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史传原文及翻译

　史传

　作者：刘勰

　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史有苍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曲礼》曰∶“史载笔。”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唐虞流于典谟，商夏被于诰誓。洎周命维新，姬公定法，三正以班历，贯四时以联事。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 散紊，彝伦攸。

　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

　及至纵横之世，史职犹存。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盖录而弗叙，故即简而为名也。汉灭嬴项，武功积年。陆贾稽古，作《楚汉春秋》。爰及太史谈，世惟执简，子长继志，甄序帝。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故取式《吕览》，通号曰纪。纪纲之号，亦宏称也。故《本纪》以述皇王，《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

　及班固述汉，因循前业，观司马迁之辞，思实过半。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至于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遗亲攘美之罪，征贿鬻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及孝惠委机，吕后摄政，班史立纪，违经失实，何则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也。汉运所值，难为后法。牝鸡无晨，武王首誓;妇无与国，齐桓著盟;宣后乱秦，吕氏危汉：岂唯政事难假，亦名号宜慎矣。张衡司史，而惑同迁固，元平二后，欲为立纪，谬亦甚矣。寻子弘虽伪，要当孝惠之嗣;孺子诚微，实继平帝之体;二子可纪，何有于二后哉

　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薛谢之作，疏谬少信。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

　至于晋代之书，系乎著作。陆机肇始而未备，王韶续末而不终，干宝述《纪》，以审正得序;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又摆落汉魏， 殷周，虽湘川曲学，亦有心典谟。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

　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汉之初，史职为盛。郡国文计，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详悉于体国也。阅石室，启金匮，裂帛，检残竹，欲其博练于稽古也。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

　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故张衡摘史班之舛滥，傅玄讥《后汉》之尤烦，皆此类也。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详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利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败之士，虽令德而嗤埋，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

　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至于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赞曰∶

　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

　腾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邱明，直归南董。

　文言文翻译:

　《史传》是《文心雕龙》的第十六篇。从本篇到第二十五篇《书记》的十篇，所论文体，都属“笔”类，是对吝体散文的论述。

　全篇由两大部分组成。前三段为第一部分，论述晋宋以前的史书。第一段讲史传的含义，和从初设史官到春秋战国时期史书的编写情况;突出地肯定了《春秋》一字褒贬的巨大意义，以及《左传》创体、传经上的作用。第二段评述两汉的史书，对《史记》和《汉书》的得失做了重点评论;对给女后立纪的作法表示激烈反对。这说明刘勰的封建正统观念是相当浓厚的。他认为应给只有两岁的“孺子”刘婴等立本纪，而反对为实际掌管国政八年之久的吕后等立本纪，这种思想，显然比司马迁、班固等落后得多。第三段讲魏、晋以来的史书，评价最高的是《三国志》。

　后两段为第二部分，总结编写史书的理论。第一段讲总的任务和要求，强调征圣宗经，提出在会总和相互配合上的两大难点。第二段批判了写远和写近中的两种不良倾向，最后总结出编写史书的四条大纲。

　刘勰对历史著作的基本主张是“务信弃奇”。他一再强调“实录无隐”、“按实而书”、“贵信史”等，对不可靠的东西，他认为宁可从略甚至暂缺不写，而不应穿凿附会，追求奇异;他特别反对的是不从实际出发，而吹捧权贵，贬抑失意之士，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由于刘勰过分拘守征圣宗经的观点，不仅反对为女后立纪，还提出“尊贤隐讳”的主张，这就和他自己一再强调的“实录无隐”等相矛盾了。

　从史学的角度看，本篇对晋宋以前的史书做了比较系统的总结，这对古代历史散文，特别是在古代史学理论上是有一定贡献的;但其重要不足之处，是未能着重从文学的角度来总结古代历史散文和传记文学的特点。

　(一)

　从开天辟地以来，年代已很长远，生在现在而能了解古代的事情，就得依靠历史书籍了。相传轩辕黄帝的时候，就有仓颉担任史官，主管文史方面的工作，从此以来，时间已很久了。《礼记》中的《曲礼》里面说：“国家的史官随时准备着记事的笔墨。”所谓“史”，就是令使，就是使史官在帝王周围执笔记录，在古代，左史专管记事，右史专管记言。记言的经典有《尚书》，记事的经典有《春秋》。唐虞时期的历史记载在《尚书》的《尧典》、《皋陶谟》等篇中，夏商时期的历史记载在《汤诰》、《甘誓》等篇中。周人的国运从文王时开始转新，周公制定了记载历史的法则;从此，推算历法来编排年月，按照四时来记载事件，诸侯建立了邦国，也各有自己的国史;表彰善事，批评过错，树立起良好的风气。从周平王东迁，周代开始衰弱，政治不如西周的太平盛世，法纪散乱，道德败坏。那时孔子忧念帝王的正道被废弃，哀伤西周礼乐的衰落，闲居鲁国时曾慨叹凤凰没有飞来，到五父衢哭泣麒麟的出现不在太平时期。于是在和鲁国乐官讨论了音乐之后，校正了《雅》、《颂》的乐曲;根据鲁国的史书编写了《春秋》。他在《春秋》中列举人物的得失以表明称扬或贬斥，验证国家的兴亡以显示规劝和警戒。有谁受到《春秋》中一个字的赞扬，比高官厚禄的价值还珍贵;遭到片言只语的批评，比斧钺砍杀的分量还沉重。但其精深的意旨不很明显，《春秋》的本文又很简约;只有和孔子同时的左丘明，领会到它的精微言辞，便系统地阐明其始末写成《左传》，创造了为经作传的体例。所谓“传”，就是转达，转达出经典的意旨，用以传授给后人。这是圣人著作的辅助读物，也是最早的历史专著了。到了战国时期，修史的官职仍然存在。秦始皇统一七国，这个期间有许多策划谋略;因为只是对这些加以记录而未作系统编次，所以就用简策的“策”，名为《战国策》。

　(二)

