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若高明，读一书胜万典籍？世上哪有神书？

易若浅薄，数年苦读如东付！世上本多此事。

总觉得把书看的太高又太死，看的多做的少。

文化或者智慧，一定是从生活、土地、人际、事务中产生的，说穿就是脚下的地。非易如此，即儒道哪个不是生活的经验规律和总结，释概也非空想之述？三教不大懂，易更未读，但华夏（或任一文化）诸学，非从文字始，书也有字书、口书。儒非自孔始，孔亦自承复古；道非起耳说，黄老之说或可证；释约魏晋时儒道士人困于时世而求得外援。哪种都有利弊。故汉宣说汉家以王霸治，君主时代哪个盛世不是如此？治世之学，春秋末年，孔子历经诸变，明学有不足、识有不及，故要学易。可学易又能怎样？天下之大变，又哪个大圣能一文能透？故老子不愿为书，非仅不愿，亦无力可挽，无才无位者汲汲于餐衣，有位有权者汹汹于贪欲，五千字不过是聊以寄托；释祖后人建庙奉金身养闲人，一如道家立观传道，但其法已染透了荤腥。

孔子五十读易，但不代表其年轻时不读，但早读与晚读、早阅与晚修不一样。一如我们今天读古史，十六七年纪读过史记三国就觉得饱读，再到四五十岁再读，才知昔日之读只是徒听故事、从未入心。故大人读通鉴要十多遍，每遍或择记择事而思，所得不同。孔历事艰难、周游诸国，才能将事与书理相证，亦才读个明白，又或者半生大志难展，且运势坎险，读易以求途？如朱子之辈人物，年老方知年轻时所述尽是误人子弟；阳明算是早悟，但也是艰苦自知、险象环生。

孔子读易必非自五十才读，当时书少而各国俊才怎能不读，《左传》载易不少，知时人论易为风，孔子怎能不读或不闻？但十翼之说，早有质疑，非孔子一人成篇，或是集时人之言或是后世儒子集语成册。易之难读，孔子尚且需“假我数年”，何况今人呢？再易之所载，又必基于日常事理，又何来高深可言？易若高明，思其为捷径已为邪，易若不深，穷究其微妙已是迷远。曾国藩之辈读书之狠，最后也只守平易之训，世上本无难得之名理，但少有践行训导之人。

不读易不代表不知易道，易无非是生活中总结出的经验教训，故至易而不易，至小而参大，或易之变化细微，人概难察故难避凶祸。古人说聪者听于无声，明者见于未形，人聪明不一，何况无声未形！读了易也不代表知天明命，天资聪慧之大人尚难吉顺一世，何况小人平庸之质，没有修身济世之志、更无强记趣通之才，即历阅古事今务大人成败之万千，所得也只是徒增一时谈资，何况以心志历之万千本就难事，何况本就无甚深蹲心恒志。

论语及古籍中关于孔子论易的内容少的可怜，是易过于简，或易过于深，或易藏于语、事、日？易深则常人勿读，易浅则读也白读，读易倒不如读论语或看看历史。

学会文言文就能无障碍的阅读古籍了吗？这个问题因人而异。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都是文言文写作的。我们阅读这些宝贵的古籍，肯定是需要文言文功底的。但是光是学会了文言文，阅读古籍还是有困难的。因为古籍距离我们年代久远，又因为古人在引用，转述别人的观点的时候往往比较随意，并不是依据原文内容来引用的。这与我们现在的学术论文引用有天壤之别。我们在阅读时，不能仅仅认为学会了文言文就能阅读古籍。文言文的精髓在于他的一些特殊句式，重点实词的多种意思。掌握了特殊句式，积累了足够的词义才算是基本掌握了文言文。

要想学会文言文之后无障碍阅读古籍，还需要在基本掌握文言基础知识外，仍然需要借助前人的注释。比如《孟子》一书对《诗经》的引用。孟子在《孟子》中引用《诗经》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忽略了《诗经》原来的意思。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现代的阅读习惯，那就是每段话都很懂，但是不知道在表达什么？这需要历代专家学者的解读，比如对于《孟子》我们可以阅读东汉赵歧的《孟子》注，还有南宋朱熹的《孟子章句》，以及近代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而对于其他古籍也是如此。

一些古代特有的文化现象也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这类文化现象很繁琐，学无止境，我们需要大量的积累。所以即使懂了文言文，也不一定能看懂古籍。如何能看懂这些古籍呢？我们就需要翻阅前人的注解。在前人了解的基础上，多方考证，最终会得到满意的答案。（来自网络，版权属原作者所有）

