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医是将中医药学基本理论、前人经验与临床实践相结合，解决临床疑难问题的典范，代表着中医学术和临床发展的最高水平。他们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是中医药学术特点、理论特质的集中体现。与浩如烟海的中医古籍文献相比，它们更加鲜活，更具可用性，是中医药学这个伟大宝库中的一笔宝贵财富。要让其得以继承，并发扬光大。开展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经验传承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临证经验研究，是中医继承工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继承是我们首先需要做好的重要的基础工作，继承是为了更好地创新，继承是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不能很好地继承，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这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佘靖在“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名老中医学术思想、经验传承研究”课题启动会上的讲话所强调的。

“医生不精于药，难以成良医”。中药药性不仅是中医理论的有力验证，也是名老中医传承、发扬中医理论的有效载体。加强名老中医中药应用经验的学习和研究，琢磨并领略名老中医中药应用经验里所蕴涵的学术内涵、临证思路，乃是中医业者拓展临证诊治思路，提高中医临床水平的有效途径。

本书以紧密结合临床，面向临床实用为宗旨，所辑录的名老中医的中药应用经验和心得体会，不仅有对传统药效的新认识、新运用、新经验，还有许多名老中医在长期临床实践中积累的，对传统药效的拓展应用，颇多独到发挥，能很好地启迪读者的用药思路。读者当在辨证论治原则的指导下，有是证用是方，有是证用是药，借鉴名医处方用药思路，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而不可盲目照搬照用，以免贻误病人。

鉴于本书所辑中药应用心得或为名老中医本人亲撰，或为其随诊门人所撰，皆能如实反映该中药的应用精华，编者未刻意加以自己的评按，以求避免不成熟的评按，甚至可能是错误的评按给读者带来误导。

