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79年西晋从古墓中出土的神秘古籍,是一本什么书?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10-05浏览:3收藏

公元279年西晋从古墓中出土的神秘古籍,是一本什么书?,第1张

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有一部充满神秘色彩的《竹书纪年》。《竹书纪年》是西晋时从古墓中发现的一部先秦纪年体史书。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十月汲郡汲县(今河南汲县)的一座战国时魏王的墓被盗,墓中沉睡了五百多年的一批古书得以重见天日。这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据说整整装了几十年。晋武帝对这一发现十分重视,命令将墓中出土的全部文物“藏于秘府”。

两年后,西晋朝廷征调了一批当时著名学者,对这批竹简古加以校读整理并将它们由古文改写为当时通行的隶书字体。

这批竹简是什么样子呢

据有关资料,竹简用素竹编联成册,每长度约为晋尺二尺,当战古尺二尺四寸,一简四十字,分为两行,每行二十字,用黑漆书写。简上文字为战国古文,即篆书,人们习称为科斗文。这种文字在秦统一后即已废弃,到了晋代、在当时人们看来简直茫光然若天书,且由于盗墓者的破坏,灯简散乱不全,所以整理起来十分困难。学者们整整花费了二十年时间,才大体整理完毕,计编校出古书十六种七十五篇,包括传世的《易经》《国语》等。

其中尤使人注目的是十三篇编年体史书,记载了夏、商、周、三代史事,西周灭亡后,即接晋国纪年,至战国三家分晋后,又用魏国纪年至

“今王二十年而止”,

所谓今据推算为魏襄王,襄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99年。令人惊异的是,这部书记述的许多史事与儒家经典所言截然相反,如太甲杀伊尹,文王杀季历、幽王被逐等。以幽王时史事为例,史书称周、召二相共和,竹年称是共伯和执政,孰是孰非,这就在当时学术界中引起轩然大波,至今仍未得出定论。

唐代以后,随着儒家思想统治地位加强,与儒家经典不合的《竹书纪年》,为世人所漠视,经唐末五代战乱,到宋代仅剩残本三卷,约在宋末元初,连残本也流失了。

后代又出现了今本和古本。

今本是元末明清以来的通行本里混入了某些其它古书的内容。一些学者鉴于此,从古书中汇辑出竹书纪年的佚文,即竹书纪年的“古本”。古本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订正和补充一些史籍的失误和遗漏。如《史记》记战国自田成子杀简公自立为齐王,至秦灭齐,共历十世。但《纪年》则记为十二世,与《庄子·肤箧》

“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

的记载是一致的,纪年的记载是正确的。

其记越王朱句名,《史记》中不见。传世的与新发现的两柄越王州句剑铭文有

“越王州句自作自剑”

说明历史上确存在过一位名闩“朱句”的越王。又是《竹书纪年》的记载正确。

再如《尚书·无逸》篇提到商王中宗。《史记》认为中宗为太戊,《竹书纪年》则称“

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

殷墟卜辞出土后,人们发现甲骨文中有“中宗祖乙”四字连文,证实了纪年记载的正确性。

而今本竹书纪年,经著名学者王国维考证,为后人重编,有许多作伪的东西。

关于《竹书纪年》至今还有不少没有解开的谜。

其一、《竹书纪年》是不是晋之《乘》?

《孟子》曾提到

“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秦焚书坑儒后,除鲁之《春秋》外,其他诸侯国的史书差不多都失传了。那么《竹书纪年》按其用晋国纪年,是否与晋之乘有关系呢历代史学家就持有这一看法,并为许多学者赞同,但这仅是推测,无直接证据。

其二,所谓今本《竹书纪年》,究竟哪些为原文

哪些是混入的他书,仍然没有完全弄楚。

所以史学家没有绝对把握,是不会随引用今本《竹书纪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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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简单介绍各时期的瓷器造型及纹饰。

(一)魏晋南北朝瓷器的造型、纹饰特征

从墓葬出土情况可以看出,自汉代出现瓷器以来,发展到六朝时期,青瓷逐渐代替了青铜器、漆器。大陆很多省份的汉墓出土的陪葬品以青铜器、漆器占主要比重,而江南六朝时期的墓葬出土的器物绝大部分是青瓷器。表明青瓷已经成为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具。出土的这一时期的瓷器,其造型、纹饰与汉代陶瓷、青铜器有很密切的继承关系。

