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荷马史诗》，即两部长篇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统称，相传是古希腊盲诗人荷马创作，是他根据民间流传的短歌综合编写而成，大约创作于公元前9世纪到前8世纪之间，讲述的主要是特洛伊战争中，阿基琉斯与阿伽门农间的争端，以及特洛伊沦陷后，奥德修斯返回绮色佳岛上的王国，与妻子珀涅罗团聚的故事，书中涉及时间是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盲人荷马（见下图）生活的年代，中国只有甲骨文或钟鼎文，在荷马之后300余年，孔子《论语》才一万字，老子《道德经》才5000字不是孔子、老子等人才华不济，写不出长篇大论，而是缺少文字载体，即便这样孔子老子作品传承过程中还有错误问题，那么这就不免令人好奇：《荷马史诗》三万行字的巨著，书写工具还是是奢侈品的年代，到底是如何完整流传下来的？

公元前3世纪之前，《荷马史诗》可谓是希腊地区的“畅销书”，甚至官方出台一条法律：在泛雅典娜节上，诗人只能朗诵荷马的作品。但荷马史诗这一时期流传过程中，有三点需要注意。

一，据说，《荷马史诗》并非希腊本土作品，而是在小亚细亚流传数百年之后，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斯巴达古典政体的创始人吕库戈斯将之引进希腊本土，皮西特拉图在雅典执政时用文字固定下来。

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作品中，都有对《荷马史诗》的引用，但却有比较大的差别，说明当时《荷马史诗》版本较多，可能还没有定型成稿，因此《荷马史诗》作者是不是荷马也有争议。

三，这一时代，古希腊文字载体主要是“羊皮纸”和埃及的“莎草纸”（见下图），以《荷马史诗》的单词量，估计当时文人很难承受。因此，公元前3世纪之前的《荷马史诗》，会不会是非常简略的版本？

总得来说，《荷马史诗》应该并非虚构，而是的确存在的一本上古史诗，但是否成稿并不确定，当时单词量有多少也不确定。

公元前259年，托勒密一世始建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馆内收藏了贯穿公元前400-前300年时期的手稿，拥有最丰富的古籍收藏。

根据文献记载，亚历山大图书馆第一任馆长及其徒子徒孙，奉埃及王托勒密之命编纂荷马史诗，并收藏于亚历山大图书馆，据说是使用埃及莎草纸记录的。现在通行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各自都是24卷，人们认为可能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所为：希腊文共有24个字母，他们就把这两部史诗分成同样多的卷数。

但在500余年之后，这部书遭到了毁灭性打击，却又以人们不知道的方式神奇的躲过一劫。

公元4世纪，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上台，强行推行基督教治国，随即发起一场焚书运动，销毁一切宗教异端书籍，为此彻底摧毁了亚历山大图书馆，焚烧了残存的馆藏书籍，其中就包括《荷马史诗》。

此后至少600年内，《荷马史诗》踪迹全无神秘失踪，不见任何学者谈及。直到公元10或11世纪，据说《荷马史诗》重现天日，如今就是《荷马史诗》就是这一时期的抄本：两部史诗都分成24卷，《伊利亚特》共有15693行，《奥德赛》共有12110行，共计三万行，据说一共约700万个单词。

根据英国历史学家吉本等的说法，文艺复兴时代的佛罗伦萨人彼特拉克，从君士坦丁堡一个商人手上得到《荷马史诗》全本，然后由诗人博迦丘翻译成拉丁文，最终18世纪之后风靡欧洲。与《荷马史诗》相同的，还有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等学者作品，都是这一时期神奇的出现，其中亚里士多德作品流传下来100多万单词。

因此，公元4世纪之后，荷马史诗流传情况是：公元4世纪—10世纪，荷马史诗神秘失踪；公元10世纪—文艺复兴彼特拉克，搞不清荷马史诗是否开始出世；佛罗伦萨人彼特拉克之后，荷马史诗出世了。