弘扬国学必须从诵读“原典”开始。”

确实，南怀瑾先生曾讲：配合地图，读古人的史书“原典”（而不是当今专家、教授写的通史），可以培养出真正的大政治家。出将入相，博古通今。那就需要我们：1、通古文（会文言文），2、认得繁体字。

我们知道，小朋友们得到知识一般是两个途径：一是直接，一是间接。

直接的途径，一般是通过身傍的师友，得到学习和收益；间接的善知识，多半是书籍。

其中，书籍给人们带来的启迪和能量，有时超过直接从身傍周围人的学习。因为人的周围未必有那么多高人，而古籍中，却多半是高人与你的对话。如果你读得懂古文，那么几千年前，古人的话你都会听得懂，看得明白，就如在他们身傍参加一个极高级的学习讲座，而且那些讲座，是千百年来，经历时间的考验和朝代更替，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精化。

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的古籍，是古人流传下来给我们的，而我们的前人，可能是世界上，最爱护自已子孙的先民了，他们极有智慧，而且好记载，好记历史，（有些其他民族的先民，也很有智慧，但是他们不注重历史，也不好记载，所以，只有文化失传）。而且我们的先人，是十分有道德、并且注重道德的。所以，他们传下来的东西，大多是流淌着对子孙后代殷殷期望和厚爱的精华。

而且，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能够流传下来的东西，大多是经得历了多少代人的传递，试想，一本时尚杂志，可能会在书柜里放着十年二十年吗，想必不到一个月，就变卖成废纸了。如果一本书能在手里留到自已去逝，并且值得把它传给后人，并且后人在他去逝后，还觉得这本书有保存价值，可以想一想，这本典籍，必然是具备相当价值的，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

所以有人说，读一本好书，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如此看来，古人有心流传下来的至宝，你不去挖掘，还有心去阻挡别人去挖掘，阻挡别人从中获得利益，你这还是希望未来的孩子们个个贤达有出息、有所成就吗？大概您只想让孩子们接受“小猫叫，小狗跳”的浅智儿歌，只接受当今电视里那些泡沫剧，接受那些杀、盗、*、妄的启迪，而想把他们挡在智慧之门之外，挡在古圣先贤慈悲教诲的殿堂的门外。如此看来，您想一想，您是想“救救孩子”吗？

再说文言文 我们的文言文，是先人极有智慧的发明，他们让文字记载与平常的语言对话，分开两条腿走路。我们知道，人们说话的语言方式，几十年一变，变来变去，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大概后世一百年，读我们今天的话，会需要考古。

由于文言文是独立的文字记载，所以，如果你读得懂古文（文言文），那么，上至周朝，下至近代，所有的文章，你都可以读懂，都可以从中受益、从中学习。

文言文，这个智慧的发明，在今天，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附]：南怀瑾先生讲文言文的重要 中国古人了解，语言最多三十年一个变化，因地方不同带来的语言变化也是一种，所以把语言和文字脱开。后人只要花两年的时言，学会了一两千个字，几千年以上的书也能读懂。外文不同了，譬如英文，现在已经一二十万字，还在不断地发展下去。一百多年前的外文古书，现在人已经看不懂了，非要专家研究不可。中国文字不同在这里。

中国文化宝库一把钥匙打开，就是古文。古文、古诗学好了，白话文、白话诗也自然会写得好。

文言文，一个智慧的工具。 [转贴] 因为中国有文言文，所以，几千年前老祖先如孔老夫子的东西，摆在今天的人们面前，人们仍可以看得懂

相比来说，西方文明，如古埃及、古巴比仑等文明，他们的文明就没那么幸运，因为他们的先人没有我们先人如此的智慧，没有发明文言文这样好的一种工具，所以，今天的科学家再去研究他们几千年前的东西，简直是要命，那真是专修那个科目的世界上极少的几个科学家才可以懂得古埃及和古巴比仑人要说些什么。相比来说，我们的《老子》、《吕氏春秋》……摆在面前，一般稍通文言的人，都可以读懂。

