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是环钱塘江分布的以黑陶和磨光玉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1936年首先发现于良渚而命名，距今5300—4000年。

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良渚是中华民族和东方文明的圣地，国家文物局已正式将良渚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预备清单。

良渚文化是分布于钱塘江地区一支著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距今5300～4000年。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遗址和文化命名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两镇。

1986年，良渚反山遗址先被发现，发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这几年，良渚文化遗址从40多处增加到135处，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

生活用器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轮制较普遍。一般器壁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为多，少数有精细的刻划花纹和镂孔。圈足器、三足器较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鱼鳍形或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琮、璧一类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

良渚石器磨制精致，新出现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镰和阶形有段锛等器形。

良渚玉器包含有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相当精美。

社会进程

良渚文化所处的钱塘江流域是中国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在钱塘江南岸的半山文明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遗址，在众多的良渚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较多的石制农具，如三角形石犁和V字形破土器等，表明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由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阶段，这是古代农业发展的一大进步。由此带动了当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更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因而，制陶、治玉、纺织等手工业部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尤其是精致的治玉工艺，表现了当时手工业高度发展的水平，其他诸如漆器、丝麻织品、象牙器等，均表现出当时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先进性及其所孕育的文化内涵!

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激烈的变革，社会已经分化成不同的等级阶层，这在墓葬遗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浙江的反山、瑶山、汇观山等等贵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筑的大型墓台，贵族墓大都具有宽大的墓穴、精致的葬具，特别是随葬有一大批制作精美的玉礼器。与其相对的则是如徐步桥、千金角、平邱墩、吴家埠、庙前等遗址所见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们不具有专门的营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围，墓穴狭小，随葬的只是简陋的陶器及小件的装饰用玉饰件。可见，良渚社会已在激烈的冲突中显现出等级差别。而这种差别中蕴含的财富聚敛，则是通过凌驾于氏族社会之上的某种社会权力来达到。大型墓台的营建工程量巨大，特别是象莫角山这样的非当时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大型基址，使得我们不得不十分钦佩良渚文化时期人们的营建能力。如此大规模的营建工程，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来加以保证，否则是难以想象的。而建立这种社会秩序，又是与当时社会等级差别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在良渚文化时期，在氏族和部落里已经出现了具有很高权威的领袖人物，有着组织大量劳动力进行这类大规模营建工程的社会权力!

这种社会权力的存在，也充分表现在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制作上。玉器的加工是一个复杂的多工序的劳动过程，因此，玉器是手工业专门化以后的产物。良渚文化玉器中除玉珠(管)、粒、璧等少数器形外，大都雕琢有精美繁密的纹饰，表示着每件玉器上凝聚着多量的劳动成果，制作者必须从日常的以获取生活资料为目的的那种劳动状态下摆脱出来，从事单一的玉器加工制作，而其生活资料则需要广大社会群体为其提供。同时，玉器器形比较规范，图案花纹雕琢规范，体现其制作过程中脑力劳动成分的增加，出现相对独立于简单体力劳动的趋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差别已经形成。良渚文化社会形态发生变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以用玉制度为核心的礼制的产生。埋于大型墓台之上的良渚贵族墓中出土的玉器种类达20余种，主要有琮、璧、钺、锥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纺轮、圆牌饰等。而在那些散落于居址周围的所谓小墓中，随葬的只有小件玉器，这些小件玉器仅为管、珠及单件锥形器，而无贵族墓中所见的其他玉器种类，这些墓葬可视为平民墓。贵族墓之间，贵族墓与平民墓之间随葬玉器的种类、组合差异，以及平民墓中有无玉器随葬的差异，构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级差别。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良渚文化中发现的一些制作精致的刻有繁缛的蟠螭纹或鸟禽纹图案的陶制双鼻壶、鼎、豆等器形，均出自贵族墓，它们或可看作是用玉制度在陶器上的反映!

礼制的核心是体现人们之间贵贱、上下、尊卑、亲疏的隶属关系。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表现了这样的关系。以用玉制度为主要特征，表明了良渚文化礼制的产生，这无疑是社会发生质变的表现。良渚社会已从荒蛮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会!

社会经济

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一带继崧泽文化之后兴起的是良渚文化。这种古老的文化是 1936 年发掘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遗址而命名的，主要分布在钱塘江流域，南抵浙西盆地，西北至江苏常州一带。据碳14测定，其年代约为公元前 3300 年—前 2200 年，末期已进入中原夏王朝统治的开始阶段，并与夏代统治集团有密切的联系。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有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武进寺墩，无锡先蠡墩，张家港市徐家湾;浙江嘉兴雀幕桥，杭州水田畈，吴兴钱山漾，余杭反山、瑶山、汇观山和莫角山，宁波慈湖;上海市的上海县马桥，青埔福泉山等。在这些遗址中出土的稻谷、玉器、刻纹黑陶、竹编器物、丝麻织品等，显示了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

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生产，主要体现在农业和手工业两个方面。水稻栽培是当时最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在仙蠡墩、徐家湾、钱山漾、水田畈和吴县澄湖等遗址的良渚文化堆积中，都发现了稻谷和稻米的遗迹。经鉴定，这些稻谷属于人工栽培的籼稻和粳稻。