总而言之，如今我们读到的《荷马史诗》，是源于中世纪的抄本，而中世纪的抄本，据说是源自亚历山大里亚学者的编撰，令人疑惑的是：“失传”了至少600年的《荷马史诗》，为何又完好无损的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别说秦汉唐宋一些著作经常失传了，即便纸张非常普及的明朝《永乐大典》，距今才600余年，大部分却已经失传

说到《易经》，想必大家已是相当熟悉了。它是我国古典哲学流派道家和儒家的核心典籍，其中云集古代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多个领域。

成书年代在远古的新石器时代，也是诸子百家的开始，中华文明的总源头。尤其是后来衍生出的道教，也和《易经》息息相关。

因此，《易经》也被誉为中国第一经。其一共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连山》、《归藏》和《周易》。目前传世的只剩下了《周易》，另外的《连山》和《归藏》由于太过久远，如今已经失传。

按史学界普遍的观点来看，《周易》之所以能传下来，得益于这一部分和儒家思想的相关主张大部分重叠，孔子后来亲自进行了整理编撰。但反观殷商时期的《归藏》和夏朝的《连山》，由于无人问津，一直到今天，已经失传了2000年。

多年来，史学家们也在一直苦苦寻找这两本书的下落。别说找到了，连书存在的痕迹都没有发现。因此，学术界也开始对这两书是否存在产生了疑问，不少学者认为，《连山》和《归藏》或许只是古人杜撰出来的“莫须有”书籍。

事实上，《归藏》尚且不知，但《连山》是真的存在。2005年那会，贵州有个老人便声称自己手里有一本孤本《连山》。

专家在听闻该消息后，便马不停蹄赶到了老人家中。老人名叫谢朝海，已经76岁了，他说自己是是《连山》的第7代传人。每一代传人都会用毛笔将该书誊写一遍，然后将上一套烧到祭祖，而他手上这套正是民国那会传下来的。

随即，谢朝海便拿出了该书，足足有5套。专家看到后也是欣喜若狂，以为这失传2000年的古书终于重见天日。

然而，翻开书页后，专家们却集体傻眼。上面书写的文字竟是水族文，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文字，在场专家一个都不认识。

水族文又叫殄文，还称作鬼书和反书，是水族这个少数民族写给死人看的文字。其结合了象形文字和汉字的写法，有些甚至还是汉字的反写和倒写。

这个文字相传是由夏朝一个叫陆铎公的人所发明。他也是水族人的神明，该文字起初是用作婚葬、祭祀鬼神等方面，颇为神秘。

《连山》的诞生时间在夏朝，水族文的出现时间也在夏朝，如此时间就对上了，谢朝海老人的古书很有可能就是真正的《连山》。

为了破译该书，专家特意找来了水族里能看懂水族文的“水书先生”。在他们的帮助下，这本《连山》的真实面目逐渐清晰了起来。

原来，这是一本上古夏朝时期的百科全书，里面包含了天文历法、农业以及阴阳五行的相关知识。和《周易》有相似之处，主要以占卜吉凶和预言未来为主，是一本颇为玄妙的古书。

为了将这一珍贵的古书传承下去，考古学家们也将其做成了印刷版。这本书对研究夏朝历史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来夏朝出土的文字记录就少，而这本书上的水族文字更是帮助历史学家破译出了河南二里头遗址里出土的夏朝陶器上的文字。

当然，《连山》的作用或许远不止如此。其到底还有一些怎样不为人知的功能和秘密，也只有等历史学家们慢慢发掘研究了。

介绍：当地人还可以指出龙隐谷、王宝寺、养马峡和朱允_的中年和尚龙泉寺。朱允_进驻后，龙泉寺改名为“飞龙寺”。

朱元璋死后，22岁的朱允_以“皇帝”的身份继承了王位，但四年后他被燕王朱棣赶走了

在川西北的龙门山脚下，江油市的西北边境上，有一座东西走向的山，长约21公里，宽约14公里。它海拔高达2300米，巍峨险峻，奇峰险阻，景色迷人。这里还盛产中药材天麻、党参以及木耳、生漆等林副产品。她古称大冶山，后改名苍王寨山。