文摘

最佳答案 中药文化 底蕴丰富 说到中国的药文化，由于它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所以其底蕴十分丰富。然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故而导致某些误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对药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力度很不够，长此以往，无疑对中药事业的继承、发展与推广是十分不利的。这里，择其要者，略加论述，以飨读者。在中国古籍中通称“本草”。我国最早的一部中药学专著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唐代由政府颁布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经验，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药按加工工艺分为中成药、中药材。 有人说中药就是树皮，草根，这话说对了一部分。 中药离不开树皮，草根，如苦楝根皮，牡丹皮，茜草根，白茅根等均是中药，但不是所有的树皮，草根都是中药；中药主要起源于中国，除了植物药以外，动物药如蛇胆，熊胆，五步蛇，鹿茸，鹿角等，介壳类如珍珠，海蛤壳，矿物类如龙骨，磁石等，都是用来治病的中药。少数中药源于外国，如西洋参。 目前，随着对中药资源的开发和研究，许多民间药物也归入中药的范畴。所以，中药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用于防治疾病的植物，动物矿物及其加工品，不论产于中国，外国均称中药。中药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充分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特点。 其一，毒药非“毒” 追溯到远古神农时代，《淮南子·修务训》中这样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由此，古代把所有治病的药物泛称“毒药”。《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在古人看来，是药三分毒，实际上是指药物的特性；后来才用以专指毒性较大的药物。《医学问答》对此有解释：“夫药本毒药，故神农辨百草谓之‘尝毒'。药之治病，无非以毒拔毒，以毒解毒。”医圣张仲景更有精辟之论：“药，谓草、木、虫、鱼、禽、兽之类，以能治病，皆谓之毒”，“大凡可避邪安正者，均可称之为毒药。”神农一日而遇七十二毒，是说他一日之中，辨别了 70余种药物的特性。药之特性，用对了可以治病救人，用错了就会伤人害命。对中药，一言以敝之，就是用毒药治病。神农尝百草的本草，是一种勇于探索的伟大义举，是一种舍生忘死的高尚行为。无怪对起步于先秦、成书于东汉、历经几百年、融汇了几代医药学家的辛勤劳动与智慧的第一部中药学巨著，作者们宁肯要隐去自己的姓名，而冠以“神农”之名——《神农本草经》，除了受托古之风的影响之外，恐怕也是对这位中华民族药物学的圣祖的一种纪念吧 ! 由此不难看出，“毒药”一词的丰富文化内涵。正是这毒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疗病保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二，四气疗疾 中药有“气”，“气”是什么？它能治病？我们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在《神农本草经》中说：“药又有寒、热、温、凉四气。”“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药之“四气”便由此而来。中医药理论中说到“气”，居然有 27个义项。这个“气”，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概念，而是特指“药性”。我们的先祖用寒、热、温、凉来诠释药的特性，比“毒”要具体、科学多了，这中药的补，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别具文化情趣。有补气、补心、补血、补肾、补脾、补肝、补肺、补阴、补阳等等，与之相应的 方药有“补心丹、补肝散、补肺散、四物汤、归脾汤、补阴丸、补血荣筋丸、补中益气汤、四君子汤、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百合固金汤、补阳还五汤、补肾磁石丸、补肺阿胶汤等等，有以上功能的单味药，不下数十种，举不胜举。此类补法多是补脏气。这个“补”，是调理、增强的意思；这个“气”，是指生理功能，即用药物来调理增强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使之发挥正常作用，充分体现中药对人体功能器官治本的作用。《神农本草经》中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 (即“类”)，并说：“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又说：“上药……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中药……为臣，主养性以应人”，“下药……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 所谓养命、养性，都是突出了中药调养人体的功效，从而保证机体、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正常，这就是许多人信奉中药的原因之一。这是中药学的进步，也是它的特色，这其中也充满了文化意味。中药的这种特性，被一一体现在每一味药中，因为它对于疗疾治病十分重要。对于寒病就要用热性药，对于热病就要用寒性药，这里药性与病性是相逆的，所谓相反相成，这就是药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若非如此，如果“以热益热 (用热药治热病，下句仿此)，以寒增寒”，就会导致“精气内伤，不见(现)于外”，这是治疗上的严重失误 (《汉书·艺文志·文技略》)。