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译文

寿春县人苟泰有个三岁的儿子，遇到贼，孩子丢失了，几年都不知他在哪里。后来在同县的赵奉伯家里出现，苟泰递诉状告到官府。他们两个人都说那个孩子是自己的儿子，而且都有邻居作证，郡县的官员不能判夺这件案子。

李崇说：“这个很容易就知道真相了。”他将两个父亲和儿子分别安置，让他们独处几十天，然后让人告诉那两个父亲说：“您的儿子生病，已经突然死了。现在接到命令，您的行动禁止解除了，回去准备丧事吧。”

苟泰听到后嚎啕大哭，悲伤的不能自已。奉伯只是嗟叹就完了，并没有特别哀伤的样子。李崇了解了实情，就把儿子还给苟泰，指责奉伯欺诈。

二、原文

寿春县人苟泰有子三岁，遇贼亡失，数年不知所在。后见在同县人赵奉伯家，泰以状告。各言己子，并有邻证，郡县不能断。（李）崇曰：“此易知耳。”令二父与儿各在别处。

禁经数旬，然后遣人知之，曰：“君儿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苟泰闻即号，悲不自胜；奉伯咨嗟而已，殊无痛意。崇察知之，乃以儿还泰，诘奉伯诈状。

三、出处

《太平御览》

扩展资料

一、创作背景

《太平御览》是宋代著名的类书，为北宋李昉、李穆、徐铉等学者奉敕编纂。该书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三月，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十月。 

《太平御览》采以群书类集之，凡分五十五部五百五十门而编为千卷，所以初名为《太平总类》；书成之后，宋太宗日览三卷，一岁而读周，所以又更名为《太平御览》。

全书以天、地、人、事、物为序，分成五十五部，可谓包罗古今万象。书中共引用古书一千多种，保存了大量宋以前的文献资料，但其中十之七八已经亡佚，更使本书显得弥足珍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

二、作品赏析

该书纂集宏富﹐所引用五代以前的文献﹑古籍﹐十之八九今已失传。后来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看不到原书﹐还可以从这部书里寻找断篇残简。

由于《御览》所据为宋代以前古本﹐故对现存先秦﹑汉﹑唐经史典籍﹐多能刊正其脱漏错讹。作为循部依类检索古代资料的宝库﹐该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编纂方面﹐该书体例时有失当﹐类目亦有重复﹐引用书名往往错乱﹐是其不足之处。

三、作者简介

李昉（925年－996年2月22日），字明远，（《直斋书录解题》作明叔），深州饶阳（今河北饶阳县）人。五代至北宋初年名相、文学家。

后汉时期，李昉登进士第。累官至右拾遗、集贤殿修撰。后周时任集贤殿直学士、翰林学士。北宋初年，为中书舍人。宋太宗时任参知政事、平章事，终以特进、司空致仕。至道二年（996年），李昉去世，年七十二。获赠司徒，谥号“文正”。

李昉工诗，效法白居易诗风，为“白体诗”代表人物之一。典诰命共三十余年，曾参与编写宋代四大类书中的三部（《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太平广记》），有文集五十卷，今已佚。

-李崇断案

-太平御览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由总纂官纪昀（晓岚）穷毕生精力，率三百六十位一流学士成书于公元1772年，该书包括经、史、子、集四部，3461种书目，79039卷，总字数将近10亿，可谓超级文化大典。成书后，先编写了四个抄本，分藏于文源阁、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即“内廷四阁”或称“北四阁”）；乾隆五十三年（1788），又续抄三部，分贮于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即“浙江三阁”或称“南三阁”）。这七部抄本，深藏秘府，世人很难窥及，之后又迭经战乱，屡遭焚难，文源阁、文宗阁、文汇阁藏本已不复存世，文溯阁本曾遭日本侵略军的抢掠，文澜阁也一度散失，文渊阁本则于本世纪四十年代末被运到台湾收藏，这就使得幸存的《四库全书》弥足珍贵。

一 修《四库全书》这个想法是怎样来的

1、周永年为修《四库全书》作了理论上和框架上的准备

周永年是山东省历城县人，乾隆三十六年进士。他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人物，因为在200年前乾隆年间，他就想办一个图书馆。他联络曲阜的大学者桂馥，北京大兴县的大学者翁方纲，把家里的书拿出来，办了一个借书园。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愿意借书给人看的，不乏其人，但是，不愿借书给人看的，却占绝大多数。有的人在书上盖上一方印，告诫子孙，叫作“借与鬻人为不孝”。可是周永年不同，要主动借书给人看。他自己这么办还不行，还想出个办法加以推广，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儒藏说》。文章缘于明代学者曹学x给藏书家徐（火＋勃） 的信，信中说：“释、道有《藏》，独吾儒无《藏》，可乎？仆欲合古今经、史、子、集大部，刻为《儒藏》。” 曹学是想编刻一部大丛书，叫《儒藏》。周永年则认为《儒藏》应当作为一种类似图书馆的形式而存在，他希望“千里之内有《儒藏》数处”。好学之士可以到这里读书。各处《儒藏》内容一致，也就是一个固定的藏书体系，然后备活字一套，一个地方少了什么书，用另一个地方的书排印补上，各处互相呼应，互相补充，永远也不会让书消亡。周永年写成《儒藏说》，就到处宣传推广。当然根本问题是经济问题，他是不可能办成这么大的事业的，但是他倡导的《儒藏》是一部包含经、史、子、集的大丛书，与后来乾隆皇帝敕修的《四库全书》有惊人的相似，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如果你认为是偶然的，我再给你提供一个史实。那就是《四库全书》的纂修者有三百多人，但骨干分子只有七八个，为主的四人是纪昀、戴震、邵晋涵、周永年。难道你还认为《四库全书》与周永年的《儒藏说》没有必然的联系吗？所以我们说，周永年《儒藏说》为《四库全书》作了理论和框架上的准备。

2、朱筠是《四库全书》的直接引发人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皇帝下了一道谕旨，要求各地总督、巡抚、学政，搜集古往今来的著作，献到朝廷。目的是为了丰富皇家藏书，供学习研究之用。这次要求各地总督、巡抚、学政搜集图书，是供充实皇家藏书的，没有明确要修一部大书的意向。

乾隆的谕旨下去以后，官员们理解为不急之务，所以没怎么当回事。乾隆皇帝这回是认真的，所以，在十月十七日下文批评了。他说，下旨快一年了，“曾未见一人将书名奏录”，要求快快办理。各地总督、巡抚这才认真起来，同时也就有人积极提出建议，其中安徽学政朱筠提出了最重要的意见。那是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朱筠一次递了两个折子，一是汇报办理搜集图书事宜，一是建议开馆校书。他的建议主要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各地献书，由官方抄写副本收藏，原书发还。二是每校一书，要写提要一篇，仿照西汉刘向、宋代曾巩的老办法。三是建议把明代《永乐大典》中所收不经见的书，抽出来，重新编成一部部单独的书，抄成副本，使丢失的书重新恢复起来。朱筠的建议经军机处讨论，开始执行，而且从《永乐大典》入手。乾隆皇帝不断增派专门官员负责，由军机大臣刘统勋直接管理。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乾隆下旨：“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二月二十八日开始为办理四库全书处专门开饭，派福隆安办理。这样，四库馆就算正式开起来，成了常设机构了。所以朱筠是修《四库全书》的引发人，但乾隆皇帝仍是《四库全书》的直接促成者。

