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是中国人发明的。东汉蔡伦发明改良版的造纸术。造纸术成了中国古代的影响西方的“四大发明”之一。

在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国人曾长期使用竹简来书写文字。当然，商周还有甲骨文和金文。

相比骨头、龟壳、青铜器和锦帛，无疑竹简是成本最低的，有利于大规模广泛使用。

根据《尚书》里“（商朝）有册有典”的说法，商朝人就开始使用竹简。现在保存最早的竹简，则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随着造纸术的普及，直到晋朝，竹简才慢慢淡出中国古人的生活。

中国的造纸术大概在公元8世纪传播到阿拉伯地区。说是在怛罗斯之战中，阿拉伯人俘虏了一些唐朝工匠，从而学会了造纸术。

阿拉伯人用了几百年才普及造纸术。到13世纪造纸术传入欧洲南部的意大利地区。

但当时的欧洲生产力水平很低。直至17世纪，欧洲的造纸技术还只能达到中国宋代的水平。

为了解决欧洲纸张质量低劣的问题，法国财政大臣杜尔阁曾希望利用驻北京的耶稣会教士刺探中国的造纸技术。乾隆年间，供职于清廷的法国画师、耶稣会教士蒋友仁将中国的造纸技术画成图寄回了巴黎，中国先进的造纸技术才在欧洲广泛传播开来。

那么，问题来了：在纸传播到西方之前，西方人使用什么书写文字呢？

使用莎草纸和羊皮卷。

莎草纸诞生于古埃及，流传于古希腊等国的莎草纸。

但莎草纸并非是“纸”，而是将纸莎草的茎切成薄片浸泡后，再平摊捶打后形成的薄片。与中国人的造纸术，完全是两回事。这种莎草纸可以在干燥环境下保存，还曾是古埃及重要的出口商品，主要出口到欧洲。

羊皮卷则是把羊皮泡在石灰水里去掉毛脂，然后再用木框拉伸，就变成了可以用来写字的“纸”。

对于欧洲人来说，这两种“纸”有个共同特点就是：贵。

羊皮卷是用小羊羔的皮做的，成本高的吓人。而莎草纸制作工艺复杂，跟“三合板”差不多。欧洲人本地缺乏莎草这种植物，只能从埃及进口，所以，成本也很高，跟羊皮卷的价格差不多，但不如羊皮卷好用。所以，欧洲人只使用了一段时间的莎草纸，后来就改用羊皮卷了。

在纸发明之前，中国人广泛使用竹简，欧洲人则主要使用羊皮卷、莎草纸。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又反映了哪些问题？

第一，欧洲没有原产的野生竹子。

竹子一般成长在天气比较热的亚热带地区。欧洲地处高纬度地区，南欧的威尼斯与哈尔滨差不多处在同一纬度上。

在商周和秦汉时期，中国北方比现在温暖一些，所以北方也有大量的竹子。中国人使用竹简方便就地取材，成本很低。

当然，这并不是欧洲不适用竹简的主要原因。因为欧洲可以进口莎草纸，自然也可以进口更便宜的竹子。甚至可以使用木片代替竹子。

第二，欧洲真正不使用竹简的原因是社会发展落后。

中国之所以使用竹简，是生产力取得大发展的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原来的甲骨文、金文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播的要求。竹简开始大规模使用。竹简的大规模使用又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的大发展。

首先，竹简的使用对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孔子喜欢研究《易》，每天翻竹简，竟然把编联竹简的牛皮带子翻断了很多次。

如果没有竹简，那孔子只能读甲骨、青铜器或者锦帛上面的文字了。严重影响文化传播。

其次，竹简的大规模使用打破了贵族对知识的垄断，促进了封建制的瓦解，促进了中央集权的形成。

甲骨文和金文时期，只有贵族才能读书，贵族垄断了知识，也就只有贵族能做官。

竹简让普通人也可以读书、做官。

再次，竹简让官府可以使用低成本的竹简来传达政令，可以管理更广阔的疆域。

与中国相反，欧洲不使用竹简及类似的东西，说明当时欧洲非常落后，贵族和教会垄断知识，官府政令不能远距离传播，欧洲的奴隶制和封建制依然根深蒂固。

总结：一枚小小的竹简，其实反映了在使用纸之前，古代中国的先进和古代欧洲的落后。欧洲人在没有纸的时代，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很难有较大的突破。