　汉高祖消灭赢秦和项羽，经过了多年的战争;汉初陆贾考察这些史迹，写成《楚汉春秋》。到了西汉的史官司马谈，他家世世代代都担任编修史书的职务。司马迁继承父志，对历代帝王事迹做了认真研究而进行叙述。想比之《尧典》而称为“典”，其中所写的又不全是圣主贤君;想要学孔子而题名为“经”，文笔上又不能和《春秋》笔法相比。因此采取《吕氏春秋》的方式，都叫做“纪”。从“纪纲”的意义来命名，也是一种宏大的称谓了。所以，用“本纪”来叙述帝王，用“世家”来记述诸侯，用“列传”来记叙各种重要人物，用“八书”陈述政治体制，用“十表”记录各种大事的年月和爵位;这些方式虽然和古史不同，却把众多的事件处理得很有条理。《史记》按实记录无所隐讳的优点，渊博典雅而高谈阔论的才能，爱好奇特而违反经典的错误，以及在体例安排上的不当等，班彪已作过详细的评论了。到班固编写《汉书》，继承了前代史家的事业，特别是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得益更多。《汉书》的“十志”相当丰富，赞辞序言写得弘丽，的确是文质彬彬，意味深厚。至于学习儒家圣人和经书的典雅，条理清楚、内容丰富的功绩，抛开班彪之名而窃取其成就的罪过，接受贿赂而编写历史的错误等，仲长统已讲得很详细了。从《左传》的记事上看，它依附《春秋》，偶尔记叙到一些史实，在文字上比较简约，对某些历史人物就很难做具体记载。《史记》中的各个列传，才分别对历史人物做了详细记载，从而便于观览，这是后继者所取法的。至于汉惠帝死后，吕后代理执政，《史记》、《汉书》中便都为吕后立本纪，这是违反常理而有失忠实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自从伏牺皇帝以来，就未听说过有女人做皇帝。汉代的这种遭遇，难以成为后代的法式。“母鸡不晨鸣”，这是周公的誓词中早就讲过的;不允许妇女参与国事，齐桓公也这样写在盟文中。从前宣太后扰乱秦国，吕后使汉王朝发生危险;岂只国家大事难以假代，并且要慎重对待名号的问题。张衡在从事历史工作时，也和司马迁、班固同样糊涂，竟主张为汉元帝皇后写本纪，也是够荒谬的了。按理说，惠帝的儿子刘弘虽然是假冒皇后之子，但总是惠帝的后嗣;孺子刘婴虽然年幼，但他才正是汉平帝的继位者。刘弘、刘婴两人应立本纪，哪有给吕后、元帝后立本纪之理呢东汉的史书，开始于《东观汉纪》。后来袁山松的《后汉书》、张莹的《后汉南纪》，都写得偏颇杂乱，违反伦常。薛莹的《后汉纪》、谢承的《后汉书》，都写得粗疏谬误，很不可信。如像司马彪的《续汉书》，详细而真实，华峤的《后汉书》，准确而恰当，就可算是东汉史中写得最好的了。

　(三)

　到了三国时期，记载三国史迹的著作不断出现。如孙盛的《魏氏春秋》、鱼豢的《魏略》、虞傅的《江表传》、张勃的《吴录》之类。有的过于激切，与众不同，却难以令人信服;有的粗枝大叶，不着边际，很少抓住要点。只有陈寿的《三国志》，文词和内容都清晰和润;晋代的荀勖和张华，把《三国志》比之《史记》、《汉书》，是并不过誉的。到了晋代，史书的编写属于著作郎。陆机的《晋纪》，写晋初的历史但不完备;王韶之的《晋纪》，写晋未的历史但没有写到东晋结束。干宝的《晋纪》，推究得当而有次序;孙盛的《晋阳秋》，以简明扼要为特长，考察《春秋》的经文和传文，都有一定的编写条例。从《史记》、《汉书》以后，就没有几例为编写的依据了。到东晋邓粲编写《晋纪》，又开始拟订条例。他抛开汉魏的史书，而取法殷、周，可见即使僻居湘江的边远学者，也注意到学习古代的典、谟。到孙盛编史也立条例，就是取法邓粲了。

　(四)

　编写史书的根本问题，是必须总贯诸子百家，传之千秋万世，表明历代盛衰的证验，作为后世兴亡的借鉴;使一个朝代的典章制度，和日月一样共同长存;王霸之业的事迹，和天地一样长久光大。因此，在汉朝初年，史官的职务较为隆重。各州郡和诸侯国的文件账目，首先要集中到编写史书的太史府，以求史官能详细了解全国的重大规划;还必须阅读国家珍藏的文件史料，搜检一切残旧的帛书竹简，以求史官能广泛而熟练地考察古代史迹。因此，在确立意义和选用言辞上，应以经典为准则;在进行规劝、警戒的取舍上，必须以圣人为根据;然后才能对史实阐释评价得明白而正确，这样就不至于产生烦琐不实的记载了。但史书的基本格式，就是按年代顺序编纂有关事件，文字上不能进行空泛的议论，而是按照实际记叙。不过年代太远的事是否写得符合，就很难准确;要写的事太多，对每件事的始末就容易忽略：这的确是作综合记叙所存在的困难。有的同属一事，但和几人有关，如果在两人的本传里都写，就造成重复的毛病;如果只记在一人头上，则又出现不周全的缺点：这又是在铨衡轻重、相互配合上存在的困难。所以，东汉张衡指出的《史记》、《汉书》中的不少错误，晋代傅玄批评的《东观汉记》的过失和烦琐，都是由于上述困难造成的。

　(五)

　如果追述很久以前的历史，年代愈远，不可靠的就愈多。战国时的公羊高曾说：“传闻的东西往往各异其辞。”荀况则说：“远的从略，近的从详。”凡是有疑问的地方宁可暂缺不写，这是由于史书以真实可信为贵。可是一般人都有点好奇，不顾“按实而书”的原则。听到点传闻就想大写特写，对遥远的事情却想做详细描写;于是抛开共同一致的而追求奇异的，牵强附会，生拉硬扯;过去的史书上从未记载的东西，竟写在自己的书中。这就是史书错乱不实的根源，是追述远代历史的大害。至于编写当代的历史，却正因同时而往往是虚假的。虽然孔子在《春秋》中，对和他同时的鲁定公、鲁哀公的不当之处，也有委婉的讽刺，但一般的世态人情，就很难超脱当时的利害。对功勋荣显的贵族，即使是平庸无能的人，也要全加粉饰;对遭受困顿不幸的人，虽然有美好的品德也常常加以嗤笑。任意褒贬，形之笔端，这又是歪曲同时史实而令人叹息的事情。所以，记述远的是那样虚假，记载近的也如此歪曲，能够把事理剖析明白而记叙得当的，就只有左丘明了吧!至于对尊长或圣贤有所隐讳，固然是孔子的圣意;因为细微的缺点不能影响整个品德高尚的人，而对坏人坏事进行批评警戒，那正是优秀史家应有的直笔;这就正如农夫见到野草，必然要把它锄掉。这种精神，也是万代必遵的共同准则。至于从繁杂的事件中，抽出纲要来统领全史的方法;力求真实可信，排除奇闻异说的要领;明白交代起头结尾的顺序;斟酌品评人事的原则;能够掌握这个大纲，编写史书的各种道理就都可贯通了。但史家的使命，负担着综述一代史实，要对全国负责的重任，不能不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指责。一切写作任务，没有比这更费力的。司马迁和班固已是精通史学了，他们的史书尚且屡遭后人诋毁，如果随意乱写，记述不当，这就很危险了!

