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姓是当今中华第一大姓，也是世界头号大姓。李姓起源于河南鹿邑。鹿邑古称苦县，自古以来都属于陈地辖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李耳）的生地。

关于李姓的起源和得姓始祖，唐朝李延寿的《北史·序传》和北宋欧阳修、宋祁的《新唐书》中讲了一个十分传奇的故事：李姓源于嬴姓，是五帝之一颛顼高阳氏的后裔，是皋陶的后代。皋陶在帝尧时任大理（司法长官），他的子孙世袭大理之职，以官职为氏，姓理。商朝末年，理氏后代有一个叫理徵的，因直谏触怒纣王被杀。理徵的妻子契和氏是陈国人，契和氏带着儿子理利贞逃回陈国，走到伊侯墟时，母子饥饿不堪，靠采食木子（树木果实）得以保全性命。为感激木子，躲避纣王追缉，利贞隐去原姓，因为“理”与“李”同音，改理氏为李氏，李利贞为李姓得姓始祖。李利贞母子回到陈国，在离陈不远的苦县定居。李利贞也是娶陈国契和氏之女为妻，生子昌祖，昌祖在陈国任大夫。李昌祖生彤德，彤德曾孙硕宗，被周康王赐采邑于苦县。李硕宗的五世孙李乾，在西周任御史大夫，娶益寿氏女婴敷，生李耳。《史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有的古籍说老子李耳是李利贞的第11代孙，而有的姓氏书说李利贞是老子的六世祖。

还有一种说法更有神话色彩，《史记·正义》引《玄妙内篇》说：“李母怀胎八十一载，逍遥李树下，乃割左腋而生。”《史记·索隐》说老子“生而指李树，因以为姓。”今天鹿邑仍有民间传说，李母怀胎八十一年，在李树下分娩，李耳诞生时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李母呼道：“我的老儿子”，因而名之“老子”，老子一诞生就用手指着李树，自认李姓。

以上关于李姓起源的故事过于生动而富于传奇色彩，难免引起后人的疑义。史家认为这些传说起于唐代，有为李唐宗室抬高门第，强为攀附，主观臆测的成份，可信度不高。再者，老子之前的人物，如理徵、李利贞不见于先秦古籍，是否确有其人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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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董大

　　在唐人赠别诗篇中，那些凄清缠绵、低徊留连的作品，固然感人至深，但另外一种慷慨悲歌、出自肺腑的诗作，却又以它的真诚情谊，坚强信念，为灞桥柳色与渭城风雨涂上了另一种豪放健美的色彩。高适的《别董大》便是后一种风格的佳篇。 这两首送别诗作于公元747年（天宝六年），当时高适在睢阳，送别的对象是著名的琴师董庭兰。盛唐时盛行胡乐，能欣赏七弦琴这类古乐的人不多。崔珏有诗道：“七条弦上五音寒，此艺知音自古难。惟有河南房次律，始终怜得董庭兰。”这时高适也很不得志，到处浪游，常处于贫贱的境遇之中。但在这两首送别诗中，高适却以开朗的胸襟，豪迈的语调把临别赠言说得激昂慷慨，鼓舞人心。 从诗的内容来看，这两篇作品当是写高适与董大久别重逢，经过短暂的聚会以后，又各奔他方的赠别之作。而且，两个人都处在困顿不达的境遇之中，贫贱相交自有深沉的感慨。诗的第二首可作如是理解。第一首却胸襟开阔，写别离而一扫缠绵忧怨的老调，雄壮豪迈，堪与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情境相媲美。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这两句以其内心之真，写别离心绪，故能深挚；以胸襟之阔，叙眼前景色，故能悲壮。曛，即曛黄，指夕阳西沉时的昏黄景色。 落日黄云，大野苍茫，唯北方冬日有此景象。此情此景，若稍加雕琢，即不免斫伤气势。高适于此自是作手。日暮黄昏，且又大雪纷飞，于北风狂吹中，唯见遥空断雁，出没寒云，使人难禁日暮天寒、游子何之之感。以才人而沦落至此，几使人无泪可下，亦唯如此，故知己不能为之甘心。头两句以叙景而见内心之郁积，虽不涉人事，已使人如置身风雪之中，似闻山巅水涯有壮士长啸。此处如不用尽气力，则不能见下文转折之妙，也不能见下文言辞之婉转，用心之良苦，友情之深挚，别意之凄酸。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这两句是对朋友的劝慰：此去你不要担心遇不到知己，天下哪个不知道你董庭兰啊！话说得多么响亮，多么有力，于慰藉中充满着信心和力量，激励朋友抖擞精神去奋斗、去拼搏。因为是知音，说话才朴质而豪爽。又因其沦落，才以希望为慰藉。 “六翮飘飖私自怜，一离京洛十余年。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可见他当时也还处于“无酒钱”的“贫贱”境遇之中。这两首早期不得意时的赠别之作，不免“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但诗人于慰藉中寄希望，因而给人一种满怀信心和力量的感觉。 诗人在即将分手之际，全然不写千丝万缕的离愁别绪，而是满怀激情地鼓励友人踏上征途，迎接未来。诗之所以卓绝，是因为高适“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殷璠《河岳英灵集》）、“以气质自高”（《唐诗纪事》），因而能为志士增色，为游子拭泪。如果不是诗人内心的郁积喷薄而出，则不能把临别赠语说得如此体贴入微，如此坚定不移，也就不能使此朴素无华之语言，铸造出这等冰清玉洁、醇厚动人的诗情。[5]

