了胜利。接着，岳家军乘胜收复了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兵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五月至七月，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了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公元1136年（南宋绍兴六年，金国天会十四年）五月至七月，岳飞再次率军北伐，出奇制胜，兵进伊洛。岳家军长驱直入，一路攻城略地，一直打到洛阳附近，取得了辉煌胜利，接连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还先后缴获了一万五千多匹战马。而缴获的这一万五千多匹战马，加上岳家军在以往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拨调的一些战马，则为岳家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岳家军长驱伊洛，是南宋立国之后初次发起的堂堂正正的大规模反攻。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六月初，岳飞出师北伐。经过六月、闰六月和七月的大战，岳家军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东京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东京汴梁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这标志着宋金之间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岳家军将士经过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北方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黄河以北的各路抗金义军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纵观北宋末年到公元1141年(南宋绍兴十一年)第二次宋金和议之前的宋金战争史，作为一个基本史实，其整体形势是宋军愈战愈强，而金军愈战愈弱。

经过多次交锋较量，金人也感到岳家军锐不可挡，他们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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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将孙权：战法兵无常势 当锋摧决(全智)，兵书：不勇则死 文韬 武略。

2副将陆逊：战法太平道法 刮骨疗毒(全智)，兵书：顺天应时 鬼谋 神机。

3副将程普：战法抚辑军民 锦帆军(草船)(全统)，兵书：临敌不乱 驰援 救主。

以上就是有关三国志战略版天王弓战法如何搭配的详细解答，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古代兵法散文·秦汉兵法·盐铁论》原文鉴赏

[原文](节选)

卷第一

本议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

文学对曰：“窃闻治人之道，防*佚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本亏。末修 *，本修 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

文学曰：“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修之于庙堂，而折冲还师。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

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厉中国，杀伐郡县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轨，宜诛讨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赡，不忍暴士大夫于原野，纵难被坚执锐，有北面复匈奴之志，又欲罢盐铁、均输，忧边用，损武略，无忧边之心，于其义未便也。”

文学曰：“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废道德而任兵革，兴师而伐之，屯戌而备之，暴兵露师以支久长，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立盐铁，始张利官以给之，非长策也。故以罢之为便也。”

大夫曰：“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则农用乖; 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 宝货绝，则财用匮。故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罢之，不便也。”

卷七

备胡第三十八

大夫曰：“鄙语曰：‘贤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乡曲有桀，人尚辟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为寇，侵扰边境，是仁义犯而藜藿不采。昔狄人侵太王，匡人畏孔子，故不仁者，仁之贼也。是以县官厉武以讨不义，设机械以备不仁。”

贤良曰：“匈奴处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贱而弃之。无坛宇之居，男女之别，以广野为闾里，以穹庐为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饮血，会市行牧竖居，如中国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义，责之礼，使中国干戈至今未息，万里设备。此兔置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

大夫曰：“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众，其义莫不愿为臣妾。然犹修城郭，设关梁，厉武士，备卫于宫室，所以远折难而备万方者也。今匈奴未臣，虽无事，欲释备，如之何”

贤良曰：“吴王所以见禽于越者，以其越近而陵远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备胡、越而内亡其政也。夫用军于外，政败于内，备为所患，增主所忧。故人主得其道，则遐迩潜行而归之，文王是也;不得其道，则臣妾为寇，秦王是也。夫文衰则武胜，德盛则备寡。”

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强，并为寇虐。朝鲜逾侥，劫燕之东地;东越越东海，略浙江之南; 南越内侵， 滑服令; 氐、 焚、冉、 ��、嵩、唐、昆明之属，扰陇西、巴、蜀。今三垂已平，唯北边未定。夫一举则匈奴震惧，中外释备，而何寡也”

贤良曰：“古者，君子立仁修义，以绥其民，故迩者习善，远者顺之。是以孔子仕于鲁，前仕三月及齐平，后仕三月及郑平，务以德安近而绥远。当此之时，鲁无敌国之难，邻境之患。强臣变节而忠顺，故季桓隳其都城。大国畏义而合好，齐人来归郓、欢、龟阴之田。故为政而以德，非独辟害折冲也，所欲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嚣嚣，中外不宁者，咎在匈奴。内无室宇之守，外无田畴之积，随美草甘水而驱牧; 匈奴不变业，而中国以骚动矣。风合而云解，就之则亡，击之则散，未可一世而举也。”

大夫曰：“古者，明王讨暴卫弱，定倾扶危，则小国之君悦。讨暴定倾，则无罪之人附。今不征伐则暴害不息，不备则是以黎民委敌也。春秋贬诸侯之后，刺不卒戌。行役戌备，自古有之，非独今也。”