顾名思义，“藏王村”是以一位封建帝王曾在此藏过朝而得名。那么，他是中国历史上223个皇帝中的哪一个，幅员辽阔的中国？他为什么躲在川北群山的丛林里？

近年来，作者通过查阅古籍和实地采访，证实了古代藏身于江油市苍王寨山的“国王”是明惠帝朱允_，他在明朝文健时期做了四年皇帝。

四年，文健被四叔朱棣抓住。

朱允_，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孙子，其父朱标亲王是朱明王朝的第二代继承人。不幸的是，他英年早逝，所以朱元璋授予16岁的孙子朱允_为皇孙。六年后，朱元璋去世，22岁的朱允_继承王位，称他为惠帝，并把他的头衔改为文健。他深受百姓和文人的拥戴，却在“削藩”。第二年，他的四叔，燕王朱棣造反，用了三年时间攻打都城南京，夺取了皇位。他自称为明成祖，做了四年龙的朱允_被迫逃亡。

然而，

首先，应排除明朝皇帝朱棣怀疑朱允_“死于海外”的可能性。朱棣四年后，派三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秘密任务之一是引渡朱允_。然而，他们的行踪遍布东南亚、印度洋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日本，历时29年，没有一个将朱允_绳之以法。另外，云南是闽王朱姬的封地。朱姬是朱允_统治时期被封爵的王子之一，明朝皇帝朱棣恢复了他的爵位。朱姬必须支持新的君主去夺取共同的敌人朱允_。他永远不会被流放到云南。而且广西、贵州当时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地处边疆，经济落后，偶有叛乱。如果带着他7岁的太子朱和一支不大不小的流放队伍去那里，从安全和经济上来说都是站不住脚的。

四川江油是文健的理想避难所。

因此，朱允_逃离的更好选择是四川。朱允_元年，提拔川王春竹推荐的导师方孝孺为翰林院学士，任命方孝孺的得意门生牛敬贤为御史。可以看出，春竹和朱允_的一个伯侄关系关系很好。龙州，位于川北山区，是朱允_大哥、开国大将常遇春的长子郑国公常茂流亡生活的地方，常茂是龙州地方官赵铁建的女婿。还介绍说，朱允_带着二叔、常茂的大哥、常胜的哥哥、舅舅逃离南京，去迎难而上的龙州，是合情合理的。更有甚者，西邻龙州的茅州，就是大学士宋濂流放的地方。宋父亲的老师破例提拔宋的孙子宋泽为翰林学士。两家三代关系密切。一旦龙州有事，朱允_还可以去西边的茅州避难。

此外，在至洪武十一年，春竹被封为蜀国皇后，积极推行中央“让天下人安居”的总方针，倡导务实精神，严惩贪官污吏，明确吏治，改善与少数民族的关系。经过20多年的经营，“蜀人日渐昌盛”，这为朱允_的隐居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如果你想去绵州、成都采购高档消费品，骑马只需半天甚至更久，对你来说确实是一个避难所。

再者，明代小说家陆编的《明史蜀献王列传》第八版《型世言》说：“我在成都遇到一个箍桶，看到的建设，我哭着扑倒在地欢迎他回家，全城为之愕然。到家的时候是一个水桶的房间，无法容纳。由于市场举棋不定，很难停下来，所以我们不得不去另一个县。我在江油的时候，在正觉寺过夜”当人们想起时事，笔者这个系数千里之外的浙江杭州人，就能知道江油和正觉寺这个川北偏远小县城，并不是空穴来风。

所以《失智终成智盟忠自得忠》说：“臧王寨，在县城东北，绵延二百余里，山势险峻。它通常被称为文君，或明惠帝。上面有王宝庙”。

近年来，笔者曾三次到藏王寨东北端的文圣乡普家沟，当地人还能指出龙隐谷、王宝寺、养马峡、朱允_中年和尚龙泉寺。朱允_进驻后，龙泉寺改名为“飞龙寺”。

去年4月下旬，在蒲家沟乡政府招待所门口，70岁的教师皮指着左半坡的一块平地说：“那是出家的地方，1958年炼钢铁的时候把庙拆了。现在有人准备筹集一些资金来重建它。”