除了水稻外，各个氏族部落还从事蔬菜、瓜果及一些油料作物的种植。钱山漾遗址出土了葫芦、花生、芝麻、蚕豆、甜瓜子、两角菱、毛桃核、酸枣核等遗物，有些是野生植物的果实，有些可能是人工种植的，这时的农作物品种显然比马家浜、崧泽文化增多了，农业生产的范围也扩大了。

良渚文化的农业生产水平，更重要的标志是新的耕作方法和生产技术的发明与推广。犁耕是良渚文化农业耕作的主要方式，在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当时使用的石犁，仅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石犁就有百余件。石犁有两种形制，一种平面呈三角形，刃在两腰，中间穿一孔或数孔，往往呈竖直排列，可以安装在木制犁床上，用以翻耕水田;另一种也近似三角形，刃部在下，后端有一斜把，可能是开沟挖渠的先进工具，故又称“开沟犁”。这两种石犁都是良渚人发明的新农具，对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同以前的耜耕生产相比，犁耕不仅可以节省劳力，提高工效，更好地改变土壤结构，充分利用地力，而且也为条播和中耕除草技术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使荒地得到更大面积的开发变成耕地，农业生产水平因此能够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是中国古代农业史上的一次重大的变革，为夏代以后的农业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在良渚文化的大批石器中，还有一种形制特殊的器物，它两翼后掠、弧刃，背部中央突出一个榫头，其上常穿一圆孔，形制同后来这一地区使用的铁制耘田器十分相似，被认为是古代最早出现的稻田中耕除草的农具。中耕除草技术的出现，同犁耕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犁耕操作成直线进行，播种也随之成直线挖土下播，于是为先进的条播技术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就为中耕除草提供了方便。另外，在钱山漾遗址还发现一种形似畚箕的带柄木器，形制亦同该地区农民现代使用的木千篰一样，是一种取河泥施肥的工具。中耕除草同施肥结合起来，无疑会大幅度地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

水稻种植要引水灌田。打井修渠，灌溉农田，是良渚文化诸氏族部落在河姆渡，马家浜、崧泽文化之后发展农业的又一重要成就。在吴县澄湖、昆山太史淀、无锡南方泉、江阴夏港、嘉善新港等地，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水井。澄湖发现了 100 多口水井;太史淀的水井还设有木井圈;嘉善新港水井的井壁是用木筑的。这时的水井，修筑井壁的技术显然继承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的特点，并有所提高。更重要的是水井数量急剧增加，其作用不仅是为了日常生活饮用。徐家湾遗址发现了用于引水排水的沟渠遗迹，再联系到许多开沟犁的出土，说明良渚文化可能已经出现了灌溉农业，这一农业生产技术在中国大陆是首创的。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遗址都处于比较低洼的水网地区，主要农作物是水稻。水稻的生长既怕干旱，又怕水涝，控制适当的水量是保证水稻生长、丰收的基本措施。良渚文化的先民积累了自河姆渡文化以来 3000 年水稻栽培和田间管理的经验，逐渐摸索并发明了农业生产中的灌溉技术，从而大大增强了抗旱与排涝的能力，使稻作农业置于更加稳定的基础之上，为南方广大地区的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良渚文化晚期，中原地区已进入夏代统治时期，受到黄河流域青铜文化的影响，长江下游这时也出现了国家的雏形，良渚文化的经济发展已为其打下了基础。

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各地出土的遗物表明，良渚文化已拥有陶器、石器、木器、竹器、丝麻纺织、玉雕以及髹漆等多种手工业，而且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其中，以制陶业和玉器制作更为突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占有重要地位。

良渚文化的陶器已普遍采取快轮成型的方法，各种陶器造型优美，胎质细腻，器壁厚薄均匀，火候较高。当时已极少彩陶，常在器表用镂刻技巧加以装饰。一般的器物突出部位刻划出精美的花纹图案，既有形态生动形象的鱼、鸟、花、草等动植物，也有线条纤细、结构巧妙的几何形图案。上海青浦福泉山和江苏吴县草鞋山出土的良渚文化陶鼎，在丁字形足部镂以新月形和圆形的孔，器盖、盖钮及器身则精细雕刻着圆涡纹、蟠螭纹图案。带盖的贯耳壶有的厚度仅 1—2 毫米，上面也分别细刻着繁复的圆涡纹、编织纹、曲折条纹、鸟形纹、蟠螭纹等纹饰。有一些陶器把手上附加的编织纹饰，竟是用细如丝线的泥条编叠粘贴而成，足见其制作之精良。良渚文化的许多陶器，既是美观、大方、实用的生活器皿，又是很精致巧妙的工艺美术品。

中国远古社会的玉器制造业，到龙山文化时期已相当发达，各地普遍发现了造型美观、制作精巧的玉器。在中原地区进入夏王朝统治之际，良渚文化的玉器在中国大陆成为首屈一指的工艺品，并成为商周礼器的一个渊源。

良渚文化玉器出土地点多，分布面广，尤以杭嘉湖地区最为集中。仅浙江的吴兴、余杭等 8 县市，就有 20 多处遗址发现过玉璧和玉琮。青浦福泉山发掘的 7 座墓，出土随葬品共 677 件，其中玉器就有 500 件以上。余杭县反山氏族墓地是良渚文化中期的遗存，时代约在公元前 3000 年，墓葬中各种玉器占全部随葬品总数的 90%以上，11 座墓中计出土 3200 余件，其中有一座墓随葬玉器达 500 多件。