卷八

结和第四十三

大夫曰：“伯翳之始封秦，地为七十里。穆公开霸，孝公广业。自卑至上，自小至大。故先祖基之，子孙成之。轩辕战涿鹿，杀两泽，蚩尤而为帝。汤、武伐夏、商，诛桀、纣而为王。黄帝以战成功，汤、武以伐成孝。故手足之勤，腹肠之养也。当世之务，后世之利也。今四夷内侵，不攘，万世必有此长患。先帝兴义兵以诛暴强，东灭朝鲜，西定冉、��，南擒百越，北挫强胡。李牧追匈奴以广北州，汤、武之举，蚩尤之兵也。故圣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奋怒也，所以匡难辟害，以为黎民远虑。”

世务第四十七

大夫曰：“事不豫辨，不可以应卒。内无备，不可以御敌。诗云：‘诰尔民人，谨尔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备。昔宋襄公信楚而不备，以取大辱焉，身执囚而国几亡。故虽有诚信之心，不知权变，危亡之道也。春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为其无信也。匈奴贪狼，因时而动，乘可而发，飚举电至。而欲以诚信之心，金帛之宝，而信无义之诈，是犹亲蹠、蹻而扶猛虎也。”

和亲第四十八

大夫曰：“昔徐偃王行义而灭，鲁哀公好儒而削。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故君子笃仁以行，然必筑城以自守，设械以自备，为不仁者之害己也。是以古者搜弥振旅而数军实焉，恐民之愉佚而亡戒难。故兵革者国之用，城垒者国之固也; 而欲罢之，是去表见里，示匈奴心腹也。匈奴轻举潜进，以袭空虚，是犹不介而当矢石之蹊，祸必不振。此边境之所惧，而有司之所忧也。”

大夫曰：“自春秋诸夏之君会聚相结，三会之后，乖离相疑，伐战不止;六国从亲，冠带相接，然未尝有坚约。况禽兽之国乎!春秋存君在楚，诰鼬之会书公，给夷、狄也。匈奴数和亲，而常先犯约，贪侵盗驱，长诈谋之国也。反复无信，百约百叛，若朱、象之不移，商均之不化。而欲信其用兵之备，亲之以德，亦难矣。”

卷九

险固第五十

大夫曰：“虎兕所以能执熊罴、服群兽者，爪牙利而摄便也。秦所以超诸侯、吞天下、并敌国者，险阻固而势居然也。故龟猖有介，孤貉不能禽;蝮蛇有螫，人忌而不轻。故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故仲山甫补衮职之阙，蒙公筑长城之固，所以备寇难而折冲万里之外也。今不固其外，欲安其内，犹家人不坚垣墙，狗吠夜惊而暗昧妄行也。”

文学曰：“秦左淆、函，右陇阡，前蜀汉，后山河，四塞以为固，金城千里。良将勇士，设利器而守陉隧。墨子守云梯之械也。以为虽汤、武复生，蚩尤复起，不轻攻也。然戌卒陈胜无将帅之任，师旅之众，奋空拳而破百万之师，无墙篱之难。故在德不在固。诚以行义为阻，道德为塞，贤人为兵，圣人为守，则莫能入。如此则中国无狗吠之警，而边境无鹿骇狼顾之忧矣。夫何妄行而之乎”

大夫曰：“古者，为国必察土地，山陵阻险，天时地利，然后可以王霸。故制地城郭，饬沟垒以御寇固国。春秋曰：‘冬浚洙’，修地利也。三军顺天时，以实击虚，然固于阻险，故于金城。楚庄之围宋，秦师败崤嵚崟，是也。故曰：‘天时地利。’羌、胡固近于边，今不取，必为四境长患。此季孙之所以忧颛臾，有句践之变而为强吴之所悔也。”

文学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远，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世不夺，非以险，以德也。吴有三江、五湖之难而兼于越。楚有汝渊、满堂之固而灭于秦。秦有陇阺、崤塞而亡于诸侯。晋有河华、九河而夺于六卿。齐有泰山、巨海而负于田常。桀、纣有天下兼于滈、毫。秦王以六合困于陈涉。非地利不固，无术以守之也。释迩忧远，犹吴不内定其国，而西绝淮山与齐、晋争强也，越因其罢，击其虚。使吴王用申胥，修德，无恃极其众，则句践不免为藩臣海崖，何谋之敢虑也”