就这样，600年前，他的皇帝朱允_真的隐居在今天江油市文圣乡蒲家沟。

这个答案是一年前写的，当时观者寥寥。不意经年之后，竟然得到了不少朋友的关注。很多评论中说到文革，既然这样，那正文里也不妨说一说。另，关于乾隆时期的禁毁，只说了销毁，这次修改补入了“抽毁”这种情况。

题主所说的“失传”是文献流传过程不可避免的现象，文献学上将之称为“散佚”。古籍的散佚包括整书佚亡和部分残缺两种情况，宋代之前印刷术不发达，散佚的情况尤为严重。南宋学者郑樵指出：“隋唐亡书甚多，而古书之亡又甚矣。”（《通志·校雠略·编次必记亡书论》），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也说：“汉、隋、唐、宋之史，俱有《艺文志》，然《汉志》所载之书，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亦复如此。”《四库提要》总结说到，“古书亡佚，愈远愈稀，片羽吉光，弥足珍贵。”散佚的原因是多样的，就整书而言，其散佚原因主要有朝廷禁毁、战乱破坏、自然因素、学术淘汰、流传佚失等。部分残缺则或因为成书时搜罗不全，或因为流传过程中形成残缺等原因造成的。

历代的散佚事件有很多，隋代的秘书监牛弘在《请开献书之路表》中将秦始皇焚书、王莽之乱、董卓移都、惠怀之乱、侯景之乱造成的五次重大书籍散佚称作是“五厄”。明代的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中，又添上隋末、安史之乱、黄巢起义、靖康之难、蒙元南下，成为“十厄”。后近人祝文白又在《两千年来中国图书之厄运》一文中总结了元朝至民国时期的五次厄运：李自成起义、绛云楼失火、清高宗焚书、咸丰朝内忧外患、抗日战争，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十五厄”。以上的总结，有不尽然的地方，同时也有没有囊括进去的事件。下面就历代十数次重大的散佚事件作一简要介绍：

秦始皇焚书：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这，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纪》）牛弘对此说到：“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本既先亡，从而颠覆。臣以图谶言之，经典盛衰，信有徵数。此则书之一厄也。”（《隋书·牛弘传·请开献书之路表》）

王莽之乱：《后汉书·儒林传》：“昔王莽、更始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牛弘对此的描述是：“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隋书·经籍志》对散佚书籍的大略统计则说：“（《七略》所载）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末，又被焚烧。”

董卓移都：《后汉书·儒林传》：“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惠怀之乱：梁阮孝绪《七录序》：“晋领秘书监荀勖因魏《中经》更著《新簿》，虽分为十有余卷，而总以四部别之。惠怀之乱，其书略尽。江左草创，十不一存。”《隋书·经籍志》称这批书籍“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而“惠怀之乱，京华荡覆，渠阁文籍，靡有孑遗。”

侯景之乱：梁武帝末，降将侯景攻破建康。《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引《三国典略》：“初侯景来，既送东宫妓女，尚有数百人，景乃分给军士。夜于宫中置酒奏乐，忽闻火起，众遂惊散，东宫图籍数百厨，焚之皆尽。”《隋书·经籍志》：“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太平御览》卷六百十九引《三国典略》：“周师陷江陵，梁王知事不济，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欲自投火与之俱灭，宫人引衣，遂及火灭尽。并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穷矣。’”

隋末唐初：《隋书·经籍志》：“大唐武德五年克平伪郑，尽收其图书及古迹焉，命司农少卿宋遵贵载之以船，溯河西上，将至京师，行经砥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

安史之乱：《旧唐书·经籍志序》：“自后毋煚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旧籍，亡散殆尽。”

黄巢起义：《旧唐书·经籍志》：“开成初，四部书至五万六千四百七十六卷。及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

靖康之难：《宋史·艺文志》：“迨夫靖康之难，而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些灾厄所损失的，不仅有大量图书，还有宋王室收藏的仪仗、冠服、礼器、仪器、珍宝诸多物品。