另外，莎草纸这种东西其实比较诡异。中国出土的任何文物，包括竹简、青铜器等，大都是有 出土时间和地点的。而欧洲现存的十万多张莎草纸，上面有大量的数学公式、古埃及文字等，但很多都色彩艳丽，如同刚制作出来的，且没有出土时间和地点。简言之，有造假嫌疑。

《尚书》原文及翻译如下。

《尚书》又称《书》、《书经》，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尚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现存版本中真伪参半。

《尚书》的尚常见有三种解释方法:一种说法认为"上"是"上古"的意思，《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另一种说法认为"尚"是"尊崇"的意思，《尚书》就是"人们所尊崇的书";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尚"是代表"君上(即君王)"的意思，因为这部书的内容大多是臣下对"君上"言论的记载，所以叫做《尚书》。

"尚书"一词的本义是指中国上古皇家档案文件的汇编。"尚"意为"(把卷着的、包着的、摞着的东西)摊开、展平";"书"即文字、文字记录、文档;"尚书"即"解密的皇家文档"、"(向社会)公开的皇室卷宗"。

刘起釪的《尚书学史》认为《尚书》作为书名是汉代的事。

《尚书正义》说郑玄"依《书》纬，以'尚'字是孔子所加。"马王堆帛书易《要》篇，孔子就是称《书》为《尚书》的。"《要》篇中正是孔子称《尚书》，所以《书经》和郑玄之说不为无本。这是以前我们不知道的。"

《尚书》，在作为历史典籍的同时，向来被文学史家称为中国最早的散文总集，是和《诗经》并列的一个文体类别。但这些散文，用古代的标准来看，绝大部分应属于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准确地讲，它应是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总集。 

李学勤先生指出:"《尚书》本为古代《历书》，是我国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治课本"和理论依据。然而，由于真正的《尚书》命运多舛，两千多年来，我国学术界一直对传世的古文《尚书》存在真伪之争。传统观点认为:现存版本中真伪参半。

一般认为《今文尚书》中《周书》的《牧誓》到《吕刑》十六篇是西周真实史料，《文侯之命》《费誓》和《秦誓》为春秋史料，所述内容较早的《尧典》《皋陶谟》《禹贡》反而是战国编写的古史资料。今本伪《古文尚书》总体认为是晋代梅赜伪造，但也存在争议。

《尚书·大禹谟》记载十六个字的中华心法，其内容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即中国文化传统中著名的"十六字心传"，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与灵魂。

自汉初以来，有今文、古文两种不同的传本。《汉书·艺文志》说:"《尚书》原有100篇，孔子编纂并为之作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焚书令》，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

汉代重新重视儒学，由秦博士伏生口授、用汉代通行文字隶书写的《尚书》，共28篇，人们称之为《今文尚书》。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

《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

西晋永嘉年间战乱中，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包括《今文尚书》33篇(梅赜从原先的28篇中析出5篇)，伪《古文尚书》25篇 。

清人孙星衍作《尚书今古文注疏》，广泛汲取前人考订成果， 将篇目重新厘定为29卷，大抵恢复了汉代《尚书》传本的面貌。《尚书》所记基本是誓、命、训、诰一类的言辞。

李学勤先生一再强调:"史料不是只用真假来判断，而是有可行性高低的问题。" 因为研究先发现的大量简帛书籍，与现存古书相对比，不难看到，在古书的产生和传流过程中，有以下多种情形值得注意:

1、佚失无存。

2、名亡实存。

3、为今本一部。

4、后人增广。

5、后人修改。

6、经过重编。

7、合编成卷。

8、篇章单行。

9、异本并存。

10、改换文字。

"总的说来，除了少数经籍早已被立于学官，或有官本之外，古籍一般都要经过较大的改动变化，才能定型。"

在清华大学2008年7月入藏的一批战国竹简中，出现了失传两千多年的《尚书》真正原貌。

"清华简中已发现有多篇《尚书》，有些篇有传世本，如《金縢》《康诰》等，但文句多有差异，甚至篇题也不相同" 。更多的是前所未见的佚篇。《傅说之命》与今本《说命》不是一回事。《书序》告诉我们《说命》是三篇。

当代清华简的《傅说之命》真是三篇 。李先生订正说:"说简中有《康诰》，后来证明是误认。"