　　《送元二使安西》

　　唐代大诗人王维（公元701~761）的这首《送元二使安西》（又名《阳关曲》），千古传诵，脍炙人口。笔者认为，此诗是中华诗坛不可多得的一首奇诗。奇就奇在，它不同于一般的送别诗；它巧妙地借助于时空的转换，营造了耐人寻味的惜别氛围，达到了令人震撼的的艺术感染力，具有极高的意境。但是，千百年来，文人学者未能准确把握该诗的风格，望文生义地曲解了诗的意蕴，从而降低了它的格调和品位。 这是一首送朋友去西域守护边疆的诗。安西，是唐中央政府为统辖西域而设的都护府的简称。王维所处的年代，各种民族冲突加剧，唐王朝不断受到了来自西面吐蕃和北方突厥的侵扰。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河西节度副大使崔大逸战胜土蕃，唐玄宗曾命王维以鉴察御史的身份出塞宣慰，察访军情，沿途他写下了《使至塞上》、《出塞作》等边塞名篇。《阳关曲》是王维晚年之作，其创作年代估计在“安史之乱”以后，据《资治通鉴》至德元年（756）七月载：“征河西、安西兵赴行”；至德二年二月载：“上至凤翔旬日，陇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会”。故当知“安史之乱”暴发后，边兵大量内调，此诗约作于送友人即将奔赴安西之时，与此同期的诗作尚有《送张判关赴河西》、《送刘司直赴安西》等。无疑，当他送别友人临近分别时，诗人不会不考虑到战争将对他们今后产生的影响。 诗的前两句写的是送别时的节物风光，描绘了平平常常的景色，却充满诗情画意。三四句表达了对友人一篇深挚的情谊。但是，在一些权威的辞书和教材中对后两句均作出了这样的解释：“朋友，再干了这一杯酒吧，出了阳关，可就再也看不到老朋友了……”笔者以为，这样的解释明显带有主观随意性，没有真实反映出王维如此造句所想表达的深意，更没有揭示出此两句在表达上的佳妙之处。 首先，作出了这样浅显直白的解释，本诗显的似乎并无新意，与他在这一时期的同类作品相比也无特别之处，只能算是一首很平常的送别诗，这与后人将之一直誉为唐诗“压卷之作”的称谓显然是不相符的，其中必然隐赋有某种其他的寓意，而我们却一直尚未予以重视而挖掘出来；其次，这是一首送友人去守护边疆的诗，面对战争的残酷无情，曾经到访过边塞的诗人相当了解，“古来征战几人回”！他一般不可能说出“你再也见不到老朋友了”这样的话去伤害友人且触犯诗谶——这未免太不合乎情理；再说，从诗句的本身意义上分析，友人也并非一定要等到出了“阳关”后才看不到诗人，出了“渭城”不同样也就看不到诗人了吗？事实上，即便友人真到了边疆安西，他同样也能遇见来自家乡的“故人”，如岑参在《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诗中就这样写到：“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那么，“阳关”一词在这首诗中的特殊意义又会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诗人这两句其实是运用了逆挽（即叙事题材的“倒叙”）并结合了省略的写作手法，引导读者的思绪跟随年青的友人一起奔赴疆域，然后历经万种艰险，最后凯旋而归时，而“我”——现在的这个送行者却恐怕因年老多病已不在人世了……历史的真实是，诗人在送走友人后不满六年（于761年）便真的与世长辞了！我们已无法知道他们后来是否能重新相逢，但“清风明月苦相思，荡子从戎十载余”王维的这两句诗多少能反映出友人那漫长的戎马生涯与思者的无奈。因此，诗中的“西出阳关”并非是指友人不久后走出了阳关，而应该是指将来友人完成任务胜利返回时路经“阳关”。长期以来，“西出阳关”一直被简单理解为友人走出了阳关，但是在这里却是真正的“一语双关”：它按着时空的发展次序有着两幅截然不同的场景，第一幅“西出阳关”是指友人在征途中刚刚走出了阳关，渭城在东，阳关在西，是谓“西面出去”，一般人们均持此种观点；另一幅“西出阳关”就是指友人在经历许千辛万苦，完成了任务剀旋而归时离开了阳关，渭城仍在东，阳关仍在西，却是谓“西面出来”，诗人的本意就是如此。可见，常人都把友人从“西面出来”误解成了从“西面出去”了！不难理解，面对各自分离后的茫茫未知前途，不禁会引起诗人的无边遐想，而这种思绪一旦跨越了时空和个人后，便会产生出扣人心弦的意境，有着无与伦比的震撼力，诗人正是为此成功地进行了时空的转换和压缩。 必须指出，处于河西走廊尽西头的阳关，和它北面的玉门关相对，从汉代以来，一直是内地走向西域的通道，同时也是军事要塞。“玉门关”外基本是突厥的势力范围，而“阳关”内则完全属于唐朝的领土。在诗人看来，只有将来友人能走出了“阳关”后方才真正表明他是平安回来了。我们从元代《阳春白雪集》中大石调《阳关三叠》词中可以发现，古人其实一直就是这样诠释的：“…休烦恼，劝君更尽一杯酒，只恐怕西出阳关，旧游如梦，眼前无故人。只恐怕西出阳关，眼前无故人…”故此，准确完整地诠释这首诗应该是这样的： 朋友 请再干了这杯酒 待你将来凯旋而归 西出阳关的时候 恐怕已不能再看到我了啊 惟有这 渭城的细雨 青青的客舍 以及随风而舞的扬柳 还会像今天一样 在此恭侯 看！这哪里像是诗人在送别友人，这分明就是友人在送诗人呀！诗人王维正是高超地运用了这种逆挽的写作手法，籍助于时空的转换，将国家的安危、战争的残酷、朋友的情谊、人生的苦短紧紧地揉合在了一起，情景交融，达到了令人震撼的艺术感染力。其实，在王维的诗歌里也曾多次采用了这种语法结构，如《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两句就从另一个角度表达了诗人对亲人的思念；在与“阳关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山中送别》诗中我们也同样能领会到诗人在此方面的匠心独运：“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王维的这种语法技巧甚至对后来诗人也有启示意义，如白居易在《邯郸冬至夜思家》诗中“想得家中夜深座，还应说着远行人”两句，就不难感觉受到了他的影响。 重新认识王维《阳关曲》的重要意义，使我们再次强烈感受到：作为一位诗人，只有将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兴衰紧紧地血脉相连，才能够创造出属于那个时代的伟大作品。诗人王维清楚地了解战争的无情，也深知友人的远征可谓九死一生，更明白此次分离或许就意味着永别。但他依然为友人祝福，期待着友人能平安归来，盼望着国家从此走向和平昌盛——即便自己可能已等不到那一天的到来…… “劝君更尽一杯酒”，这酒中不仅浸透了诗人对友人的一片深挚情谊，更饱含着他对国家和平安宁的美好祝愿！——这正是“阳关曲”千百年来久唱不衰的魅力之所

