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走过你征我伐、割据政权多如牛毛的南北朝，历史终于又一次挣脱窄狭的瓶颈，豁然开朗。但古代印章艺术并未随历史的前进而再度辉煌。以典淳平正的缪篆为基础的秦汉印风在劲吹印坛800年后，终于退出历史舞台，九叠文主宰了公印，公印也因之丧失了管领印艺风骚的地位，几百年在实用道路上机械盘曲，终为明清兴起的文人篆刻的光焰所掩盖。

隋唐印章

隋代继秦代之后，开启了中国古代印章制度与风格的又一新的历史阶段。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由于简牍早已全面退出日常生活，纸张在政府公文等方面的普遍使用，公印不再局限于简牍上所能取得的狭小平面，边长从23厘米左右（秦汉一寸）猛然增大到54厘米左右（约合隋二寸）。由于印体加大，公印不像秦汉时代那样刊刻职官名而发给官吏本人佩带，而是转为发给以官吏为代表的官署，完成了由职官印向官署印的转变。公印不再佩带而变为匣装，置诸衙署。

唐代公印

首先，出现了“宝记”“朱记”等新的印章自名。

其次，唐初印章钮式从隋代接近汉魏的鼻钮向宋以后的橛钮又跨进了一步，鼻钮升高，钮穿渐向竖长方形发展。唐代后期印穿已消失，完全演化为橛钮，如西安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唐“千牛府印”。

第三，印背多刻楷书印文，如唐“武夷县之印”背款刻“武夷县之印”5字，不再像隋公印印背凿刻造印时间。

第四，出现了新的印章门类鉴藏印和斋馆印。

宋代公印

宋初百废待兴，官印一度袭用五代旧印。不久重铸公印时，印文多嵌“新”或“新铸”字样，以区别于五代公印，如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东关县新铸印”等。百官印一律用铜铸造，大小依官阶高低而有所区别。

宋早期公印印文与印边粗细相若，以后印边逐渐加宽，如989年铸“拱圣七都虞侯朱记”印边已比印文宽近1倍，达01厘米。到南宋景定元年（1260年）铸“嘉兴府金山防海水军统领印”，印边已宽达03厘米。

宋公印印文不再如隋印那样用蟠条法制造，而是直接铸造，印文笔画间已不似隋唐印疏阔。方长形柄钮已不见穿孔。

与隋唐公印偶有背款不同，北宋早期公印多刻有年款，标明铸印年月，如“东关县新铸印”背凿“太平兴国五年九月铸”。中期以后，在刻凿年款的同时，还凿有兼管颁发铸造的机构“少府监”的名称。如“保捷弟一百三弟六指挥使朱记”。南宋公印转由文思院统管，背款中“少府监”遂为“文思院”取代。

靖康元年（1126年）靖康之难后，宋代官员仓皇南渡，印信多有遗失。南宋又重铸公印，不过在印文前“加‘行在’二字，或冠年号以别新旧”（《宋史·舆服志》）。

　　古今藏书，大都在书上施以印章。这些印章，勾勒了一部书的流传轨迹，是我们鉴定一书的价值，特别是其文物价值的绝好依据。

　钤在古籍上的印章，就其类型而言，大体可区分为四类，这就是：①名章，②鉴赏章，③训诫章，④闲章。

　名章是钤在古籍上的最重要的印章，因为它表示古籍的归属。

　凡是官方藏书机构，如清代的文渊阁、文源阁、文溯阁、文津阁、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乃至近现代各类图书馆的藏书印章，均称作公章;属于个人姓名、表字、楼阁、斋堂的，则称作私章。

　明代钤在古籍上的私人印章大都比较简单，如著名藏书家毛晋，即多用“毛晋”、“毛氏子晋”、“毛晋之印”、“毛晋私印”、“汲古主人”、“汲古阁”、“东吴毛氏图书”等，有时亦单用“毛”或“晋”两个单字连钤。另一著名藏书

　家黄虞稷，也多用“黄虞稷印”、“俞邰”这一名一字的印章。

　清代藏书家则多将郡望、姓名、表字合刻在一起，如季振宜，其一章云：“季振宜字诜今号沧韦”，共九个字。徐乾学的一印章为“昆山徐乾学健庵藏书”，亦九个字。而查慎行的一印章则是：“海宁查慎行字夏仲又曰悔馀”，共十二个字。近现代藏书家也有类似的印章，如著名学者郑振铎的藏书章即是：“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此章由著名学者魏建功先生书写制印、全印皆用通行的简化汉字，这在一般藏书印中是不多见的，它体现了作为语言学家的魏建功先生对推行简化汉字的不遗余力。名章还有单刻官衔的，如季振宜就有“御史之章”。但这种印章必须与其它名章一起作用，人们才能知道这究竟指的谁人，否则，就几乎失去了意义。如《天琳琅书目》卷七的《六经图》，仅钤有“汉阳太守印”。这就很难考定究属谁人了。值得提及的是，名章中还有一种寓名章，即不直接写出名字，而读印章的文字，却能悟出其名。如当代著名学者、书画家启功先生，就有一枚“功在禹下”的印章。大禹的儿子是启，故“禹下”自然是寓“启”字，而“功”又在其下，这不就是启功先生的大名吗