《尚书》的作者是先秦诸子，先秦诸子指孔子、老子、庄子、墨子、孟子、荀子等人物。

《尚书》是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该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内容主要是君王任命官员或赏赐诸侯时发布的政令。

扩展资料

《尚书》的尚常见有三种解释方法：一种说法认为“上”是“上古”的意思，《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另一种说法认为“上”是“尊崇”的意思，《尚书》就是“人们所尊崇的书”。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尚”是代表“君上（即君王）”的意思，因为这部书的内容大多是臣下对“君上”言论的记载，所以叫做《尚书》。

刘起釪的《尚书学史》认为《尚书》作为书名是汉代的事。

《尚书正义》说郑玄“依《书》纬，以‘尚’字是孔子所加。”马王堆帛书易《要》篇，孔子就是称《书》为《尚书》的。“《要》篇中正是孔子称《尚书》，所以《书》纬和郑玄之说不为无本。这是以前我们不知道的。” 

《尚书》，在作为历史典籍的同时，向来被文学史家称为中国最早的散文总集，是和《诗经》并列的一个文体类别。但这些散文，用某代的标准来看，绝大部分应属于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准确地讲，它应是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总集。

《尚书》 主要记录虞夏商周各代一部分帝王的言行。它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倾向，是以天命观念解释历史兴亡，以为现实提供借鉴。这种天命观念具有理性的内核：一是敬德，二是重民。

《尚书》的文字诘屈艰深，晦涩难懂，但它标志着史官记事散文的进步：第一，有些篇章注重人物的声气口吻；第二，有些篇章注重语言的形象化以及语言表达的意趣；第三，有些篇章注重对场面的具体描写

-尚书

“《竹书纪年》与《郭店楚墓竹简》对尧舜禹的记载，为何是两种说法？”谢谢您的邀请和提问。这个问题，也许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郭店楚墓竹简》以后才提出的疑问，尤其在网络上吵得有点沸沸扬扬的感觉。在此之前，我们绝大多数人还是比较认同尧舜禹禅让这种传位方式说法的。

比如说，《竹书纪年》是在西晋时期发现的，也就是说在西晋以后，中国社会已经知道尧舜禹传位，有个血淋淋的一个记载，而不是什么和平的禅让制。

但是，尽管有这样一个记载，也没有被社会接受，问题就出在这里。

所以1993年在湖北郭店发现了。《郭店楚墓主书》以后再次把尧舜禹传让的问题，让我们有了新的认识。

1993年10月18至24日，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对郭店一号墓进行了抢救性清理挖掘。出土了很多春秋战国时代的竹简墨迹。

其中，儒家典籍有十二篇，分别为《缁衣》、《鲁穆公问子思》、《五行》、《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

郭店墓地位于湖北省沙洋县四方乡郭店村一组，南距楚故都纪南城约9公里。

所以这一批竹简的出土，可以说是楚国重要的官方文献，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关于尧舜禹的记载就出自《唐虞之道》。

其实，我们在怀疑或者思考《竹书纪年》和《郭店楚墓竹简》对描述与不同记载的时候，不管依据于哪一个文献的记载。我们对于史料来源问题却并没有进行过严格的讨论，我们仅仅只停留在哪个记载这样说，哪个记载是那样说了的现象层面上。

比如说，尧舜禹传位的这样一些记载，到底属于传说还是有事实依据的记载？或者说，最早的历史文献记载到底出自西周还是西晋？

我们根据中国文字文献历史的记载来看。关于尧舜禹的历史，基本上属于传口头文学或者口头文献。真正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最早历史记录，严格是在西周时代甚至于在春秋时代了。

所以说，关于尧舜禹记历史的记载，基本上属于是后世对于传说的记载，并不是在尧舜禹前后一段时间里边的记载。

中国到底什么时代才开始使用文字的？我们通过考古历史发现，在尧舜禹时代绝对是有文字，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时代，还不属于一个自觉使用文字的时代。

所以，尧舜禹时代的历史，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可能性是非常渺茫的。尽管这个时代有文字，但是这个时代的文字尚处于小范围使用文字时代。包括甲骨文也不属于大范围使用文字的时代。

因此，我们要说，在尧舜禹时代就用文字记录了尧舜禹传位的详细的历史，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