大夫曰：“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扦关以拒秦。秦包商、洛、崤、函以御诸侯。韩阻宜阳、伊阙，要成皋、太行以安周、郑。魏滨洛筑城，阻山带河，以保晋国。赵结飞狐、句注、孟门以存荆、代。燕塞碣石，绝邪谷，绕援辽。齐抚阿、甄，关荣、历，倚太山，负海河。关梁者邦国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宝也。徐人灭舒，春秋谓之取，恶其无备，得物之易也。故恤来兵，仁伤刑。君子为国，必有不可犯之难。易曰：‘重门击拓，以待暴客。’言备之素修也。”

文学曰：“阻险不如阻义。昔汤以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舒以百里亡于敌国。此其所以见恶也。使关梁足恃，六国不兼于秦; 河山足保，秦不亡于楚、汉。由此观之： 冲隆不足为强，高城不足为固。行善则昌，行恶则亡。王者博爱远施，外内合同，四海各以其职来祭，何击拓而待传曰：‘诸侯之有关梁，蔗人之有爵禄，非升平之兴，盖自战国始也。’”

[鉴赏]

《盐铁论》，西汉桓宽编著。桓宽，西汉汝南人，字次公。宣帝时任为郎，官庐江太守丞。《盐铁论》是一部记录昭帝时盐、铁会议的文献。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召集各地推举的贤良、文学从反对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开始，对 的政策进行了全面批评，并和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展开辩论，内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盐铁论》记述了双方的论点。全书分10卷60篇，各立标题，但内容互相连贯，是研究西汉时期军事、政治等各方面的重要资料。

军事方面，《盐铁论》记录了围绕汉武帝抗击匈奴问题，御史大夫桑弘羊与贤良、文学展开激烈辨论的情景。充分肯定了抗击匈奴战争的正确，阐明了“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的备战思想，很值得一读。

一、肯定抗击匈奴是“兴义兵以诛暴强”的战争

贤良、文学们打着“贵以德而贱用兵”(《本议》)的旗号，攻击抗匈战争是“废道德而任兵革”(《本议》)，根本不应该打，全怪几个“好事之臣”在汉武帝面前无事生非，惹起了战祸。对于贤良、文学们的谬论，桑弘羊进行了充分的反驳。

对于任何战争，首先要分清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匈奴是西汉北方的一个奴隶制军事政权。它拥有几十万骑兵，奴役压迫着当时几十个小邦，俨然是北方一霸。由于西汉社会制度比匈奴进步，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先进农业国，匈奴更是垂涎三尺，把西汉看作是一块肥肉。他们经常发动突然袭击，对西汉北部进行武装掠夺，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构成了对西汉王朝的严重威胁。汉武帝坚持了抗战的立场，起用了奴隶出身的卫青和霍去病这样杰出的大将，经过长期、艰苦的战斗，终于打败了匈奴侵略者，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在这场反侵略的战争中，西汉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动员了巨大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是赢得胜利的一项基本条件。特别是盐铁官营政策的实行，对于保证反侵略战争的国防费用，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桑弘羊反驳了贤良、文学们不区分战争性质的谬论，指出：抗匈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安全，并不是想扩大地盘而兴师动众，是“兴义兵以诛暴强”(《结和》)，打击侵略者，维护了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抗战路线，是有进步意义的。

二、强调“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的备战思想

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们用各种卑鄙的伎俩，制造反动舆论。他们鼓吹“抗战亡国”和“领土无用”的谬论，反对备战、散布失败主义情绪。他们还拚命渲染战争恐怖、劳民伤财。什么“大军之后，累世不复”、“田地日荒，城郭空虚”(《未通》)呀，什么“老母垂泣，室妇悲恨”(《备胡》)呀，把一场正义战争描绘得凄凄惨惨。他们还抛出罢兵休战，“两主好合”，拆除防御工事，使用大量金钱与匈奴讲和的投降主张。

桑弘羊针对贤良、文学们的种种谬论，站在维护国家统一、坚持抗战的立场上，义正词严地批驳了贤良、文学们不愿备战的投降主义路线。他正确总结了西汉历史上“和亲”政策不能制止匈奴侵略的教训，指出匈奴“贪侵”成性，“百约百叛”，一贯背信弃义，一有机会就发动侵略战争。对这样一个凶恶的敌人，决不可存任何幻想，只能用反侵略战争打败它，不能用仁义道德感化它。桑弘羊阐明了反侵略的备战思想，说事先不作准备，临时就不可能应付突然事变。因此，必须坚持屯边政策，“筑城以自守，设械以自备”(《和亲》)，“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险固》)。只要坚持进行这场正文战争，“以义伐不义”，就会象“秋霜而振落叶”那样，彻底打败侵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