二、《四库全书》怎样修法

《四库全书》是一部大丛书，收书约3500种。丛书所包含的一批小书都保持着自身的完整性，不被拆散。这怎么修法。周永年要修《儒藏》，他干不成，因为没有财力。乾隆有财力，可是还需要人才和图书资源。从学术发展看，人才队伍也能支撑这一文化工程。那么，收集图书，真正编一部集大成的大丛书，就不那么容易了。

由于清初以来屡兴文字狱，更由于私人藏书，世代相传，不愿外借，所以各地官员动员起来了，还不足以办成，还要做私人藏书家的工作。乾隆皇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一再宣称，抄完副本原书发还；献书的，他挑选善本题诗作跋，敲锣打鼓送还原藏书家；派地方官员到家中动员说服；对献书多的如浙江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两淮马裕，赏《古今图书集成》内府铜活字印本各一部；《总目提要》注明原藏书之家；等等。经过一系列措施，终于把各地图书陆续集中到翰林院，解决了图书来源问题。

四库馆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才，经过艰苦细致的挑选，终于从10000多种书中选出约3500种，抄写成一部庞大的《四库全书》。到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六日第一份《四库全书》即《文渊阁四库全书》告成，大约用了9年的时间。其后又陆续抄成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三部，合起来称北四阁。接着又抄三部，分藏于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浙江西湖圣因寺文澜阁。到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南三阁才全部发下，距开始已近18年。后来又经过几次返工、抽改、补空函，直到嘉庆初年才结束，实际经历了20多年。这期间在四库馆任职的官员先后达360多人，誊录人员先后有2800余人，这个统计不全，实际至少3000多人。这样庞大的工程，对清朝的财政也是巨大的挑战。清政府采取种种办法节约开支，比如誊录人员是自备资费，抄满多少，议叙加官。再比如总校官陆费墀，因工作出现错误，罚南三阁《四库书》装潢，结果倾家荡产。《四库全书》修纂过程，至为复杂，乾隆皇帝经常抽查，对馆臣纪昀等动不动处分、罚俸。但也经常赏赐表扬，新疆进呈哈密瓜，也送到四库馆让翰林们尝一尝。恩威并重，赏罚兼施。馆臣也非常认真，为了解决资料问题，翁方纲等人经常到琉璃厂书店借书。最后终于完成了这一旷世文化工程。根据对文津阁《四库全书》的统计，共有3503种书，79337卷，36304册，近10亿字。

三、四库馆里的几位重要人物及其命运

修《四库全书》，刘统勋、于敏中、纪昀等都起到关键作用，不再细说，这里讲几个普通馆臣。

1、戴震：他进四库馆是靠学问，因为他总是考不上进士，进了四库馆还是考不上，乾隆就赏他参加殿试，这才考上了进士。他在四库馆是干细活的，《水经注》、《大戴礼记》、《九章算术》等，都是他的拿手戏，他的书总是作样板，是个高手。据说他是经部的主持人，其实他在史部地理、子部算法，都是大专家。后来他脚有毛病，不能上班，在北京的家中修书，实在不行，就准备辞职回家了。可是生活是问题，他托人联系一处书院讲学。只是没来及出京，就病死了。他算是死在四库馆的。

2、周永年：他在四库馆里最卖力，开始从《永乐大典》往外辑佚书，近万本大书，尽是灰尘，许多馆臣干烦了，报告皇上，精华已挑完了，剩下的是糟粕。可是周永年太实在，说里头还有很多好东西。于是大家说周先生您去干吧。周永年就尽心尽力去干了。章学诚说，周永年目尽九千余册，从中辑出了大量好书。苏轼的小儿子苏过，曾随苏轼流放南方，年纪轻轻死去了，有一本《斜川集》，后来亡佚，周永年从《大典》中辑出来，才得以传世。有人说，周永年是子部的主持人，陈垣先生也说他是四库馆唯一的佛学专家，总之是个主干人物。但也不得不想办法赚外快。先是租了块地，找人种，连年丰收，却大赔。于是又改做买卖，赁了个铺面，找人看着，不久又赔光了。于是他认为自己的老本行是书，就借了钱编刻科举读物，由于编得太深了，卖不掉，这回不仅大赔，而且欠了债。可以说是屡营屡亏，搞得狼狈不堪。

3、程晋芳：江苏江都人，出身盐商家庭，为人特别大方。乾隆十七年考上进士，后来进了四库馆。由于大手大脚，晚年在北京穷得开不起饭，乾隆四十九年，他告假去陕西投奔毕沅。因为毕沅喜欢门客，程晋芳希望老了有个依托。谁知到了陕西一个月就去世了，棺材还是毕沅为他置办的。

4、朱筠：作为《四库全书》的引发者，方案的设计者，对《四库全书》有特殊贡献。四库开馆时他在安徽当学政，还特别上奏折，说他在大兴家中的藏书，托门人程晋芳管，让四库馆找程晋芳，代他把书献出来。不久，朱筠犯了错误被撤职了，乾隆说他学问还好，到四库馆服务吧，授他翰林院编修。但是朱筠早年受刘统勋赏识。刘去世后，于敏中接班。朱筠坚决不肯去拜访。所以于敏中在皇上面前说朱筠办事太慢，不重用他。乾隆四十四年命朱筠为福建学政。第二年秋天又派朱筠的弟弟朱代替朱筠为福建学政。兄弟在交接期内，床对床住了半个月。白天朱筠出去应酬，晚上兄弟俩谈到半夜。临别，朱筠流下眼泪。他弟弟朱安慰他，三年后又可相见了。可是，第二年朱筠就病死在北京家中。朱筠是个好客之人，乐于帮助他人。王念孙因为避祸，投奔朱筠，汪中因脾气不好，在老家呆不住，也投奔朱筠，朱筠都收留他们。黄景仁在北京穷困潦倒，朱筠收留他。他又思念母亲，朱筠又为他赁屋，接他全家来北京，联络北京朋友接济他们一家。后来朱筠到福建当学政，黄景仁又一贫如洗，老母也又回了家乡。当时北京的文人有这样一种说法：“自竹君先生死，士无谈处；鱼门先生死，士无走处。”