我们看看周代初期的历史记载，是不是很详细？更不用说商朝晚期或者商朝早期的历史有什么清晰的记载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说明我们在商朝晚期到西周初期，还处于文字逐步向大范围过渡的阶段。

因此无论你看到的关于尧舜禹的哪一种记载记载，我们都认为它的可信度还是不太高的。因为后世的记载，我们从周代算起，至少距离那个时代也将近1000年了。这么长的时间没有文字作为权威记载证据，只靠口头的传说，显然民间的官方的各种说法，会交织在一起的。

那么尧舜禹的帝位传位到底是和平的禅让，还是有惊心动魄的政治争夺？

我们从产生这些记载的时代来看，也就是春秋晚期到战国初这一段时间，中国的历史状况是各种学说纷纷兴起，形成了百家争鸣思想自由的局面。

尧舜禹时代春秋战国的学者是没有办法知道真实情况，而春秋战国时代真实的现实历史是比较清晰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西周或者周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伟大朝代，但是这个朝代，在西周时期还是比较高度集中统一的，也就是中央王朝有很高的权威的，但是到了西周后期，中央王朝的权威是不断有所下降的。

因此产生了春秋五霸，经过三家分晋，又产生了两个新的大国魏和赵，形成战国七雄的后周局面。在将近250年的战国时代，秦国作为最强大的七国之一，首先剥夺了周王朝的权威。从此，加快了七国谁来统一的序幕，最终在秦始皇手中完成了国家新的统一。

那么在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这是一段时间里边，中国社会对尧舜禹的认知是怎么样的呢？现实中的王位传递又是什么样的呢？

现代古文献发掘的资料里边，比如说甲骨文里边我们找不到尧舜禹。

所以有一个问题前提必须要探讨清楚：就是中国什么时候用文字来记载历史的？这个问题搞不清楚，很多问题我们就会有越说越糊涂了。

尽管《郭店楚墓竹简》的著作时间要比《竹书纪年》早，但是他们所依据的历史事实都不是很充分，因此，就有比较大的记载上的差异，差异的来源，我认为主要还是在于，关于尧舜禹时代的历史，都不是尧舜禹时代记载下来的，而是后世用文字对尧舜禹时代口头文学记载的转换。

这些记载，很大程度上都是从传说中得来的，那么这些传说也就有不同的传说来源，比如说民间和官方。因此，对尧舜禹的记载当然会有不同的观点甚至于不同的所谓的“事实”的描述。

比如说《竹书纪年》对尧舜禹的帝位的传位是互相争夺而得到的。而《郭店楚墓竹简》对尧舜禹的帝位传位却是禅让得到的。这两种帝位传位方式，显然有着巨大的政治差异和事实差异的。因为这两种帝位的传位方式毕竟是非常矛盾的。

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理想，也是用完全不一样的“事实陈述”出来的，因此这两种说法确实值得推敲。

那么，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对尧舜禹传位到底都是怎么看的？我们还是看看历史上诸子百家是怎么说的。

最早有“禅让”记载的文献是《尚书》。其中《尧典》中有“尧舜禅让”，《大禹谟》有“舜禹禅让”的记载。这是中国最早的文献对于禅让的记载，但是，问题是《尚书》后来又遭受到古代学者的怀疑，认为是晋代学者伪造的，或者有一部分是伪造的内容。

但是，值得我们怀疑的是，假如说《尚书》是伪造的，但是《墨子》也记载了尧舜禹禅让的事。

所以《尚书》之外，还有《论语》和《孟子》等也提到“尧舜禅让”。

万章问孟子：“尧以天下与舜，有诸？”他回答：“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万章又问：“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孟子说：“天与之。”在《孟子-万章》当中，好像孟子也不承认有尧舜禹禅让的事情。

庄子在《让王》中举了很多禅让被推辞的故事，比如尧让许由，舜让善卷。他还认为尧舜禅让埋下了千年的祸端，千年之后一定会发生人吃人现象。

在这里，庄子显然认为有尧舜禹禅让的事实，但是他对禅让是持批判态度的。这是一种政治批判，但是并不表示否认“事实”。

荀子是战国晚期的诸子百家之一，他对于禅让表示怀疑。

《荀子·正论》说“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直接认为禅让为无稽之谈。

《战国策》公孙衍对张仪说，建议魏惠王传位张仪，《战国策》说秦孝公想传位商鞅，但这几次禅让都没有真正成功，原因当然也很简单，王位岂可轻易授予他人哉？

《吕氏春秋》说魏惠王想传位惠施。

《史记·燕世家》，燕王哙受到策士苏代、鹿毛寿等人的鼓动，把王位让给相国子之。结果国家被治理得一团糟，将军市被和燕王哙太子平攻打子之，反而双双阵亡。齐宣王趁火打劫，子之、燕王哙都被杀死。

