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成下一个时代叫什么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4浏览：2收藏

平成下一个时代叫什么,第1张

平成下一个时代叫令和。

2019年4月1号，“令和”被选为日本新年号，是日本第126代天皇的年号。它出自《万叶集·梅花歌卅二首并序》中的“于时初春令月，气淑风和”。“令和”是日本历史上的第248个年号，也是首次使用日本古代典籍作为引用来源。

2019年4月3日，日本外务省就新年号“令和”向外国媒体公布了官方英文翻译：“Beautiful Harmony”，为“美丽和谐”之意。2019年5月1日零时（日本东京时间），日本正式启用“令和”为年号。

“令和”创下4个首次

第一，日本宪政史上首次因天皇“生前退位”而进行的改元。战前，日本年号是以天皇为中心决定的，1979年出台的《元号法》规定由内阁负责决定。遵照这项法律，此次是继1989年1月的“平成”之后，第2次由日本内阁决定。不过，与因昭和天皇驾崩而变更年号不同，因天皇“生前退位”而变更年号在日本宪政史上还是首次。

第二，首次在新天皇即位前，由现任天皇签署政令公布新年号。2019年4月1日上午，日本内阁决定新年号“令和”，现任天皇签署政令后对外公布。在新天皇即位前公布新年号的做法史无前例，此前还曾遭到坚持“一世一元”的保守派的猛烈批评。不过，为了避免变更年号带来的不便，日本政府还是决定提前1个月公布，让各界有所准备。

第三，首次出自日本古籍《万叶集》。自645年日本启用首个年号“大化”以来，过去247个年号中辨明出处的均出自中国古籍，多数是《四书五经》等唐代之前的古典文献。比如“昭和”出自《尚书》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平成”出自《史记》的“内平外成”和《尚书》的“地平天成”。因为此前负责选择年号的专家多由通晓中国古典文化的学者担任。

第四，首次通过网络现场直播。1989年改元“平成”时，时任日本首相竹下登的讲话由时任官房长官小渊惠三代读，并通过电视转播。然而，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这次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不仅亲自发表讲话，阐明新年号含义，还首次通过首相官邸官方账号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现场直播，此举被认为是符合新时代的宣传手法。

确实是第一次。

自2019年4月1日起，明仁主动退位，太子顺理成章地即位，年号也终于尘埃落定，采用“令和”，是日本第一位不从中国古代书籍中寻找年号的，可谓是开创首例了。

日本作为学习并实践中国年号制度的国家之一，而且是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年号的国家，对于年号的变更，不仅仅是日本本国人民关注的焦点，更是全世界的话题。

中国封建统治者改年号主要原因是新帝即位。另外，遇到“天降祥瑞”的吉兆或遭受天灾人祸政治危机等厄运时封建统治者希望通过改元为自己歌功颂德，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历史上，日本天皇也出于同样的政治目的频繁改元(据统计，日本从645年至今，共使用过247个年号)。改元的具体原因主要是:

(1) 新天皇即位;

(2) 天象异变、疫病流行或发生天灾、战乱;

(2)天降祥瑞。

“令和”是“大化”以来的第248个年号，出自日本古典书籍《万叶集》。现在可以十分确定的“令和”成为历史上日本不借鉴中国书籍的年号，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但早在昭和末期，日本政府就有意自己“创新”，委托当时日本东京大学研究文学的著名教授考虑新年号，但没想到最终进入候选名单方案的三个年号，仍是出自中国古书。

事实上，虽然日本很多文化都源自中国汉唐文化、学习中国汉唐文化，但经过这么多年历史发展，日本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和风文化”。

一般来说，不属于。

但是，日本自己的一个版本的地图有明示，日本九州岛为唐朝版图。

还有明朝初期，日本曾两次称臣于明朝。一度成为明朝名义上的属国。

日本的确非常重视文化传承，但是他们并不是不重视考古，而是他们并不敢考古。由于日本很多的文化都是和中国很像的，甚至日本可能是中国的一部分人跑到那个地方去后产生的后代，因此日本害怕一旦考古考古出来证明他们其实是中国人，这样的话那就很神奇了。