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严肃地批判了那些“寒而冷之(是寒病，却用寒使病症更寒，下句仿此 )，热而温之”的医生，“是重加(即加重)其病”，必导致死亡。中医药学上称这种用药方法为“正治”，即常规治法。还用一种“反治”，将在本文“其五”中有述。由此可见，运用药的“四气”来治病，是多么重要，许多服用过中药的人，或许对此知之甚少。 其三，药补趣话 此外，还有味补。《神农本草经》中说：“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这五味对人体有何作用呢？在《素问·宣明五气篇》中讲得明白：“五味所入 (即进的器官)：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可见药味不同，功效各异，原因是，酸味能收能涩，苦味能泄能燥，甘味能补能缓，辛味能散能行，咸味能软坚润下。根据五味的药用功能与进入相应脏腑的情况，也可以发挥其“补” (或补养、或调理)的作用。这些恐怕都是一般人并不熟知内涵。更有出人意料的补，将在本文“其五”中有述。 其四，君臣佐使 君臣本是一个政治术语，古代天子、诸侯都称君，辅佐君者称为臣，君臣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古代药学家将它引入药物配伍组方中，成为方剂组成的基本原则。早在西汉初年成书的《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岐伯回答黄帝关于“方制君臣”时说：“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神农本草经》说：“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欇”。明代的何伯斋更进一步阐释说：“大抵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药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使治病之药至病所者，使也”。十分清楚地讲明了君、臣、佐、使之药的功能。更详尽一点说，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作用的药物，按需要可用一味或几味；臣药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作用的药物，或者是对兼病或兼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佐药是辅助君臣药起治疗作用，或治疗次要症状，或消除 (减轻)君、臣药的毒性，或用于反佐药，使药是起引经或调和作用的药物。以《伤寒论》中第一方“麻黄汤”为例，主治外感风寒的表实证。君药——麻黄 (3两)，辛温，发汗解表以散风寒，宣发肺气以平喘逆。臣药——桂枝 (2两)，辛甘温，温经和营，助麻黄发汗解表。佐药——杏仁(70个)，苦温，降肺气助麻黄平喘。使药——炙甘草(1两)，苦温，调和诸药又制约麻、桂发汗太过。麻、桂、杏皆入肺，有引经之效，故不再用引经的使药。麻黄、桂枝、杏仁、炙甘草的药性有有次，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协调作用，形成一股强大的药力，去攻克外感风寒这一堡垒，临床疗效十分显著，成为千古名方、经方。中药方剂的组成不是几种药物的简单组合，而是在丰富的临床实践基本上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文化内涵的核心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和”。 其五，药中哲理 中药自有它的药理，如前所述；还有它的哲理，常为人所忽视或不识。我们知道，哲学是教人如何以更高层次认识事物、认识世界，并从中找出规律，以更好地指导我们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这里仅就药中哲理略谈一二。 (一)药性有“阴阳”：“阴阳”本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概括了天下万物相对的两种不同属性，大至宇宙天地，小至草木鱼虫的矛盾与对立、共性与个性，无不尽在其中。这里仅择一些与自然、医药、人身有关的概念，以见一斑：天地、日月、男女、刚柔、动静、升降、生死、长消、寒热、正邪、益损、增减、气血、脏腑……《神农本草经》说：“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后世医药学家多用“阴阳”来阐释药理。金代医家李杲在《东垣十书·汤液本草》的“药类法象”一章中说道：“温凉寒热，四气是也。温热者，天之阳也；凉寒者，天之阴也。此乃天之阴阳也……辛甘淡酸苦咸，五味是也。辛甘淡者，地之阳也；酸苦咸，地之阴也。此乃地之阴阳也。味之薄者，为阴中之阳，味薄则通，酸苦咸平是也；味之厚者，为阴中之阴，味厚则泄，酸苦咸寒是也。气之厚者，为阳中之阳，气厚则发热，辛甘温热是也；气之薄者，为阳中之阴，气薄则发泄，辛甘淡平凉寒是也……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甘涌泄为阴。”通过阴阳，既阐释了药之特性，又阐明了药之功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规律性。(二)治则有“反治”。在其二中提到了“正治”，还有“反治”。反治与正治相反，是当疾病出现假象，或大寒证、大热证时，对正治法发生格拒而采用的治法。其中有“热因寒用”，是以热药来治疗真寒假热证，要佐以少量寒药，或热药凉服才发挥作用；有“寒因热用”，是指用寒凉药治真热假寒证，要佐以少量温热药，或寒药热饮才发挥作用。这既体现了中医的辨证，又体现了用药的辩证法，具有很深的哲学内涵，这是中医药文化的独特之处。(三)补益有哲理。在其三中，讲到两方面的药补，金代医家张以正论补，颇具哲理，别树一帜。