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古代并没有打印机，所以并没有办法大批量的生产书籍。虽然当时已经有了印刷术，但是想要印上一本书也是比较困难的，而且成本也很高，所以很多古籍都是手写的。想要抄录一本书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而且很多书籍都是谁需要谁就去抄的，所以大部分人在抄录的时候就只会抄录一本，这样这些书就算是好不容易流传到了今天也都是孤本。

就算是有些古籍并不止一本，在一代代的流传下来，也会有破损和丢失，所以大部分的古迹都是孤本。很多人都非常喜欢收集古代的书籍，因为古代的书籍不仅非常的有文献价值，而且很有历史意义。在古籍当中有孤本和善本，还有真本的分类。在这些分类当中，孤本肯定是最有价值的，因为这些孤本在世界上就只有这一本，所以是独一无二的。

这些孤本之所以珍贵，是因为仅此一本，所以很多人都非常好奇，既然这些书非常的珍贵，为什么古人在抄录的时候不能再多抄录几本呢？古代的科学技术没有现在那么先进，现在大家在印书的时候都是直接用打印机印的，所以想印几本就印几本。但是古代的时候大家想要复制一本书籍，就只能用手抄。虽然可能在古代的时候已经有了印刷术，但是那个时候印刷术还非常的不普遍，而且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也非常的多。

所以想要抄完一本书是要耗费很多的时间的，而且像非常有价值意义的书是经过了很多人共同编写才完成的，所以根本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再去抄录第二本。像是明成祖时期的《永乐大典》，就是收集了很多的古书，两千多个人一起参与编撰的。而且这本书写了很长的时间才完成的，所以想要再抄录一本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嘉靖在闲着的时候就把《永乐大典》给抄写了一遍，就单单是抄这一本书，就花了他五年的时间。

关于清朝的历史，建议看一下孟森先生的著作，包括《清史讲义》，《清朝前纪》 《清初三大疑案考实》，《满洲开国史》，《朱三太子事述》等，其中《清史讲义》，在利用《清实录》、《清史稿》的同时，又兼采档册及《朝鲜李朝实录》等鲜为人用的史料，是一部水平较高的断代史专著。孟森在《满洲开国史》一书中集中揭发了二百年间清与明之关系真相，诚为历史上一大快事。他对明清人物活动的研究多具灼见明识。如明朝建文、朱三太子等及“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承统”及董小宛、顾眉（横波夫人）、孔四贞、香妃、顾太清（丁香花）五个女性的著述文字，皆具有时代人事的重要意义。

春秋战国的书最好的是《东周列国志》和《史记》，《史记》内容详尽真实，文章朗朗上口，稍微有点古文功底的都能看懂，范蠡的故事在《货殖列传》和《越王句践世家》中。《东周列国志》是明朝冯梦龙写的西周末年（公元前789年），至秦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包括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间的历史故事，内容相当丰富复杂。《东周列国志》所叙述的历史，正是这样一个时代，所有的故事，都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展开的。其中叙写的事实，取材于《战国策》、《左传》、《国语》、《史记》四部史书，将分散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传记按照时间顺序穿插编排，冶为一炉，成为一部结构完整的历史演义。春秋战国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包括“曹刿论战”、“赵氏孤儿”、“卧薪尝胆”都来自这本书。

首先要说明的是古代藏书家的藏书观念是封闭的。

许多大藏书家如范钦天一阁，都会制定藏书训藏书约，禁止藏书往外流通与借阅，一直到明清清代藏书家互相借阅传抄之风气才渐渐盛行。总的来说古代藏书家把藏书当成古董或是宝物或者是比钱财更重要的家产。

清代著名藏书家钱曾，其藏书丰富数十万卷，其族叔钱谦益大家都清楚，有藏书楼绛云楼，藏书卷帙浩繁，和柳如是那一段韵事家喻户晓～钱谦益死后，藏书一大部分为钱曾所讹，对于钱曾的人品我们不多做评价，来说说其对藏书的吝啬程度。