中国古代十大旅行家

1徐霞客　　

　　徐霞客，生于明朝万历十四年，江苏江阴人，名弘祖，字振之，伟大的地理学家、旅行家、探险家。他又被后人称为“游圣”、“霞仙”、“驴友祖师”，一生之中，游遍了中华秀美山川，极富传奇性。受耕读世家的文化熏陶，徐霞客幼年好学，博览群书，尤钟情于地经图志。少年即立下了“大丈夫当朝游碧海而暮宿苍梧”的旅行大志。徐霞客的足迹遍及今16个省、市、自治区。他不畏艰险，曾三次遇盗，数次绝粮，仍勇往直前，严谨地记下了观察的结果。直至进入云南丽江，因足疾无法行走时，仍坚持编写《游记》和《山志》，基本完成了240多万字的《徐霞客游记》。 53岁（1640）云南地方官用车船送徐霞客回江阴。54岁正月病逝于家中。徐霞客经30年考察撰写成的260多万字《徐霞客游记》，在国内外具有深远的影响。

　　 2玄奘　　

　　玄奘（602～664），名陈袆，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滑国故城）人。唐代著名三藏法师，佛教学者、旅行家，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译经师之一。唯识宗的创始者之一。

　　出家后，遍访佛教名师，因感各派学说纷歧，难得定论，便决心至天竺学习佛教。唐太宗贞观三年，从凉州出玉门关西行，历经艰难抵达天竺。初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受学。后又游学天竺各地，并与当地学者论辩，名震五竺。

　　贞观三年，他从长安出发，经过兰州到达凉州。当地慧威法师敬重玄奘宏愿，令徒弟秘密送玄奘前进。他们怕白天被官兵捕捉，便夜晚行路。到达瓜州时，所骑的马又倒毙了。玄奘买得一匹去过伊吾（哈蜜）15趟的老瘦赤马，孤身一人前进。