燕王哙和子之的身死国灭，代表着禅让实践的破产。

这就是战国时代对于禅让制度的批判和实践，但不论是批判还是实践，一个铁的事实就是，禅让在战国时代，确实是没有真正成为一个政治实现。

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赵雍禅让给儿子赵惠文王赵何，自称主父。主父欲封公子章为代王，图谋分裂赵国，大臣李兑与公子成发动沙丘宫变杀公子章，主父困于宫中，求食不得，被活活饿死。

我们从秦始皇之前的这些资料看，历史反映出来的事实是，对于禅让这个政治话题，古人的态度并不确切。到底是有这个事儿还是没有这个事儿，实际上是有不同态度的。这些不同的态度，当然都不是伪造事实，而是自己政治思想的一种表达。而这些思想，是不是建立在准确的事实基础上的？他们当然没有肯定的回答，这就会产生不同的想象或者自己的判断。

那么，我们从战国时代的所谓的禅让实践看，禅让应该既有历史的记载，也有历史实践的事实。毕竟一种文化的传承和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这种影响之深远不是几百年，而是几千年。

从尧舜禹时代到战国时代，也没有到几千年的时间，所以，一切关于尧舜禹禅让的说法都不会是空穴来风的。

在这里，我想说的意见就是，我们可能把“古代”和“现代”的制度混为一谈了，或者说用现代的制度去怀疑古人的制度，或者用古人的制度来否定现代的制度。

因此，这就是一种错误时空的历史观造成的不同的说法，因此，我们来说，到底尧舜禹时代有没有禅让制，这是一个需要我们继续讨论的问题，任何断然认为有或者没有，我认为都太过于武断了。

那么，在《竹书纪年》和《郭店楚墓竹简》对于尧舜禹禅让有不同的记载当然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值得一提的是，不论《竹书纪年》还是《郭店楚墓竹简》，这两个文献都产生在战国时代，只是因为一个被发现是在西晋时代，一个被发现是在我们这个时代。

西晋发现的《竹书纪年》到底是被篡改过的资料，还是没有篡改过的？今天看来，已经不是非常重要了，因为我们从事实来看，在《竹书纪年》之前，关于尧舜禹的帝位是不是禅让，先秦的诸子百家已经有不同的说法了。

那么，无论是《竹书纪年》还是《郭店楚墓竹简》在历史资料的绝对真实性上，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研究历史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去伪存真。但是，非常困难。比如说《竹书纪年》中关于穆天子的记载，很多都有一定的神话色彩，难道我们也值得相信这些记载吗？

尽信古人不如无书。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是，尽管事实需要观点，但是，我们不能用观点来代替事实。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历史事实和你的历史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

但是无论是在战国时代，还是到我们现代这个时代，关于尧舜禹到底有没有禅让，仍然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做研究的一个问题。

这是因为：第一，历史上所有的记载，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最早的？第二，到底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存在过一个禅让的时代？然后从帝位禅让时代又发展为私有化的帝位嫡传时代了？这仍然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我们用事实清楚看到的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包括西周时代，已经是一个嫡传的时代，不存在禅让这样一个政治制度的基础。虽然在战国时代也存在过禅让的舆论和动议，但是，都没有成为真正的实现，因此来说，禅让是一个历史阶段，还是一个政治空想？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

战国楚竹书的文化震撼，首先来自于它的文化经典价值。经典当指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权威著作。战国楚竹书的文化经典价值在于它是先秦文献的主要文化依托、千古历史之谜的重要文化载体。新的文献发现，松动了约定俗成的文化板块。文献编次和本意的坦露，引来了对传本文献的变革性的认识。早本文献的提供，在比较学的意义上使后人杜撰之处显而易见。不少文献的面世，在填补文献空白、完善精辟论述和便于今本篇目对照的结合上显示了这批战国楚竹书的文化经典价值。