　(六)

　史官开始于轩辕黄帝，史书完备于周公孔子。对世代经历的事编成历史，无论好人坏人都总括其中。史书上传以褒扬，断以贬辞，长期使人惊心动魄。文辞方面应学习左丘明，记事方面要像南史氏和董狐那样正直秉公。

文言文翻译 汉书原文及翻译

一、译文

在夜晚有人用绳子将烛之武从城楼放下去，见到秦穆公，烛之武说：“秦、晋两国围攻郑国，郑国已经知道要灭亡了。假如灭掉郑国对您有好处，怎敢冒昧地拿这件事情来麻烦您。然而越过别国把远方的郑国作为秦国的东部边邑，您知道这是困难的，为什么要灭掉郑国而给邻国增加土地呢？

邻国的势力雄厚了，您秦国的势力也就相对削弱了。如果您放弃围攻郑国而把它当作东方道路上招待过客的主人，出使的人来来往往，郑国可以随时供给他们缺乏的东西，对您也没有什么害处。而且您曾经给予晋惠公恩惠，惠公曾经答应给您焦、瑕二座城池。

然而惠公早上渡过黄河回国，晚上就在那里筑城防御，这是您所知道的。晋国，怎么会有满足的时候呢？现在它已经在东边使郑国成为它的边境，又想要向西扩大边界。如果不使秦国土地亏损，它到哪里去夺取土地？削弱秦国对晋国有利，希望您还是多多考虑这件事！”

二、原文

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

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

三、出处

节选自《左传》

扩展资料

一、创作背景

《左传》的记叙范围起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作品中主要记载了东周前期二百五十四年间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方面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是研究中国先秦历史很有价值的文献，也是优秀的散文著作。

《左传》传文比《春秋》经文多出13年，实际记事多出26年（最后一件事为略提三家灭晋）。以《春秋》记事为纲叙事，其中有说明《春秋》书法的，有用实补充《春秋》经文的，也有订正《春秋》记事错误的。全书绝大部分属于春秋时候事件，但全书的完成已经进入战国时期。这些都说明《左传》与《春秋》的密切关系。

二、作品赏析

《左传》的瞩目成就，首先在于它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而内容详实的史学钜编，在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左传》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史书的编纂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左传》为后世所提供的春秋及其以前阶段之大量的思想史、经济史、社会史以及其它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是此前或相同时期的任何其它一部史所难以企及和不能比拟的。

它对于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大事的可靠记载，填补了空白，有助于后人对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的全面了解，弥足珍贵。

三、作者简介

左丘明（约前502—约前422） 春秋末期鲁国都君庄（今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东衡鱼村）人，姓丘，名明，因其父任左史官，故称左丘明（关于左丘明的姓名，长期以来由于先秦及汉代文献对左传作者左丘明的记载非常有限，历代学者就左丘明氏字名情况问题争论不休、众说纷纭。

一说复姓左丘，名明；一说单姓左，名丘明，但史载，左丘明乃姜子牙后裔，嫡系裔孙丘（邱）氏较为可靠，旁系左氏有待商酌）。春秋末期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散文家、军事家。

左丘明出身的家族世代为史官，曾与孔子一起“乘如周，观书于周史”，据有鲁国以及其他封侯各国大量的史料，所以依《春秋》著成了中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史《左传》（又称《左氏春秋》）

又作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国语》，作《国语》时已双目失明，两书记录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价值的原始资料。

-烛之武退秦师

1 古文翻译：《张衡传》

张衡，字平子，是南阳郡西鄂县人。张衡年轻时就擅长写文章，曾到“三辅”一带游学，接着进了洛阳，在太学学习，于是通晓五经，贯通六艺，虽然才华高于世人，却并不骄傲自大。（他）总是举止稳重、神态淡泊、宁静，不喜欢与一般的世俗之人交往。永元年间，被推举为孝廉，却不应荐，屡次被公府征召，都没有就任。此时社会长期太平无事，从王公贵族到一般官吏，没有不过度奢侈的。张衡于是摹仿班固的《两都赋》写了《二京赋》，用它来（向朝廷）讽喻规劝。（这篇赋，他）精心构思润色，用了十年才完成。大将军邓骘认为他是奇才，屡次征召他，他也不去 。

张衡善于器械制造方面的巧思，尤其在天文、气象和历法的推算等方面很用心。汉安帝常听说他擅长术数方面的学问，命公车特地征召他，任命他为郎中。两次迁升为太史令。于是，张衡就精心研究、考核阴阳之学（包括天文、气象、历法诸种学问），精辟地研究出测天文仪器的正确道理，制作浑天仪，著成《灵宪》《算罔论》等书籍，论述极其详尽。

（汉）顺帝初年，（张衡）又两次转任，又做了太史令之职。张衡不趋附当时的那些达官显贵，他所担任的官职，就多年得不到提升。自他从太史令上离任后，过了五年，又回到这里。

顺帝阳嘉元年，张衡又制造了候风地动仪。这个地动仪是用纯铜铸造的，直径有8尺，上下两部分相合盖住，中央凸起，样子像个大酒尊。外面用篆体文字和山、龟、鸟、兽的图案装饰。内部中央有根粗大的铜柱，铜柱的周围伸出八条滑道，还装置着枢纽，用来拨动机件。外面有八条龙。龙口各含一枚铜丸，龙头下面各有一个蛤蟆，张着嘴巴，准备接住龙口吐出的铜丸。仪器的枢纽和机件制造得很精巧，都隐藏在酒尊形的仪器中，覆盖严密得没有一点缝隙。如果发生地震，仪器外面的龙就震动起来，机关发动，龙口吐出铜丸，下面的蛤蟆就把它接住。铜丸震击的声音清脆响亮，守候机器的人因此得知发生地震的消息。地震发生时只有一条龙的机关发动，另外七个龙头丝毫不动。按照震动的龙头所指的方向去寻找，就能知道地震的方位。用实际发生的地震来检验仪器，彼此完全相符，真是灵验如神。从古籍的记载中，还看不到曾有这样的仪器。有一次，一条龙的机关发动了，可是洛阳并没有感到地震，京城的学者都奇怪它这次没有应验。几天后，驿站上传送文书的人来了，证明果然在陇西地区发生地震，大家这才都叹服地动仪的绝妙。从此以后，朝廷就责成史官根据地动仪记载每次地震发生的方位。