1、他在《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一文中，从扶正祛邪的角度，按照中医五行理论，认为祛邪就是扶正，独出心裁，提出了与《素问》不同的“五补”：“辛补肝，咸补心，甘补肾，酸补脾，苦补肺”的观点。以“辛”为例，辛味原本入肺，属金；肝属木，金能克木，所以用“辛补肝”(以下均仿此)。张以正治病强调以祛邪为主，认为邪去正自安，偏重攻法，他所谓“补”，实际上已含有“攻治”的意味，后世称他为“攻下派”。2、他在《补论》中，更是高论迭出：“予请为言补之法，大抵有余者损之，不足的补之，是则补之义也。阳有余而阴不足，则当损阳而补阴；阴有余而阳不足，则当损阴而补阳”。那么，具体如何补呢？他是这样阐述的：是热证，就用芒硝大黄一类的寒药，为了“损阳而补阴”；是寒证，就用干姜附子一类的热药，为了“损阴而补阳”。他的结论语出惊人：“岂可以热药而云补乎哉？而寒药亦有补之义也。”仅此二例便可以看出，这正是张从正所以能自成一家的超人之处。其中的哲理和文化底蕴，需要我们细细品味，方解药文化之三昧。(四)用药讲“中和”。“中和”是儒家的哲学，认为能“致中和”，则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说文》云：“……事之调适者谓之和。”中和，用于药理之中，含义有三层：一是调和，以不同的因素适度配合，使之比例恰当，如厨师之烹调羹汤，含有方法的意思；二是和谐、均衡、统一的状态。“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是说君子用自己的正确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使一切做到恰到好处，却不肯盲目附和。可见，君子是很懂得“和”的道理的，我们的古代医药家们就是这样的君子!杨伯峻在《论语注释》中形象地解释“和”：“和，如五味之调合，八音之和谐，一定要有水、火、酱、醋各种不同的材料才能调和滋味；一定要有高下、长短、疾徐各种不同的声调才能使乐曲和谐。”君臣佐使之中，还有一个最佳组合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麻黄汤中的几味药能达到最佳的辛温解表之效，而麻黄与细辛、羌活等辛温解表药物相配，却达不到这种效果的原因。君臣之间，不但有相互协调(配合)的关系，还有相互制约的关系，晏子说：“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而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何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意思是：君臣也是这样，不能君说可，臣也说可；君说否，臣也说否，这样“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应当君说可，臣献其否成全可，反之亦然。方药中的君臣，也是这样的道理。从麻杏石甘汤，是治疗邪热壅肺的名方，用麻黄为君药，宣肺平喘，是“火郁发之”之义，但其性温，故配辛甘大寒之石膏为臣药，石膏既可清宣肺热，又可制约麻黄温性，使其去性存用，两者相配，肺郁解，肺热清，咳喘平，疗效可靠，深得配伍变通之妙，此可谓“臣献其可而去其否”之范例。我想，中药方剂之所以有数千年的生命力，决不是偶然的，我们在本文中所提及的其二、其三、其四及其五的内容，在世界药学理论和文化中，都是独具特色、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融汇了我们祖先在药学上的唯物辩证的睿智，而且形成了中药方剂必须遵循的圭臬，还具有极其丰厚的文化底蕴。 其六，用药有兵法 古人说：“用药如用兵，任医如任将。”用兵用兵法上的战略和战术，而用药也是如此，不但要熟知药性，更要切中病机，有的放矢，才能达到治病的目的。若说用药如用兵，就必须要了解它们的比拟中的联系：药有性属类别，兵有种类装备；药有轻用重用，兵有辅攻主攻；药有缓急攻补，兵有虚实强弱；药有配伍精良，兵有出奇制胜……清代名医徐大椿，不仅精通医术，而且深谙兵法，“舞刀夺槊、勾卒嬴越(布阵指挥作战)之法，靡不宣(广泛)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曾专著《用药如用兵论》，以讲述其中的道理。他十分形象而透辟地论述道：对于循着六经传变的病邪，要预先占据它尚未侵袭的部位，就好比切断敌军的必经之路一样；对来势凶猛的病邪，要赶快守护那尚未致病的部位，就好比守卫我方险要的疆土一样；对挟带积食而造成的疾病，要首先消除积食，就好比敌方的辎车粮食已经烧毁一样；对新旧病的并发症，一定要防止新旧病邪会合，就好比切断敌方的内应一样……此外，还说到用药要辨明经络，好比派出侦察部队；依据病的寒热有反治之法，好比实施分化离间的策略……病势正在发展，就不宜在病邪猖獗时攻治，应坚守正气，好比使敌军疲惫；病势衰退，就一定要穷追病邪退去之处，再增加精锐药物，这好比摧毁敌人的巢穴。还涉及到许多方面，这里不一一例举。总之它充分启迪我们，在用药、用兵之间，去深入探讨其中的道理，决不是故意耸人听闻。徐大椿最后总结道：《孙子兵法》一书，治病的方法完全包括在里面了。多么催人深思 其七，中药理念 说到中药理念，似乎没有问题，但实际并非如此。在许多普通人、乃至专业人士中，仍对此存在模糊的认识。这里仅就一个热门话题“天然药物等于中药吗”谈谈看法。前些年当世界兴起“天然药物”热的时候，我们自己业内的人也主张用“天然药物”来取代“中药”，并说这是与世界接轨，是让西方人接受中药的一个重要举措。此举曾在药界掀起了不小的浪潮，一直延续至今。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天然药物”的提出和兴起，是西方医药界针对西方人惧怕化学合成药物的毒副作用，从而转向自然界寻找新的药物途径，通过研究，从某些含有特殊药用成分的动植物身上，运用科技提取一种或(几种)药用成分，制成药物，用于临床，这无疑是当代制药学的一个新的领域、一种新的发展。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有些人竟以接受新事物为幌子，一下子就联系上中药了，认为中药汤剂西方人说它是“一锅浓浓的草根树皮黑汤，既不卫生，又难喝，还说不清它的成分，实在可怕”；中药丸剂西方人说它是“一团黑乎乎的药丸，难以接受”。于是就下了这样的结论：中药落后，成分讲不清，应该赶紧改成“天然药物”，否则就会在国际上没有市场、没有前途。