良渚文化的玉器制造业，承袭了马家浜文化的工艺传统，并吸取了北方大汶口文化和东方薛家岗文化各氏族的经验，从而使玉器制作技术达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平。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有璧、环、琮、钺、璜、镯、带钩、柱状器、锥形佩饰、镶插饰件、圆牌形饰件、各种冠饰、杖端饰等，还有由鸟、鱼、龟、蝉和多种瓣状饰件组成的穿缀饰件，由管、珠、坠组成的串挂饰品，以及各类玉珠组成的镶嵌饰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出自同一座墓的玉器，玉质和玉色往往比较一致，尤其成组成套的玉器更为相近。选料有时是用同一块玉料分割加工而成的。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中有近百件雕刻着花纹图案，工艺采用阴纹线刻和减地法浅浮雕、半圆雕以至通体透雕等多种技法。图案的刻工非常精细，有的图案在1 毫米宽度的纹道内竟刻有四五根细线，可见当时使用的刻刀相当锋锐，工匠的技术也是相当熟练的。大至璧琮，小至珠粒，均经精雕细琢，打磨抛光，显示出良渚文化先民高度的玉器制造水平。玉器的图案常以卷云纹为地，主要纹饰是神 面纹，构图严谨和谐，富有神秘感。

与反山氏族墓地相距 5 公里的瑶山氏族墓地，也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这个墓地的玉器与反山所出大多相像，但十几座墓葬中均未出土玉壁，表现了两个相邻氏族在习俗上的区别。瑶山的一座墓中出土了玉匕和玉匙，是良渚文化首次见到的珍贵餐具。

良渚文化的玉器，以其数量多、质量高而超越同时期其它地区玉器制造业之上，充分说明玉器制作已经成为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手工行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长江下游三角区四、五千年前的物质生产水平是比较发达的，为吴越经济区早期国家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根据玉器出土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石器制作技术同样高超。制造石器的工匠们已经完全掌握了选择和切割石料、琢打成坯、钻孔、磨光等一套技术。

与此同时，竹木器制造行业也有了一定发展。许多遗址都发现了木器和竹编器物，钱山漾遗址集中出土了 200 多件竹制品，说明这种手工业也成为一些氏族成员专门从事的生产劳动。良渚镇的庙前遗址，出土了木豆、木盘、木矛和木箭镞等一批罕见的木制品;宁波慈湖遗址也出土了木耜、木桨、木屐，还有用树杈制成的锛柄和镶嵌牙齿钻头的木钻，可见当时的竹木制品多么丰富。手工业内部不同行业的分工、在良渚文化晚期已经出现。

手工业的分工和发展使产品的交换发展起来。大量的、集中出现的玉器、石器、陶器、竹木器，在一些遗址或墓葬中显然并非生产者或墓主人本身生活的实际需要，而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许多手工业产品，已经具有商品的属性。反山墓地的大墓中，数量丰富的陶器和玉器，大多数只有通过各种方式的交换才能获得。另外，良渚文化的玉器，在黄河流域的山西陶寺和广东石峡等氏族墓地中都曾出土，在良渚文化的上海马桥、嘉兴雀幕桥等遗址出土了山东龙山文化的陶鬶，可能都是交换的结果。这一现象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手工业产品的交换活动不仅在氏族和部落集团内部经常地、频繁地进行，而且同生产活动一样，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项越来越重要的内容。

良渚文化晚期，已进入中原夏王朝统治时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长江下游地区的各氏族部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一些相对独立的“王国”可能已经存在。1992 年发掘的余杭莫角山大型建筑遗址，显然与国家的礼制有关。夏禹在会稽召集天下各部族首领聚会，“万国”赴会，是有一定根据的。

水利工程

2015年, 以2009年岗公岭水坝的发现为契机, 经多方调查发掘和分析, 相关部门确认在良渚古城外围的北面和西面, 存在着一个由秋坞、石坞、蜜蜂弄等10条堤坝以及长约5km的塘山长堤共计11条坝体共同构成的古代水利系统。该水利系统占地辽阔, 雄伟异常, 其土方面积据测算高达260万m, 控制范围达100多km, 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 兼具防洪、防潮、航运、灌溉和滩涂围垦等综合功能。这是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水利系统, 也是迄今为止被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

良渚水利工程遗址所在地位于浙江省太湖平原, 其地势低洼, 沼泽满布, 水草丰盈, 适合人类居住、作物耕种, 但同时也容易受到洪水的影响。天目山系作为浙江省的暴雨中心之一, 雨水充沛, 夏季极易形成山洪, 对地处下游平原的良渚形成直接威胁。智慧的良渚先民通过设计施工良渚水利系统中高、低两级水坝, 将大量的来水蓄留在山谷和低地内, 以此来达到防洪作用。此外, 良渚时期距今年代久远, 当时轮式交通及配套道路系统尚未形成, 水运是最便捷合理的运输方式。高坝所在的山谷陡峻, 降水季节性明显, 夏季山洪暴发, 冬季则可能枯水断流, 不具备行船条件, 而通过筑坝蓄水形成的库容, 则可以形成连接多个山谷的水上交通运输网, 方便运输。良渚先民在流域的上中下游兴建不同类型的水利设施, 有效利用附近一带断断续续的山包和山岗, 节省了80%的筑堤工程量, 这些都充分表明他们已经具备全流域的水资源规划和改造能力。