　　经十七年坚韧不拔的苦行，玄奘法师于贞观十九年回到长安。

　　历代民间广泛流传其故事，如元吴昌龄《唐三藏西天取经》杂剧，明吴承恩《西游记》小说等，均由其事迹衍生。　　　　　

　　 3张骞　　

　　张骞（约公元前164～前114年），汉族，字子文，汉中郡城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人，中国汉代卓越的探险家、旅行家与外交家，对丝绸之路的开拓有重大的贡献。开拓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并从西域诸国引进了汗血马、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等。

　　张骞于建元三年（前138）出陇西，经匈奴，被俘。在匈奴十多年的时间里，张骞虽然娶妻生子，但始终秉持汉节。后来，他终于逃脱，西行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后再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在归途中，张骞改从南道，依傍南山，但仍然被匈奴捕获，又被拘留一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匈奴内乱，张骞乘机逃回汉朝，向汉武帝详细报告了西域情况，武帝授以太中大夫。张骞在大夏时，得知由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通大夏，因劝武帝开西南夷道，但为昆明夷所阻，未能通。元朔六年，张骞随卫青征匈奴，有功，封博望侯。后张骞复劝武帝联合乌孙（在今伊犁河流域），武帝乃拜骞为中郎将，公元前119年率300人，牛羊金帛以万数，出使乌孙。张骞到乌孙，分遣副使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旁国，此行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西域各国也派使节回访长安。乌孙遣使送张骞归汉，并献马报谢。

　　元鼎二年（前115），张骞还。汉能通西域，由张骞创立首功。因张骞在西域有威信，后来汉所遣使者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

　　 4郑和　　

　　郑和出生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原名：马三宝。洪武十三年1381年冬，明朝军队进攻云南。马三保10岁，被掳入明营，被阉割成太监，之后进入朱棣的燕王府。在靖难之变中，马三保在河北郑州（在今河北任丘北，非河南郑州）为燕王朱棣立下战功。永乐二年（1404年）明成祖朱棣认为马姓不能登三宝殿，因此在南京御书“郑”字赐马三保郑姓，改名为和，任为内官监太监，官至四品，地位仅次于司礼监。宣德六年（1431年）钦封郑和为三保太监。

　　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庞大的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两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组成的船队远航，访问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每次都由苏州刘家港出发，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他一共远航了有七次之多。最后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时，在船上因病过逝。

　　他的航行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87年，比达伽玛早92年，比麦哲伦早114年。在世界航海史上，他被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等大洋的直达航线。600年前，从1405年开始，在28年间，郑和率领中国大明皇朝的200多艘船航行在世界海域上，造访各国。

　　 5鉴真　　

　　鉴真（688~763）日文又称鉴真(がんじん)，中国唐朝僧人，律宗南山宗传人，日本佛教律宗开山祖师，著名医学家。日本人民称鉴真为“天平之甍”，意为他的成就足以代表天平时代文化的屋脊（意为高峰）。

　　鉴真，俗姓淳于，广陵江阳（今江苏江都）人。十四岁时于大云寺为沙弥，就高僧智满禅师学佛，后又赴长安从弘景法师受具足戒，先后达三年，遂返扬州，学识渊博。日本僧人荣睿、普照来华学佛留学，并敦请鉴真赴日传佛。鉴真欣然应允，并克服种种困难，先后六次始获成功。他携带佛经、佛具及佛象，于天宝十二年（753年）抵日本。此时鉴真双目失明，但他仍努力弘扬佛法，传播中国文化并以其丰富之经验，讲授医药知识，特别是他所带之香料药物等，至今日本奈良招提寺及东大寺正仓院仍保存有其遗迹。尝治愈光明皇太后及圣武天皇之病（见天台乌药）。日本曾授予“大僧都”、“大和上”封号，日本人民誉他为“过海大师”。其著作有《鉴上人秘方》，惜未见流传。

　　 6汪大渊　　

　　汪大渊(1311年～)元朝时期的民间航海家。字焕章。南昌人。至顺元年(1330)，年仅20岁的汪大渊首次从泉州搭乘商船出海远航，历经海南岛、占城、马六甲、爪哇、苏门答腊、缅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横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红海到索马里、莫桑比克，横渡印度洋回到斯里兰卡、苏门答腊、爪哇，经澳洲到加里曼丹、菲律宾返回泉州，前后历时5年。至元三年(1337)，汪大渊再次从泉州出航，历经南洋群岛、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非洲的莫桑比克海峡及澳洲各地，至元五年(1339)返回泉州。

　　汪大渊第二次出海回来后，应泉州地方官之请，开始整理手记，写出《岛夷志略》。《岛夷志略》分为100条，其中99条为其亲历，涉及国家和地区达220余个，对研究元代中西交通和海道诸国历史、地理有重要参考价值，引起世界重视。1867年以后，西方许多学者研究该书，并将其译成多种文字流传，公认其对世界历史、地理的伟大贡献。　　

　　 7法显　　

　　法显（334年—420年），东晋司州平阳郡武阳（今山西临汾地区）人，一说是并州上党郡襄垣（今山西襄垣）人。他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位名僧，一位卓越的佛教革新人物，是中国第一位到海外取经求法的大师，杰出的旅行家和翻译家。