如此看来，文言文，他的优势是将一个文明，完整的，原封不动的，很好的传承下来。

并且，因为他的精练，所以文言文里面，还有许多白话文无法替代的韵味和智慧在其中。值得珍惜，值得学习。

读懂文言文是与“先民中的智者”沟通。吸收的是中国几千年来，智慧的精华。如果能把这把“钥匙”掌握在手，那对于一个人的学识和修养一定大有裨益。

现在的儿童读经教育正在着手于此，当然他们还要加诵一些英文的经典和心珠算等等。

中国的藏书起源很早,大约可以上溯到周代。周朝设“史”这一官吏,专门掌管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书。汉代设立国家藏书馆,其中有专门抄写书籍的人员,并定出标准本。汉朝的兰台、石室、麒麟阁都是藏书的地方。其后官私藏书籍有了更大的规模,藏书楼也越来越多。

几千年来,藏书楼在保存文化遗产、开发文献、总结藏书事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做出了历史的贡献。现存古代四大藏书楼为天一阁、皕宋楼、嘉业堂、文渊阁。

天一阁是明代私家藏书楼,誉为中国藏书“第一楼”,位于宁波城月湖之滨由明嘉靖年间兵部右侍郎范钦创建,距今已有430多年的悠久历史,素负“南国书城”之盛誉,是亚洲现存历史最悠久、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天一阁”阁名取义。于汉郑玄的《易经》注:“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说,表“以水制水”之意。

天一阁原有藏书7万余卷,藏书的一大特色主要为宋元以来刊本、稿本、抄本,而以明刻本为主,其中明代的地方志书、政书、诗文集等为多。后历经沧桑，藏书散失很多,至清嘉庆十三年(1808),天一阁藏书实存53万余卷,4094部。鸦片战争时,天一阁藏书被英国侵略者掠去《大明一统志》等数十种。咸丰年间又遭盗窃,至1940年,天一阁藏书仅存13038卷,1591部。加上清代范氏子孙添藏和范氏家著,总数不过24752卷,1854部,只及范钦当年所藏的三分之一。

新中国建立后,成立了专门管理机构,多方征集了许多原天一阁的藏书和其他重要善本图书,现天一阁藏书达30万卷,其中善本图书8万余卷。

2003年中国和匈牙利联合发行的《图书艺术》邮票中，中方选用的图案是《十竹斋书画谱》和天一阁藏书楼。

皕宋楼

皕宋楼是我国近代社会比较著名的藏书楼,由浙江陆心源创建。陆心源喜好文化事业,爱购书藏书,共建藏书处三所,总藏书量达15万卷,号称当时全国四大藏书家之一。

皕宋楼藏书丰富完整,内容涵盖经、史、子、集。宋楼藏书为天一阁的两倍,其中宋、元刻本多达600条种。这些书分藏三个地方:一是皕宋楼,专藏宋元刊本、名人手钞手校秘本。所藏之书最引人注目的是近两百部的宋版书,所以取名“皕宋楼”,“皕”即两百的意思。

嘉业堂藏书楼是我国近代规模最大、藏书最丰富的私家藏书楼。嘉业堂藏书楼因末代皇帝溥仪题赠“钦若嘉业”九龙金匾和赏赐“抗心希古”匾额而得名。1920~1924年,由号称江浙巨富”的刘承干创建。嘉业堂藏书楼有中国经典的楼台亭阁轩,典型又精致的江南园林风格,藏书楼四面环水,以一衣带水替代围墙,使书楼建筑、花园景观与四周村野风光浑然一体。嘉业藏书楼藏书有两大特点:一是不专重于宋元刊本,更着眼于明清两代;二是广收地方志1200多种,3380卷,其中可称“海内秘藏”的珍本,就有62种。全盛时期,藏有古籍57万余卷,18万余册。尤以收藏地方志最多最全面而著称于世。

文渊阁位于故宫东华门内文华殿后,原明代圣济殿旧址。清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一年(1774~1776)建成,是皇家收藏《四库全书》的图书馆。为藏巨典《四库全书》,清朝共建有七座楼阁储存,以文渊阁最为壮观,位列七阁之首。阁为三层楼房,依浙江宁波天一阁规制,外观若二重,阁前有池,引御河水,楼外有直房,阁内上下全部存放书籍,全阁有103架,共6144函,36275册。文渊阁设阁领阁事总管全阁事务,又设文渊阁直阁事,具体负责阁内图书管理事务。文渊阁的《四库全书》于1948年年底被国民党政府运往台湾,现藏在台北“故官博物院”。另外,故宫文渊阁还存放过康煕时编纂的《古今图书集成》和大量的古代文化典籍,至今仍有重要的使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