西晋青釉洗,腹部有一条印纹饰,两面帖铺首衔环,具有明显的汉代特征。这类青釉洗出土数量很多。青釉三足尊,也饰有印纹饰,下为三个熊足,两面贴奔兽纹,另两面贴铺首,造型、纹饰也具有汉代特征。槅,汉墓出土有青铜槅、陶槅,器形特点为平底。西晋青釉槅胎体厚重,为拿取方便,底边镂空。西晋谷仓,上部中心为主罐,周围有四个小罐,是继承东汉五联罐和五管瓶造型而略加变化,上面浮雕佛像、鸟雀、动物,下部为罐。谷仓是墓主生前庄园情况的真实写照,也表示其企望死后能过如生前一样仓满粮食的富有生活。谷仓在江南地区稍大一点是吴、西晋墓葬中都有出土,有铭文谓之“廪”者,是装稻谷的,北方装谷的叫仓;虎子,汉代多有提梁,西晋保留了这一传统,采用立烧,口向上,臂部触地。东晋虎子也采用这种立烧法。圆虎子多为正烧。虎身一般刻划飞翅纹。西晋牛头罐,肩上有两个鼠形系,是这一时期比较少见的。从以上器物可以看出西晋瓷器的器形种类及装饰特征。造型上多取自汉代铜器、陶器,壶、罐一类器物造型比较矮胖。装饰上也借鉴铜器,多于壶、罐、洗、碗等器物的肩、腹部饰一条带状印纹装饰,间饰铺首衔环、兽纹等。

东晋瓷器种类与西晋相近,造型上的显著变化是器形向瘦高发展,肩部的系多为桥形,故称桥形系。装饰上以光素为主,少量器物的口沿、肩腹部、动物眼睛等部位点以褐色斑点,形成了这一时期器物的装饰特点。从最具有代表性的鸡头壶(罐)的演变,可以看出各时期瓷器造型与纹饰的特征。西晋鸡头罐,肩有双系,双系间饰鸡头、鸡尾。西晋早期罐的最大腹径在中间,以后重心上移,最大径在肩部,腹径与罐的高度大体相近,所以给人以矮胖的感觉,肩部有印纹饰,东晋鸡头壶盘口,壶颈较长,桥形系,有的壶口沿饰褐斑,鸡头有颈约一寸左右,鸡尾则演变为壶柄,壶的高度明显大于腹径,故给人以瘦长感觉。除青釉以外,还有黑釉鸡头壶。黑釉在汉代已经出现,东晋继续烧造,目前发现烧黑釉的仅有浙江的余杭、德清两窑,两窑同时也烧青釉。到南朝时期,鸡头壶壶身更长,柄向上发展,装饰上出现复线莲瓣纹。莲瓣纹的出现与东汉佛教传入有关。这一时期其它器物如盘、碗、罐等也有饰有莲瓣纹,形成了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东晋除鸡头壶以外,还有羊头壶,其数量少于鸡头壶,但目前出土数量逐渐增多。香薰,两晋墓出土不少,西晋造型继承汉代特征,球体上镂孔,球体与承盘之间有三足。东晋改为以支柱连接球体与承盘。

南朝仰覆莲双系壶,短流、柄上翘,出土数量不多。北方青瓷以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的莲花尊为代表。莲花尊北魏墓出土两件,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各收藏一件。通体饰上覆下仰的莲花,洞窟艺术中的飞天也出现在莲花尊上,还有团花、兽面纹、叶纹等,装饰极为丰富。莲花尊南方亦有出土,却没有北方的气魄雄伟。北方莲花尊胎体厚重,釉厚的地方近于黑色。可以肯定,南北朝时期,南北方都烧造这种器物,但窑址在南北方都未发现。河北只发现有类似莲花尊特征的标本,在山东淄博窑发现了浮雕莲花瓣,这只是一点线索,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北朝青釉莲花罐,上有浮雕莲瓣,莲花瓣是印好后贴上去的,肩部有六个桥形系,是沿用东晋时的样式,但较东晋时的粗壮。这类器物出土日益增多,北朝晚期釉中含铁量较低,故釉色为浅青色,与隋代的较为接近。北朝贴花罐,含铁量高,釉为黑褐色并有窑变。河南北朝北齐墓出土的黄釉绿彩罐,是唐三彩的前身,唐三彩一般为黄、绿、白(蓝)。其发展过程是:从汉代单色釉到北朝的黄釉绿色再到唐三彩。北朝褐釉印花扁瓶,高7厘米,两面印舞蹈人物纹,其人物形态、串珠纹具有西亚地区风格。此种扁瓶北朝晚期出现,隋唐都有烧造。