他根据自己的藏书著成目录学著作《读书敏求记》，这本书至今也是我们研究古籍版本不可或缺的材料来源，里面记载古书版本卷数成书及作者情况等等，是灰常出色的一部目录学著作。但是他把《读书敏求记》写好之后，任何人借阅他都不愿意，这就是封闭的藏书观念，使他认为这是宝贝，很珍贵，借给别人容易搞丢失或者损坏。

一天他的好友约他喝酒，称其喝酒之时偷偷拿走这本稿本《读书敏求记》抄录备份，钱曾得知之后虽然很生气，但是也无可奈何。正是因为喝酒事件，我们今日才得以见到《读书敏求记》的真面目。

其次 我国雕版印刷勃兴于宋代，宋以前以写本为主，这就决定了书籍流通只能靠手抄，流通艰难可以想象。有了雕版之后，藏书家们的藏书才更容易一些，明清时候藏书家们酷爱藏宋元版本（宋元时期版本精校精刻质量高），但是藏书家们依然将这些书视为宝贝，物以稀为贵，很多人不愿意将自己的宝贝借于他人抄录。

为什么现在很多书是孤本？

一是因为纸这种书写材料保存时间本就不如甲骨石头之类的材料易保存，埋在地下会腐烂，藏在家里还有火灾 人祸 兵火 蠹虫等各种使藏书毁坏的因素。故而就算宋到现在也有一千多年，纸不易保存，这大大影响了书籍的流传。

二是藏书家藏书观念，物以稀为贵，封闭的藏书观念使他们不愿意拿出孤本，复印传抄流通于世。

明清时期，朝鲜人通过官方派出的燕行使节团来到中国，是他们来华的主要合法途径。除了明初定都南京的一段时期外，朝鲜使节团的目的地大多是北京，或是沈阳，所以朝鲜留下的燕行录中往往记录的是东北、北京一带的见闻，而有关中国江南的见闻录则非常罕见。这是因为当时朝鲜人通过合法途径来到中国江南几乎不太可能，一种例外的情况就是遭遇海难，漂流而至。明清时期朝鲜人漂流到中国江南一带的海难频繁发生，不过海难当事人很少留下相关记录——海难的当事者往往是文化水平较低的渔民，不太可能自己留下文字记录。不过，崔斗灿的《乘槎录》可谓是朝鲜漂流民留下的文字记录中极为罕见的一例。

一个朝鲜文人的漂流之旅

崔斗灿字应七，号江海散人，1779年六月出生于韩国庆尚道慈仁县上台里。1818年，他应族妹夫全罗右营讨捕使张公翼的邀请，于四月初八日从济州岛出发，乘船前往全罗道。然而，包括他在内的一行约五十人在四月初十日遇到风浪，在海上漂流了十余日后，于四月二十六日到达了中国浙江省宁波府定海县（今舟山市定海区）。到达定海县后，崔斗灿不但游历了江南风光，还与当地文士进行了一番交流，后经浙江﹑江苏﹑山东﹑北京等地返回朝鲜。十月三十日他回到朝鲜后，以日记体的形式将自己在济州岛写下的诗文与后来的漂海经历，以及在中国的经历一并记录了下来，编成《乘槎录》一书。现存的《乘槎录》记载从1818年农历四月初八日起，到当年十月二十五日为止，约六个月。

就笔者的统计，崔斗灿《乘槎录》现存有八种版本。笔者找到这么多版本的缘起说来比较有趣。《燕行录全集》这套书的第68卷影印收录了韩国国立图书馆所藏《乘槎录》的一个手抄本，但是字迹漫漶不清，笔者寻思着是否还有其他版本存世，于是在延世大学图书馆查到了一个木刻本。不过在史料的使用上，笔者个人是不太相信朝鲜时期的刻本。原因是朝鲜时期图书刻本业并不是那么发达，在书籍的流传方面，比起刻本，手抄本更为流行，而朝鲜人在版刻手稿时，考虑到经济负担，往往会删除或修改不少内容。在汉阳，书店出现的时间也非常晚，朝鲜时期的书籍流通更依赖出租手抄本的“贳册房（可以理解为早期的租书屋）”，而书籍交易则依赖于游走于卖家和买家间的书籍中介人——“书侩”。