当时政治昏暗，中央权力向下转移，张衡于是给皇帝上书陈述这些事。后来被升为侍中，皇帝让他进皇宫，在皇帝左右，对国家的政事提意见。皇帝曾经向张衡问起天下人所痛恨的是谁。宦官害怕张衡说出他们，都给他使眼色，张衡于是没对皇帝说实话。但那些宦党终究害怕张衡成为祸患，于是一起诋毁他。张衡常常思谋自身安全的事，认为福祸相因，幽深微妙，难以看清，于是写了《思玄赋》表达和寄托自己的情思。

（汉顺帝）永和初年，张衡调离京城，担任河间王的相。当时河间王骄横奢侈，不遵守制度法令；又有很多豪族大户，与河间王一起胡作非为。张衡上任之后治理严厉，整饬法令制度，暗中探得奸党的姓名，一下子同时逮捕，拘押起来，于是上下敬畏恭顺，称赞政事处理得好。（张衡）在河间相位上任职三年，给朝廷上书，请求辞职回家，朝廷任命他为尚书。张衡活了六十二岁，于永和四年去世。

2 翻译古文《张衡传》

张衡，字平子，是南阳郡西鄂县人。

张衡年轻时就善于写文章，到西汉故都长安及其附近地区考察、学习，并趁此机会前往京城洛阳，到太学观光、学习，于是通晓了五经、六艺。虽然才学高出当时一般人，却没有骄傲自大的情绪。

（他）总是从容不迫，淡泊宁静，不爱和庸俗的人们往来。（汉和帝）永元年间，被推荐为孝廉，没有去应荐；三公官署屡次召请去任职（他）也不去 。

当时社会长期太平无事，从王侯直到下边的官吏，没有谁不过度奢侈的。张衡就仿照班固的《两都赋》写了一篇《二京赋》，用来讽喻规劝。

精心地构思写作，（经过）十年才完成。大将军邓骘认为他是奇才，多次召请，（他）也不去 。

张衡擅长机械方面制造的技巧，尤其专心研究天文、气象、岁时节候的推算。汉安帝常听说张衡精通天文、历法等术数方面的学问，就派官府专车，特地召请（张衡）任命他为郎中，后又升为太史令。

于是他研究、考察了自然界的变化，精妙透彻地掌握了测天仪器的原理，制造了浑天仪，写了《灵宪》、《算罔论》等关于历法、数学方面的论著，论述十分详尽明白。 （汉）顺帝初年，（张衡）又被调回重当太史令。

他不慕高官厚禄，所担任的官职，常常多年得不到提升。从离开太史令职务，五年后又恢复原职。

（顺帝）阳嘉元年，（张衡）又制造了候风地动仪。是用纯铜铸造的，直径有八尺，盖子中央凸起，样子象个大酒樽。

外面用篆体文字和山、龟、鸟、兽的图案装饰，内部中央有根粗大的铜柱，铜柱周围伸出八条滑道，（还）装置着枢纽，（用来）拨动机件。外面有八条铜龙，龙口各含一枚铜丸，（龙头）下面各有一个蛤蟆，张着嘴巴，准备接住龙口吐出的铜丸，仪器的枢纽和机件制造的巧妙，都隐藏在酒樽形的仪器中，覆盖严密得没有一点缝隙。

如果发生地震，仪器外面的龙就震动起来，机关发动，龙口吐出铜丸，下面的蛤蟆就把它接住。（铜丸）震击的声音清脆响亮，守候仪器的人因此知道发生了地震。

（地震发生时）虽然只有一条龙的机关发动，另外七个龙头丝毫不动，寻找它的方向，就能知道地震的地方。用实际发生的地震来检验仪器，彼此完全相符，真是灵验如神。

从古籍的记载中，还看不到这样的仪器。曾有一次，一条龙的机关发动了，可是（洛阳）并没有感到地震，京城里的学者都惊异地动仪这次怎么不灵验了。

几天后，驿站上传送文书的人来了，证明果然在陇西地区发生了地震，于是全都叹服地动仪的巧妙。从此以后，（朝廷）就责成史官根据地动仪，记载每次地震发生的方位。

当时政治越来越腐败，大权落到了宦官手里，张衡于是给皇帝上疏陈述政事，提出关于政事的意见。…… 东汉王朝建立之初，汉光武喜欢符谶，以至后来的显宗、肃宗也就继承效法他。

从汉光武复兴汉王朝之后，儒生争相学习图谶和纬书，加上还附以迷惑人的邪说。张衡认为图谶和纬书虚假荒谬，不是圣人的法规，于是给皇帝上疏。

…… 后来张衡升任侍中，顺帝任用他入宫廷，在自己左右对国家的政事提出意见。顺帝曾经询问张衡天下所痛恨的人。

宦官们害怕他说自己的坏话，都用眼睛瞪着他，张衡便用一些不易捉摸的话回答后出来了。这些阉人竖子还是担心张衡终究会成为他们的祸害，于是就群起而毁谤张衡。

张衡也常考虑自身安全的事，认为祸福相因，幽深微妙，难以知道。于是作《思玄赋》来抒发和寄托自己的感情志趣。

…… （顺帝）永和初年，张衡被调出京城，去当河间王刘政的相国。当时河间王骄横奢侈，不遵守法令制度；（河间地区）又有很多豪门大户，和刘政一道胡作非为，张衡一到任就树立威信，整顿法制，暗中探知一些奸党分子的姓名，一下子全都抓起来，官民上下都很敬畏，赞颂河间地区政治清明。