难道“中药”真的面临绝境，惨到要改名换姓才能生存的地步吗？我们的观点是明确的：“天然药物”不等同于“中药”，务请诸君保持清醒头脑。对于“天然药物”的概念与内涵，上文已做简述；而“中药”的概念与内涵，与之决不相同。尽管中药材大都取自“自然界”，有些也可以直接药用，但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药”，我们称之为“中药”的，也不是可以笼统而言的，首先，是指经过炮制的各类饮片。炮制的作用，除了清除杂质，便于制剂和服用外，更重要的是消除或减低药物的毒性和副作用，改变药物的性能，加强疗效。以地黄为例，生地黄清热凉血，经用酒蒸晒成熟地黄之后，就具有温性而滋肾补血的功效。炮制总分为水制、火制、水火合制等。水制有洗、漂、泡、渍、水飞等；火制有煅、炮、煨、炒、烘、焙、炙等；水火合制有蒸、煮、淬等。而每一种方法中又细含若干种具体方法，其内涵是极其丰富的。而这些炮制方法，现在已成为我们国宝级的机密。其次，中药是指按照四气五味、君臣佐使等特性与法则配比而成的方剂药物，而不是随心所欲的杂合物，然后根据需要，或汤、或丸、或散、或膏……由此可见，“中药”与“天然药物”，既不可混为一谈，又不可相互取代。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药，有什么必要因“天然药物”的兴起，就乱了阵营，自动退避，主动靠拢，甚至要宣告投降呢？中药，就是中华民族的药，只有首先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它的四气五味、君臣佐使、正治反治等一系列独特法则与文化内涵，是不可轻意弃置，更不可随意取代的。不能西方人说它是“一锅浓浓的黑汤”、“一团黑黑的药丸”，我们就自觉中药落后，没了底气。如果放弃了汤药，中医的特色(辨证论治)也就失去了光彩，后果严重。 现在有模糊数学、模糊逻辑，无疑都是高深的科学门类。由此我联想到了一锅汤药、一团药丸，目前对它们经过配比后的药物成分暂时说不清，那么，何不将它称之为“模糊药学”呢？由此我又联想到世界无论是自然界或是科学界不是有着许许多多的“模糊”难题在困惑着人类，等待我们去考察、研究、揭秘吗？对宇宙，我们知道了多少，又有多少模糊未知的，但是，我们不是有综合宇宙学吗？对人类居住的地球，我们依然存在许多模糊与未知，不是有综合地球学吗？就说对人体自身，我们到底还有多少模糊与未知，人类基因图谱的问世，无疑是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而综合性的人体科学还面临着多少有待探索的课题。人类不会因为对某种自然现象处于模糊之中，而去指责它；人类不会因为对金字塔等许多古代建筑处于模糊之中，而去指责它们；人类更不会对自身的器官、组织、功能模糊不解，而去责怪它们……同理，人类暂时对一锅药汤、一个药丸的成分处于模糊之中，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何况它们已存在了几千年，救治和保养的人数以亿计，仅这一条就足以证明中药的科学性与实效性。我不相信把这些道理告诉西方人，他们还要跟中药较劲 !要让世人都知道中药的内涵、中药的文化，其底蕴是何其丰富!我们的任务，在把中药推向世界的同时，要加大药文化宣传的力度。我主张“中药”与“天然药物”应该相互并存、相互借鉴、友善共存、各谋发展。世界如此辽阔，人类如此之多，不可能容不下这两种事物同生共存。它们各有特色，各有优势，完全不必“合二为一”。是金子总在闪光。西方人不是照样吃上了中国的煎饼、油条、豆汁和菜肴吗？照样唱上了中国的歌曲、京剧，说上了中国的相声，穿上了中国的旗袍、布鞋吗？如果真有需要，外国人照样会喝中药汤、吃中药丸的。 中药的配伍 配伍是指有目的地按病情需要和药性特点，有选择地将两味以上药物配合同用。、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往往是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常表现为虚实并见、寒热错杂、数病相兼，故单用一药是难以兼顾各方的。所以临床往往需要同时使用两种以上的药物。药物配合使用，药与药之间会发生某些相互作用，如有的能增强或降低原有药效，有的能抑制或消除毒副作用，有的则能产生或增强毒副反应。因此，在使用两味以上药物时，必须有所选择，这就提出了药物配伍关系问题。前人把单味药的应用同药与药之间的配伍关系称为药物为“七情”，“七情”之中，除单行者外，其余六个方面都是讲配伍关系。现分述如下： (一)单行：即不需配伍，单用一味药即可治愈疾病，称为单行。如清金散就是单用一味黄芩，治肺热咳血的病证。(二)相须：即将性能功效相类似的药物配合应用，以增强原有疗效。如石膏与知母配合，能明显增强清热泻火的治疗效果；大黄与芒硝配合，能明显增强攻下泻热的治疗效果；全蝎、蜈蚣同用，能明显增强止痉定搐的作用。(三)相使：即在性能功效方面有某些共性，或性能功效虽然不相同，但是治疗目的一致的药物配合应用，而以一种药为主，加一种药为辅，能提高主药疗效。如补气利水的黄芪与利水健脾的茯苓配合时，茯苓能提高黄芪补气利水的治疗效果。(四)相畏：即一种药物的毒性反应或副作用，能被另一种药物减轻或消除。如生半夏和生南星的毒性能被生姜减轻或消除，所以说生半夏和生南星畏生姜。(五)相杀：即一种药物能减轻或消除另一种药物的毒性或副作用。如生姜能减轻或消除生半夏和生南星的毒性或副作用，所以说生姜杀生半夏和生南星。由此可知，相畏、相杀实际上是同一配伍关系的两种提法，是药物间相互对待而言的。(六)相恶：即两药合用，一种药物能使另一种药物原有功效降低，甚至丧失。如人参恶莱菔子，因莱菔子能削弱人参的补气作用。(七)相反：即两种药物合用，能产生或增强毒性反应或副作用。如“十八反”、“十九畏”中的若干药物。上述除单行外的六个方面，其变化关系可以概括为四项，即在配伍应用的情况下：①有些药物因产生协同作用而增进疗效，是临床用药时要充分利用的；②有些药物可能互相拮抗而抵消、削弱原有功效，用药时应加以注意；③有些药物则由于相互作用，而能减轻或消除原有的毒性或副作用，在应用毒性药或烈性药时必须考虑选用；④一些药物因相互作用而产生或增强毒副作用，属于配伍禁忌，原则上应避免配用。基于上述，可知从单味药到配伍应用，是通过很长的实践与认识过程逐渐积累丰富起来的。药物的配伍应用是中医用药的主要形式。药物按一定法度加以组合，并确定一定的分量比例，制成适当剂型，即为方剂。方剂是药物配伍的发展，也是药物配伍应用的较高形式。