还有一些馆臣的遭遇也不是太好。我们平常只看到他们辉煌的一面，不知道他们的难处。我觉得当时的待遇不高是一个主要的客观原因。

薛谭学讴

原文

薛谭学讴（1）于（2）秦青，未穷（3）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4）。秦青弗止（5），饯行于衢（6），抚节（7）悲歌，声振林木，响遏（8）行云。薛谭乃谢（9）求反（10），终身不敢言归。

译文

薛谭向秦青学习唱歌，还没有学完秦青的技艺，就以为学尽了，于是就告辞回家。秦青没有劝阻他，在城外大道旁给他饯行，秦青打着拍节，高唱悲歌。歌声振动了林木，那音响止住了行云。薛谭于是向秦青道歉，要求回来继续学习。从此以后，他一辈子也不敢再说要回家。

注释

（1）讴：唱歌；（2）于：向；（3）穷：尽，完；（4）遂辞归：于是就告辞回家；（5）弗止：没有劝阻；（6）饯行于郊衢：在城外大道旁给他饯行；（7）抚节：打着拍节：（8）遏：阻止；（9）谢：道歉；（10）反：通假字，通“返”，返回。

中心

这个故事说明了学习必须虚心、持之以恒、不能骄傲自满、半途而废。这里也给我们以启示：一方面可以说恰当的正面教育可收到很好的效果。道理是从实际生活中抽象出来的，当反过来用它来指导学生实际时，就应具体化、形象化，教师的引导也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针对往往容易产生自满的同学，这样的导向往往能使其看到别人身上的闪光点，使其客观地评价自己和他人，让其真正懂得如何做到全面发展，以及如何才能真正成为“四有人才”，进而激励他们锐意进取的可贵精神。

文言知识

说“谢”：现代汉语中的“谢”，多指感谢或凋谢。上文“薛谭乃谢求反”中的“谢”。指认错、道歉。又，“父斥之，儿谢”，意为父亲斥责儿子，儿子便认错。又，“帝怒，群臣谢去“，意为皇帝发怒了，大臣们认错而离去。

[编辑本段]从薛谭学讴说起

古籍《列子汤问》内有一段“薛谭学讴”，原文仅有五十一个字。古文历来讲究简洁，力求言简意赅，不似我们今天风行的假大空文风。

今将原文抄录如下：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秦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抚节悲歌，声振林木,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反，终生不敢言归。

我试将这段古文译成我们习惯使用的白话文。译前，先将原文内的几个生涩古字释说一下：“讴”，即唱歌；“弗”，不；“饯”，为送别举办饯行；“郊衢”，城市郊外的大道；“抚”，古时与“拊”字通用，作表示拍击、拍打之意用的动词；“节”，古时的打击乐器；“反”，古时与返通用。这段古文说的是发生在两千五六百年以前战国时期的故事。秦国有一个叫薛谭的青年歌手，为提高唱歌本领，投在秦国歌唱家秦青的门下学习声乐艺术。薛谭还没有学尽秦青的技艺，就盲目自认已经全部学到，踌躇满志的要去独闯江湖，于是向秦青提出要求结束学习，要告别老师回自己家去。面对自满的学生，秦青没有批评，没有制止，不仅同意了薛谭的请求，还郑重举办了结业仪式，秦青亲自出城送别，又在郊外的大道设宴为薛谭饯行。眼看薛谭就要离去，不知何日能再聚，想起薛谭学艺以来的岁月时光里，师生进行传承艺术，相互融洽相互尊重，秦青胸中泛出不舍之情难以自禁，秦青取出随身携带着的叫“节”的打击乐器，拍拍打打的敲了起来，又紧随这敲打出来的节奏，纵情引吭高歌，他把自己对离别的伤感倾泄在歌声里。但见，秦青激昂的歌声，把大道附近树林里的大树震荡得枝摇叶晃；秦青高亢的歌声，直插九霄云天，正在天空飘行的白云遭受强大有力的歌声阻挡，只得被迫停止了游动。薛谭第一次亲身目睹了自己的老师歌唱本领如此高强，技艺如此绝伦，发自肺腑钦敬，薛谭幡然醒悟，明白自己肤浅的学业与老师已经登临的艺术高境差距之遥有如地对天。薛谭当即向老师认错，恳求老师准允他重返师门继续学习。秦青谅恕了薛谭，师生皆是欢喜，从此以后，薛谭安心学艺，永远不敢再说自己要毕业要回家的话。

世人观察事物，判断是非，因为要受视角、思维定式、人生经历、身处环境、身居地位等诸多要素的影响或束约，获取的印象，作出的结论，就相互出入很大，于是人们各执己见，各述己论，莫衷一是。读书也同此理。人们同读一本书，各有各自的解读方法，各有各自的读后联想。我现在谈谈我读“薛谭学讴”，一文的感想。

在我读过的有限的书籍中，《列子汤问》篇中的“薛谭学讴”，是我看见的最古老的记述声乐教育的文字。此文告诉我们，我国在两千五百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职业声乐教师，因为《列子》一书是战国时期问世的著作。只可惜《列子》著作不是正宗史书，又叹惜中国的正宗史书是不记载中国的科教文发展史的，使我们的那些善令大人物宠爱的学者们，不能手执《列子》一书去尽施捕风捉影的看家本事来番大扬国威。

“薛谭学讴”全文没有叙述秦青进行声乐教育的具体细节，没有介绍薛谭声乐学习的内容，甚至连薛谭在发生了要“辞归”究竟已经向秦青学艺有多久也不交待，我以为与正题“学讴”有偏离之嫌。《列子》篇中另有一段叙述纪昌学箭的文字，纪昌的老师飞卫的训练法，纪昌艰苦学练射术的实况，文章介绍得很详细。我猜，这恐怕是因为作者对声乐教学较陌生，对射术训练很熟悉的原因。

“薛谭学讴”全文的重心是刻画人物秦青和薛谭，颂扬秦青的“视徒如子”和薛谭的“知错则改”的好品质。秦青对待学生，宽容大度、仁爱和善，作者用最简洁、洗练的词字成功塑造出教师秦青的高大形象。但是，秦青的人格再高大，却可惜是古非今。无论我们把眼能睁多大，也很难在今天的哪所学校里能轻松寻觅到秦青的那可尊可敬的身影，那种正把馋眼死盯着学生们钱袋的道貌岸然的教师，反是张眼便可看见。我略知某些大学府里的龌龊事，还耳闻目睹某些个音乐学院里的幕后情，但我须受中国的文化界、教育界尤其音乐界的“只许歌德”钢铁法则的制约，只能闭嘴。“一日遭蛇咬，十年怕井绳，”，以免再遭口诛，惧畏再有人又要怒斥我这个三十多年前身陷大牢被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击落了全部牙齿的人，是满嘴狗牙。