张衡治理河间政务三年后，就向朝廷上书，请求辞职告老还乡，朝廷却把他调回京城，任命为尚书。（张衡）活到六十二岁，永和四年与世长辞。

著《周官训诂》，崔瑗认为与其他儒生的说解没有区别。又想继承孔丘研究《易经》的《彖》、《象》等篇的残缺部分，但终于没有完成。

所著的诗、赋、铭、七言、《灵宪》、《应闲》、《七辩》、《巡诰》、《悬图》共三十二篇。

3 张衡传文言词语要张衡传的一些文言词语特殊句式,特别是上课的时

文言句式 （1）判断句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也（张衡，字平子，南阳郡西鄂县人） （2）被动句 连辟公府不就（多次被公府征召） （3）宾语前置句 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自从有书典记录以来，不曾有过（这种仪器）〕 （4）介词结构后置句 ①果地震陇西（果然在陇西发生地震） ②讽议左右（在皇帝的左右对政事提出意见） （5）省略句 ①视事三年，上书乞骸骨（省略主语“张衡”） ②讽议左右（省略介词“于”） （6）状语后置 ①游于三辅（于三辅游） ②讽议左右（（于）左右讽议） 记得给分偶。

4 张衡传原文及翻译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也。

衡少善属文，游于三辅，因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虽才高于世，而无骄尚之情。

常从容淡静，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

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

精思傅会，十年乃成。大将军邓骘奇其才，累召不应。

衡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安帝雅闻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

遂乃研核阴阳，妙尽璇机之正，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言甚详明。顺帝初，再转，复为太史令。

衡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自去史职，五载复还。

阳嘉元年，复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员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

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

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

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

验之以事，合契若神。自书典所记，未之有也。

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

自此以后，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时政事渐损，权移于下，衡因上疏陈事。

后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尝问天下所疾恶者。

宦官惧其毁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

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仗，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

永和初，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

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视事三年，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

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

5 《张衡传》翻译,语言要简洁,易懂,语言点要翻译出来,不要意译

自网络《张衡传》译文： 张衡，字平子，是南阳郡西鄂县人张衡年轻时就擅长写文章，曾到“三辅”一带游学，接着进了京城洛阳，到太学学习，于是通晓五经，贯通六艺虽然才学高出当时一般人，却没有骄傲自大的情绪（他）总是举止稳重，神态淡泊宁静，不爱和一般的世俗之人往来（汉和帝）永元年间，被推荐为孝廉，没有去应荐；有屡次被公府征召，（他）都没有就任当时社会长期太平无事，从王侯直到下边的一般官吏，没有不过度奢侈的张衡就仿照班固的《两都赋》写了一篇《二京赋》，用来讽喻规劝（对于这篇赋，他）精心地构思润色，（用了）十年才完成大将军邓骘认为他是奇才，多次召请他，（他）也不去 张衡擅长器械制造方面的技巧，尤其专心研究天文、气象、历法等的推算汉安帝常听说张衡精通术数方面的学问，就派官府专车，特地召请（张衡）任命他为郎中，两次升迁为太史令于是他就精心研究、考察 阴阳之学，精妙透彻地掌握了测天仪器的原理，制造了浑天仪，写成《灵宪》、《算罔论》等关于历法、数学方面的论著，论述十分详尽明白 （汉）顺帝初年，（张衡）两次转任，又做了太史令他不趋附当时的权贵，所担任的官职，常常多年得不到提升自从离任太史令职务，五年后又恢复原职 （顺帝）阳嘉元年，（张衡）又制造了候风地动仪是用纯铜铸造的，直径有八尺，上下两部分相合盖住，中央凸起，样子象个大酒樽外面用篆体文字和山、龟、鸟、兽的图案装饰内部中央有根粗大的铜柱，铜柱周围伸出八条滑道，（还）装置着枢纽，（用来）拨动机件外面有八条铜龙，龙口各含一枚铜丸，（龙头）下面各有一个蛤蟆，张着嘴巴，准备接住龙口吐出的铜丸，仪器的枢纽和机件制造的很巧妙，都隐藏在酒樽形的仪器中，覆盖严密得没有一点缝隙如果发生地震，仪器外面的龙就震动起来，机关发动，龙口吐出铜丸，下面的蛤蟆就把它接住（铜丸）震击的声音清脆响亮，守候仪器的人因此知道发生了地震（地震发生时）虽然只有一条龙的机关发动，另外七个龙头丝毫不动，寻找它的方向，就能知道地震的方位用实际发生的地震来检验仪器，彼此完全相符，真是灵验如神从古籍的记载中，还看不到有过这样的仪器曾有一次，一条龙的机关发动了，可是（洛阳）并没有感到地震，京城里的学者都惊异地动仪这次没有灵验几天后，驿站上传送文书的人来了，证明果然在陇西地区发生了地震，于是大家全都叹服地动仪的巧妙从此以后，（朝廷）就责成史官根据地动仪，记载每次地震发生的方位 当时政治越来越腐败，中央权利向下转移，张衡于是给皇帝上疏陈述关于政事的意见后来张衡升任侍中，顺帝让他入宫廷，在自己左右对国家的政事提出意见顺帝曾经询问张衡天下所痛恨的人宦官们害怕他说自己的坏话，都给他使眼色，张衡便没对皇帝说实话但这些阉人竖子还是担心张衡终究会成为他们的祸害，于是就一起毁谤张衡 张衡也常考虑自身安全的事，认为祸福相因，幽深微妙，难以知道于是作《思玄赋》来抒发和寄托自己的感情志趣 （顺帝）永和初年，张衡被调出京城，去担任河间王刘政的相国当时河间王骄横奢侈，不遵守法令制度；（河间地区）又有很多豪门大户，和刘政一道胡作非为，张衡一到任就治理严厉，整顿法制，暗中探知一些奸党分子的姓名，一下子全都抓起来，官民上下都很敬畏，赞颂河间地区政治清明张衡治理河间政务三年后，就向朝廷上书，请求辞职告老还乡，朝廷却把他调回京城，任命为尚书（张衡）活到六十二岁，永和四年与世长辞。

6 张衡传原文+翻译

《张衡传》原文 时政事渐损，权移于下，衡因上疏陈事。

后迁侍中，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尝问天下所疾恶者。

宦官惧其己，皆共目之，衡乃诡对而出。阉竖恐终为其患，遂共谗之。

衡常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仗，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

永和初，出为河间相。时国王骄奢，不遵典宪；又多豪右，共为不轨。

衡下车，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视事三年，上书乞骸骨，征拜尚书。

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 译文当时政治昏暗，中央权力向下转移，张衡于是给皇帝上书陈述这些事。