一、中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

中医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广大医务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一门医学。它具有自身特有的理论体系和诊疗方法，而且，正是运用这种理论的指导和方法的诊疗，才保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繁衍和健康。

从古到今，也为许多国家所重视、引进和应用，甚至许多中医学家也成为世界近代史上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家，如李时珍。

中医学不仅是中国医疗科学技术的伟大宝库，在发展过程中，也充分吸收和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多方面的内容和特点。中医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温床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医学在思想、理论、观点，甚至具体内容上，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

二、中医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和脊梁

1、中医药有西医药根本无法比拟优势

（1）中医药标本兼治，西医药标本不治

中医药是整体调理，西医是对抗性治疗，对症下药的中药几乎没有副作用，西药副作用大且有耐药性。

中医药有“简、验、便、廉”的特色，西医的科技手段有严重缺陷;“慢中郎”是对中医的误解。

在一般人印象中，诊断和治疗疾病还是要靠西医，只有在某些慢性病、西医没有好办法解决时，可以考虑去看中医，但中医最多也只能辅助西医进行调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急性病如感冒、肠炎等，还是西医治疗快，中医疗效慢；急救靠西医，中医不会急救。

（2）中医药能抵御大疫情，西医药则反映慢

中医是以不变应万变，西药则必须出现新病后，提取细菌，再培植，用于治病，这样快则半年，慢一两年三四年甚至无法研制出新药，如治艾滋病的药。而中医辩证论治效果显著。

（3）中医是中华文明的符号和象征

中医药学术体系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是我国最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科学门类，它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作出过不朽的贡献，在现代医学较为发达的今天，仍然在为维护人类健康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中医自己形成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它就具备双重内涵，一个就是它的人文属性，它是一种哲学医学模式，它讲整体观，讲天人合一，讲阴阳，讲这个人要平和，阴阳的本身就是平和，和现代科学认为人体和任何一个生命体的内稳定保持平和完全是异曲同工。这就是它的人文科学部分。

2、否定中医是没有文化自信

中医药学术体系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是我国最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科学门类，它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作出过不朽的贡献，在现代医学较为发达的今天，仍然在为维护人类健康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近年来，中医药技术受到越来越多外国人的欢迎和喜爱，形成了世界范围的中医热。世界卫生组织在2003年《全球传统医学发展战略》中，明确指出针灸、中药等传统医药正在全球获得广泛重视，并盛赞中医药学是世界传统医学的榜样。