通过参考先行研究和韩国内外各主要藏书机构的检索系统，笔者在成均馆大学尊经阁找到木刻本，仅封面与延世大学藏本不同，后来陆续在韩国学研究院藏书阁找到两个不同的手抄本，在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找到一个手抄本，又在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页面上下载到一个手抄本。最后，笔者又在岭南大学古籍室找到一个手抄本，可以说，这是最接近原本，且迄今几乎不为外界所知的手抄本。为什么这么说呢？岭南大学位于庆尚北道庆山市，离崔斗灿出生地不远。只有岭南本较完整地收录了崔斗灿从义州出发返回朝鲜的记录，即十月份的记录。哈佛本也收录了十月份的一部分内容，但颇有疏漏。而恰恰是这十月份的记录，记载了崔斗灿回国后的认识内容。

崔斗灿《乘槎录序》，韩国岭南大学藏手抄本

朝鲜人、江南人，谁还思念明朝？

根据《乘槎录》的记载，崔斗灿一行在海面上漂流了十余日之后，在浙江定海附近海面被中国渔民所救，然后被送到了附近的观音寺。朝鲜漂流人来到定海的消息迅速在当地文人士大夫们间传开，从五月起，前往观音寺看望朝鲜人的中国文人士大夫便接连不断。虽然中国士大夫和崔斗灿在口语上语言不通，但是却可以借用文言文进行笔谈。五月三日来访的中国文士朱佩兰与崔斗灿，以及崔斗灿同行的朝鲜人金以振之间发生了如下一幕的有趣笔谈。

士人朱佩兰来访。余问曰：“公无乃子朱子之后耶？”朱曰：“否，我乃明太祖之后也。”金以振曰：“公得无黍离之感耶？”朱大不悦，取金以振笔谈纸扯裂之。金亦惭而退。朱私谓余曰：“彼诚妄人。”仍赠诗曰："君自乘槎八月天，忽然风吹到江边。河清海晏今为定，共庆天朝万万年。"余应之曰：“碧海茫茫水接天，中流自谓四无边。南来一识朱家长，生老升平六十年。”

崔斗灿询问朱佩兰是否是朱熹的后裔，朱佩兰予以否定，强调自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后裔。金以振接下来的问话，所谓“黍离之感”，就是问朱佩兰是否还在思念明朝。这个提问让朱佩兰大为不满。要知道当时可是清朝嘉庆时期，公然说自己还思念明朝显然是要掉脑袋的大事，所以朱佩兰才会私下对崔斗灿说金以振是个“妄人”。不过金以振对朱佩兰的提问倒是反映了朝鲜根深蒂固的“崇明反清”的思潮。1636年底“丙子之役”之后，朝鲜的宗主国由明朝转为清朝。虽然朝鲜在官方上奉清朝为正朔，但朝鲜人对武力征服自己的清朝始终心怀仇恨，认为清朝并不能代表中华文明，是摧毁代表中华正统的明朝的罪人。所以朝鲜人遇到朱氏后裔，会发出是否思念明朝的疑问也在情理之中。为了表明自己政治正确的立场，朱佩兰在接下来与崔斗灿的笔谈中写下了“共庆天朝万万年”之句。虽然无法断言朱佩兰究竟是以认同清朝之心写下歌颂清朝治世的诗句，还是为了避免文字狱的麻烦，但至少他在与朝鲜人的交流中，展示出了一副拥护清朝统治的形象。