　　法显3岁出家。于东晋隆安三年（399年）从长安（今西安市）出发，经河西走廊、敦煌以西的沙漠到焉夷（今新疆焉耆附近），向西南穿过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抵于阗（今新疆和田），南越葱岭，取道今印度河流域，经今巴基斯坦入阿富汗境，再返巴基斯坦境内，后东入恒河流域，达天竺（今印度）境，又横穿尼泊尔南部，至东天竺，在摩竭提国（即摩揭陀）首都巴达弗邑（今巴特那）留住3年，学梵书佛律。与他同行的僧人或死或留天竺，法显乃取海路单身回国。他由东天竺著名海港多摩梨帝（今加尔各答西南之德姆卢克）乘商船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留2年，续得经本，再乘商船东归，中途经耶婆提（今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换船北航。在今山东半岛南部的崂山附近登陆，转取陆路，于义熙九年（413年）到达建康（今南京）。义熙十年（414年），他写出历时15年远赴天竺的旅行经过，两年后增补为流传至今的《法显传》。现存较早的版本是宋代藏本。

　　《法显传》又称《佛国记》、《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等。书中记述的地域甚广阔，对所经中亚、印度、南洋约30国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乃至社会、经济等都有所述及，是中国和印度间陆、海交通的最早记述，中国古代关于中亚、印度、南洋的第一部完整的旅行记，在中国和南亚地理学史和航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8秦始皇　　

　　秦始皇（公元前259年—前210年），战国末期秦国君主、首位完成中国统一的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又称秦始皇帝。嬴姓，赵氏，名政。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皇帝”称号的君主，被明代思想家李贽誉为“千古一帝”。

　　秦始皇首创驿站制度，并修驿道。“修驿道，设郡县”。驿站是古代供传递宫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食宿，换马的场所。

　　秦始皇构筑了从咸阳辐射全国、四通八达的驰道，从统一天下的第二年起，他开始举行了大规模的巡游。12年为帝，先后巡游达5次，平均2年多一次。

　　第一次巡视旅行到宁夏西部、甘肃东部，经甘肃陇西，到达秦人祖先故地天水、礼县，再沿祖先东进线路回辇宝鸡、岐山、凤翔，归咸阳。

　　第二次巡游旅行，首次东行登峰山、泰山，封山勒石刻碑。他去了烟台、胶南，沿东海到江苏的海州、徐州，又南下安徽，渡淮河，到河南，车辙又碾过湖南长沙等地。

　　第三次巡游了山东半岛的沿海地区，为去海上仙岛求取不老仙药，派徐福带500童男童女，驾船出海。

　　第四次巡游是在公元前215年，他向北而去。从潼关过黄河去山西，到了河北邯郸，东抵秦皇岛。出了山海关，到达辽宁绥中海滨。回途内蒙古，经陕西榆林、延安，回咸阳。

　　公元前210年，他开始了第五次巡游旅行。先后到达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山东、河北。结果他死在了旅途之上。　　

　　 9王玄策　　

　　王玄策，汉族，唐朝河南洛阳人。唐初贞观十七年至龙朔元年（643～661）间三次出使印度（一说四赴印度）的使节。曾官融州黄水县令，右卫率府长史。

　　贞观十七年三月，唐派行卫尉寺丞李义表为正使、王玄策为副使，伴随印度使节报聘，贞观十九年正月到达摩揭陀国的王舍城（今印度比哈尔西南拉杰吉尔），次年回国。

　　贞观二十一（或二十二）年，王玄策又作为正使，与副使蒋师仁出使印度。未至，戒日王死，帝那伏帝（今印度比哈尔邦北部蒂鲁特）王阿罗那顺立，发兵拒唐使入境。玄策从骑三十人全部被擒，他本人奔吐蕃西境求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发兵一千二百人，与泥婆罗（今尼泊尔）王那陵提婆兵七千骑及西羌之章求拔兵共助玄策，俘阿罗那顺而归。高宗显庆三年，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次年到达婆栗阇（今印度达班加北部）国，五年访问摩诃菩提寺，礼佛而归。　　

　　贞观二十二年，大臣王玄策在对外作战中，俘获了一名印度和尚，名叫那罗迩娑婆。为迎合李世民乞求长生不老的心理，把他献给李世民。这个印度和尚吹嘘自己有二百岁高龄，专门研究长生不老之术，并信誓旦旦地说，吃了他炼的丹药，一定能长生不老。　　

　　王玄策回到长安时，已是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李世民立即给王玄策连升两级，册封他为朝散大夫，并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押阿罗那顺献俘于太庙。　　　