其实，薛谭很可爱。薛谭不仅有“知错则改”的大丈夫品质，有对真善美尤其声乐艺术的执著追求的好德性，还有头脑清晰、眼光锐利的艺术鉴别力。在混沌世界，尤其在铜臭熏天的年度，学生寻明师难；明师寻好学生更难。学生寻明师，其难难在必须长着一对锐眼。中国人病痛多，否则电视广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药物广告。国人之眼疾，比如“红眼病”、“势利眼”,比比皆是。治疗眼疾的药，电视却从无广而告之的，可见此等眼病是无药可治的癌症。“势利眼”者便要“一叶蔽目，不见泰山”，何有拜会明师的缘分？薛谭听见秦青激亢放歌，当即识辨出这是最高级的声乐艺术，出于对艺术的真爱，所以断然决定认错，争取返回秦青门下去努力学习真正的艺术。可惜，有太多太多的中国青年没有艺术的鉴别力，浑浑噩噩地叫惯施烟雾的煤体轻易牵着鼻子乖乖的走，否则，哪来的“追星族”？何来如此之多的人痴目迷恋“十二乐坊”？什么是“艺术鉴别力”？这是一个三言两语不能说清的大学术题。我常对我的学生说，能“观文辨人”者有望叩开圣洁的文学大门；可“听音识人”者方可步入高雅的音乐之堂。这其实说及的也只是“鉴别力”的大海之一滴而已。明师寻觅“好学生”所必须具备的生理条件（比如，色盲不得学美术，耳背不得学音乐，骨骼欠佳不得学舞蹈），俯拾皆是，精神好（执着追求艺术又刻苦学习）的学生也不难找，明师要寻人格、品德好的学生，无疑大海捞针。为什么会这样？我不说，硬要说，我又要犯矛头直指社会对特保“儿皇帝”放纵的揭短罪过，又要如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去唠叨：“如今世道，一代不如一代”。

“薛谭学讴”的全文华彩句是“声振林木，响遏行云”八个字。这八个字浪漫又夸张，字字都有万钧力，可称是光烁千古的绝句。这个绝句，经受了两千多年的后人们不断袭用。这八个字内涵深广，包括了声音的力度、音量、音质（坚实度）、播送力（即是今天的音乐界常常空谈却无人去实办的什么“穿透力”）、声乐的共鸣发声等等音乐学问内容。

“薛谭学讴”读完细想，忽然猜出这个中一个隐情来，那就是秦青从事声乐教学，从来不给学生做教学示范。学生薛谭之所以发生骄傲自大要“辞归”，与老师不示范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编辑本段]赏析

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要虚心求教，永不满足，不能骄傲自大，要知错就改。这是我们阅读本文应该得到的启示。

[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作者列子,名寇,又名御寇(又称“圄寇”“圉寇”),相传是战国前期的道家,郑国人,与郑缪公同时。

相传战国时郑人列御寇所作。原书已亡佚，现在流传的本子是东晋张注的。这部分的内容丰富复杂，有消极无为、个人享乐的观点，也有包含朴素唯物论和辨证的观点。书中保存了不少先秦时代的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如《愚公移山》、《歧路亡羊》、《人有亡者》、《杞人忧天》、《齐人攫金》等

[编辑本段]练习

1“穷”在本文中是“尽”的意思，你知道下列句子中的“穷”字是什么意思吗？

（1）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

（2）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

2背诵课文。

3对成语“响遏行云”的意思理解正确的一项是（3）

（1）秦青的歌声太悲壮了。

（2）秦青的歌声由于声音很大，天空中的云都被振住了，不能流动了。

（3）形容秦青的歌声嘹亮，高入云霄，连浮动着的云彩也被止住了。这里运用了一种夸张的修辞方法。

阅读训练

1． 解释下列加点的词在文中的意思。

①秦青弗止。 ②响遏行云。

答案：①阻止 ②停止

2．对下列各句中加点用法、意义判断不正确的一项是（ ）

A．①与②相同，③与④不同 B．①与②不同，③与④相同

C．①与②相同，③与④也相同 D．①与②不同，③与④也不同

答案：A

3．翻译：谭乃高压求反。

译文: 薛谭于是（向秦青）道歉，要求回来（继续学习）。

4． 薛谭身上有无可取之处？如果有，是什么？

答：有。他那知错就改、变骄傲为虚心的态度。

5． 薛潭为何“辞归”，又为何“求反”？

答：

6．这个故事给你以怎样的启示？

答：学习应虚心，不能浅尝辄止。

7薛谭为什么要回家？

答：他以为自己已经学完了秦青的技艺，再也没什么可学的了。

出自本文的成语∶余音绕梁

可取之处

1就是他那知错能改，变骄傲为虚心的态度。

这个答案是一年前写的，当时观者寥寥。不意经年之后，竟然得到了不少朋友的关注。很多评论中说到文革，既然这样，那正文里也不妨说一说。另，关于乾隆时期的禁毁，只说了销毁，这次修改补入了“抽毁”这种情况。

题主所说的“失传”是文献流传过程不可避免的现象，文献学上将之称为“散佚”。古籍的散佚包括整书佚亡和部分残缺两种情况，宋代之前印刷术不发达，散佚的情况尤为严重。南宋学者郑樵指出：“隋唐亡书甚多，而古书之亡又甚矣。”（《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记亡书论》），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也说：“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亦复如此。”《四库提要》总结说到，“古书亡佚，愈远愈稀，片羽吉光，弥足珍贵。”散佚的原因是多样的，就整书而言，其散佚原因主要有朝廷禁毁、战乱破坏、自然因素、学术淘汰、流传佚失等。部分残缺则或因为成书时搜罗不全，或因为流传过程中形成残缺等原因造成的。

历代的散佚事件有很多，隋代的秘书监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将秦始皇焚书、王莽之乱、董卓移都、惠怀之乱、侯景之乱造成的五次重大书籍散佚称作是“五厄”。明代的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又添上隋末、安史之乱、黄巢起义、靖康之难、蒙元南下，成为“十厄”。后近人祝文白又在《两千年来中国图书之厄运》一文中总结了元朝至民国时期的五次厄运：李自成起义、绛云楼失火、清高宗焚书、咸丰朝内忧外患、抗日战争，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十五厄”。以上的总结，有不尽然的地方，同时也有没有囊括进去的事件。下面就历代十数次重大的散佚事件作一简要介绍：

秦始皇焚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这，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牛弘对此说到：“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本既先亡，从而颠覆。臣以图谶言之，经典盛衰，信有徵数。此则书之一厄也。”（《隋书·牛弘传·请开献书之路表》）

王莽之乱：《后汉书·儒林传》：“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牛弘对此的描述是：“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隋书·经籍志》对散佚书籍的大略统计则说：“（《七略》所载）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烧。”

董卓移都：《后汉书·儒林传》：“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惠怀之乱：梁阮孝绪《七录序》：“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惠怀之乱，其书略尽。江左草创，十不一存。”《隋书·经籍志》称这批书籍“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而“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