位于舟山的“不肯去观音院”，楼正豪摄

“丙子之役”之后的朝鲜统治阶级，一方面鼓吹“崇明反清”，一方面又强调朝鲜才是中华文明正统继承人，即“小中华思想”。不过在笔者看来，“小中华思想”只不过是朝鲜内部的自我思想安慰，是统治阶级强化朝鲜内部政治认同，维持王朝体制不至于瓦解的思想工具。因为建立在儒家伦理上的明朝与朝鲜的宗藩关系，既是“君臣关系”，也是“父子关系”，而且在壬辰战争（1592）中，明朝对朝鲜还有“再造之恩”。朝鲜内部从国王到贱民的严格的身份等级秩序，在思想层面也是建立在“忠”与“孝”这两种儒家伦理之上。朝鲜在清朝武力的压迫下放弃和明朝的宗藩关系的行为，就儒家伦理来说，既可以说是“不忠”，也可以说是“不孝”。显然朝鲜统治阶级不可能痛快地承认自己“不忠不孝”，因为这样一来，朝鲜的统治思想，具有绝对真理性的儒家伦理就会土崩瓦解，整个朝鲜的统治秩序在意识形态上会遭到致命的打击，这显然不符合朝鲜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朝鲜人才会一再地强调“小中华思想”，强调明朝所代表的中华文化仍然保存在朝鲜。

崔斗灿生活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朝鲜思想界虽然出现了“北学中国”的思潮，但北学思想仅仅只是在一部分曾往返北京的朝鲜燕行使及其周边人物中流传，而“小中华思想”依然占据朝鲜思想界的主流。崔斗灿可以说是当时抱有“小中华思想”的典型朝鲜文士，在他与江南文士的交流中，也多次向江南士人炫耀朝鲜才是继承了中华文化制度正统的“小中华”，而朝鲜得以被称为“小中华”的表现之一，就是朝鲜没有剃发易服，仍然保留着所谓的“大明衣冠”。

戴宕巾的朝鲜士人，大英博物馆藏

“小中华”文人的“大明”自豪感

江南的文士们在与崔斗灿的交流中，一定程度上承认朝鲜保存了“大明衣冠”，亦以“小中华”来称呼朝鲜。在五月十三日的记录里，中国人周勋就写下这样的诗句送给崔斗灿：“席地相逢有古风，雅冠博带度雍容。句丽累易人依旧，不改当年箕子封”，“衣冠想象汉官仪，倚马高才我幸知。五月江城家万里，狼毫磘纸写新诗”。周勋见到崔斗灿的朝鲜衣冠，联想起了雍容的古风与汉族的衣冠制度，也承认朝鲜至今延续箕子的遗教。在同一天的记录里中国人甯海溶则写下“相逢万里各天涯，小住由来便作家。寄语归帆莫早返，与君论遍小中华”的诗句送给崔斗灿，亦朝鲜作为“小中华”表示认可。另外六月初六日的记录中，还有“乃于商箧中得宕巾。华人爱之曰：冠是明制，巾亦明制，衣亦明制。先生一身，浑是明制”，可见中国人的确认可崔斗灿穿着的衣冠确实是明代的样式。

朝鲜人所戴宕巾

江南士人还向崔斗灿借宕巾戴用，当时的场景颇值得玩味。

一日，孙颢元谓余曰：“先生冠是奚冠？”余曰：“吾东所谓宕巾也。”孙乞暂借，余许之。孙仍着之，顾影徘徊，似有喜色。已而在座者皆以次轮着，余锷独不肯。余手指红兠作华语问曰：“什么？”孙以书对曰：“红帽。”余以笔句帽字其傍特书兠字曰：“非耶？”孙曰：是。”余又以手循其发，孙曰：“已喻。”

孙颢元等人向崔斗灿借用宕巾戴用，除了士人余锷，在座的江南士人皆轮流戴用。事实上，这些已改用清人的发式的江南士人们并不需要使用宕巾来束发。在崔斗灿看来，孙颢元心情不错，“似有喜色”。所谓“红兠”即清人常常戴用的红帽，崔斗灿在这些江南士人面前提起清朝的衣冠，难说不是故意的。崔斗灿又以手抚摸孙颢元的头发（显然孙颢元是剃发易服后清人的发式），孙颢元则回答：“我已经明白了。”孙颢元应该是明白了崔斗灿的意思：江南士人们已臣服于清朝统治，丢弃了前朝的衣冠。