水利水能规划设计过程中大规模的水利系统建设, 往往涉及复杂的组织机构、人员管理和社会动员, 同时对于水工建筑物的牢固可靠程度也有较高的标准要求。而良渚水利工程遗址中被发现的土坝, 就足够符合当时的技术要求。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专家通过GIS软件对良渚古坝系统进行了数值模拟分析, 发现其可有效阻挡该流域短期内960mm的连续降水, 即可抵挡该地区百年一遇的洪水。

百年一遇的防洪标准对于现在而言, 其设计施工要求都很高, 而五千年前的良渚先民为了适应自然, 营造生存环境, 设计出这样的工程可谓是一个奇迹。为了完成土坝的施工, 智慧的良渚先民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 完成了施工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即工程材料的制备。在位于良渚水利工程遗址鲤鱼山、老虎岭等地的土坝断面处, 可清晰地发现一个个错位排列的“方格子”, 这其实是由良渚先民利用“草裹泥包”横竖堆砌、上下堆叠形成的, 这种运用在土坝筑坝工程中的技术被研究人员们称为“草裹泥”技术。“草裹泥”技术, 即先用淤泥堆筑, 外裹黄土。这些土并非散土, 而是用芦荻、茅草把泥土裹成长圆柱形, 然后码成坝体, 通过材料之间的相互作用咬合构成一体 。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距今约5250─4150年，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遗址分布于太湖地区。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 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八十年代以来，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 土冢与祭坛遗址相复合，。

陶器以黑陶为特色，制作精美，有的甚至涂漆。玉器非常发达，种类有珠、管、璧、璜、琮、蝉。其中玉琮个体大，高达18－23厘米，上面雕刻圆目兽面纹，工艺精湛，是中国古代玉器中的珍品，被誉为「玉琮王」。形状为内圆外方，与古代的天地相通思想相吻合。玉器上刻有似神似兽的神人形像和神人兽合一的形像，它们可能是当时人们的崇拜对象。

良渚文化的钱山漾一地出土有绢片、丝带和丝线，是中国远古时代最重要的家蚕丝织物。此外，还发现了许多祭坛遗址，如余杭瑶山遗址发现的祭坛，平面呈方形，从里向外为红土台、灰土围沟和砾石台，外围的边长约20米。祭坛上一般都有大墓，可能是人们祭祀先祖、天神的地方。

2017年，在第三届“世界考古上海论坛”上，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勋爵指出，“良渚文明是与古埃及、苏美尔文明同时代的文明”。换言之，国际主流学界承认了良渚遗址是文明遗址，由此也证明了中国的确有5000年文明史，而不是只有3600余年。

被考古学家称赞为“一颗非常耀眼明珠”、“一个世界级重要性”的良渚文明，占据着环太湖的鱼米之乡，为何却突然人去城空，良渚先民究竟去了哪？

良渚文明为何消失，除了大洪水说（在良渚遗址的断层上面，考古发现一层厚厚的淤泥堆积），即洪水突然降临，良渚先民不得不背井离乡之外，还有一个猜想：蚩尤和黄帝之战，支持蚩尤的良渚先民，可能由此被迫远走他乡。

战国古籍《鹖冠子》记载说“成鸠氏之国……兵强，世不可夺”。学者研究认为，这一记载说的就是良渚文明集团的武力强大，天下无敌。

考古挖掘出的文物，佐证了这一点：一是良渚文化中石钺非常发达，表明良渚人好勇强悍，二是良渚玉器上有一神秘的图案反复出现，非常像一尊英武的战神，所以学者认为很可能是蚩尤，由于蚩尤是中国东南方的蛮夷，所以这一推测可能性极大。

显然，如果是在蚩尤战黄帝的背景之下，良渚先民的消失也就不让人意外了。当然，如今还缺乏考古证据链，猜想的成分居多。

笔者认为，可能先有大洪水降临，然后才有蚩尤、良渚先民北上争夺生存空间，由此爆发黄帝和蚩尤的冲突。

不过，无论是洪水说，还是战争说，都没有揭开良渚先民的去向之迷，良渚先民究竟去了哪？

学术界猜测认为，良渚先民至少分成三支：一支向长江中上游迁移，给四川带去文明，三星堆爆发或与良渚先民有关；一支沿着钱塘江往遂昌县好川村方向走了，这一点已经被好川遗址考古确认；一支向北迁移，与华夏部落联盟发生冲突，战败之后被同化融合。

然而，对于向北迁移的这一支良渚先民，一个海外留学的中国学者却发现了新证据，推测其中至少一部分应该没有融入华夏部落联盟，而是继续向北迁移，渡过白令海峡，来到阿拉斯加，成了后来的爱斯基摩人。

众所周知，对于爱斯基摩人来历，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与中国商朝密切相关。上世纪3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亨利·柯林斯发现，爱斯基摩人很多器物上的图案，与商代的艺术特点极为相似，由此认为爱斯基摩人可能源于商朝，至少受到殷商文化影响。