侯景之乱：梁武帝末，降将侯景攻破建康。《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引《三国典略》：“初侯景来，既送东宫妓女，尚有数百人，景乃分给军士。夜于宫中置酒奏乐，忽闻火起，众遂惊散，东宫图籍数百厨，焚之皆尽。”《隋书·经籍志》：“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引《三国典略》：“周师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济，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欲自投火与之俱灭，宫人引衣，遂及火灭尽。并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穷矣。’”

隋末唐初：《隋书·经籍志》：“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至京师，行经砥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

安史之乱：《旧唐书·经籍志序》：“自后毋煚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

黄巢起义：《旧唐书·经籍志》：“开成初，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及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

靖康之难：《宋史·艺文志》：“迨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些灾厄所损失的，不仅有大量图书，还有宋王室收藏的仪仗、冠服、礼器、仪器、珍宝诸多物品。

李自成起义：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岁积代累二百有余载，一旦突遭焚如，销沉于闯贼之一炬，内阁之书尽矣。而内府秘殿之藏如故也。煨烬之余，继以狼藉，举凡珠囊玉笈、丹书绿字，绨几之横陈、乙夜之进御者，用以汗牛马，制骆驼，蹈泥沙，藉粪土，求其化为飞尘，荡为烈焰而不可得。自丧乱以来，载籍之厄，未之有也。（《黄氏千顷斋藏书记》）此处的“内阁”指的就是明代的文渊阁。

绛云楼失火：绛云楼是明末清初藏书家钱谦益的藏书楼，其中藏书极富。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云：“虞山宗伯，生神庙盛时。早岁科名，郊游满天下。尽得离子威、钱功父、杨五川、赵汝师四家书，更不惜重赀购古本，书贾奔赴捆载无虚日，用是所积充牣，几埒内府。……入北不久，称疾告归，居红豆山庄，出所藏书重加缮治，区分类聚，栖绛云楼上，大椟七十有三。顾之自喜曰：‘我晚而贫，书则可云富矣。’甫十余日，其幼女中夜与乳媪嬉楼上，剪烛灺落纸堆中，遂燧。宗伯楼下惊起，焰已张天，不及救，仓皇出走。俄顷楼与书俱尽。余闻骇甚，特过唁之。谓予曰：‘古书不存矣。’钱谦益本人在宋版前后《汉书》跋中言：“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今吴中一二藏书家，零星捃摭，不足当吾家一毛片羽。”

乾隆禁毁：清乾隆时期纂修《四库全书》，同时展开对图书的大清查。因政治原因列为禁书处于销毁之列的，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据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有清一朝，禁书有三千二百三十六种，数量接近《四库全书》。补充：这时期除了销毁图书，还有一种毁坏文献的方式，叫“抽毁”。所谓“抽毁”，即是纂修《四库全书》时，某些书籍因部分章节或文字不合当时政治气氛，于是编修过程中会将这些书籍的相关部分拿掉。后人查阅这些书籍时，就会发现这些书籍中某几页是空白，却没有任何注明。若空白在篇末卷末，或是抽掉最后一两卷，那么不对照其他的本子，就很难知道原书还有这几卷。若是无他本可校，那么被抽掉的部分就非常容易被忽略了。这种损坏文献的方法十分隐蔽，有时比销毁的危害还要大，因为销毁是抹去文献所承载的全部信息，而抽毁则是有一定程度上歪取信息。

嘉庆宫火：此事亦与乾隆有关。乾隆酷爱收藏宋版图书，在位时广收宋元抄校善本，共计四百余种，置于昭仁殿，名之为“天禄琳琅”。嘉庆二年乾清宫失火，昭仁殿同时被焚，天禄琳琅所存书籍付之一炬，荡然无存。时朝廷为安慰太上皇，又收集了一批书籍，数量多于前天禄琳琅，其实则主要是明清刻本，而非宋元善本。1924年冯玉祥组织清点清宫文物，才发现天禄琳琅藏书早已全非宋本。

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带有宗教战争的性质，其间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四库全书》皆被焚毁，片纸不留。杭州文澜阁被推倒，《四库全书》流入民间，幸有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抢救，未遭全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太平天国起义，南方战火连年，扬州文汇阁及镇江金山文宗阁《四库全书》全毁，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亦不全，其他民间藏书损失尤巨，一般士子缺乏读本。”

火烧圆明园：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及味腴书屋《四库全书荟要》等毁于一旦。

庚子事变：光绪二十六年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各国使馆，为逼出困守的洋人，火烧使馆隔壁的翰林院。英国人普南特·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翰林院者，乃中国十八省之牛津、剑桥、海德堡、巴黎也，中国读书人最崇敬者厥维翰林。院中排积成行，皆前人苦心之文字，均手抄本，凡数千万卷。所有著作为累代之传贻，不悉其年。又有未上漆之木架，一望无尽，皆堆置刻字之木板。……在枪声极猛之中，以火具抛入，人尚未知，而此神圣之地已类图焰上腾矣。……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之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有绸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所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欲拣选抱归，自火光中觅一路抱之而奔。但路已为水手所阻，奉有严令，不许劫掠书籍，盖此等书籍有与黄金等价者。然有数人仍阴窃之。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这次事件中所损失珍贵书籍无数，尤为严重的是《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底本和《四库全书》未收的“四库存目”书原本。

抗日战争：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文献损失不可胜计，此处仅举一例。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以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商务总管理处，第一、二、三、四印刷厂和纸库、书库、尚公小学及东方图书馆中弹起火。后日本浪人再次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焚书。馆中珍本古籍及其他中外图书四十六万余册化为纸灰，飘满上海天空。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最初没有写“文革”，原因在于，“文革”中我们究竟失去了多少文献资料，难以给出准确可信的目录来。“文革”相对历次灾厄，损失最大的不是官方资料（注意：上述诸事件，多数是官方藏书的损失），而是民间资料。很多书都会说到，“文革”摧毁了大量的家谱、族谱、唱本、鼓书等民俗资料，这些民间文献之前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而人们认识到其价值的时候却已经存者寥寥了。这是一个较大的损失，有朋友在评论中提到了上海图书馆顾廷龙抢救家谱的事情，其言不虚。当时南方不少地方收的家谱、方志等资料集中送到上海造纸厂化浆再造，是顾廷龙带着上图的馆员守在化浆池边，抢救了大批家谱材料。今日上海图书馆的家谱研究最为卓绝，实赖顾先生当年奋不顾身的保护文献之功。此外，“文革”中受到较大损害的，除了民间藏书外，还有学者的私人藏书。这个大家提到的比较少，我这里简单说几个例子：有“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之称的孙楷第，藏书万卷且多有批校，不乏珍本善本。孙“文革”时被下放，其藏书被贱卖予中国书店等处。待其回城后，欲赎回藏书，书店索价甚巨，孙向国家求助，书店乃抢先将书折价售空。孙楷第临终前，刘再复前往探望，孙已口不能言，犹在手心写一“书”，以示此憾。又，梁思成当时被迫移居，其建筑类珍本寄存在清华建筑系资料室，多数被销毁，其他图书被当作废品售予收购站，共运输四十五车次，得三十五元。范祥雍藏书二万余，不乏善本、批校本、旧钞本，于一日内尽被销毁。谢兴尧怕藏书惹事，私自焚书，焚之不尽，以七分钱一公斤计，售得八元。商鸿逵全家被逐出住宅，藏书被两辆马车送至废品站，不知下落。杨宽的大部分藏书被其长子盗卖，杨因此与之断绝关系。黄孝纾的藏书被抄家出来，陈列在青岛柏油路上焚烧，半日方尽，路面为之熔化。