　　不久李世民中毒而死。此时距王玄策归国仅仅一年。王玄策受李世民之死牵连，仕途受阻，终生再未升迁。玄策几度出使印度，带回了佛教文物，对中印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贡献。著有《中天竺国行记》十卷，图三卷，今仅存片断文字，散见于《法苑珠林》、《诸经要集》、《释迦方志》中。　　

　　 10杜环　　

　　杜环，中国唐代旅行家，又称杜还。襄阳郡(今湖北襄阳)人，生卒年不详。唐天宝十年(751)，随高仙芝在怛逻斯城与大食(阿拉伯帝国)军作战被俘，过了近十年俘虏生活。后来他旅游了非洲埃及等国，成为第一个到过非洲并有著作的中国人。宝应初年(762)乘商船回国，写了《经行记》一书，惜已失传，惟杜佑的《通典》(801年成书)引用此书，有1500余字保留至今。《经行记》是中国最早记载伊斯兰教义和中国工匠在大食传播生产技术的古籍，还记录了亚非若干国家的历史、地理、物产和风俗人情。

　　唐代是中国与西方各国接触甚多的时代，大丝路的交通在盛唐时期络绎不绝。杜环身为一个游历的文人，他在那个花团锦簇的时空留下一本名为《经行记》的书本。杜环于751-762年遍游了黑衣大食国全境，也因此他留下了丰富的所见所闻，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便是伊斯兰医药的部分，包括拔汗那国产的庵罗、地中海南岸突尼斯产的鹘莽、亚俱罗河洲产的香油、扁桃等、末禄国所产的军达、茴香等。杜环还曾游历过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并且称赞过当时地中海的医学。

陇西成纪是个历史文化概念，因为，据《汉书·地理》记载，最早设置的汉成纪属于天水郡，而陇西郡没有成纪县。她的起源与流变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与伏羲文化有直接的关系。下面几位学者对于陇西成纪的考察。　　所谓成纪，起初是一个辽阔的地域文化概念，但是有一个中心，就是大地湾遗址。这一时期，我们可以称为“文化成纪”；到了秦汉时期，汉承秦制，地方建治，仍然是郡县治，而这时期，成纪这个名词又从文化的概念变在实体性的地方治所，这个治所属于陇西郡，既历史上常说的“陇西成纪”；第三个时期，成纪易名期。 成纪的历史与现实上古时期，文化成纪期　　上古时代，以秦安大地湾遗址为中心，形成了古成纪文化圈。伏羲女娲的故事从清水河流传到葫芦河，又从葫芦河流传到了渭河，从渭河到黄河，从黄河到整个北方，从北方到南方，进而成为华夏民族的集体记忆。大地湾被称作中华文明的曙光，这是史学界公认的。以大地湾遗址为中心流传着大量的伏羲女娲的故事，这些故事不能当作信史去看待，但从传说的背后却能反映出新石器时代到奴隶社会这一段长达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伏羲氏与女娲氏的重要程度。许多学者由于甘肃省当前经济的落后，对于这些传说并未加以重视，但是，遍布秦安及周边地域的新时代遗址群落证明了，在几千年前，这里的原始部落是如何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茹毛饮血，一步步艰辛地从蛮荒到文明的。

上个世纪，许多学者对于伏羲神话的源头做了不出的猜测与考察，得出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比如，著名的学者闻一多，他徒步葫芦河流域，最后，写了一部著作叫做《伏羲考》，在《伏羲考》中，他得出了伏羲氏族应该属于西南苗蛮，但是，大地湾遗址的发现否定了他的结论。为什么闻一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西南少数民族中亦流传着伏羲女娲的神话故事，因此，闻一多先生不远千里来到葫芦河沿岸考察。这告诉我们不管多么伟大的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虽然经过详细的求证，但还是会出纰漏，历史还是历史，不会改变什么的。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历史是一门科学，有他自身的规律，就算有人想改变他，历史总是在不断地恢复她本来的面貌。当然，闻一多毕竟是著名的学者，他是学的高标，口的巨人，他的求真求实的精神，确实是一面镜子。可惜，当时由于大地湾遗址还没有发现，因此，他没有掌握关于这一问题的最全面最有力度的材料，因此，不免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也告诉我们被称为科学的东西，有多复杂，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同时，我们又可以看到，伏羲女娲的流传范围有多广，其影响力有多大，可以说是整个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财富。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古代的秦安，形成了以大地湾遗址为中心的成纪文化圈，这个文化圈非常大，辐射全国，这是一个历史的制高点，不管大家承认不承认，这是事实。我们为什么这么重视大地湾就是因为，在整个西北地区都很难找到第二处像大地湾遗址这么规模宏大，积累历史时间之长，并与上古传说相互印证的地域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以秦安大地湾遗址为中心，上古时代形成了成纪文化圈。”所谓成纪应该从上古时期算起，起初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地域概念，她应该以大地湾遗址为中心，辐射整个西北地区，因此，静宁治平乡从文化上来应该属于成纪文化圈，划归天水地区更合适一点，你可以看看，小的圈子，以大地湾遗址——秦安为中心，绕秦安一圈的周边地域：静宁、庄浪、通渭、武山、甘谷、天水、清水、张川都属于这一圈子：大的范围来说，成纪文化的影响应该从清水河到葫芦河，到渭河黄河、北方辐射。在秦安境内有着众多的伏羲女娲传说的遗留，而且，学界也都肯定了这些民俗与伏羲女娲的历史有关，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看，一切的神话都是过往的历史，而秦安除了神话还有大地湾遗址，这更有力的证明了伏羲女娲与秦安的关系，大地湾遗址被称为中华文明的曙光。而成纪此名又与伏羲的诞生有着直接的联系，一纪被称为十二年，而伏羲的母亲华胥氏履大人印于雷泽，感应生伏羲，同时，据说，伏羲在华胥氏的腹中呆了十二年，因此，成纪应该指伏羲在母腹中成于一纪。