但一个叫曲枫的中国考古学家，在研究了良渚文明和爱斯基摩人的经济方式、社会组织、制作工艺等之后，却有了另外新发现，认为良渚先民东渡美洲成为爱斯基摩人。

我发现良渚文化有重要的水猎经济，而史前爱斯基摩人也有类似的传统，二者都出土了大量鲨鱼骨、鲸鱼骨和独木舟的残骸，同时良渚文化出土的一些木器与旧白令海文化中用狩猎的象牙哈喷器首非常相似，很可能是其原始形式。

美国学者威廉·费茨，此前赞同爱斯基摩人源于商朝说，但如今却赞同曲枫的观点：爱斯基摩人起源，最可靠的来源猜测是良渚文化！

然而，良渚先民如何徒步万里，来到白令海峡，并渡过海峡？其实，当时白令海峡可能有一条路，连接了亚洲和美洲。地质学家确认：在最后一次冰河期，海平面下降了150米左右，白令海峡露出了海面，良渚先民或许就此东渡美洲吧！

当然，良渚先民的去向之谜，如今有比较充足考古物证的，只有好川遗址，其他的主要是推测，还缺乏充足的证据链。

  今天是8月2日，根据最新报道显示，在浙江省杭州市的余杭区，发掘出了良渚古城的遗址，而且在其中发现了很多重要的文物。良渚遗址作为我国重要的古代城市的遗址，不仅仅代表了一段非常辉煌的历史，也代表了一段有着美丽动人的人民的生存写照图。而且良渚遗址不仅仅有着很多在当时看来非常先进的发明，还有着非常发达的农业，这个遗址一直以后都受到国内外许多考古学家的重视，那么这些文物的背后到底有哪些故事呢？

第一、这次在良渚遗址里面出土了很多生活用品，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什么是良渚遗址。

良渚遗址，主要集中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良渚街道境内，地处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持续发展约1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群。——

  而这次，出现了很多当时使用的生活用具，有一些石器做的锅子，还有一些陶罐，上面有着丰富的纹路，还有一些用石头打磨的武器等等。这些都反映了当时人们日常做饭，日常打猎的场景，在当时那个新石器时代，能够有这样的东西，足以说明良渚遗址的人们有多么先进。

第二、在良渚遗址中还发现了许多相关的装饰品，反映了当时的信仰

  这次在良渚遗址发现的用品里面，不少都是装饰品，其中还有一些是动物的画像，有些是太阳以及月亮的画像，这些都体现出了当时的人们其实是非常有自己的想法的，他们崇拜大自然，崇拜天上的星星，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信仰。

  希望我们能揭开良渚遗址的更多秘密！

良渚古城（公元前3300年——前2300年）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内，是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一个区域性早期国家的权力与信仰中心所在。良渚古城是长江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城址，在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发现之前，是中国最大的史前城址，一直被誉为“中华第一城”。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距今已经有4700至5100年。

2018年1月26日，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致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正式推荐“良渚古城遗址”作为2019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