南北朝时期瓷器继两晋继续发展,可喜的是北方瓷发展起来,而且有一些质量很好的器物。它改变了以往仅靠南方烧造瓷器的局面,同时为北方瓷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隋、唐、五代瓷器的造型、纹饰特征

隋青釉印花四系壶,高35厘米,盘口、长颈、长圆腹、平底。肩部四个双条形系,颈、肩、系、腹部作四层印花装饰,印花为扇形花瓣组成的团花和叶纹。这是隋代瓷器的装饰特点。釉施至腹部,下半截露胎,是隋代青瓷施釉的一般规律。湘阴窑、淮南窑、安阳窑产品多采用印花装饰。常见的有朵花、草叶、莲瓣、几何纹等,多为独立的花、叶,连续的花纹不多见。

隋青釉高足盘,南北方瓷窑皆大量烧造,是隋代具有代表性的器形。隋青釉四系罐,施半釉,肩有四个双条形系,系高于罐口,是隋代器物的造型特点。

隋白釉龙柄双联瓶,可谓北方白瓷的代表。双瓶相联,以龙为柄,龙张口,双双衔住瓶口,造型生动。此瓶胎色较白,质地坚硬,施釉不到底,釉层薄而微微泛黄。自北朝北齐出现长颈瓶以来,至隋代瓶式更为丰富,以后历代均有烧造,造型各不相同。

唐代青釉黑斑壶,壶身画圆圈纹,系唐代特征。黑褐斑装饰西晋晚期出现,东晋盛行,唐代沿用,但数量不多。吴越王钱氏墓出土薰炉等两件大器,顶、盖镂空,周身用褐彩绘云头纹,是晚唐时出现的。浙江青釉壶,短流,平底,双带形柄。青釉玉璧底碗,碗壁45度斜出,点褐斑。窑址未发现,只能定为浙江产品,日本出光美术馆有收藏。

唐代北方盛行白瓷,白瓷器物腹部丰满,平底。平底无釉是唐代瓷器的特征,青、白、黑釉都如此。到唐代晚期,出现少量圈足器物。定窑壶,短流,双条形柄,腹部丰满,平底,河南、西安的大型墓葬出土较多,河北唐墓亦有出土。唐代定窑白釉碗,玉璧形底,有的为唇口,这种碗出土于公元763~840年间的墓葬,说明盛行于这80年间。除白釉外,还有青釉玉璧底碗。邢窑白釉盏托,五出口,卷荷叶边。五出口器物还有盘、碗等,是唐后期开始出现的,直至五代。唐中期以前碗为四出口,器里凸起四条线。北宋器物为六出口。因此,从器物口部花口四出、五出、六出就可以判断出它们是唐中期以前、晚唐、五代或宋代的器物。花口碗是在胎半干时用工具按出几条线,外为阴线,里为阳线。邢窑五出口碗是晚唐、五代之间的产品。

唐青釉凤头壶,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造型、纹饰受波斯文化影响,又有所区别。柄、流用中国传统的龙、凤装饰;纹饰中人物形像为西亚人,花叶与南北方青瓷亦不相同。北方青瓷中有40年代出土的凤头壶。除青釉以外,三彩凤头壶比较多,以洛阳、西安两地出土得为大宗,很多已流传到日本等国家。宋代仍有凤头壶,福州宋墓出土的白釉凤头壶,没有贴花装饰,亦无柄,只保留唐代凤头壶造型的遗风。