清朝三品官员夏吉服冠

崔斗灿对清朝的衣冠制度也颇为关心，岭南本里收录了这样一段记录：

余到义州闻犻孤生之言，则今年江南通州漂海人自称秀才者，亦华人。生从时王之制，死从明时之制。妇人则虽满州之人，高髻长袂，纯用古制云。所谓生降死不降，男降女不降。然则华制之不亡者，如剥卦一阳，寄生群阴之下也。

在崔斗灿看来，当时中国虽然还有古制的残存，但大部分中国人仅仅是勉强维持一种“生降死不降，男降女不降”的被动的抵抗态度。而且，这种还没被遗忘的“中华制度”也只有气息残存罢了。

作为典型的怀有“小中华”思想的朝鲜士人，崔斗灿对所谓中华文化至今仍保存在朝鲜表现出相当的自豪。

（十月）十三日，阴。午时到顺安吃饭，递马。日暮到平壤。有诗曰：白马公来鸭绿东，八条一变海氓风。明夷有象登羲易，洪范传心继禹功。孔子欲居其里美，孟坚叙传厥民忠。华人亦抱殷墟痛，恨未移家向大同。

白马公指的是商朝灭亡后前去朝鲜半岛的箕子，“八条”即箕子在朝鲜开展的“八条之教”。在崔斗灿看来，处于清朝统治下的中国汉族人对依然延续箕子遗教的朝鲜，即继承了中华嫡统的“小中华”怀有相当大的憧憬，中国人因未能移居到朝鲜，所以至今还后悔不已。诗中“大同”既可以实指平壤的大同江，也可以虚指所谓的仍然在朝鲜得以延续的中华文明的“大同世界”。当然，这种看法很可能只是崔斗灿的一厢情愿，未必是当时中国人的真正想法。不过与崔斗灿有过交流的江南文士，确实也对在朝鲜仍然保存的中华衣冠抱有一定的艳羡之情。可以说引文中的诗句虽然不免夸张的成分，但就是这种夸张的表现方式反而真切地表现出崔斗灿所怀有的文化自矜心——朝鲜才是继承中华嫡统的国家。

位于平壤大同江畔的练光亭（刘红摄）

（十月）十四日，晴。仍留。其夜登练光亭。江流甚静，月色如练。亭之得名，盖取小谢诗“澄江净如练”之意也。市井之栉比，城郭之壮丽，差不及浙。而江山之形胜，则曲逆洛阳之间也。壁上有榜曰：第一江山。明学士朱之蕃之笔也。昔箕师东来，定鼎于兹。而以永明岭比嵩山，大同江比黄河。圣人明乎地者，非若后世地家流也。呜呼！盛矣！

崔斗灿认为，平壤的市井繁盛与城郭的雄壮虽然比不上浙江，但江山的形胜不逊于中国的前朝首都。在他看来，比起城市的外表景观，更重要的是城市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平壤是箕子定下的都邑，且平壤的练光亭上还有明朝学士朱之蕃写下的匾额。在此意义上，仍然保留中华文化的平壤与中国的城市相比，毫无逊色之处。对平壤的极致赞美，再次显示了崔斗灿所怀有的“小中华思想”。