3、中医药价格低廉，西医药价格高昂

美国也承担不起西医药的药用，何况中国。发展西医药，是拼资金和技术，中国没优势，而发展中医药，中国有核心技术，可全世界的医药市场上叱咤风云。

三、中医学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医学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发展直接影响中医学及其医德的发展水平。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及传统文化的发展水平不同,医德的成就和进步也不同,特别是封建社会几个阶段的发展,更清楚地表明医德的发展不是孤立的。

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与医德的关系,有利于医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扬光大。

扩展资料

中国药医（中医）特点：

中医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其独特之处，在于“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及辨证论治。

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由阴阳两大类物质构成，阴阳二气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并时刻都在运动与变化之中。

在正常生理状态下，两者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一旦这种动态平衡受到破坏，即呈现为病理状态。而在治疗疾病，纠正阴阳失衡时并非采取孤立静止的看问题方法，多从动态的角度出发，即强调“恒动观”。

认为人与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即“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人的生命活动规律以及疾病的发生等都与自然界的各种变化（如季节气候、地区方域、昼夜晨昏等）息息相关，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不同及人对自然环境的适应程度不同，其体质特征和发病规律亦有所区别。

因此在诊断、治疗同一种疾病时，多注重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并非千篇一律。认为人体各个组织、器官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不论在生理上还是在病理上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

因而从不孤立地看待某一生理或病理现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多从整体的角度来对待疾病的治疗与预防，特别强调“整体观”。

-中医

中医是延续几千年的古代智慧，到现在仍然在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是中医是非常讲究药方的东西，因为中医的药方你不能完全从科学的角度去出发，去分析它各种各样具体的化学成分，但是它综合到一起的时候就是有作用。

之所以古代的一些药方，它比现代人总结出来的药方更有用，就是因为古代它更多的是使用中医的，因为西医传入我国才几百年的时间，而中医在我国已经应用了几千年，那个时候广大人民群众生病了，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普通百姓都需要中医的帮助，有无数的案例病例能够去总结经验，找到最合适的药材应用比例，自然能够总结出更加经典的药方，但是现在中医的应用范围已经大大受到了限制了，也越来越少人去使用它了。

现在中医更多的成了一种保健的养生的帮助工具，而不是说看病的工具，因为很多疾病，人们更多的是认为西医无论是开刀做手术还是打点滴输液的这种方式都会有更好的效果，治愈的周期更短，所以更多人愿意采用西医，但现在中医就逐渐的没落，没有大量的案例去实践，没有经验的总结，自然不可能总结出经典的药方，但是也不是说所有古代的药方到现在都能够适用，因为有的药材它可能性状发生了改变，名字发生了改变应用了环境也发生了改变，这得看实际的情况。

中医能够延续几千年，显然是有着自身的智慧的，也是有其应用空间的，只不过我们现在在中医传承的过程中似乎丢失了一些东西，导致中医发挥不出原有的作用。如果中医就只有现在这些作用的话，他很难让古代那么多人能够度过疾病的难关，所以很多人猜测中医似乎缺失了一点儿东西。

中医四大经典著作

中医奠基之作——《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由《素问》和《灵枢》组成，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大约成书于战国至西汉时期，它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的医学成就，创立了祖国医学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中医学发展的基础，始终指导着祖国医学的发展，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素问》共24卷，81篇，所论内容十分丰富，包括阴阳五行、脏象气血、腧穴针道、病因病机、诊法病证、治则治法、医德养生，运气学说等，较为详尽地论述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的有关内容，突出了古代的哲学思想，强调了人体内外统一的整体观念，从而成为中医基本理论的渊薮;

《灵枢经》共12卷，81篇，所论内容十分丰富。该书以整体观念为指导，以阴阳五行学说为依据，较为详尽地论述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和养生的有关问题，全面阐述了五脏六腑、精神气血津液、人体气质类型等内容，成为中医基本理论的渊薮。特别是对经络腧穴理论和针刺方法的记载更为翔实，例如对针法的论述，不仅强调了守神、候气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数十种针刺方法，还详细介绍了针具使用、针刺部位、针刺深浅、针刺禁忌、针刺与四时的关系等内容，为后世针灸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医理论名著--《难经》

《难经》，原名《黄帝八十一难经》，三卷，原题秦越人撰，但据考证，此书为一部托名之作，约成书于东汉以前（一说在秦汉之际）。《难经》是中国经典的中医理论着作，“难”含有“问难”之义，或作“疑难”解，“经”乃指《内经》，“难经”即“问难《内经》”。　