青釉鱼形瓶,唐代后期开始出现,越窑、广东梅县窑、湖南、长沙窑都有这种器形,三彩亦有这种器形。瓶以双鱼为身,背部有脊,并刻划鱼眼、鱼鳞,有的脊呈水槽形,可以穿带提起。到五代,定窑还烧制白釉双鱼瓶。

海棠式杯,是唐代常见的器形,口部为四瓣花口,杯外刻线,里有凸线。越窑、长沙窑、邛窑都烧制这类杯。上海博物馆收藏一件越窑青釉海棠式杯,口径30厘米,是国内最大的一件。传世品中小海棠式杯较多。

长沙窑贴花壶,贴棕榈树及两只飞鸟,贴花装饰最早见于唐三彩,在瓶、罐等器物上先贴花,后上釉。贴花一般采用局部帖花,内容有奔兽、狮子、团花、宝相花等,与丝绸印染有关。唐乾封三年(668年)白釉帖花钵,比长沙窑早,纹饰风格亦有西亚遗风。长沙窑的贴花有棕榈树、栏干、舞蹈俑和葡萄等纹,并有贴花的陶范出土。长沙窑白釉绿彩器产量多,用绿彩绘花草、菱形、几何、山形纹。白釉绿彩是北方河南、河北地区经常采用的装饰,但多点彩或条彩,以绿彩画纹饰的还没发现。长沙窑釉下彩绘装饰是其首创,它的出现对以后的磁州窑、吉州窑有很大影响。长沙窑釉下彩绘以氧化铜、氧化铁做呈色剂,绿色是氧化铜,红色、褐色是氧化铁。氧化铁在釉下呈褐色,在釉上呈红色。呈红色的器物长沙窑出土有十几件,纹饰有花奔、禽鸟、动物、龙纹。长沙窑以诗词作装饰的也很多。婴戏纹注壶,绘一孩童持荷奔跑。仅发现一件,婴戏纹在唐代尚属少见。长沙窑壶,短流,流一般呈八方形。北方邢窑、定窑的壶,流为圆形。越窑壶,流有八角、圆形。长沙窑壶,壶身为六瓣瓜棱形,双带形柄,流比唐代其它瓷窑产品略长,造型上仍具唐代遗风,实际上是北宋早期的产品。

花瓷拍鼓,在河南鲁山窑发现大量腰鼓残片。除鲁山窑外,河南禹县唐代也烧拍鼓,与鲁山窑产品有共同特征,都是黑地月白色斑纹,鼓身饰有七条弦纹。此外,陕西耀州、山西交城也烧拍鼓。除以上四个窑以外,估计还有窑烧这种拍鼓。传世的陶俑中,有作拍鼓动作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代音乐发达,宫廷乐队多,乐器需用量大,拍鼓正是应这种需求而生产的。花瓷除拍鼓以外,还有黑地白斑罐,月白地黑斑罐,茶叶末釉地月白斑壶、罐,是利用釉中含铁量的不同,而产生出的不同的色调效果。禹县、内乡(邓窑)、鲁山都烧花瓷器物,但产量最大、质量最好的还是鲁山窑。

唐代绞胎枕,是利用二三种不同颜色的泥组成花纹装饰。这类枕底部有铭文“杜家花枕”或“裴家花枕”。由此得知,这种枕唐代称之为“花枕”,杜、裴为作坊姓氏。上面的小圆圈图案是模仿金银器、漆器的。在陶瓷发展史上,瓷器受其他工艺品影响的例子是比较常见的。

(三)宋、辽、金、元瓷器的造型、纹饰特征

越窑六瓣棱形壶,周身分六等分,通体刻划双复线莲花瓣,与其它窑不一样,是越窑宋代早期常见的形制。五管瓶,最早见于越窑,以后龙泉窑、景德镇窑,河北、河南的磁州窑系诸窑都烧制五管瓶。最早的五管瓶五管较短,以后逐渐向长演变。北宋早期越窑盛行刻划莲瓣纹,此装饰在浙江其他瓷窑如宁波、鄞县窑亦采用。有些器物上有北宋纪年铭文,证明它是北宋比较流行的纹饰。越窑青釉执壶,上刻有莲瓣纹,过去定为五代,从近十年墓葬出土情况看,五代墓没有出土过这类器物,却出在北宋早期墓中,由此证明是北宋早期的,过去一些图录中把细线划花的器物定为五代,从墓葬出土情况看,也属北宋早期的产品。