基本介绍 中文名 ：良渚古城 所处年代 ：公元前3300年——2300年 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内  古城结构,考古进展,历史价值,古城争议,古国猜测, 古城结构 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城墙底部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宽度40——60米，基础以上用较纯净的黄土堆筑，部分地段地表以上还残留4米多高城墙。共发现六座水门。城市的普通居民住在城的外围，贵族住在城中央的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土台上。 良渚古城 良渚古城的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脉的支脉，东苕溪和良渚港分别由城的南北两侧向东流过，凤山和雉山两个自然的小山，分别被利用到城墙的西南角和东北角。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良渚古城中部位置发现了世界同期最大的土台——莫角山巨型台址和中国新石器时代末期最高等级墓葬——反山墓地，在城外北偏东五公里处发现了著名的瑶山墓地，曾出土大批最高等级的良渚文化玉琮、玉壁等礼器。有人从田野考古学角度判断，良渚古国的“首都”应该就在这里。 考古进展 1936年，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的职员施昕更在家乡杭县（今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发现了良渚遗址。 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将良渚遗址为代表的史前遗存命名为“良渚文化”，这属于当时中国最早命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之一。 1980年代中期以后，这里又先后发现了反山王陵、瑶山和汇观山祭坛、莫角山大型宫殿基址。后来证明，这些大型建筑设施和珍贵玉器等的使用者和拥有者，很可能是良渚古国的国王或贵族。 1986年，良渚反山遗址先被发现；这是个人工堆筑的土丘，发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 瑶山遗址在反山东北约5公里，1987年发掘出12座墓葬，还有一座祭坛。汇观山东距反山约3公里，发现一座完整的祭坛和四座大墓。大墓中发现大量玉器。 1990年代中期，良渚遗址群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约近35平方公里的保护范围，还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申报《世界遗产名录》预备清单。 2000年后，浙江省和杭州市先后批准成立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和管理委员会，出台了管理条例和保护规划，以加强良渚遗址的保护力度。 2007年起，在良渚遗址发现了占地约3平方公里的良渚古城，之后还在古城之外，发现了占地约8平方公里的外城郭迹象。2007年9月，在莫角山北侧的河池头村发现了东西分布的底部铺垫石头的类似遗迹，东段与雉山相接。10月下旬，在莫角山东侧找到了南北向分布的相关遗迹；11月找到了莫角山南侧的相关遗迹。考古人员初步判断，这种底部铺垫石头的遗迹应是良渚文化时期围绕莫角山四周的古城墙。12月，为保护良渚遗址，当地的农民需外迁安置，当地 打算在瓶窑葡萄畈遗址高地西侧建农民房。在建房前，因为良渚遗址的特殊重要性，考古队先进场试掘。谁料一挖下去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考古队员先发现了良渚时期的古河道，又发现了几块人工堆筑的石块。由于这一遗迹位于良渚的最重要地带———莫角山遗址西侧平行约200米，考古人员推测这可能是莫角山遗址的西城墙。于是，省考古所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了在莫角山周边的考古调查，并得到了批准。 在古城墙边的护城河里，还发现了很多碎陶片，都是良渚文化晚期的。正是这些出土的陶片让专家在2007年作出判断：良渚古城的年代下限是公元前2300年。 2009年9——10月在首都博物馆举行的新中国考古事业60周年献礼展上，良渚古城的存在年代被介绍为“公元前2400年”，反山12号大墓出土的“琮王”的年代被介绍为“公元前2600年”。但因为反山墓地的形成年代应该与良渚古城的建造年代是大体一致的，所以反山墓地出土的“琮王”的年代实际上就是良渚古城的建造年代。 2011年3月，浙江省考古研究所还与北京大学碳14实验室合作，对从良渚古城叠压城墙中发掘出的一系列样本进行碳14测年。十几组数据显示，良渚古城城墙的年代大致在距今4300年至4500年之间。 2016年3月15日，经专家实地考察确证：杭州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坝系统（并不是最早的水坝），距今已经有4700至5100年。5月16日，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调查与发掘被评为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历史价值 良渚古城以规模宏大的古城、功能复杂的水利系统、分等级墓地（含祭坛）等一系列相关遗址，以及具有信仰与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揭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国家。 良渚古城遗址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可实证距今5000年前中国长江流域史前社会稻作农业发展的高度成就，可填补《世界遗产名录》中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空缺，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独特的见证。 良渚文化是分布于环太湖地区一支著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遗址和文化命名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两镇。国家文物局曾明确提出，在发现的代表中国早期文明的大遗址中，良渚遗址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良渚古城的发现，改变了良渚文化文明曙光初露的原有认识，标志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这是继20世纪殷墟发现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将极大地推动中国文明史研究进程和考古学发展。同时，良渚古城的发现将莫角山大型土台遗址、反山贵族墓地和莫角山周边众多遗址点组合为一个整体，为研究良渚遗址的整体布局和空间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 良渚文化的分布主要在太湖流域，包括余杭良渚这里，还有嘉兴南、上海东、苏州、常州、南京一带；再往外，还有扩张区，西到安徽、江西，往北一直到江苏北部，接近山东，良渚人为了占领这里，还曾经打了一仗；再往外，还有影响区，一直到山西南部地带。 可以看出，当时“良渚”势力占据了半个中国，如果没有较高的经济文化水平，是不可能做到的。 古城争议 考古专家和田野考古专家 从2007年底宣布发现良渚古城墙以来，就存在着争议。异议学者绝大部分是非田野考古工作者。他们可以被称为“良渚古城怀疑论者”。良渚古城怀疑论者主要的攻击点，放在城墙的构造上。他们认为部分“古城墙”夹河而建，无此先例或后例；“古城墙”系垒土而起，有夯筑技术而不用，令人生疑；“古城墙”两边系缓坡，无阻敌作用；“古城墙”过于宽大（个别地段宽至百米），显然不像正常的城墙；“古城墙”不是整体一次性建成，而可能是由各个时期的不同堤坝碰巧凑合成圈，等等。他们的意图是：只要否定了“良渚古城墙”的最基本功能——“御敌”，“良渚古城”自然就因为站不住脚而倒下去了。 “良渚古城墙”的发现者和捍卫者们则强调。从他们的田野考古专业眼光来看，古城墙系整体一次建筑而成，合围成一个闭合墙圈，这是不容讨论的。至于为何其墙基如此宽大（最少有四、五十米，个别地段有宽到上百米的），其坡度之小十分便于自己或敌人自由上下，那是另外的问题。也许，当年城墙顶部建筑有栅栏，可以御敌。其实，从现存的江南城市遗迹来看，多有“髙墩台”这样的垒土堆，这样的“髙墩台”是适合在水网地段人群居住和起防御作用的。 天文考古角度 从天文考古与文献结合的角度观察良渚古城墙，那么，这个田野考古专家们所谓的“古城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所谓的“古城墙”，其实是古代天文学所谓的“四陆”。古人把二十八宿分为“四陆”，即东陆、南陆、西陆、北陆。“陆”就是“陆地”、“陆道”，即高于河流湖泊水面的平地，是与“水”相对的事物。《说文》：“陆，高平地”，“广平曰原，高平曰陆。”《尔雅·释地》：“大野曰平，广平曰原，高平曰陆。”古人把日月五星行走的道路想像为陆路。《易纬通统图》：“日行东方青道曰东陆，日行南方赤道曰南陆，日行西方白道曰西陆，日行北方黑道曰北陆。”《河图录运法》：“日有四陆，月有九行。”《隋书·天文志》：“日循黄道东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东陆谓之春，行南陆谓之夏，行西陆谓之秋，行北陆谓之冬。行以成阴阳寒暑之节。”对比古人的说法，我们看到“良渚古城墙”确实与它两边的水面形成了鲜明对比。现已证明，“良渚古城”是一座水城，共发现了六座水门（两座在“北城墙”，两座在“东城墙”，两座在“南城墙”）。从2007年11月到2011年六月，尚未发现陆门。由此可见，良渚古城内外皆为水面。那么，“良渚古城墙”其实是用水衬托出来的“陆”。古人可能认为，“陆”就是由上层的土壤和下层的基岩叠加而成的事物。所以我们看到“良渚古城墙”在生土层上平铺了一层石头（这可能代表基岩），而后堆土（这可能代表土壤）。它的堆土完全是自然形状的堆土，没有在两边竖立木杆和木板，没有在两排木板之间填土并夯实。而御敌性质的城墙，显然是“版筑”的，内外立面（或至少是外立面）都和地面形成接近90度的夹角，以增加敌人攀爬翻越的困难程度。因此，“良渚古城墙”很可能不是御敌性质的“城墙”，而是“四陆”。 那么，为什么“良渚古城墙”要建成“四陆”的形状呢？那因为它是一个礼仪设施，其用途是模仿日月五星的巡天之旅。因为，从天文考古学结合文献学的角度看，良渚古城的主人是天皇。天皇与中国版图内的众多强力部族首领是结盟兄弟的关系。天皇、皇后与众多结盟兄弟的关系就如同日月五星之间的关系，即天皇对应太阳，皇后对应月亮，各地诸侯对应五大行星。《春秋命历序》：“天地开辟，万物浑浑，无知无识。阴阳所凭，天体始于北极之野，地形起于昆仑之虚，日月五纬俱起牵牛。四万五千年，日月五纬一轮转。天皇出焉，号曰‘防五’，兄弟十三人继相治。乘风雨，夹日月以行。”引文中天皇兄弟“夹日月以行”，实际上是指天皇与其结盟兄弟和日月五星一起从牵牛星出发，开始了中国文明历史（牵牛星是良渚古城的分野星）。因此，“良渚古城墙”应该是远古的“中国”成立的盛大仪式上专用的特殊礼仪设施，是特意提供给天皇、皇后和各地结盟兄弟一起模仿日月五星巡天之旅所走的“四陆”。天皇和各地结盟兄弟通过一起行走四陆而表示出部族的和谐一致对于“中国”以农立国的重大意义。 也许有人可以怀疑在天皇时代，即在2600 BC时代，中国是否真的有了二十八宿（其中包括牵牛星）。二十八宿的汉字版颁行于少昊时代（见《路史》）。少昊时代也就是黄帝时代。黄帝时代在2300 BC，距离天皇时代只有300年，相当于我们和清朝初年的差距。既然少昊时代已经有了以汉语汉字表达的二十八宿，那么，距离少昊只有300年时间的天皇时代有一个古越语版的二十八宿应该也是正常的。 古国猜测 良渚古城的发现，是否意味着5000年前良渚文化时期有可能出现了一个良渚古国？ 从良渚文化墓地看当时贫富分化已非常明显，等级差别已经出现，大墓中的琮、璧、钺等成组玉器的出现，则是礼仪制度出现的重要标志，表明当时统治者内部已有了严格的礼仪等级制度。在良渚文化的一些玉器和陶器上，还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在形体上已接近了早期的文字，是良渚文化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 北大教授严文明说，到底什么时候出现了国家，这个度不是很好把握。但良渚古城的城址那么大，应该与国家组织联系得很紧了。良渚古城应该是即将进入文明或初步进入文明的阶段，应该有初步的国家组织、政权组织，因为古代国家组织应该都有都城，古城中间有个莫角山，很像是宫殿性质的建筑。 有一种意见认为，良渚古城对应的良渚古国，很可能就是先秦古籍《鹖冠子》讲的“成鸠氏之国”。按照宋代著名学者陆佃的注释，“成鸠氏”就是天皇氏。《鹖冠子》讲的“成鸠氏之国”，位于楚国的领土上，而吴越之地，在战国晚期已经是楚国领土的一部分。《鹖冠子》讲到“成鸠氏”手握“王鈇”。“王鈇”就是斧钺。而良渚古城内的反山墓地12号大墓主人左手边确实有一件举世无双的玉钺。《鹖冠子》还提到成鸠氏之族“兵强，世不可夺”。而田野考古学结果显示，从公元前3000年到2500年这500年里，良渚文化集团进行了“北征”，即大规模对黄河下游地区用兵。另据《说文解字》介绍，吴越之地的古代民族以蛇为族属标志。《路史》记载天皇氏“鳞身”。“鳞身”就是蛇身。可见，古文献里的天皇氏从族属标志来看，应该是吴越之地的人氏。从天文考古学角度看，吴越之地是木星十二次之首“星纪”对应的土地，而星纪之次乃木星12年一周天巡天之旅的起程之地。文献记述说“天皇氏以木德王天下”。《春秋命历序》：“天地开辟，……日月五纬俱起牵牛。天皇出焉，号曰‘防五’，兄弟十三人……乘风雨，夹日月以行。”从引文我们看到，前面讲到日月五星，包括木星，都启程于牵牛星宿，后面讲到木德之人天皇和他的诸多兄弟“夹日月以行”，那么这段引文实际上告诉我们天皇氏是从牵牛星（也就是“星纪之次”）对应的吴越之地启程，开始治理国家的。所以说，良渚古城很可能就是成鸠氏之国，天皇氏之都。