由于文献有散佚，所以才有了“辑佚”之学。所谓辑佚，即是从现存的文献资料中辑出散佚的书籍，如清代四库馆臣就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二十四史之一的《旧五代史》来。清人皮锡瑞《经学历史》谈及清代经学三大成就时，“辑佚书”居三者之首，可见清人对辑佚的重视程度。此外，与辑佚相关的，还有“辨伪”之学。辑佚古书，必须能够识别真伪，辨伪学即是此等学问。由于我们这里主要谈的是书籍的散佚，辑佚和辨伪就不加以冗述了。

　经学典籍的主体——“十三经”

　　经学研究的核心是被历代儒者奉为经典的“十三经”，宋明理学虽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等“四书”为重，但《大学》《中庸》终归是《礼记》中的篇章，《论语》《孟子》也在“十三经”之内，因而经学的主要典籍仍为“十三经”所包括。两千余年的 经学史，大致是围绕着这十三部经书的确立、考订、阐发和注解不断延深、反复纠辩、曲折发展的。十三部经书是经部典籍的主体，其他浩繁的经部书籍，都是由此 而派生的著述。因此，了解“十三经”是把握经部典籍的关键。“十三经”中各经的大致情况如下：

　　《周易》

　　全文 24000余字，原称《易》，又称《易经》，本是占筮书，后被儒家奉为讲究哲理的经典。相传古代占卜用的易书本有三种：一种是夏代的易，叫《连山》；一种 是商代的易，叫《归藏》；一种是周代的易，就是现存的《周易》。前两种已经失传，而《周易》则流传至今。《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 表阳和阴；把这两种符号迭列三层，如三（乾）、三（坤）等，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称为八卦；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迭，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每卦又 有六爻。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分别阐述各卦各爻的意义，卦辞和爻辞是《周易》的经文。许多研究《周易》的学者认为卦辞、爻辞是西周初年的作 品，因为它所记的内容有殷商祖先的故事，也有周初的史实，但无后代任何色彩。

　　除卦辞、爻辞外，还有《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解释经文的传，合称“十翼”。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十翼对《周易》经文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原意，因此不能依赖它们去理解正文。

　　研究《周易》的“易学”历来有两派，一派重象数，卜筮灾异，如汉代的易学；一派重义理，阐发思想，如三国时王弼的易学。

　　《尚书》

　全文2500余字，原称为《书》，是夏、商、周时代一些历史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后来成为儒家宣扬二帝、三王及周公、孔子治道的圣典。《尚书》的内容 有所谓今文、古文之分。今文《尚书》为西汉初山东伏生所传，共28篇。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用周秦六国文字书写的古文《尚书》。古文《尚书》在汉朝未 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

　　东晋时，豫章内史梅赜根据一些散逸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 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他又吸收了原今文《尚书》，将其离析为33篇，两者拼凑，以符合刘向、郑玄校注的古文《尚书》58篇之数，向 朝廷呈献。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收在如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中，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合并的。因此，现传《尚书》，只有今文 才是真本，古文则是梅氏伪造的。《十三经注疏》中还有梅赜伪造的《尚书孔氏传》13卷，说是西汉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梅氏编选的这些伪书，直到清代阎 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时才被彻底揭穿。古代对《尚书》的研究，除了《十三经注疏》中的注疏外，宋代蔡沈的《书集传》也是《尚书》研究的重要成果。

　　《诗经》

　全文39000余字，原称《诗》，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分“风”“雅”“颂”三类，其中有庙堂之诗，卿大夫之诗，也有民歌，时代从西周到春秋中 叶。春秋战国时，诸子各家都曾习《诗》用《诗》，但各家相比，以儒家对《诗》的整理水平最高，传授最成系统，《诗》渐渐成为儒家专门的经典。《诗经》在汉 代有齐、鲁、韩、毛四家传授，前三家属于今文诗学，立于学官，但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亨、毛苌所传的毛《诗》属于古文诗学，流传至今，共310篇，其中 六篇仅存篇名而无诗文。历代《诗经》学研究的成就，除《十三经注疏》中的毛传、郑笺、孔颖达正义外，南宋朱熹的《诗集传》，清代陈奂的《毛诗传疏》、马瑞 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姚际恒的《诗经通论》、王先谦的《三家义疏集》等，成就也较突出。

　　《仪礼》

　　全文 57000余字，原称《礼》，汉代又称《士礼》、《礼经》，晋代以后称《仪礼》，它是现存最早记载古代礼仪的书。《仪礼》成书于东周时期，但书中所载的各 种典礼仪式，应在此书之前就存在了。孔子办私学时，通过对古礼的整理编辑形成了《礼》的教材，礼是孔子讲学的重要课程，也是儒学的重要内容。

　西汉初，由鲁高堂生传下《仪礼》17篇，在西汉中分为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立于学官。1959年在甘肃武威 发掘出汉代抄在木简上的《士礼》多篇，属庆普传本，为研究《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流传至今的《仪礼》是由东汉郑玄注释的刘向《别录》本，其篇目与西汉 学官的《仪礼》相同，都是17篇，包括士冠礼、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觐礼、丧服礼、士丧礼、既夕礼、士虞 礼、特牲馈食礼、少牢馈食礼、有司彻等。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礼经》基本相同，另外 39篇汉代称为《逸礼》，已经失传。《仪礼》研究，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贾疏外，南宋朱熹的《仪礼经传通释》、清人张尔岐的《仪礼郑注句读》、凌廷 堪的《礼经释例》、胡培晕的《仪礼正义》，都是较重要的著作。

　　《礼记》

　　全文99000余字，又名《小戴礼记》。 先秦礼学家们传习《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作“记”，是对《礼》的内容进行解释、说明和补充。西汉时《礼经》立于学官，礼学博 士在讲《礼经》时也选用一些“记”作为辅助教材。东汉中期，注讲《礼经》的“记”只存两种：一是戴德选辑的85篇本《大戴礼记》；二是戴圣所编的49篇本 《小戴札记》。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于是传习它的人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礼记》。由于郑玄也给《仪礼》《周礼》作注，所以三书 并称“三礼”。