日本人是非常喜欢篡改历史的，他们总是将历史书编成自己愿意看到的那样。因为日本改了很多的历史，导致他们不敢正确的面对自己的历史，因此也不敢考古了。日本说他们曾经有一个王朝存在了两三千年，还指出了王朝所留下来的那些物品，但是他们又不敢去考古，因为他们内心也知道他们那个王朝是编出来的，根本就没有什么过多的遗迹做支撑。

而且日本的历史基本上都是靠着中国来编写的，日本在编写历史的时候经常派人来中国进行讨教。正是因为有当时中国的帮助，所以日本人才能够写出像样的历史，但是在这些历史之中免不了有着中国的影子，但是日本就不希望考古的时候发现这些古籍，所以他们一气之下就不考古了。

在之前的时候日本是非常崇拜中国的，很多的东西都是仿效中国去学习的，因此在日本可以发现有很多中国的那些瓷器，或者是中国的书籍。因此日本在考古的时候很难发掘出真正具有日本当地文化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中国的东西。所以因为以上这几个原因，日本人虽然重视文化传承，但是他们却不敢去考古。

神话普遍产生于人类的童年时期。它是自然现象、对自然的斗争以及社会生活在广大的艺术概括中的反映。神话的特点是由神话思维的特点所决定。而神话思维的特点是由各民族的心理特质和思维特点所决定的。因此，通过神话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个民族的性格特征。本文根据《古事记》《日本书纪》对日本神话的描述，试图找寻日本神话与日本民族性格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强调正是日本人对等级制度的嗜爱，不依靠心中的善恶判定而是依靠外界强制力行事的性格特点促成了日本人矛盾心理的形成。

神话日本神话日本人天照大神天皇一、研究民族性格的另一个视窗

神话，就是“关于神界的故事”，它产生于人类的史前蒙昧时期，是他们在大自然威严的力量面前感到迷惑和恐怖，又力图摆脱它的心理束缚，渴望支配自然力的矛盾产物。对现代人而言，神话只不过是非理性、荒谬可笑的。但对古代人而言，神话不是“幻想”，世界的起源和本来样态，就如神话所叙述的那样，神话即为他们的世界观。

既然神话被原始人视为“真实”，它就必定真实地表现了原始先民的真实的思想感情和精神世界。而作为早期人类的一种信仰、一种世界观、一种文化基因，它沉潜和积淀在民族后裔的心理、气质与性格之中，对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长久地发挥着自己独特的影响。因此，对这种影响的探求，无疑会帮助人们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更深刻地理解与把握一个民族的灵魂。

心理学中，通过个体的儿时记忆和童年时期的研究可以了解某个体的性格、气质等特征及形成原因，因为儿童究竟是个人发展的原始阶段。因此，人类童年时期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神话——应该是我们研究各个民族性格和心理特质不可忽略的途径之一。

在研究日本民族性格方面，本尼迪克特、土居健郎、中根千枝等前人已从不同角度得出了很多精辟的结论。本文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日本神话这一日本民族发展的幼年阶段的考虑以找寻日本神话与日本人性格之间的关系。关于日本人的最早资料见于公元前1世纪之公元5世纪的中国古籍中。而日本最早的历史书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古事记》是日本早期最重要的神话典籍，它记载了远自天地开辟直至推古天皇间的“古事”。它以古代神话与传说为开篇，描写了被人视为“万物之始”的世界的神秘生成和日本列岛、日本民族的神话式起源。《日本书纪》记日本古代直至持统天皇时的史事，其中第一、二卷是神代史，但其中神话传说的份量不及《古事记》。二、无为而无不为