在中国众多璀璨的远古文化中，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是一颗非常耀眼的明珠。它以发达的稻作农业、大量而精美的玉器、精制的制陶技术、成句子的陶器符号文字资料，以及由墓葬和大型土建工程所反映出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等现象，使研究者们或者认为它正站在文明的门槛上，已看到了文明的曙光；或者认为它已进入文明社会，已形成文明古国。又因为叠压在它之上、作为后来者的马桥文化并未继承它那以独特的玉文化为灵魂的种种文化因子，故而又认为它是一支突然消失了的文化，并对它消失的原因作了种种猜测和推论。与同时期或前后时期相距不远的其他远古文化相比，良渚文化中大量的玉器以及由玉器所反映出的宗教现象、大量的非生产性支出等，的确构成了其文化的特殊性；同时，在良渚文化中，至今没有铜器遗迹的发现，对于这些究竟应如何看待？若只是简单地套用诸如铜器、文字、城址等所谓文明起源诸要素来衡量是否进入文明时代，那么，说良渚文化已形成文明，显然是要受到质疑的。考虑到这些情况，本文想通过对良渚文化中的一些现象，特别是那些特殊现象的分析，来说明良渚文化是否已进入文明社会；若已进入文明社会，那么，它究竟属于尚未出现王权的邦国形态的文明，还是属于含有王权的王国形态的文明；并进而说明它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中所具有的地位在中国众多璀璨的远古文化中，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是一颗非常耀眼的明珠。它以发达的稻作农业、大量而精美的玉器、精制的制陶技术、成句子的陶器符号文字资料，以及由墓葬和大型土建工程所反映出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等现象，使研究者们或者认为它正站在文明的门槛上，已看到了文明的曙光；或者认为它已进入文明社会，已形成文明古国。又因为叠压在它之上、作为后来者的马桥文化并未继承它那以独特的玉文化为灵魂的种种文化因子，故而又认为它是一支突然消失了的文化，并对它消失的原因作了种种猜测和推论。与同时期或前后时期相距不远的其他远古文化相比，良渚文化中大量的玉器以及由玉器所反映出的宗教现象、大量的非生产性支出等，的确构成了其文化的特殊性；同时，在良渚文化中，至今没有铜器遗迹的发现，对于这些究竟应如何看待？若只是简单地套用诸如铜器、文字、城址等所谓文明起源诸要素来衡量是否进入文明时代，那么，说良渚文化已形成文明，显然是要受到质疑的。考虑到这些情况，本文想通过对良渚文化中的一些现象，特别是那些特殊现象的分析，来说明良渚文化是否已进入文明社会；若已进入文明社会，那么，它究竟属于尚未出现王权的邦国形态的文明，还是属于含有王权的王国形态的文明；并进而说明它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中所具有的地位。