　　东汉以后，《礼记》的地位逐步上升，这是由于《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 的意义和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儒家的“礼治”思想，更利于统治者发挥和利用。于是到了唐代，《礼记》从原来经传的地位升格为正经，并代替《仪礼》进入唐代 “五经”。

　　《礼记》作为一部儒学杂编，内容很庞杂。有不少内容是专门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等，这些篇章探讨了制礼的深 义，是研究儒家礼治思想的重要依据；有些篇章谈到儒家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设想，如《王制》《礼运》；有的篇章讲人生哲学和道德修养，如《大学》《中庸》和 《儒行》；有的篇章借孔子之名阐述儒家理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还有讲教育的《学记》，讲音乐的《乐记》。此外，有不少篇章是杂记各种礼制、 礼仪规则及丧服丧事的。除《十三经注疏》中对《礼记》的郑注、孔疏外，注释《礼记》较有名的著作还有宋代卫湜的《礼记集说》，清代朱彬的《礼记训纂》、孙 希旦的《礼记集解》。

　　《周礼》

　　全文45000余字，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 述政治制度的书，由战国时期的儒者以周王室及春秋各国的官制为基础，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论，设计了一套理想化的制度作为全书内容。《周礼》分天官冢宰、地 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部分，其中“冬官司空”已亡佚，汉人用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全书记载300多种职官，并对其职掌作 了介绍，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周代政治制度的如实记录，因此《周礼》仍是研究古制的重要典籍。

　　据《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记载，西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在民间搜集到古本《周官》，因此《周礼》属于古文经书，汉末立于学官。《周礼》除《十三经注疏》中的郑注和贾疏外，清代孙诒让的《周礼正义》是研究此书的重要著作。

　　《春秋》及三传

　“春秋”曾作为东周各国国史的通称，现存《春秋经》是东周时鲁国国史的专称。它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4年的鲁 国历史。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修订和整理，列为“六经”之一，作为在私学传授历史知识的教材。《春秋》经文对史事的介绍十分简短，全书不过16000余 字，所以分别出现了一些解释《春秋》的“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西汉解释《春秋》的有五家，即左氏、公羊、觳梁、邹氏、夹 氏。但邹氏无师，夹氏无书，实际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左传》《公羊传》和《姅梁传》。《左传》是一部独立的史著，在司马迁《史记》中称为《左氏春秋》，东 汉班固作《汉书》才使用《春秋左氏传》的名称。在汉代尊经的情况下，它和《公羊传》《觳梁传》一起被视为解释《春秋》的传。事实上，《左传》是参考《春 秋》经而作的史著，并不单为解释《春秋》。西汉时，《左传》作为古文经，一直在民间流传，未立于学官，刘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汉书·刘歆 传》），并力争将《左传》立于学官，遭到今文经博士的反对，理由之一就是它不传《春秋》。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后，才将《左传》拆开附于《春秋》各 条经文之下，合为一书。两书合并后，可看出《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比《春秋》经多出17年。合并后的《春 秋左氏传》中还有不少“无经之传”，则原《春秋》不载而《左传》有文。以隐公元年为例，经有七条，都有“传”；“传”有14条，其中7条是“无经之传”。

　在《春秋》三传中，《左传》以叙事为主，而《公羊传》、《姅梁传》则以释经为主，叙事极少，因此后两传不能作为史书，而只能作为纯粹的经书来读。汉代 《公羊传》和《觳梁传》都立于学官，属今文经，汉代以后儒者常利用此两传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因此这两部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经学史、思想史上也具 有很大影响。

　　《论语》

　　这是一部记载孔子和他少数学生的言论行事的书。“论语”一词，最早见于《礼记·坊记》，说 明《论语》在西汉以前就已流行。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论语》是在孔子身后由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将平时的记录汇纂成书的。它在西汉时还被看作是 传、记一类著作，只作为经书的辅翼。东汉以后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论语》全书12000余字，分20篇，书中保存了孔子大部分丰富的思想内容， 是研究孔子及孔门弟子的必读书。西汉流行的《论语》有古《论》、齐《论》、鲁《论》三家，前者属于古文经学，后两者属今文经学。自汉代开始，《论语》就受 到高度的重视，历代研究著述层出不穷，较重要的研究著作有《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集解和邢禺疏，还有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刘恭冕的《论语 正义》。

　　《孟子》

　　这是一部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门人弟子相互问答的记录。《孟子》一书主要由孟子的门人万章、 公孙丑两人所记，孟子本人亲自润色过，成书于战国晚期。全书34000余字，分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七篇，每篇又分上下。班固 《汉书·艺文志》著录“《孟子》，凡十一篇”。东汉应劭《风俗通义·穷通篇》说：“孟子著书十一篇，七篇为中，四篇为外。”与应劭同时的赵岐认为外书四篇 文义肤浅，怀疑是后世伪作，因此他作《孟子章句》只作内书七篇。后来，赵岐作注的七篇流传下来，而外书四篇则逐渐亡佚了。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 样，仅被看作是传、记类著作，直到宋代，才被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之中，《孟子》一书是最后进入“十三经”的。它反映了孟子系统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 观，其中“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重民思想非常可贵，而明太祖朱元璋则对此极为不满，他下令删节《孟子》中有关重民内容的章节85条，书称《孟子节 文》，并不准士人学习这些删掉的内容。

　　对《孟子》的研究从汉代就已开始，《十三经注疏》中赵岐的章句和孙爽的正义是重要成果。此外，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则被推为清代注《孟》书中最高水平的著作。

　　《孝经》

　　今传《孝经》1700余字，分18章，是“十三经”中最短的一部。基本内容是讲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等各类人如何行孝，由讲孝进而劝忠。《孝经》在东汉时被列入“七经”之一，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

　　经学者考证，发现《孝经》的内容有些是抄袭《左传》《孟子》《荀子》的。又根据《吕氏春秋·察微篇》中引《孝经》之文，可知《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汉代曾有古文《孝经》，但在南北朝时亡佚。

　　《尔雅》

　《尔雅》是“十三经”中较特殊的典籍，实际上它本身不是“经”，其内容并无经义可言，只是一部古代训诂资料的汇编。唐文宗开成年间石刻“十二经”，才把 它上升为“经”的地位。后世经学家只是利用它的训诂知识来解释经书。《尔雅》共19篇，全文10900余字，从它所涉及的文献和利用的制度、史实来看，它 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杂采几代诸家的训诂材料汇编起来的。此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汉代经典传注发达起来后，经过增补才成为现在的状况。除《十三经注 疏》中的郭注、邢疏外，清代又有两部研究《尔雅》的重要著作，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重在对郭注的证实和补充，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则从经学的角度对《尔 雅》进行发挥。

　　经学的解经典籍

　　经学中的正经仅13部，总计字数不过65万，一部《十三经注疏》才416卷，而历 代解经典籍的数量则要超出数百倍。仅据《四库全书总目》与《贩书偶记》正续编收载的经部典籍就有3900余部，近5万卷，这是大致流存且经著录的经部书 籍，未见著录者当不止此数，历代散失的经学典籍更无法统计。因此，绝大多数的经学著述都是解经典籍。