按照神话传说中的记载，《古事记》叙述的创世纪的三位神分别是天御中主、高皇产灵和神皇产灵神。然而希奇的是，天御中主神虽为主宰世界的地位最高的神，但在神道史中却没有把此神作为祖神的氏族，在后来的神话中亦几乎难寻其迹。“三贵子”神话中也有类似事情，伊邪那歧为了净化由黄泉国带回来的污秽，在阿波歧原用水净身时依次生出了天照、月夜见、素盏鸣尊，三子中天照可御高天之原也，月夜见可配日而知天事也，素盏鸣可御沧海之原也。神话描述了很多关于天照和素盏鸣作为一对矛盾极深的对立者出现的故事，但对月夜见这位月神却未作任何描述。在种种对立中无论哪一方都不是中心，但正是无为的月夜见却在中心存在着。或许正是完全无为、神秘的天御中主神和月夜见，才是符合存在中心的。

中国的道家治政和修道常追求“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的最高境界。“无为”不是一般人所误解的无所事事，也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超凡脱俗，顺其自然从而达到作为的最高效率。日本神话中的天御中主神和月夜见置于无争、无职的超凡境界，其目的正是要树立起他们是究明万物的无为而治者！

日本神话的这一特点反映到了日本世俗统治上来。日本天皇及天皇制已存在了一千多年。在人们心中只是一种超越世俗权力的权威象征。天皇极少在民众前露面，其活动和仪式均受严格限制，使天皇保持神秘脱俗的形象，成功达到因其“无为”和“无名而不为”，却“无为而无不为”的最高境界。把天皇至于无为的位置而产生的力量是巨大的，这早被日本政治家们所察觉，明治初期政治家制定的宪法中写道：“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乃国家之元首，总揽统治权”等。事实上天皇是日本国民统一的最高象征而不是负责的国家元首。正是因为天皇从未作为实际统治者发挥过作用，因此让天皇继续充当后台统治者并不难。明治政治家们就是要全体日本人在思想上对天皇绝对忠诚，他们把天皇神圣化，并以其政治上的无为来实现政治家们无所不为的野心。三、善恶交织

《古事记》中天照大神的弟弟素盏鸣尊，是“出云神话”的始祖。他不服从父亲让其治理大海的命令，哭闹不已，引发了种种灾祸，其父盛怒之下赶走了儿子。素盏鸣于是去高天原向姐姐天照大神哭诉，天照大神以为他要来夺取自己的国土，产生了误解。于是他们相互立誓，以证自己真诚清白之心。起誓中素盏鸣取胜和天照误解了素盏鸣的访问意图等处，向人们显示了天照并不是至高无上的善的存在以及素盏鸣并非完全恶的事实。然而，素盏鸣仗着发誓中取胜的势头，在高天原干了无数的坏事。最后被逐出高天原下了地界。在这里天照大神又作为善而素盏鸣最为恶者出现。但作为恶者而被赶下地界的素盏鸣，在地上杀死巨蟒为民除害，又成了救世英雄和文化英雄。

日本神话中的天照大神并非像中国神话中的玉皇大帝那样永远都只是慈善和正确的唯一形象，而素盏鸣尊也不像中国神话的妖魔鬼怪那样永远作恶而绝无善行可为。这与其说是日本神话具有批判性的哲学意味，不如说这是与日本人无善恶界限有关。乔治桑塞姆爵曾写道：“在整个历史上，日本人都似乎缺乏这种熟悉恶的问题的能力，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不愿意抓住这个问题。”现实生活中日本人认为自尊自重的人，其生活准绳不是明辨“善”、“恶”，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把自己的个人要求埋葬在群体的“期望”之中。他们相信人有两种灵魂，是“暖和的”和“粗暴的”灵魂，每个人、每个民族的生涯中都既有“暖和”的时候，也有必须“粗暴”的时候，并认为两个灵魂都是必需的，并且在不同场合下都是善的。由于他们把衡量人格好坏的尺度和权利给了四周的人和集团。靠外部强制力来为人处事。正是由于日本人心中“善”“恶”观念的模糊以及“小集团本位”促成了他们既崇尚现实又爱面子重名誉的性格特征的形成。

