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学·校勘源流及校勘的基本方法·校勘应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

前人有云：校书如扫落叶，随扫随生。极言校勘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然，从表面上看，拿几本书一对，既轻松，又机械，但这仅仅是表象而已。正如段玉裁和陈垣等人指出的，用诸本对校，确是一种机械的工作，只要有耐心，能细心就可以了。但这只是校勘的第一步工作，而重要的工作则是判定是非，决定弃取，这则要看一个人的功力和学术水平。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说：

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这就是说，学问不到，很难改得正确，前人十分强调“通儒”校勘，原因就在这里。清代学者段玉裁在《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中说：

校定之学，识不到则或指瑜为瑕，而疵颣更甚，转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使学者随其学之浅深以定其瑕瑜，而瑕瑜之真固在。古者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 坏于校者，久且不可治。

段玉裁的意思很清楚，校错的后果更严重，现举一例为证。《韩诗外传》元刊本卷五有载：

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之自。《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可谓白矣。谓文王亦可谓大儒已矣。

这段话出自《荀子·儒效篇》，荀文作“举错而定，一朝而伯”，无“诗曰”以下云云。唐杨倞注《荀子》，谓“伯读为霸”，故清代学者赵怀玉(味辛)根据杨注，将《韩诗外传》的“一朝之自”改成“一朝而伯”，并删去“可谓白矣谓”五字。顾千里在给赵味辛的信中谈了对这校改的看法：

今以广圻考之，则 “自”当为 “白”之讹，即《荀子》“伯”亦“白”之误，杨所读非也。何以言之有二书之本文可证也：《荀·儒效篇》又云： “则贵名白，而天下治也。”《王霸篇》云：“仁人之所务白也”句屡见。又云：“故曰一国齐义，一日而白，汤武是也。”《君道篇》云：“欲白贵名。” 《致士篇》云： “而贵名白天下愿。”《天论篇》：“则功名不白。”《外传》卷一同。《荣辱篇》：“身死而名弥白。”《尧问篇》末云：“是其所以名声不白。”然则 “白”也者，固荀卿习用之语，惟此处传写误为“伯”耳。杨他注或云“显白”，或云“明白”，或云“彰明”，其义皆是。而此据误字，望文生义则非。幸《外传》未误，尚可证之。乃元刊既以形近讹为“自”，后来刻本又辄改为“间”，遂无由知其当为“白”矣。下文“可谓白矣”云云，若依此说，而作申说上文之 “白”解，则不须复删而已，无不可通矣。

(《与赵味辛论〈韩诗外传〉误字书》，见 《思适斋集》卷六)

据《白虎通·爵》引《春秋元命苞》：“伯之为言白也，明白于德也。”故《荀子》作“伯”犹不算大错，但杨倞“伯读为霸”，赋伯以霸意，则完全错了。因不明“一朝而白”之意，将其改为“一朝之间”，从而掩盖了“白”、“自”，乃至于“伯”之间的讹误演变过程，难怪段玉裁有书 “坏于校者尤多”的感叹。

然而，校书毕竟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很多学者都不免涉足此事，为了避免前人指出的弊病，有几点是务必要注意的：

①凡校一书，一定要将其版本、前人校勘成果调查清楚，以便统观全局。

②校勘强调重证据，如果有确凿证据才改，没有证据即存疑，就不会出现较大纰漏。

③不要借“理校”一说，主观臆测，妄改原文，否则是很危险的。

校勘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其研究成果多体现于点校的古籍中，而专门论述校勘学的著述较少。除上文多有引证的陈垣《校勘学释例》外，还有蒋元卿《校雠学史》、倪其心《校勘学大纲》，以及王云海、裴汝诚《校勘述略》等。

　古书鉴别涉及的内容比较复杂，技术性强，是一门专门的学问。很多喜欢研究文学的人们都会想要去购买一本真品。那么你知道应该如何去鉴别清楚它的真伪吗以下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鉴别真伪的方法，希望能帮到你。

古书鉴别真伪的方法

　一、封面。古书封面为四周单线边栏，分为三行，右行为编著撰选者姓名，中行为书名，左行为刊印人或斋、堂名。

　二、装订。古书装订在宋以前均为卷轴形式和折叠页装。册装书的出现是在宋代以后，册装最初是蝴蝶装，后来进到了包背装。线装书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才有的。

　三、版式。古书的版式，北宋和南宋前期刻本基本上是白口，南宋后期出现黑口，元末至弘治年间通行粗黑口。明正德，嘉靖年间又出现白口书，之后一直到清代，黑白两种书口同时流行。

　四、字体。古书字体主要有两种，一种宋体字，另一种是元体字。尽管时有非欧非颜，非柳非赵的所谓“馆阁体”出现，但那并非主流。

　五、纸张。宋代印书多用麻纸和以竹为原料的玉扣纸。元刻本常用竹纸或皮纸，比宋版用纸稍黑。明代印书，前期多用江西棉纸，后期多用竹纸，晚期盛行毛边纸。清代大多采用开花(又称桃花纸)，但在实际应用中，几乎以前所用的各种纸张，清刻本中都在运用。