文学史的文化价值

以《孔子诗论》、《缁衣》和《性情论》为例，足见这批战国楚竹书的文化经典价值。《孔子诗论》为先秦儒家佚文，是弟子就孔子授诗内容的追记，可与《子羔》和《鲁邦大旱》同卷。《孔子诗论》有总论和分论。在形式上总论和分论的记载方式不同，总论起首有5枚简，简上下留白，内容为表述赋诗、奏乐、著文必须具有的志、情和言，并论《讼》、《大夏》及《邦风》，有关论述《小夏》的简虽失散，但从文意及他篇竹简可判断出《小夏》的存在；分论以若干诗篇为单位，对每一篇诗作了简短、深入、反复的递进论述，一论、再论、乃至三论来解释诗义，以加深对诗的深入理解。诗篇的组合次序今本未见，为研究者进一步理解、研究诗的内容提供了直接、可靠的证据。孔子提出的“诗毋离志、乐毋离情、文毋离言”三条准则性的论点为首见。“诗毋离志”这个提法，比《诗谱序》中“诗言志”的提法更有文学语言的意趣。赋诗的人必须有自己意向，印证了《左传》和其他古籍中记载的，在一定的政治场合和礼仪中，古人赋诗以表明吟咏者的态度，以及乐和情、文与言的关系。《孔子诗论》是一篇重要的儒家经典，将对我国的文学史产生很大影响。

儒学文献的文化价值

《缁衣》有别于郭店楚墓竹简《缁衣》和传世本《礼记·缁衣》。《缁衣》讲述的内容是忠君爱民、恭敬廉节、谨慎言行，提倡德教在先、法治在后的“刑不试而民咸服”的理想教化，是有关儒家的著述，基本内容也见于传世本《礼记·缁衣》，或以为出自公孙龙子，或以为出自子思子。《缁衣》篇与郭店楚墓竹简《缁衣》内容基本相同，而与今本有异，如章节不同，章序不同，引句不同。今本有些内容、文字为汉人所杜撰，作了较多的修改和补充，面目已变。《缁衣》的问世，能使研究者看到真正的《缁衣》原貌，实为可靠的历史文献。《缁衣》旁及了很多作品，所引之《诗》涉及《大雅》、《小雅》、《曹风》、《周南》，所引之《书》涉及《尹诰》、《君牙》、《吕刑》、《君陈》、《君奭》、《叶公之顾命》等，这些珍贵的资料对研究《礼记》、《尚书》、《诗》等的成书年代、文字运用，及其真实的思想内容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使研究者对今本文献及儒学有了更直接的认识。

文法文体的文化价值

《性情论》是一篇先秦思想家的佚文，该文从宏观的角度起论，提出了天降命、命出性、性生情、情始道的相承关系，主论“性”、“情”，兼及“道”的概念与特性，提出了彼此间的派生关系说。全文观点鲜明，结构严整。文中所说的“性”是指“人之本性”，人的自然共性，朴素地指出“性可习”，注意到性与习的关系，阐明了人性的可变性，认为人性的变化在于“用心各异，教使然也”，由于出发点的不同，指导思想的不同，接受教育的不同，导致人性的变化不同。《性情论》辩证地提出人性的形成在于因恒则固、“待习而后奠”。本文阐述了七种使人性变化的方法，在人的道德修养、礼教、乐教等方面提出了有关理论及概念。“情”来源于“性”，《性情论》提出了人情七爱、五知、三恶等准则。《性情论》明确“道”为人道，人道是以礼为主体，提出人的道德行为是可以用“四术”即《诗》、《书》、《礼》、《乐》引导。《性情论》中的墨钉、墨节、墨钩等墨标使研究者看到了战国时代用字、词、句、章的结构原形，为研究者研究当时的文法、文体提供了可靠的原始资料。 战国楚竹书的发现、保护、整理和研究，具有多学科、多领域的重大价值，全息地反映了多重的文化学术意义。战国楚竹书的简文字数之巨、跨越领域之广、所涉书篇之多、提交版本之早，都已传为美谈。战国楚竹书共有简数1200余枚，计达35000字，在已出土楚简中占有较大比重。楚竹书内容涉及哲学、文学、历史、宗教、军事、教育、政论、音乐、文字学等。不少经典论点的首见，将对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教育史、音乐史等产生深刻影响。这些战国楚竹书为楚国迁郢都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先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其中以儒家类为主，兼及道家、兵家、阴阳家等。而简书本身又是书法艺术史上的重要文化遗产，其文化价值不言而喻。包括少数重本的书篇在内，这批楚竹书近百种，其中能和业已流传的先秦古籍相对照的不到10种，足见发现这批楚竹书的独特意义及其重大价值。