后来被升为侍中，皇帝让他进皇宫，在皇帝左右，对国家的政事提意见。皇帝曾经向张衡问起天下人所痛恨的是谁。

宦官害怕张衡说出他们，都给他使眼色，张衡于是没对皇帝说实话。但那些宦党终究害怕张衡成为祸患，于是一起诋毁他。

张衡常常思谋自身安全的事，认为福祸相因，幽深微妙，难以看清，于是写了《思玄赋》表达和寄托自己的情思。 （汉顺帝）永和初年，张衡调离京城，担任河间王的相。

当时河间王骄横奢侈，不遵守制度法令；又有很多豪族大户，豪门大户他们一起胡作非为。张衡上任之后治理严厉，整饬[chi]法令制度，暗中探得奸党的姓名，一下子同时逮捕，拘押起来，于是上下敬畏恭顺，称赞政事处理得好。

（张衡）在河间相位上任职三年，给朝廷上书，请求辞职回家，朝廷任命他为尚书。张衡活了六十二岁，于永和四年去世。

宫之奇谏假道

[作者] 左丘明   [朝代] 先秦

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

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翫。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

公曰：“晋，吾宗也，岂害我哉？”

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将虢是灭，何爱于虞！且虞能亲于桓、庄乎？其爱之也，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逼乎？亲以宠逼，犹尚害之，况以国乎？”

公曰：“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

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

弗听，许晋使。

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在此行也，晋不更举矣。”

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问于卜偃曰：“吾其济乎？”

对曰：“克之。”

公曰：“何时？”

对曰：“童谣曰：‘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旗。鹑之贲贲，天策炖炖，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

冬，十二月丙子朔，晋灭虢，虢公丑奔京师。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从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归其职贡于王，故书曰：“晋人执虞公。”罪虞公，言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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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之奇谏假道》译文

晋侯又向虞国借路去攻打虢国。

《宫之奇谏假道》注释

（1）晋：国名，在今山西省翼城县东。晋侯：晋献公。复假（jiǎ）道：又借路。僖公二年晋曾向虞借道伐虢，今又借道，故用“复”。虞（yú）：国名，姬姓。周文王封予古公亶父之子虞仲后代的侯国，在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北。虢（guó国）：国名，姬姓。周文王封其弟仲于今陕西宝鸡东，号西虢，后为秦所灭。本文所说的是北虢，北虢是虢仲的别支，在今山西平陆。虞在晋南，虢在虞南。

（2）表：外表，这里指屏障、藩篱。

（3）启：启发，这里指启发晋的贪心。

（4）寇：凡兵作乱于内为乱，于外为寇。翫（wán完）：即“玩”，这里是轻视、玩忽的意思。

（5）其：反诘语气词，难道。

（6）辅：面颊。车：牙床骨。

（7）宗：同姓，同一宗族。晋、虞、虢都是姬姓的诸侯国，都同一祖先。

（8）大（tài）伯、虞仲：周始祖太王（古公亶父）的长子和次子。昭：古代宗庙制度，始祖的神位居中，其下则左昭右穆。昭位之子在穆位，穆位之子在昭位。昭穆相承，所以又说昭生穆，穆生昭。大伯、虞仲、王季俱为大王之子，都是大王之昭。

（9）不从：指不从父命。嗣：继承（王位）。大伯知道大王要传位给他的小弟弟王季，便和虞仲一起出走。宫子奇认为大伯没继承王位是不从父命的结果。

（10）虢仲、虢叔：虢的开国祖，王季的次子和三子，文王的弟弟。王季于周为昭，昭生穆，故虢仲、虢叔为王季之穆。

（11）卿士：执掌国政的大臣。盟府：主持盟誓、典策的宫府。

（12）将虢是灭：将灭虢。将，意同“要”。是，复指提前的宾语“虢”。

（13）桓庄：桓叔与庄伯，这里指桓庄之族。庄伯是桓叔之子，桓叔是献公的曾祖，庄伯是献公的祖父。晋献公曾尽杀桓叔、庄伯的后代。其：岂能，哪里能。之：指虞。

（14）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庄公25年晋献公尽诛同族群公子。以为戮：把他们当作杀戮的对象。唯：因为。逼（bì毙）：通“逼”，这里有威胁的意思。

（15）亲：指献公与桓庄之族的血统关系。宠：在尊位，指桓、庄之族的高位。况以国乎：此句承上文，因此省略了“以国”下的“逼”字。

（16）享祀：祭祀。絜（jié洁）：同“洁”。据我：依从我，即保佑我。

（17）实：同“是”复指提前的宾语。

（18）皇：大。辅：辅佐，这里指保佑。所引《周书》已亡佚，这两句引见伪古文《尚书》，下同。

（19）黍（shǔ）：黄黏米；稷（jì寄）：不黏的黍子，黍稷这里泛指五谷。馨（xīn心）：浓郁的香气。

（20）易物：改变祭品。繄（yī医）：句中语气词。

（21）冯（píng）：同“凭”。

（22）明德：使德明。馨香：指黍稷。其：语气词，加强反问。吐：指不食所祭之物。

（23）以：介词，表率领。以其族行：指率领全族离开虞。

（24）腊：岁终祭祀。这里用作动词，指举行腊祭。

（25）此句以下有删节。

（26）丙子：十二月初一正逢干支的丙子。朔：每月初一日。

（27）丑：虢公名。京师：东周都城。今河南洛阳。

（28）馆：为宾客们设的住处。这里用作动词，驻扎的意思。

（29）媵（yìng映）：陪嫁的奴隶。秦穆姬：晋献公女，嫁秦穆公。

（30）书：指《春秋》经文。

（31）其：代词，那只谚语说的道理。

《宫之奇谏假道》赏析

文章首先陈述了虞虢之间的紧密关系，然后揭露出晋侯残酷无情的本质，最后提醒虞国公国家存亡在于德行，而不在与神灵。文章批判了迷信宗族关系和神权至上的迂腐，反映了当时的民本思想。文章结构严谨，条理清晰，开头只用“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一句点明事件的起因及背景，接着便通过人物对话来揭示主题。语言简洁有力，多用比喻句和反问句。如用“辅车相依，唇亡齿寒”比喻虞晋的利害关系，十分贴切、生动，很有说服力。