　六、讳字。避讳讲究自周代始，官名、人名、地名均随帝王名字的改变而改变，这对判断古籍年代极有参考价值。历代避讳常见的有改字、空字、缺笔。秦汉时大多采用改字和空字避讳，讳名不讳姓。用缺笔字代讳字发端于唐，又在宋版书上特多。金元刻本无讳字，多俗体、简体。明前、中期亦不避讳，明刻讳字始于明光宗朱常洛。清刻本避讳尤其苛严。

古书的纸质

　麻纸：分黄、白两种。黄麻纸色略黄，稍粗糙，有的较白麻纸略厚;白麻纸洁白光滑，背面较正面粗糙且有草棍等粘附，质地细薄，坚韧。纸纹均宽，约一指半。宋刻本多用白麻纸，元后期多用黄麻纸，时纸纹渐窄，约一指。明初仍用之。

　罗纹纸：色白，质地柔软，具明显横纹，似丝织罗绸，故名。自宋以来代有制造，但宋刻本有此纸者鲜见。

　棉纸：又称皮纸，分黑、白两种。白棉纸色白，质地细柔，纤维多，韧性强;黑棉纸色黄黑，韧性稍差。明前期多用。嘉靖前较细薄，隆、万后稍粗厚。清初仅见少数印本。

　竹纸：色微黄，稍脆，宋元至明初问有使用，嘉靖后较为普遍。

　开化纸：细腻、洁白，薄而韧性强，柔软。清内府刻本及扬州诗局刻书多用之。嘉、道后质次量少，家刻本中偶有采用。

　连史纸：洁白纯净，正面光滑，背面稍粗糙，但无草棍纸屑粘附，纸料较细。乾隆后所用甚多。

　宣纸;因产于安徽宣城而得名。分为多种。料半纸，薄而质地细，色洁白，绵软有弹性，可以作绘画印书，晚清、民国有些书用之。玉版纸，能吸水，晚清、民国印金石、书画册等多用此纸。棉连纸，摹拓铜器、碑刻及印书画用。

　毛边纸：米**，正面光滑，背面稍粗，质脆，乾隆后用得较多。

　太史连纸：稍黄，质地细洁而有韧性，乾隆后与上述毛边纸为两种最常使用的印书纸。

如何通过字体鉴定古籍年代

　唐刻本

　现存最早的唐代刻本，除了敦煌所出乾符四年(877)与中和二年(822)两种唐历和刻于咸通九年(868)卷本《金刚经》已流散异国以外，未见其他传本留存。所以说，唐代古书都是传说级别的东西。

　宋刻本

　前面说到，宋时刻书印书事业繁盛，两浙、四川与福建等经济发达地区成了刻书的中心，刻书单位有监司、州学、书院、家塾、书坊等。但为何到今天宋版书寥若晨星呢因为即使排除战火、天灾的因素，一般纸的寿命也只不过千年而已。像唐代遗留下来仅存的那几本书，若不是纸张在湿度为零、几乎真空的敦煌戈壁滩的洞窟中存放，绝无保全的可能。

　每一册宋版书都是艺术品，弥足珍贵，因此现代按页卖，且每页都在万元以上。其实早在明末崇祯年间，著名的刻书和藏书家毛晋，为搜求宋版书，就按页购宋版书了。他在藏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启事谓：“有以宋椠本至者，门内主人计叶酬钱，每叶出二百……有以时下善本至者，别家出一千，主人出一千二百。”

　宋代官刻书多在卷末镌校勘人衔名，私刻和坊刻本多在卷末镌刻书题记或牌记。由工于刻书前要请书法大家缮写上版，字体既美，校刻亦精，字体大都采颜、柳、欧阳笔法，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所谓“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明高濂《遵生八笺》)则是宋刻本的共同特色。

　元刻本

　元代初期刻书承南宋遗风，字体也接近，常把元刻本误为宋刻本，后流行赵体字。元浙本多由士大夫经手，流风所及，自然流行赵体，渐有颜体字，字瘦一些、圆劲一些，不像南宋建本字那样横细竖粗。元代俗文化发达，故刻本中多简体字和俗字，许多简体字跟现代一致。

　官刻、家刻中较少，经史文集中较少，坊刻和话本类书中较多。元本墨色稍淡，刀法也显软弱无力。早期用纸，白麻纸、黄麻纸兼而有之，中期以后，则多用黄麻纸。元朝皇帝为蒙古族。人名汉字都是音译、无法避讳也不用避讳。元人礼制观念淡薄，查禁的也不严，元刻本中几乎没有讳字。

　明刻本

　明代刻书情况，大致可分三个时期：明初至正德一百余年间，刻书风格继承元代余韵，无论官刻私雕，概括起来讲，那就是“黑口、赵字、继元”。

　嘉靖(1522—1566)至万历(1573—1620)时期，近百年间，由于前后七子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反映在刻书风格上，一洗前期旧式版式、行款、字体，全面仿宋。这一时期所刻的书，除了司礼监刻一遵旧式少有变化外，其余无论官雕私刻，完全变为另外一种风格，即“白口、方字、仿宋”。颇有宋版遗风。

　嘉靖 六家文选 字体

　万历后期至崇祯(1628-1644)时期，刻书风气又一变，字形由方变长，字画横轻竖重，更显死板，讳字也较以前为严。

　清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