研究道家学说

战国楚竹书中的古籍版本无疑见其时间之“早”。竹书《周易》是迄今为止时间最早的一部。《周易》涉及35卦内容。竹简中所出现的红、黑六种标号反映了阴阳转换、互为因果的易学理论。竹书《恒先》是一篇难得的道家文献，整篇完整无缺。这在竹简发现史上是少见的。篇题为当时人所命名。文章论述了道家虚静的理论，提出了天地起源问题。道家的这一宇宙生成论，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三简背有篇题“恒先”两字。竹书《恒先》的发现和整理，对于道家学说的研究有其重要作用。

研究先秦音乐

楚竹书对于先秦音乐解密亦有特殊意义。马承源在《战国竹简中的诗乐》一文中论及楚竹书中有关先秦音乐的书——《孔子诗论》、《诗乐》和几篇未见于《毛诗》的诗篇。马承源指出：诗本是音乐的组成部分，诗句就是乐曲的词。楚竹书中的《诗乐》是残件，所见七枚简上端正地抄写各种诗的篇名和演奏诗曲吟唱诗的各种音高。其中有一个篇名称《硕人》，同样的篇名见于《毛诗·卫风》，古代诗有篇名相同而内容不同的情况，因此不能决定简文中的《硕人》是否与其是同一篇，但是作为诗篇名是没有问题的。其余40种篇名有的和《毛诗》其他篇名用词的格调相似，应都是305篇以外诗的篇名，这是两千多年来未知的事情。更奇特的是在一篇或几篇成组的篇名之前写有一个特定的音名，这种音名就是音高。音高名用两个字组成，一是“声”名，即是五声音阶的名，其中发现了宫、商、徵、羽四个“声”名或“阶”名，其次是变化音名，有穆、和、讦”等九个变化音名。其中穆、和之名，已见于曾侯乙编钟，楚王青铜钟上也有“穆商”这个名称，这九个音名是否都和楚国的乐名有关尚待研究，但是可以说是楚国郢都流行诗曲的调名，因为诗曲可能有本地的，也有外地传入的。竹简上这些音调名是未见过的重要发现。可知每一篇诗都有它特定的音高，并不是随意用任何音调可以自由地吟唱，从这一点也可以推知《诗经》时代音乐的成熟和曲调的规范。

研究战国文字

战国楚竹书的发现和整理还具有文字学意义。有的先秦思想家的佚文拾贝，进一步提示了战国文字的通用、假借、书写、形体等规律，有益于文字发展史的研究。专家学者根据与郭店楚简的重本以及传本重本的比勘，可以了解到在战国时代文字通用、约定俗成的状况，以及在文字流变过程中文字的通假，这对解读战国文献有直接的帮助。同时，也为研究六国文字、楚国方言提供了可靠文献。战国楚竹书的发现和整理，还提供了与传本相异、颇具比较价值的文献材料。《诗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传世本《诗经》以《国风》、《小雅》、《大雅》和《颂》为序。竹书《孔子诗论》中的序列与此恰恰相反，称为《讼》颂、《大夏》夏、雅通、《小夏》和《邦风》汉儒为避刘邦讳，“邦”改为“国”。《诗论·序》中的论次也和传世本《诗经》中的大序相反。许多诗句用字和传世本《诗经》不同。竹书《孔子诗论》没有传世本《诗经》小序中“刺”讽刺、“美”赞美的内容。

战国楚竹书的发现和整理，为对战国竹书的版制的了解和中国图书史的研究提供了确凿可靠的实物证据。战国楚竹书版本的最短尺寸是238厘米，最长尺寸是572厘米，其中有多种不同尺寸的版本。每简简宽约在06厘米左右，厚度为01厘米至014厘米。编绳有两道，也有三道，一般长的竹简多数为三道编绳。编绳质料为丝。由于被埋藏竹简的软化以及地层的压积，一般留下的编绳都已嵌入了竹肉。竹简右侧都加工出契口，契口呈凹状，用以固定编绳。每简契口处都有编绳结，以维系上下左右，方便开卷收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