晋献公吞并虢国和虞国的成功，要归功于他的心狠手毒：一方面以本国宝物作诱饵，诱敌手上钩；一方面六亲不认，不顾同宗亲情，唯利是图。于是，不惜以阴谋诡计骗取虞国信任，将两国逐个吞食。俗话说，“舍不得孩子，打不到狼。”“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晋献公实实在在地照这样去做了，并且得到了回报，实际上什么都没有损失。但是，攻城略地的成功，却以不顾礼义廉耻为代价，得到了实际利益和好处，而因此失去了人心和道义。对于重视民心和道义的人来说，这样做是得不偿失；对于寡廉鲜耻的人来说，失去的无所谓，得到的才是实在的。人们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来决定取舍的。

如此说来，对于寡廉鲜耻、心狠手毒之徒不应当以仁义道德之心去对待，最好是以强硬的态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虞国的灭亡，就灭在太相信同宗亲情，对不义之徒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对方跟自己是一类人，以一种近乎于农夫的心肠，去对待凶狠的毒蛇。如果说这也是一场悲剧的话，那么则是由自己推波助澜、助纣为虐而导致的。如果灭亡的结果是自己一时糊涂、认识不清，被披着羊皮的狼蒙蔽了，尚还可以寄予一点同情，然而有贤臣坦诚相谏，苦口婆心地开导，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执迷不悟，固执己见，则可以说是咎由自取，不值得一点同情。

曾经是作威作福的国君，一朝变成随他人之女陪嫁的奴隶，这种天上、地下的巨变，不能不使人感叹。这也应了那句老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历史是不应当忘记的，读史可以使人明鉴，使人清醒。即使弱小而无法与 抗衡，那么弱小者之间的彼此照应、鼓励。安慰、同病相怜、支持，也可以让人在风雨之中同舟共济，患难与共，正所谓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这些从惨痛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教训，完全可以说是千古不易的。就连平民百姓都懂得，听人劝得一半。欺人太甚的事不可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即使无法奋起抗争，最起码是可以想法避开的。既不听劝，又不抗争，的确算是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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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析作者：佚名　　晋献公吞并虢国和虞国的成功，要归功于他的心狠手毒：一方面以本国宝物作诱饵，诱敌手上钩；一方面六亲不认，不顾同宗亲情，唯利是图。于是，不惜以阴谋诡

《宫之奇谏假道》作者左丘明简介

左丘明（约前502—约前422）姓丘，名明，因其父任左史官，故称左丘明（而关于左丘明的姓名，长期以来由于先秦及汉代文献对左传作者左丘明的记载非常有限，历代学者就左丘明氏字名情况问题争论不休、众说纷纭。一说复姓左丘，名明；一说单姓左，名丘明，但史载，左丘明乃姜子牙后裔，嫡系裔孙丘（邱）氏较为可靠，旁系左氏有待商酌）春秋末期鲁国都君庄（今山东省肥城市石横镇东衡鱼村）人。春秋末期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散文家、军事家。与孔子同时或者比孔子年龄略长些。曾任鲁国史官，为解析《春秋》而作《左传》（又称《左氏春秋》），又作《国语》，作《国语》时已双目失明，两书记录了不少西周、春秋的重要史事，保存了具有很高价值的原始资料。由于史料详实，文笔生动，引起了古今中外学者的爱好和研讨。被誉为“文宗史圣”、“经臣史祖”，孔子、司马迁均尊左丘明为“君子”。历代帝王多有敕封：唐封经师；宋封瑕丘伯和中都伯；明封先儒和先贤。山东泰安建有丘明中学以纪念左丘明。左丘明是中国传统史学的创始人。史学界推左丘明为中国史学的开山鼻祖。被誉为“百家文字之宗、万世古文之祖”。左丘明的思想是儒家思想，在当时较多地反映了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概述来自：）

左丘明的其它作品

○ 曹刿论战

○ 烛之武退秦师

○ 郑伯克段于鄢

○ 子鱼论战

○ 周郑交质

○ 左丘明更多作品

读史方舆纪要原文及翻译如下。

1、《读史方舆纪要》原文。

客谓顾子曰：“子所著《方舆纪要》一书，集百代之成言，考诸家之绪论。穷年累月，矻矻不休。至于舟车所经，亦必览城郭，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子于是书，可谓好之勤，思之笃矣！后有起者，考求险要，辨别攻寺，远而周知天下之故，近面都邑之间，非子之书，何所适从焉？”

余曰：“否，否，不然！古人有言：‘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明于匠石之任者，或昧于雕镂之细。予也未尝溯江河，登恒岱，南穷岭海，北上燕冀。间有涉历，或拘于往返之程，或困于羁旅之次，不获放旷优游，博观广询。间尝按之图画，索之典籍，亦举一而废百耳。又或了了于胸中，而身至其地，反若聩聩焉。

所谓‘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又异辞’者，不可胜数也。余之书，其足据乎？且孙子有言：‘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夫论兵之妙，莫如孙子；而论地利之妙，亦莫如孙子。使信余之书而不取信于乡导，譬之掩耳而求闻，闭目而求见，所误必多矣！

“且夫地利亦何常之有哉？函关、剑阁，天下之险也。秦人用函关却六国而有余，迨其末也，拒群盗而不足。诸葛武侯出剑阁，震秦陇，规三辅；刘禅有剑阁而成都不能保也。故金城汤池，不得其人以守之，曾不及培塿之邱、泛滥之水。

得其人，即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是故九折之坂、羊肠之径，不在邛崃之道、太行之山；无景之豁、千寻之壑，不在岷江之峡、洞庭之津。及肩之墙，有时百仞之城不能过也。渐车之浍，有时天堑之险不能及也。知求地利于祟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际，乌足与言地利哉！善乎，孙子之言曰：“我不欲战，虽画地而守之，敌不能与我战。

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然则变化无穷者，地利也。地利之微，图不能载，论不能详，而变化于神明不测之心；所谓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者乎？故曰：方圆奇偶，千秋不易也，伏羲以之画八卦，大禹以之演九畴。伍两卒旅，千秋不易也，武侯以之列八阵，李靖以之变六花。

城郭山川，千秋不易也，起于西北者可以并东南，而起于东南者又未尝不可以并西北。故曰：不变之体，而为至变之用；一定之形，而为无定之准。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知此义者，而后可与论方舆。

使铢铢而度之，寸寸而比之，所尖必多矣。吾尝考蒙古之用兵，奇变恍惚，其所出之道，皆师心独往，所向无前。故其武略比往古为最高。彼岂尝求之于山海之图、里道之志哉？然则求地利于吾书，无乃犹是刻舟之见乎？吾虑举足动步或将有碍焉者也。客其益广所闻，无过恃吾之书也已。”