李自成起义：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岁积代累二百有余载，一旦突遭焚如，销沉于闯贼之一炬，内阁之书尽矣。而内府秘殿之藏如故也。煨烬之余，继以狼藉，举凡珠囊玉笈、丹书绿字，绨几之横陈、乙夜之进御者，用以汗牛马，制骆驼，蹈泥沙，藉粪土，求其化为飞尘，荡为烈焰而不可得。自丧乱以来，载籍之厄，未之有也。（《黄氏千顷斋藏书记》）此处的“内阁”指的就是明代的文渊阁。

绛云楼失火：绛云楼是明末清初藏书家钱谦益的藏书楼，其中藏书极富。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云：“虞山宗伯，生神庙盛时。早岁科名，郊游满天下。尽得离子威、钱功父、杨五川、赵汝师四家书，更不惜重赀购古本，书贾奔赴捆载无虚日，用是所积充牣，几埒内府。……入北不久，称疾告归，居红豆山庄，出所藏书重加缮治，区分类聚，栖绛云楼上，大椟七十有三。顾之自喜曰：‘我晚而贫，书则可云富矣。’甫十余日，其幼女中夜与乳媪嬉楼上，剪烛灺落纸堆中，遂燧。宗伯楼下惊起，焰已张天，不及救，仓皇出走。俄顷楼与书俱尽。余闻骇甚，特过唁之。谓予曰：‘古书不存矣。’钱谦益本人在宋版前后《汉书》跋中言：“甲申之乱，古今书史图籍一大劫也。吾家庚寅之火，江左书史图籍一小劫也。今吴中一二藏书家，零星捃摭，不足当吾家一毛片羽。”

乾隆禁毁：清乾隆时期纂修《四库全书》，同时展开对图书的大清查。因政治原因列为禁书处于销毁之列的，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据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有清一朝，禁书有三千二百三十六种，数量接近《四库全书》。补充：这时期除了销毁图书，还有一种毁坏文献的方式，叫“抽毁”。所谓“抽毁”，即是纂修《四库全书》时，某些书籍因部分章节或文字不合当时政治气氛，于是编修过程中会将这些书籍的相关部分拿掉。后人查阅这些书籍时，就会发现这些书籍中某几页是空白，却没有任何注明。若空白在篇末卷末，或是抽掉最后一两卷，那么不对照其他的本子，就很难知道原书还有这几卷。若是无他本可校，那么被抽掉的部分就非常容易被忽略了。这种损坏文献的方法十分隐蔽，有时比销毁的危害还要大，因为销毁是抹去文献所承载的全部信息，而抽毁则是有一定程度上歪取信息。

嘉庆宫火：此事亦与乾隆有关。乾隆酷爱收藏宋版图书，在位时广收宋元抄校善本，共计四百余种，置于昭仁殿，名之为“天禄琳琅”。嘉庆二年乾清宫失火，昭仁殿同时被焚，天禄琳琅所存书籍付之一炬，荡然无存。时朝廷为安慰太上皇，又收集了一批书籍，数量多于前天禄琳琅，其实则主要是明清刻本，而非宋元善本。1924年冯玉祥组织清点清宫文物，才发现天禄琳琅藏书早已全非宋本。

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带有宗教战争的性质，其间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四库全书》皆被焚毁，片纸不留。杭州文澜阁被推倒，《四库全书》流入民间，幸有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抢救，未遭全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太平天国起义，南方战火连年，扬州文汇阁及镇江金山文宗阁《四库全书》全毁，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亦不全，其他民间藏书损失尤巨，一般士子缺乏读本。”