总之，日本人认为他们的本性都是善的，正如一把新刀，只要随性而行就能显示原有的光泽。因此，只要每个人都能遵循其真正的本能，那么每个人都是善良的。四、坚忍磨炼

日本神话的另一个特点是强调苦道修行的重要性，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灵魂和人格的最高境界。被逐出高天原的素盏鸣尊身披蓑衣斗笠，孤独悲凉地踏上了漂泊之路，奔向根国。“神道观念认为从本质上看，这是灵魂的漂泊，只有历经种种磨难，灵魂才能得以升华。”据《古事记》记载，大国主神服从母神建议去根国找父亲素盏鸣尊，向父亲诉说自己受众兄弟神迫害的事，素盏鸣尊设计了一系列磨炼他的方案。大国主神一次次度过难关，最后素盏鸣尊安心地将国土交给了大国主神。

素盏鸣尊对儿子大国主神的多次考验，目的是出于使儿子锻炼成长，经历磨难能成为出色的“苇原中国”的统治者。在武士时代，这种通过严酷的自我磨炼和自我克制来达到灵魂升华以及对坚强意志歌颂的观念就已存在。

为了履行对天皇和双亲的忠以及对主君的情义，日本人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个人幸福并经受各种煎熬，这迫使他们必需培养自己的坚强意志以忍受各种义务带来的苦楚——而它又恰恰是日本人最称颂的美德！为了天皇他们可以放弃个人的性命以及自己要负的其他一切义务和情义。除此，奉行孝道便是最重要的义务。假如母亲要求儿子与妻子离婚，纵然他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也得离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个人更坚强。同时对主君的忠诚及回也很重要。

日本人认为他们的心灵生来就闪耀着道德的光辉，如同一把新刀，需时常加以研磨，使之脱锈生辉。而研磨是指通过严酷磨炼培养坚强意志的过程，究其本质，实际上是树立起个人放弃欲望、幸福和权利而实现对上级、集体、和人际关系的种种牺牲为合理化的观念，企图消除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埋怨和反抗。

五、结束语

以上列举的日本神话反映出的日本民族某些方面的性格特点不是相互孤立而存在的！日本的神话使他们迷信自己的皇帝是天照大神的直系子孙，即所谓“万世一系”的皇室，相信他们的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神选民族”。这种结论虽荒诞愚昧、自欺欺人，但我们在嗤之以鼻的同时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对自己民族持有的自信心和向上心，而这些又是一个民族的存在与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日本人对本民族过分膨胀的自信心的最好体现该是近代对国粹和正统的神权历史观的推崇。日本所谓的国体精华和国粹，无外乎是神道和“君主神权”的王统思想罢了。日本国家的权力就是神道唯一信仰的表现，天皇就是最高神的表现，因此忠于天皇就等于忠诚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虽然日本民族文化单薄又狭隘，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他们无论在如何强大的向外国学习的旋风中亦能脱身而出、反省自己、重申本民族文化。日本人固有的优等民族观念、尊崇天皇和尚武的民族精神使日本人只会把适合于他们思维模式以及国家目的的思想成分纳入自己的文化范畴中，而“舶来”的其他成分只限于学者的研究和少数人的玩赏，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作为幅员辽阔又资源丰富的近邻大国，对日本这个军国主义思想浓厚的邻国的防御和督促更是不可松懈和责无旁贷的！

日本新天皇将于明年5月1日即位，与之相应的年号也将改变。据日本媒体报道，围绕改元一事，日本政府正讨论改变此前年号出自中国古典作品（汉籍）的习惯，将日本古典作品也列入选项范围。报道称，日本政府有意将《古事记》、《日本书纪》这些作品将成为候选年号来源。