从这个传说，可以看出成纪的地名，指秦安就能与历史传说遥相呼应，同时，静宁也称为成纪并不能说明什么，更能体现出伏羲文化的影响之大，影响之远。而看古今历史沿革，本身与现代行政区划还是有一定区别，但是，我们历史的看问题，追根溯源，事情的眉目还是比较清晰的。有人会疑惑，邑人冯绳武教授曾考证出古成纪县治在今静宁境内，宋以后才迁至秦安，为此事如何解释？本人是这样认为的，邑人冯绳武教授也是令人很敬佩的，在学术研究上追求求真精神，这更让敬佩。但是，研究者往往由于时代历史的原因，或者研究方法的偏差，对于同一事件有时还是会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这很正常。比如，闻一多先生，学界的泰斗，被诗人臧克家高度评价为“口的巨人，行的高标”，他曾经徒步行走在秦安的葫芦河畔，但，当时，还没有大地湾遗址给他佐证，因此，他在《伏羲考》中得出伏羲属于苗蛮集团的错误结论。因此，客观地看待历史，长时段的研究历史，以开阔的胸襟和眼光处理历史事件非常重要。 《史记李将军列传》第一句就是：“李将军广者，陇西成纪人也。”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在该句下明确注明：“成纪，在秦州。”张守节所说的“秦州”，是唐代秦州，下辖成纪、上邽、伏羌、陇城、清水、长道六县，并非今之天水市秦州区。　　《汉书文帝纪第四》载：“十五年春，黄龙见于成纪。”《汉书地理志第八下》详细解释：“天水郡，武帝元鼎三年置，莽曰填戎，明帝改曰汉阳，古帝伏羲氏所生之地。户六万三百七十，口二十六万一千三百四十八。县十六：平襄（莽曰平相）、街泉、戎邑道（莽曰填戎亭）、望垣（莽曰望亭）、罕开、绵诸道、阿阳、略阳道、冀（《禹贡》朱圄山在县南梧中聚，莽曰冀治）、勇士（属国都尉治满福，莽曰纪德）、成纪、清水（莽曰识睦）、奉捷、陇、豲道（骑都尉治密艾亭）、兰干（莽曰兰盾）。　　我们专说成纪县：《汉书地理志》载：“天水郡有成纪县。”《元和郡县图志》云：“成纪县，本汉旧县，属天水。伏羲氏母曰华胥，履大人迹，生伏羲于成纪，即此丘也。”《甘肃新通志》云：“成纪故城在县（秦安）北三十里。”《帝王世纪》云：“伏羲生于成纪，汉置县。”《秦安志》云：“自疱牺开辟已为成纪地。”《水经注》云：“黑水西南出悬镜峡，又西南入瓦亭川。又有泌水自西来会（瓦亭水），世谓之鹿角口。又南迳阿阳县故城东。……瓦亭水又南迳成纪县东。历长离川，谓之长离水。右与成纪水合。水导源西北当亭川，东流出破石峡、津流遂断，故渎东迳成纪县故城东。帝太皋疱牺所生之处，汉以属天水郡。”依《水经注》所言，知成纪县故址位于长离水（瓦离水）的西岸、成纪水的南岸一带，这里正是汉成纪县故址所在地。故杨守敬云：“此是汉以来成纪县故城，当称故城”（《水经注疏》）。《金史地理志》载：“秦州有秦安县，汉故城。”《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一安皇帝甲》：“凉王光以西秦王乾归数反覆，举兵伐之，乾归群下请东奔成纪以避之。光军于长最，遣太原公纂等帅步骑三万攻金城；乾归帅众二万救之，未到，纂等拔金城。光又遣其将梁恭等以甲卒万馀出阳武下峡，与秦州刺史没弈干攻其东，天水公延以枹罕之众攻临洮、武始、河关，皆克之。乾归使人绐延云：乾归众溃，奔成纪。”元代宋朝遗民胡三省《新校资治通鉴注》注明：“成纪，今巩昌路总帅府秦州。”据上而论，《嘉庆重修一统志》云：“成纪故城在今秦州秦安县北”，而大地湾文化的发现，则证明了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令人惊奇的是，在多部古籍中竟然明确指出了静宁的位置：《汉书地理志》载：“天水郡有阿阳县。”《汉书高后纪》云：“六年六月……匈奴寇狄道，攻阿阳。”颜师古注云：“阿阳，天水之县也。今流俗书本或作河阳者，实地处陇水之西北，故谓之河阳。”《通典》云:“在陇城县北，汉属天水郡，又有河阳之说。”《太平寰宇记》陇城县条云：“河阳县故城，汉置县。亦在河之西北，故曰河阳。”《水经注》云：“瓦亭水源出静宁大陇山，并有二支，一支即陇水，亦出大陇山。二水在丽亭川合西南流至鹿角口，其西有泌水亦会入鹿角口，合为一流（瓦亭水）向南流，迳阿阳县故城东，入葫芦河注于渭。阿阳故城即在此河西北。”可见阿阳即静宁县是毋庸置疑的。按照《汉书地理志》，汉天水郡下辖成纪、阿阳等十六县，阿阳县和成纪县是并存的，既然阿阳县是静宁，那么成纪县又是哪里？　　这里有四句很重要的话：《舆地广记》云：“阿阳县在故城县北。”《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云：“阿阳，西汉县，属天水郡。在故城西北，今平凉靠静宁州南”。《金史地理志》载：“秦州有秦安县，汉故城。”杨守敬在《水经注疏》中说秦安是“汉以来成纪县故城，当称故城。”很明确的告诉我们：秦安又叫故城，故城是成纪县遗址，阿阳县（今静宁县）位于成纪故城的西北方！