　名章之外，古籍上常见的是鉴赏章。如“项墨林鉴赏章”、“莫云卿赏识”、“谨上斋鉴赏章”等，都是直云“鉴赏”或“赏识”，一望而知。有些印章不刻“鉴赏”，如“毛晋秘箧”、“毛晋秘玩”、“晋宝”之类，也应属鉴赏章，表示对被赏古籍的珍视。有些鉴赏章直舒鉴赏结果，如“墨妙笔精”、“天葩云锦”、“稀世之珍”、“善本”、“宋本”、“元本”、“甲”

　等印章，都属此类。

　古籍上的训诫章，对于官书来说，所刻是对读书者的某些必须遵守的规定。如《天禄琳琅书目》卷一著录的《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原是鄂州州学的官书，上有训诫章云：“鄂泮官书，带去准盗!”意即带着书离开将和盗贼一样看待，其规定可说极为严厉。而对于私书来说，则主要是对后世子孙永保其书的期望，这类印章大都不外是“子孙永保”、“鬻及借人为不孝”之类。

　也有文字较多的训诫章，如《天禄琳琅书目》卷四著录的《宋张时举弟子职等五书》。上有一训诫章，共七行，每行八字，共五十六字：赵文敏公书卷末云：五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

　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

　苟归他室当念斯言，取非其有无宁舍旃。

　古籍的印章，常见的还有一种闲章。所谓闲章，即这种印章只是抒发一下个人心迹，而对图书来说，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如《天禄琳琅书目》卷一著录的《春秋经传集解》，即有一闲章云：“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再如同书卷九著录的《新编古今事文类聚》，上有一闲章为：“对此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这种印章，就其寓意来说，亦难说不闲雅，但钤在书上，毕竟可有可无，没有实在的意义。近人叶德辉在其所著《藏书十约》中说：“余见宋元人收藏书籍、碑帖、字画、多止钤用姓名，或二字别号，或三字斋名，此正法也。明季山人墨客，始用闲章，浸*至于士大夫，相习而不知其俗……”足见在书上加盖闲章并不受人欢迎，甚至以为这是件粗俗之事。

　古籍上的印章，尤其是名人印章，可大大提高该书的身价，因而，常有伪造，

　这是特别需要注意的。

印章是古代文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件责任者在文书的某个部位钤盖印章，作为文件生效的标志。印章原称为或作玺。文书钤盖印章，见于记载最早的是公元前6世纪春秋时期中叶，当时称为玺书。秦代规定玺作为皇帝印章的专称，用玉刻制。汉承秦制，皇帝、诸侯王、皇太后的印章称为玺，其余官员的印章称为印，或称为章。印章的字体秦代开始用小篆，以后历代官印都用小篆。文书盖印是文件生效的标志，所以一般诏令文书、奏疏和官府往来文书都盖有文件责任者的印章。

中国现存的古代文书以清代的为最多，有上千万件。明代的文书也有相当数量。此外，多年陆续出土的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石刻文字以及战国、秦、汉的竹、木简，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古代文书，都是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第一手资料。

田黄印章最早出自明朝。

　　明代寿山石中的田黄石已御定为宫廷之印玺。到了清代，皇帝更是喜爱田黄石。相传乾隆皇帝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受到玉皇大帝的召见，玉皇大帝赐给他一块**的石头，还赐给他“福寿田”三个大字。乾隆梦醒之后，觉得这是一个祥瑞之兆，但是却对“福寿田”三字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次日他在上朝之时，将梦境叙述出来让大臣们给自己圆梦。一位大臣听后连忙跪倒禀告，称“福寿田”三字应以“福州、寿山、田黄石”为解，玉皇大帝赐给皇上您的一定是产于福州寿山的田黄石。乾隆皇帝听后极为高兴，认为这确实是老天爷对自己的恩赐，从此，每年元旦祭天大礼中，乾隆皇帝都要在供案上供一块田黄石以祈求上苍保佑。足见乾隆对寿山田黄石的喜爱。现如今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的国宝田黄石三联玺就是乾隆的喜爱之物。这件三联玺是用产自福建寿山田坑的上等田黄石做成，其原石据记载，在康熙年间就来到了清宫，在库房里一待就是近百年。乾隆年间，机缘巧合这块石头被呈到了乾清宫，乾隆皇帝对其一见倾心，命工匠精心雕琢，于是乾隆三联玺就此诞生。后来，这件三联玺被末代皇帝溥仪缝在棉衣里带出了紫禁城，之后又随其辗转长春、远东、抚顺，直到抗美援朝时期，溥仪将这枚珍贵的田黄石三联玺捐献给了国家。

文彭一度被后称之为为文人篆刻的开山鼻祖。

在中国篆刻史上，文彭被后世尊为明清篆刻流派开山人物。他顺应时代潮流，采用石材刻印，使叶蜡石被文人篆刻家广泛地接受和使用，进而改变了文人和印工“篆”“刻”分工的创作模式，引发了印人自篆自刻的群体现象，并沿袭至今。

在中国篆刻史上，如果要公推一位，且只能推出一位篆刻家作为代表的话，被后世尊为明清篆刻流派开山人物的文彭必定高票当选。他顺应时代潮流，采用石材刻印，推动了叶蜡石被正式纳入印材的进程，使叶蜡石被文人篆刻家广泛地接受和使用，进而改变了文人和印工“篆”“刻”分工的创作模式，引发了印人自篆自刻的群体现象，并沿袭至今。他的印风清峻工稳，端庄古雅，为世人所喜，从者如流，形成了文人篆刻史上的第一个流派。清人周亮工在《印人传·书文国博印后》中说：“但论印之一道，自国博开之，后人奉为金科玉律，云_遍天下，余亦知无容赞一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