日本年号原本来源于中国，日本共同社报道指出，自645年“大化改新”开始采用年号至今1300多年，日本的年号均出自汉籍，没有采用日本古典作品的例子。除去早期来自于“祥瑞”之物，如“神龟”，“宝龟”等都是由“灵龟”而产生的年号以外，大多出自中国古代典籍。日本是否会出现第一个源自日本古籍的年号目前尚未知晓。《尚书》最受青睐

据新华社资料，年号在日本被称作元号，年号的使用最早可以上溯到中国古代的汉王朝。据《日本书记》记载，日本最早的年号出现在645年“大化改新”时，当时以“大化”作为年号。在7世纪中后期断断续续出现新的年号的记载。直到701年，文武天皇5年，建元“大宝”，此后，年号才作为一个固定的纪元方式被沿用至今。

记者查阅相关学术论著发现，自 645年孝德天皇使用“大化”年号以来 ,1300多年间 ,日本天皇年号的总数为247个，其中大多来自于中国古代典籍。

据学者统计，这些年号大约出自于106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日本天皇年号出自典籍最多的是《尚书》，达37次；其次是《周易》，达27次；再次是《诗经》，达15次。此外如《礼记》、《孝经》、《周礼》等典籍也都产生出日本天皇的年号。

以明治维新以来的几个年号为例：目前的“平成”年号来自《尚书·大禹谟》中的“天平地成”，此前的“昭和”年号来自《尚书·尧典》中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大正”取自《易经·临》中的“大享以正，天之道也”;而“明治”的出处则是《易经·说卦传》“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

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访问中国，在访问西安期间，明仁天皇曾专门参观了西安碑林博物馆，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年号“平成”的出处。

日本天皇年号除了多来源于中国古代典籍，一些年号甚至直接照搬中国年号。由于中国长期领先于日本，特别是在唐代，日本积极向唐朝学习，包括一些唐代帝王的年号。如唐太宗的年号是“贞观”,日本清和天皇也把自己的年号定为“贞观”；唐德宗的年号是“贞元”，日本圆融天皇也把自己的年号定为“贞元”。

1300年年号仅用72个汉字

据资料显示，明治维新以前，对于年号变更并无太过严格规定，除新天皇登基之外，还会因某些自然现象变更年号，从而导致一个天皇往往有几个年号。而自明治维新以后，《改元诏书》宣称“从今往后，改革旧制，一世一元，奉为永式”，明确规定此后只有在新天皇即位时才能更改年号。

根据政府的年号选定手续，日本首相需选择“很有见识”的数名学者，由他们提出2至5个新年号备选方案。新年号固定为两个字，应易读且从未用作年号。在经过与参众两院议长商量后，由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新年号。

据报道，1979年新成立的《元号法》中规定，平成时期改元的程序为：先由政府委托的学者提出方案，再由官房长官进行探讨，在首相的指示下选择数个草案。之后举办恳谈会，从各界有识之士中征集意见，然后再听取国会众参正副议长意见。最后，全体阁僚会议共同商讨，由阁僚会议决定结果。

1989年裕仁去世后，皇太子明仁即位，昭和天皇逝世当日以内阁决议的方式宣布新年号。明仁天皇的“平成”年号正是按照上述程序产生的首个年号。

日本的年号在汉字使用上，与中国相同，最多的是两个字的年号，据学者统计，占年号总数的98%。此外也有四个字的年号。

此外，学者统计发现，日本年号所使用的汉字是很有限的，只使用了72个汉字。即:大、万、久、天、云、元、中、长、仁、化、历、文、正、平、弘、白、永、字、鸟、老、至、护、亨、同、吉、成、庆、贞、朱、安、观、齐、兴、寿、灵、应、龟、延、武、明、昌、国、和、宝、享、治、承、昭、泰、胜、政、保、养、康、建、祚、神、乾、宽、祯、祥、授、禄、铜、喜、景、雉、感、福、嘉、德、衡。

