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是孔子弟子与再传弟子编纂孔子生前与弟子或时人对答的语录

《孟子》记录了战国儒者孟轲的事迹，以及与各国国君、学生、时人的对谈。

《大学》《中庸》内容简短,原来是《礼记》一书中的二篇,南宋朱熹将之抽取出来成为独立经本,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

《大学》在讲人欲成就自己时，由内到外的修养；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它的三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它的“八目“，可以说是儒家人生理想”内圣外王的”修养步骤。为儒家入德之门。

《中庸》为孔门心传之法。中庸就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

《论语》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

《大学》主要概括总结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理论，以及关于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儒家政治哲学也有系统的论述，对做人、处事、治国等有深刻的启迪性。

《中庸》主要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中庸》写作背景：

《中庸》出自《礼记》，原本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第三十一篇。《礼记》原名《小戴礼记》，又名《小戴记》，由汉宣帝时人戴圣根据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批佚名儒家的著作合编而成。

宋代以前，学者皆主张《中庸》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子思所作。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子思作《中庸》。”李翱《李文公集·复性书》：“子思著《中庸》四十七篇，传于孟轲。”

自宋代开始，有学者主张《中庸》是子思与秦汉之际的儒者杂述而成。清人认为《中庸》非子思所作的也不乏其人，特别是崔述，在其《洙泗考信录》卷三中提出了三条论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而今人冯友兰、钱穆、劳思光等亦从文献、思想等方面论证《中庸》非子思所作。

《大学》写作背景：

《大学》出自《礼记》，原本是《礼记》四十九篇中的第四十二篇。《礼记》原名《小戴礼记》，又名《小戴记》，由汉宣帝时人戴圣根据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批佚名儒家的著作合编而成。

据断代史学家班固在“《记》百三十一篇”下自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他认为《礼记》各篇的成书年代主要分布在战国初期至西汉初期这段时间。

清代人崔述认为：“凡文之体，因乎其时……《大学》之文繁而尽，又多排语，计其时当在战国。”（《洙泗考信录·全录》）综合而论，《大学》的成书时代大体在孔子、曾子之后，孟子、荀子之前的战国前期，即公元前5世纪左右，系出于曾氏之儒一派的纯儒家作品”。

即《大学》的成书年代应是在战国初期，其作者应是“曾氏之儒一派”，即现在学术界比较认可的战国初期曾参所作。

《论语》写作背景：

清代学者崔述则对《论语》的成书提出不同看法，他注意到今本《论语》前后十篇在文体和称谓上存在差异，前十篇记孔子答定公、哀公之问，皆变文称“孔子对曰”，以表示尊君。答大夫之问则称“子曰”，表示有别于君，“以辨上下而定民志”。

而后十篇中的《先进》《颜渊》等篇，答大夫之问也皆作“孔子对曰”，故怀疑“前十篇皆有子、曾子门人所记，去圣未远，礼制方明；后十篇则后人所续记，其时卿位益尊，卿权益重，盖有习于当世所称而未尝详考其体例者，故不能无异同也”。

又如，前十篇中孔子一般称“子”不称“孔子”，门人问学也不作“问于孔子”。而后十篇中的《季氏》《微子》多称孔子，《阳货》篇子张问仁，《尧曰》篇子张问政，皆称“问于孔子”，与《论语》其他篇不同，“其非孔氏遗书明甚，盖皆后人采之他书者”。

受崔述的影响，以后学者继续从《论语》前后十篇用语、称谓的差异对其成书作出判断，有学者甚至认为《论语》最初只有单独的篇，其编定成书，要在汉代以后。

《大学·中庸》内容简介：《大学》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还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因而具有由“内圣”而“外王”的重要意义。《中庸》强调“诚”，把“诚”视作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将对“诚”的追求作为“人道”的准则，同时提出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与认知方法

《大学》提出了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还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因而具有由“内圣”而“外王”的重要意义。

《中庸》强调“诚”，把“诚”视作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将对“诚”的追求作为“人道”的准则，同时提出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与认知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