《新唐书地理志》云：“秦州天水郡，中都督府。本治上邽，开元二十二年以地震迁徙治成纪之敬亲川。天宝元年还治上邽，大中三年复徙治成纪。”据此可知，成纪实为秦州州治，但地有迁徙，曾从秦州移到秦安，故《新唐书》将其列为首县。（注：《旧唐书》成于后晋，因其简略且考证不详多错漏，宋朝令欧阳修、宋祁等重修，是为《新唐书》）。《元和郡县图志》云：“成纪县，东南至州一百里。……瓦亭川水，东去县一十五里。”《通鉴地理通释》云：“城在今（秦安）县北三十里。”《嘉庆重修一统志》云：“成纪故城，在秦安县北。”据上四书，知成纪故城为今秦安县之北。依《元和志》，其故址当为今秦安县西北部郭家镇一带，该地东南至州百里，距瓦亭水（今葫芦河）十五里，方位相符，当是此地。　　五代十国以来，本区由于地处陇右要冲，其西部为吐蕃所有，东部先后为岐、后唐、后晋、后周、前蜀、后蜀所有。现分国通考如下：①岐：李茂贞据凤翔，因护送唐僖宗入蜀有功，为凤翔节度使，后称岐王。时据有秦州东南部，有成纪、清水、长道三县地。州治为成纪，即今秦安县西北之郭家镇。②后唐：据有秦州东南部，州治为成纪。原有长道、成纪、清水三县地，后增置天水、陇城二县。《五代会要》云：“后唐长兴三年二月，秦州奏：见管长道、成纪、清水三县外，有十一镇，征科并系镇将。今请以归化、恕水、五龙、黄土四镇，就归化镇复置旧陇城县。赤砂、染坊、夕阳、南台、铁务五镇，就赤砂镇复置旧天水县。其白石、大泽、良恭三镇，割属长道县。上从之。”③后晋：据有秦州东南部。有本区长道、清水、成纪、陇城、天水五县地，州治为成纪。④前蜀、后蜀：据有秦州东南部，有秦州之成纪、天水、陇城、长道、清水；凤州之两当、河池，计二州七县。秦州治为成纪。　　北宋时期，本区隶属秦凤路。地有秦州之成纪、陇城、清水、天水；凤州之河池、两当；巩州之宁远、永宁；岷州之长道，计四州九县。州治成纪，即今天水市。　　南宋时期，渭水以北为金据，渭水以南为宋所有。金设熙秦路，地有秦州之成纪、冶坊、清水、陇城、秦安五县。州治成纪，即今天水市。　　元代本区隶属陕西行省，地有秦州之成纪、清水、秦安；巩昌府之鄣、宁远、伏羌；徽州、两当；西和州，计一府三州七县。元时成纪为为秦州治，故址即今天水市。《元史地理志》载：“秦州有成纪县。”元末撤成纪，并入秦州府，成纪县从此消失。　　综上所述，汉成纪指的是秦安县，而唐朝以后的成纪指的是天水市！”（以上资料引用网友“隐于网”先生，他在二十四史地理史和其他古代史地典籍非常熟悉，治学严谨，博学果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