其中，用于字头的汉字有43个字(其中“天” 字是用于字头最多的字，共出现27次)。用于字尾(中)的有59个字(其中“和”与“治”字是用于字尾最多的字，达18次)；同时用于字头和字尾的有30个字(其中“永”字用于字头和字尾合在一起为出现最多的字，达29次)。在这些汉字中，只出现一次的有30个字，约占41%;而出现两次以上的则有42个字，约占59%。

来源：澎湃新闻网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对于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者来说，大谷文库是一个绕不开的名词，尤其是在明清小说的研究者眼中，大谷文库更是无法取代的经典。可以说，大谷文库已成为公认的一座中国古典小说的宝库，而这座文学宝库最初的建立者，竟然是一位日本僧人。

偏爱文化考古的日本僧人

旅顺口区的太阳沟，在伪满时期，曾经一度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今，在太阳沟随处可见的古建筑里，我们仍能依稀领略到它昔日的繁华。

与肃亲王府、关东州厅等宏大的建筑物相比，太阳沟深处，山坡上那栋俄式风格的二层小楼并不十分起眼，但却非常别致。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坐在小楼阳台上，可以看到不远处海湾里的海鸥是如何觅食的。不过现在这座小楼已经久无人居，显得格外破败，以至于当地文保部门不得不对其进行紧急修缮，好维持它不至于坍塌。但若时光倒退到百余年前，这座小楼却一派风光，是许多政要名流们出入的场所，因为，那时这里曾居住着一位特殊的主人，日本佛教界最重量级的人物：大谷光瑞。

大谷光瑞1876年出生，因为他们家族世代为西本愿寺法主，所以大谷光瑞一出生，就注定要成为僧人。资料显示，大谷光瑞10岁出家，20岁之前，一直是西本愿寺里规规矩矩的宗教领袖继承人。改变发生在1899年，这一年大谷光瑞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中国内地游历一个多月。这次中国之行，深刻影响了大谷的一生，让他从一位超然世外的宗教领袖，不知不觉间变成一个贪婪的掠夺者。

那次短暂的中国之行，让这位年轻的僧人对中国古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正在伦敦留学的他，很快便出资组建起一支探险队，以探寻佛迹为名，从喀什米尔高原深入到了中国的新疆地区。

事实上，探寻佛迹与文化考古只是一个幌子，大谷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掠夺。大量的古城、古墓遗址，遭到大谷探险队的盗掘，他和瑞典人斯文·赫定的探险队一道，在中国新疆地区展开了一场“夺宝大战”。

需要说明的是，与斯文·赫定不同，大谷光瑞和他的探险队员们并没有受过任何考古训练，他们只懂得掘墓，却连最基本的记录工作都不懂得怎么去做。以至于在挖掘过程中，大量古迹遭到毁灭性破坏，还有很多珍贵文物连出土地点都说不清。

大谷曾先后组织过3支探险队，在中国掠夺走了数以十万计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多数是通过大连港登船运往日本，其中占比重最大的当数汉籍图书与碑拓。据说这些图书中仅孤本、珍本就多达数千册，而总数则超过40000册。可以说，3次探险让大谷收获颇丰，可巨大的探险经费与后期分类研究费用，也让大谷陷入了沉重的财政危机。再加上大谷一心忙于在中国探险，导致寺规松弛，僧侣贪腐现象泛滥，大谷也因此受到舆论指责，被迫于1914年辞去法主和伯爵的爵位，并于第二年定居到大连，成为满铁公司的文化与宗教事务幕后顾问及大东亚建设审议委员会委员。

大量稀世珍宝被装船运至日本

大谷光瑞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是日本殖民当局奉行扩张、掠夺政策的先锋人物。

1938年，他针对“七七事变”后的时局，写下《中国事变后对策》一书，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这本书也一度被日本关东军高层奉为经典，要求高级将领人人研读。此外，大谷还主编出版有《兴亚计划》《兴亚论丛》等丛书，不遗余力地鼓吹“南进”政策。