　　此书的着者把自己认为的《内经》中的难点和疑点提出，然后逐一解释阐发，并且对部分问题做出了发挥性阐解。全书共分八十一难，分别对人体的腑脏功能形态、诊法脉象、经脉针法等诸多问题逐一进行了论述。内容包括脉诊、经络、脏腑、阴阳、病因、病理、营卫、俞穴、针刺等基础理论，同时也列述了一些病证。该书以基础理论为主，结合部分临床医学，在基础理论中更以脉诊、脏腑、经脉、俞穴为重点。其中一至二十二难论脉、二十三至二十九难论经络、三十至四十七难论脏腑、四十八至六十一难论病、六十二至六十八难论俞穴、六十九至八十一难论针法。书中对命门和三焦的学术见解以及所论七冲门（消化道的七个冲要部位）和八会（脏、腑、筋、髓、血、骨、脉、气等精气会合处）等名目，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此外，该书还明确提出“伤寒有五”（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并对五脏之疾，泄痢等病多有阐发，对后世伤寒学说和温病学说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诊断学、针灸学的论述也一直被后世医家所遵循。　

外感巨著---《伤寒杂病论》

《伤寒论》为汉代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所著，被历代奉为中医的经典著作。该书所运用的辨证论治原则和方法，确立了中医诊治疾病的规范；所记述的理法方药相结合的辨治经验，对中医临证医学的发展影响极其深远；所记载的大量复方，组方严谨，疗效显著，被后世称作“众方之祖”。

《伤寒论》全书共10卷，22篇。内容包括辨太阳病、辨阳明病、辨少阳病、辨太阴病、辨少阴病、辨厥阴病脉证并治，主要论述了伤寒六经病的脉证治法，是《伤寒论》的主体组成部分；尚有“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3篇，分别论述了伤寒、杂病的脉证预后以及伤寒的病因、病机、传变等；还有痉湿暍、霍乱、阴阳易、差后劳复等病的证治以及汗、吐、下等治法的应用范围和禁忌证。后世多数学者认为，“辨脉法”、“平脉法”、“伤寒例”3篇及“痉湿暍、“汗、吐、下可与不可”等条文非仲景笔，系王叔和编撰增入，故自明代以后多删而不录。

本书是我国第一部理论联系实践、理法方药齐备的临床医学巨着，书中按伤寒传变规律，以条文的形式逐一辨治，言简间赅，辨证严谨，治法灵活多变，制方药少而精，故被历代医家尊为“经典”，对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实践证明，该书辨证论治的原则不仅适用于伤寒病的治疗，而且是指导其他临床各科治疗的准则；其所运用的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基本治法，被后世广泛应用；其所创制的113个基本方剂，如麻黄汤、桂枝汤、承气汤、白虎汤、小柴胡汤、理中汤、四逆汤、五苓散、泻心汤、乌梅丸等，成为临床广为应用的有效方剂。可见。《伤寒论》对祖国医学做出了重大贡献。

现存最早中药专著--《神农本草经》

《神农本草经》，又名《神农本草》，简称《本草经》、《本经》，撰者不详，“神农”为托名，《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着，是我国早期临床用药经验的第一次系统总结，历代被誉为中药学经典着作。

神农本草经》全书分三卷，载药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分为上、中、下三品。书中以简练古朴的文字阐述了中药理论的精髓，对每一味药的产地、性质、采集时间、入药部位和主治病症都有详细记载；对各种药物之间如何相互配合应用，以及简单的制剂，都做出概述。我们的祖先在两千多年前，通过大量的治疗实践，已经发现了许多特效药物，如麻黄可以治疗哮喘、常山可以治疗疟疾、大黄可以泻火等等，这些都已用现代科学分析的方法得到证实。　

　　《神农本草经》依循《内经》提出的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也将药物与朝中的君臣地位相对应，进行类比，来表明其主次关系和配伍的法则。《神农本草经》对药物的性味也做出了详尽的描述：指出寒、热、温、凉四气和酸、苦、甘、辛、咸五味是药物的基本性情，可针对疾病的寒、热、湿、燥等不同性质选择用药。寒病选热药；热病选寒药；湿病配温燥之品；燥病须凉润之流。此外还参考五行生克的关系，对药物的归经、走势、升降、浮沉都很了解，这样选药组方、配伍用药，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治疗效果。《神农本草经》中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则，在几千年的用药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