2、《读史方舆纪要》翻译。

有客人对我说：“您所写的《读史方舆纪要》这部书，汇集了历代已成定论的论述，考究了诸家发而未尽的言论。您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孜孜不倦地写。

每到坐船乘车经过的地方，也总是观览那里的城邑，考察那里的山川，乡里、道路，查问那里的关卡渡口，以至于那里往来贩卖的商人，戍守边防的军士，有时也同他们从容不迫地交谈讨论，考查审核诸家之说的异同之处。

您对这部书，可以说是下了苦功夫，考虑得很深入！后代有立志起事的人，想要考察寻求险要之地，判别适于攻守之处，从远处说要周密地了解天下各地的事情，从近处说想详尽地了解都城之间的情况，不是您这本书，将到哪里去了解呢？”

我说：“不，不，不是这样的！古人说过：‘量某些东西尺还嫌短，量某些东西寸还有余。’很高明的木工或许不擅长雕镂的技艺。我不曾探寻过长江黄河的水源，登攀过天下所有的名山，往南未走遍五岭、南海一带，往北未到过燕冀故地。

间或有亲自游历过的地方，但有时受到往返行程的限制，有时被困在旅途之中，不能够心情旷达、悠闲自得，广泛地观览询问。间或也曾在地图上查考某地的地形，在典籍中寻找前人的论述，也不过是举出一点而遗漏了大部分罢了。有时候，心里似乎明白，但亲身到了那个地方，倒象是又糊涂了。

古人说过‘见到的事有不同的说法，听到的事有不同的说法，通过别人转述而得知的事又有不同的说法’，这种情况多得数不完。我的书，难道就能够作为依据吗？况且孙子说过：‘不熟悉山林险关沼泽等地形情况的，不能行军。不利用向导的，就不能找到有利的地势。’谈论兵法谈得高妙，没有谁比得上孙子。

谈论地利谈得高妙，也没有谁比得上孙子。假如只相信我的书而不从向导那里得到当地的真实情况，这种做法就好象是捂上耳朵却想听到声音，闭上眼睛却想看见东西，错误的地方一定很多啦！

“再说，地理的优势又有什么经久不变的呢？函谷关、剑阁，是天下的险要之地。当初秦国利用函谷关的险势打退东方六国的进攻还绰绰有余，可是等到秦的末世，抵御四方群盗还嫌它不够险要。诸葛武侯出兵剑阁，威震秦陇，谋取三辅之地；而刘禅虽然据有剑阁之险却连成都也保不住。

所以，纵然是铁打的城墙、滚烫的护城河，要是没有适当的人来把守它，连低矮的小山、地面的浅水都比不上。有了适当的人，纵使是枯木朽株，都可以用来给敌人造成困难。因此，弯弯曲曲的坡道、狭窄曲折的羊肠山路，不一定就在邛崃道中、太行山上；日光照不到的深谷，千丈深的山沟，不一定就在岷江峡谷、洞庭湖滨。

才够得着肩的矮墙，有时连百丈高的城墙也不能超过它的作用。只能浸湿战车车轮的小水沟，有时连深广险恶的江河也不一定比得上它的作用。只知道在高山深谷、名城都市之间寻求地利，而不懂得地利就在熟悉地形并善于利用地形之中，这样的人，哪里值得与他谈论什么地利呢？

孙子说得真好啊，他说：‘我不想打的时候，即使是在地上画出一道界线来防守，敌人也无法与我交战。我想打的时候，敌人即使筑高营垒，挖深濠沟来防守，也不得不同我交战。’既然如此，那么变化无穷的就是地利了。地利的精深微妙，地图不能一一记载，典籍的论述不能详尽完备，只是在神妙莫测的心中千变万化。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况吧？听以说，方圆奇偶之数，千秋万代不会改变，但伏羲氏用它画出了八卦，大禹用亡推演出了九种大法。伍、两、卒、旅这些军队的编制，千秋万代不会改变，但诸葛武侯用它排出了八阵法，李靖用它创造出了六花阵。

城邑山川，千秋万代不会改变，从西北方兴起的人可以利用它来兼并东南之地，而从东南方兴起的人又未尝不能利用它来兼并西北之域。所以说：不变的本体，却有千变万化的作用；固定的形状，却可作为不同形状的准则。

阴和阳没有恒久的位置，冷热寒暑没有固定的时间，险要和平易没有不变的地方，懂得了这个道理，然后才可以同他谈论地理。如果一铢一铢地称东西，一寸一寸地量东西，到头来造成的差误一定很多。我曾经考究过蒙古人的用兵，真是变幻奇特、不可捉摸，他们出兵的途径和方法，都是灵活运用，所向无敌。

所以他们的军事谋略比起前人来是最高明的。他们难道曾在标有山川关塞的地图和记载乡里道路的志书上寻求过地利吗？既然如此，那么只知从我的书中寻求地利，恐怕还是刻舟求剑一般的见解吧。我担心象这样一举足一动步可能将会有阻碍的。您还是多多增长、扩大见闻吧，不要过于依赖我的书了。”

《读史方舆纪要》的意义：

以军事地理为主，集自然与人文地理于一身的巨著《读史方舆纪要》的撰成，当然与顾祖禹本人的努力分不开。

为了编撰这本巨型历史地理著作，他先后查阅了二十一史和100多种地志，旁征博引，取材十分广泛。同时，他也比较注重作实地考察，每凡外出有便必然观览城廓，而且对于山川、道里、关津无不注意察看。并且深入作调查，无论过往商旅、征戍之夫，乃至与客人谈论时都注意对地理状况的异同进行考核。

但无论实地考察或是调查，囿于条件所限，他都只能“间有涉历”而已。主要工作还是限于对图书资料的探索和考校。尽管全书考证严谨，描述论证也多确实可靠，但他本人总觉得未能十分满意，尤其以缺乏只有从实地考察中才能获得的感性知识为憾事。

当然，由于时代与条件的限制，加上全书仅为顾祖禹一人独撰，难免有疏漏、谬误之处，但这些并非其主流，毫不影响它闪耀于历史地理巨著之林的光辉。

《读史方舆纪要》长期以来由于内容丰富、地名齐全、考订精详、结构严密，不但胜于唐代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代成书的《太平寰宇记》，而且超越明代成书的《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若与清代历史地理巨著、官修的《大清一统志》相比，也是各有千秋，并不逊色。至今仍成为历史地理学者乃至研究历史、经济、军事的学者们必读的重要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