除了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外，大谷还有一个嗜好，那就是收集中国的古籍文献，大量珍贵的汉籍都成了他强取豪夺后的收藏品。在敦煌，他手下的干将吉川小一郎买通王道士，得以顺利地将敦煌藏经洞里的古籍洗劫一空。在楼兰，他手下的另一干将橘瑞超沿着斯文·赫定提供的地理坐标，找到楼兰古城，并从古城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李柏文书》。《李柏文书》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文书中出现的李柏其人，也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学界普遍认为，《李柏文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同时也是堪与《兰亭序》相媲美的书法艺术精品。并且，作为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人物，李柏高超的书法技艺也改变了我们过去“书法帖学起源于江南”的认识，侧面证明西北可能也是“帖学”的发源地之一。

但可惜的是，这些稀世汉籍多数已被大谷光瑞一船一船地运回日本，其中一部分被他占为己有，另一部分捐赠给了韩国总督府博物馆、日本京都博物馆、龙谷大学图书馆，以及日本各地的美术馆，还有一部分被卖给了文物商人。以《李柏文书》为例，如今已是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品。

大谷不仅是一个中国文物的贪婪掠夺者，同时还是一个疯狂的破坏者。由于他本人并不懂考古，他使用的考古队员也都是对考古一窍不通的年轻僧侣，比如发现《李柏文书》的橘瑞超，当时只是一个不满20岁的小僧人，他不懂得对出土时的情况做记录，以至于后人在研究《李柏文书》时，有很多疑团已无法破解。这些年轻僧侣在所谓的考古过程中，往往会雇用当地老百姓乱挖乱掘，其对遗址古迹所造成的破坏，甚至比盗墓贼还要严重。

古籍幸运地大规模回流

疯狂的掠夺，让大谷迅速成为“当时世界上私人拥有汉籍图书最多的人”，为妥善收藏这些图书，大谷甚至还斥巨资，在神户修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私人书库“含秀居”，被当时人称为“山上图书馆”。

谁也不会想到，这些被大谷掠夺走的古籍，却因为一个特殊机缘，竟幸运地迎来一次大规模回流。

那是1915年4月，大谷光瑞再一次到达大连，出席本愿寺关东别院的落成典礼。在满铁高层的极力邀请下，这个刚刚辞去法主职务不久的日本名流，当场决定不再回国，从此定居大连。

日本公布了新的年号——“令和”，随着日本天皇5月1日的退位，“平成”这个年号也完成了自己31年的使命，随着明仁天皇一起成为了历史。

要知道现在汉文化圈中唯一还使用年号的国家就是日本，年号制度的起源国中国也在清朝灭亡后废止了两千多年来的年号制度。

“令和”作为日本自公元645年以来使用的第248个年号，这次却和之前的年号大不一样，因为这是日本头一回使用和中国典故无关的年号。

按照惯例，日本年号一定是取自中国典故，原因呢很简单，就是年号制度是日本在唐朝时期向中国学来的制度，据统计日本的年号大约都出自中国106部传统文化典籍中。其中年号出处最多的就是《尚书》，达到了37次，其次是《周易》，达到了27次，再其次是《诗经》，达到了15次。

由于中国长期领先于日本，向日本输出大量先进的文化，甚至很多时候，日本的年号都是直接照抄中国的年号。

最明显的是唐代，当时日本非常积极的学习唐朝的先进文化，包括像是年号也都直接拿来就用，比如唐太宗的年号是“贞观”，日本清和天皇也就直接把年号定为了“贞观”，唐德宗的年号是“贞元”，日本圆融天皇也就直接把年号定为了“贞元”。

日本天皇退位

有些读者可能会问了，日本这一千多年来也用汉字，难道就没有诞生自己的典故的年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