火烧圆明园：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及味腴书屋《四库全书荟要》等毁于一旦。

庚子事变：光绪二十六年清军及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各国使馆，为逼出困守的洋人，火烧使馆隔壁的翰林院。英国人普南特·威尔《庚子使馆被围记》：“翰林院者，乃中国十八省之牛津、剑桥、海德堡、巴黎也，中国读书人最崇敬者厥维翰林。院中排积成行，皆前人苦心之文字，均手抄本，凡数千万卷。所有著作为累代之传贻，不悉其年。又有未上漆之木架，一望无尽，皆堆置刻字之木板。……在枪声极猛之中，以火具抛入，人尚未知，而此神圣之地已类图焰上腾矣。……无价之文字亦多被焚，龙式之池及井中均书函狼藉，为人所抛弃。……有绸面华丽之书，皆手订者。又有善书人所书之字，皆被人随意搬移。其在使馆中研究中国文学者，见宝贵之书如此之多，皆在平时所决不能见者，心不能忍，皆欲拣选抱归，自火光中觅一路抱之而奔。但路已为水手所阻，奉有严令，不许劫掠书籍，盖此等书籍有与黄金等价者。然有数人仍阴窃之。将来中国遗失之文字或在欧洲出现，亦一异事也。”这次事件中所损失珍贵书籍无数，尤为严重的是《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底本和《四库全书》未收的“四库存目”书原本。

抗日战争：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文献损失不可胜计，此处仅举一例。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进攻上海，以飞机轰炸商务印书馆、商务总管理处，第一、二、三、四印刷厂和纸库、书库、尚公小学及东方图书馆中弹起火。后日本浪人再次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焚书。馆中珍本古籍及其他中外图书四十六万余册化为纸灰，飘满上海天空。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最初没有写“文革”，原因在于，“文革”中我们究竟失去了多少文献资料，难以给出准确可信的目录来。“文革”相对历次灾厄，损失最大的不是官方资料（注意：上述诸事件，多数是官方藏书的损失），而是民间资料。很多书都会说到，“文革”摧毁了大量的家谱、族谱、唱本、鼓书等民俗资料，这些民间文献之前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而人们认识到其价值的时候却已经存者寥寥了。这是一个较大的损失，有朋友在评论中提到了上海图书馆顾廷龙抢救家谱的事情，其言不虚。当时南方不少地方收的家谱、方志等资料集中送到上海造纸厂化浆再造，是顾廷龙带着上图的馆员守在化浆池边，抢救了大批家谱材料。今日上海图书馆的家谱研究最为卓绝，实赖顾先生当年奋不顾身的保护文献之功。此外，“文革”中受到较大损害的，除了民间藏书外，还有学者的私人藏书。这个大家提到的比较少，我这里简单说几个例子：有“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之称的孙楷第，藏书万卷且多有批校，不乏珍本善本。孙“文革”时被下放，其藏书被贱卖予中国书店等处。待其回城后，欲赎回藏书，书店索价甚巨，孙向国家求助，书店乃抢先将书折价售空。孙楷第临终前，刘再复前往探望，孙已口不能言，犹在手心写一“书”，以示此憾。又，梁思成当时被迫移居，其建筑类珍本寄存在清华建筑系资料室，多数被销毁，其他图书被当作废品售予收购站，共运输四十五车次，得三十五元。范祥雍藏书二万余，不乏善本、批校本、旧钞本，于一日内尽被销毁。谢兴尧怕藏书惹事，私自焚书，焚之不尽，以七分钱一公斤计，售得八元。商鸿逵全家被逐出住宅，藏书被两辆马车送至废品站，不知下落。杨宽的大部分藏书被其长子盗卖，杨因此与之断绝关系。黄孝纾的藏书被抄家出来，陈列在青岛柏油路上焚烧，半日方尽，路面为之熔化。

由于文献有散佚，所以才有了“辑佚”之学。所谓辑佚，即是从现存的文献资料中辑出散佚的书籍，如清代四库馆臣就曾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二十四史之一的《旧五代史》来。清人皮锡瑞《经学历史》谈及清代经学三大成就时，“辑佚书”居三者之首，可见清人对辑佚的重视程度。此外，与辑佚相关的，还有“辨伪”之学。辑佚古书，必须能够识别真伪，辨伪学即是此等学问。由于我们这里主要谈的是书籍的散佚，辑佚和辨伪就不加以冗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