　　古代解经典籍的体例最为多样，居 各种典籍之冠。一部儒家“正经”，经过历代学者以各种体例和形式的注解、发挥，产生几百部乃至近干部著作，是不足为奇的。我国注经典籍繁富的体例，在唐以 前就基本齐备了，据《隋书·经籍志》记载，传、故、笺、注、说、微、通、章句、条例、集注、集解、集释、集义、音、解、解说、解谊、通解、疏、讲疏、义 疏、训、释、撰等著作体例在当时都已出现，唐以后基本沿习，少有改变。

　　传“传”有传述之意。据说《周易》中十篇解释经文的文字，就是 孔子写的传，因此又称《易大传》，这是注释正经最早的传。后世采用“传”这一体例注解经书的著述极多，就一部经书来说，由于注解的角度不同，各种传的内容 差别也很大。如《春秋左传》主要在于论证本事；而《春秋公羊传》、《春秋毂梁传》则主要在于阐述经义。传的形式也有多样，有的是照经文一字一句解释的，如 《毛诗诂训传》；有的是杂引他说，借经义以证事理的，如《韩诗外传》。

　　注“注”的本义是用水灌注，使之畅通。引申为对古书中难解字句加以解释、疏通。东汉郑玄曾遍注群经，今存尚有《仪礼注》、《周礼注》、《礼记注》。这种体例经郑玄推扬光大，成为后来最常见的一种解释、疏通文义的形式，经部中以“注”而称的典籍也较多。

　说“说”是释讲的意思，大致以阐说大义为主。“说”的体例起源也很早，据《汉书·艺文志》著录，《易》有《五鹿充宗略说》，《书》有《欧阳说义》， 《诗》有《鲁说》《韩说》，《论语》有《齐说》《鲁夏侯说》《燕传说》，《孝经》有《长孙氏说》《江氏说》。清人惠世奇撰《礼说》，不载经文，但按经文顺 序编列，对古音古义疏通说明。

　　笺“笺”是表识的意思，这种体例由郑玄首创。郑玄治《诗》尊崇《毛传》，如《毛传》有隐晦不清之处，便 记下自己的见解，标识其旁，成为“笺”。在郑玄《毛诗笺》之后，以“笺”解经的著述历代不绝，仅清代就有胡永珙的《毛诗后笺》，会钊的《周官注疏小笺》， 万斯大的《礼记偶笺》，俞樾的《礼记异文笺》，刘逢禄的《公羊何氏解诂笺》，赵坦的《春秋异文笺》，潘维城的《论语古注集笺》等。

　　解 “解”是剖析解释的意思。“解”这种体例起源很早，春秋战国时诸子著作中就有解，如《韩非子》中的《解老》，便是解释《老子》的名篇。后人沿用这一体例来 解经，或称“解谊”，或称“解诂”，如东汉服虔的《春秋左传解谊》，贾逵的《周官解诂》《左氏传解诂》，保存至今的是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

　疏“疏”即疏通之意。这种体例最早起于南北朝时的“义疏”，梁朝皇侃在《论语义疏》的序中分析其特点是“引取众说，以示广闻”。到唐代，对于汉人的经 解，唐人看起来已不甚明了，于是出现“疏”这种新的注解形式，疏不仅给正文作注释，而且还给前人的注解作注释，形成了经、注、疏三个层次。一般来说，疏不 违反注的意思，所谓“疏不破注”。唐代官修的义疏称为“正义”，如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及后来的《七经正义》。私人的注释之作仍称“疏”，如贾公彦的《周 礼疏》、《仪礼疏》。

　　章句“章句”主要是分析经文的章节，盛行于西汉，为经师讲经所习用。先秦古籍，整篇直述，既不分章，也不断句， 后来儒生进行分章断句，在分章断句中也表述了对内容的理解，汉人的“章句”保存至今的有赵岐的《孟子章句》，可以从中看出章句的特点。这种著作体例后代也 有所沿用，如南宋朱熹的《大学章句》《中庸章句》都很著名；清代则有焦循的《易章句》，任启礼的《礼记章句》等。

　　集解“集解”这种体 例是汇集诸家之说来进行注释。《十三经注疏》中的何晏《论语集解》、范宁《春秋姅梁传集解》是这种体例的代表作，而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则不属这种体 例，其注释仍是杜氏一家之言。集众家之说荟萃一处的方法，不仅有集解，还有集说、集注、集讲、集要、集意、集传等等，被广泛运用于各种注释领域之中，数量 甚多。以“集传”而言，宋代较有名的著述就有朱熹的《诗集传》、蔡沈的《书集传》、苏辙的《春秋集传》等。

　　丰富的解经典籍是随着经学 的发展逐步积累起来的。春秋时只有“六经”。战国以后，儒家著述中解释“六经”大义的传、记开始兴起，《周易》的彖辞、象辞等“十翼”就是《易传》； 《礼》所附的“记”以及《春秋》各传，都是早期的解经著作，只是到了汉代才升格为“正经”。西汉时经学家所写的传、注等，以阐述经义为主，如《尚书大 传》、《韩诗外传》、《春秋繁露》等。但这时有些解经著作则开始出现了繁琐的弊病，东汉桓谭在《新论》中就记载说，《书经》大师秦延君竟然用十多万字来解 释“尧典”两字的含义，这种流弊在以后的解经著述中时有出现。东汉以后，注经典籍逐渐转向通训诂、究名物的方向，主要是解释字义和考证名物制度，发展了章 句训诂之学，出现了像许慎、马融、郑玄等有名的注经学者。流传至今的有《毛诗传》《三礼注》《公羊传解诂》《孟子注》等，后世称为古注。

　魏晋以后，随着音韵学的发展，解经典籍中的音注著作大量增加，晋代的徐邈对“五经”都作了音训，成为当时诸经音注的典范。为经书作音注声训的传统，到唐 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一批为经文注音的解经典籍，其中陆德明的《经典释文》成就最大，他的音训做到音与义结合，注一不同的音，即表达一种不同的解释。 全书36卷，搜采汉魏以来凡230余家而遍注群经，“十三经”中仅缺《孟子》，是因为唐时《孟子》还未进入“正经”。后来宋儒刊刻《十三经注疏》时，将 《经典释文》内容散于各经注释中，称为“陆德明音义”。

　　宋代注经典籍的数量迅增。在南宋时，经学学者将汉以来注解“十三经”的一批重 要解经典籍确定下来，刊成封建时代通行的《十三经注疏》。这套注疏典籍中，古注除《孝经》为唐明皇所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义疏部分是由唐宋人完成 的。大体而言，其内容注多宗汉，疏多宗唐，倾向于训诂名物的汉学，与当时理学诸儒注经的方式迥异。宋儒的解经典籍虽然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