良渚文化墓葬材料所反映出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层，若用社会学术语或社会组织结构来描述，良渚文化的大型墓实际上就是一种贵族墓葬，大墓在各处的普遍存在，说明存在着一个贵族阶层；良渚文化中小型墓属于平民墓葬，其中中型墓是平民中较富裕者，小型墓是平民中较贫穷者，小型墓的数量最多，说明一般平民阶层是社会中的主要人口；良渚文化中的“乱葬墓”，特别是那些身首异处，或被捆绑的人殉与人牲br>

参考资料：

http://wwwxianqinorg/xr_html/articles/kychg/110html

根据史料记载，良渚古国始建于公元前3300年，具有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而他的创立者就是传说中的“三皇”：天皇、地皇、人皇中的“天皇氏”。它是既盘古氏之后华夏族历史上的第二代上古君王，在位时间为公元前2607-2575年，历时180余年。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丰都路[20]。地处浙西山地丘陵与杭嘉湖平原的交界地带。地势西高东低。南、北是天目山的支脉。东苕溪和良渚港分别从城市南北两侧向东流去。凤山和雉鸡是两座自然山丘，习惯于城墙的西南角和东北角。良渚古城遗址总面积3平方公里。良渚文化距今5300年至4300年，发展至今约100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文化。分布在长江下游，共发现136处遗址，包括300多处高级墓地、祭坛、玉礼制和大型宫殿基址。[1-2] [4] [15]良渚古城遗址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良渚古城周边的水利系统是中国已知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水坝。良渚古城是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早期国家的区域权力和信仰中心。良渚文化对中华文明未来五千年的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证明中华文明的发展特征——多元一体，真实完整地保存下来。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东亚史前聚落遗址的杰出代表。[1-4]1996年，良渚古城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7]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获批列入《世界遗产名录》。[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