在11月10日播出的《鉴宝》节目中，来自北京的一位女士和来自内蒙的郭先生各自带了一件钧窑瓷碗来到现场，两只碗个头一大一小，从釉色和胎质来看，给人的感觉也不尽相同，现场观众与赏宝人对两只碗的估价与断代也截然不同，那么到底谁的说法比较“靠谱”呢？第三位上场的持宝人带来的是近现代画家颜伯龙的作品：《山水四条屏》，颜伯龙是“京津画派”中很有影响的画家，他擅长工笔、花卉、翎毛，尤其精于花鸟，并以其特有的风格形成兼工带写、优美隽秀的颜派艺术，名噪一时。那么持宝人带来的到底是不是颜伯龙的真迹呢？第四位持宝人带了的是一方织锦，主题图案为双鹤捧寿，当初持宝人就是因为觉得这个图案吉祥，寓意美好，才花费了几百元购买了这方织锦，而这方织锦到底价值几何，持宝人可是一点不知，所以特地带来请专家鉴定，给个“说法”。最后一位上场的马先生是坐着轮椅来到节目的，他带了的是一套古籍《批点史记节略》，在节目中，马先生动情地说道：“由于身体的原因，限制了我很多兴趣，也没什么事可干。但我平时很喜欢看《鉴宝》节目，从中学到了很多知识。我就想，是不是我也能搞搞收藏，于是我就开始留意这方面。2004年，我在一个旧书店看到这本书，就买了下来，这也是我的第一件藏品。”《鉴宝》节目引领着马先生走上了收藏之路，使得他的生活打开了另一扇窗子，那么对于生平收藏的第一件藏品自己有没有看走眼呢，马先生心中实在是忐忑不安，所以他带着藏品来到了《鉴宝》节目现场。敬请关注11月10日播出的《鉴宝》节目。

藏于圆明园"文源阁"的《四库全书》毁于1860年的火烧圆明园。

乾隆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呈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四库全书》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源头和血脉。

扩展资料：

1、火烧圆明园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后，占据圆明园。中国守军寡不敌众，圆明园总管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住在园内的常嫔受惊身亡。英国军队首领额尔金在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支持下，下令烧毁圆明园。3500名英法联军冲入圆明园，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三日不灭，圆明园及附近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及海淀镇均被烧成一片废墟，安佑宫中，近300名太监、宫女、工匠葬身火海。使这座世界名园化为一片废墟。大火连烧3天3夜，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罕见的暴行。

圆明园文物被掠夺的数量粗略统计约有150万件，上至中国先秦时期的青铜礼器，下至唐、宋、元、明、清历代的名人书画和各种奇珍异宝。现仅存建筑遗址，并建立圆明园遗址公园。

2、《四库全书》的历史价值

（1）统治意义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以“稽古右文”为名，推行文化专制政策的产物，乾隆借纂修《四库全书》之机向全国征集图书，贯彻“寓禁于征”的政策，对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分别采取全毁、抽毁和删改的办法，销毁和篡改了大批文献。

《四库全书》突出了儒家文献和反映清朝统治者“文治武功”的文献，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排斥了有民主色彩或敢于批评儒家思想的文献及戏曲和通俗小说如宋元杂剧、话本小说、明代传奇等。

（2）文献意义

《四库全书》保存了中国历代大量文献。所据底本中，有很多是珍贵善本，如宋元刻本或旧抄本；还有不少是已失传很久的书籍，在修书时重新发现的；也有的是从古书中辑录出来的佚书，如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书有385种。《四库全书》的编纂，无论在古籍整理方法上，还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等方面，都给后来的学术界以巨大的影响。

《四库全书》保存中国历代不少接近失传的典籍，并校正典籍中的讹误脱漏。但修书期间同时抽毁及禁制一些书籍。乾隆一朝致力编修《四库全书》，但大兴文字狱，戕害读书人，对中国后来的科技文化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3）艺术价值

规模亘古未有。全书几乎囊括了清代中期以前传世的经典文献，是对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所存文献的最大集结与总汇。

抄录和辑佚《永乐大典》中孤本书籍。“四库“馆臣先后共从《永乐大典》中辑得失传文献500余种，其中380余种收入《全书》，120余种列为《存目》。

对图书分类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标准和部别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文献传承的科学体系。乾嘉以后，凡编纂书目者，无不遵循其制度。

开创了多层次的古籍编撰和保存工程。用新造木活字排印流通100多种珍本秘籍，即著名的《武英殿聚珍版书》。开馆之初，命馆臣从应抄诸书中撷其精华，编纂《四库全书荟要》。建造南北七阁，大力倡导藏书文化，体现传统文化尊严和价值。

-火烧圆明园

-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