注子、注碗,原来是金属器,用于温酒。北宋时期,青白瓷注子、注碗出现。据出土资料统计,国内南北各地出土了几十套,出土范围北至辽宁,南到浙江、江西,浙江海宁县就出土了几十套,都是景德镇的产品。注子多配以坐狮形盖,壶身有圆形、瓜棱形,多花口,碗里心一般刮釉,使注子放上不致于滑动,稳定性好。除青白瓷以外,陕西耀州窑亦发现青釉圆形注碗。南宋时期,景德镇生产的青白瓷,釉中含铁量高一些,故大多数青白瓷釉发青。日本、韩国出土的这类青白瓷数量很多。青白瓷梅瓶,口向外折,短颈。与北方河南、河北、山西的梅瓶相比,景德镇瓶口部外折部分较薄,而北方瓶口外折部分较厚,形成了南北方梅瓶不同的造型风格,青白瓷经常采用的装饰是刻花篦划或篦点纹。湖田窑青白瓷釉色好,底足露胎中心呈黑、褐色,具有湖田窑的特色。

北方磁州窑系的剔花,是在剔花之前先上白色陶衣,然后剔掉花纹以外的地子,露出胎色,有的为深灰色,有的是土**或褐色。剔花执壶,河南登封窑出土过局部标本,可能是登封窑的产品。这类剔花壶、瓶北方河南、河北出土很多,完整器物大多流落到日本,国内反而少见。磁州窑系剔花枕,为不规则的八方形,中间菱形开光,两边花叶纹,通气孔在右侧。传世这类风格的器物见到有30多件,是一个窑的产品,窑址还未发现,估计是山西烧造的。30多件枕,包括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几件。

黑釉剔花罐,过去定为磁州窑,现在证实是山西窑烧造的。山西雁北的大同、怀仁、浑源等窑都有这类标本。

白釉剔花再罩绿釉,是磁州窑的特殊装饰。其他窑未见,磁州窑窑址出土过这类标本。到元代,绿釉下改为画花,菲律宾出土了很多元代磁州窑的绿釉画花器物。

磁州窑白釉划花,花纹以外的地子为篦划纹。篦划纹是用六或七齿工具划出的复线。此纹饰北方使用比较普遍,磁州的观台、彭城,河南禹县扒村,山东淄博等窑都采用这种纹饰,纹样内容丰富。

磁州窑的白地黑花为此窑的中档商品,黑花上再划花纹,属高档商品。由于磁州窑属民间瓷窑,所以纹饰往往一挥而就,线条自由奔放。龙纹瓶,龙体削瘦,龙首像狮子,嘴、眼传神,三爪有力,艺术水平很高。白地黑花枕,画冬景寒鸦,有宋人画意。梅瓶,造型美,纹饰很精。

珍珠地六管瓶,珍珠地是仿金银器纹饰,上面还有绿彩,是磁州窑系产品,估计河南烧造的可能性大。

定窑印花龙纹盘,这类标本遗址出土很多,是北宋后期哲宗、徽宗使用的宫廷用瓷。有的底部刻“尚食局”三字,是宋代御膳房使用的。定窑为民间烧制的瓷器数量很大,印花纹饰亦很精美,从纹饰上看不出从草创到发展成熟的过程。就一般瓷窑而言,其产品都有一个从初期简单草率,到以后逐渐复杂、精美的发展过程。而定窑印花水平一开始就很高,定州不仅出瓷,也出缂丝。缂丝在宋代也很有名,有可能定窑印花是借鉴缂丝完整的图案纹饰,刻成陶范再印到瓷坯上。唐宋瓷器向同期工艺品种借鉴的例子有很多,如青白瓷。景德镇五代时期的窑有五处,同时烧青瓷、白瓷,到北宋,青瓷、白瓷突然不见了,出现青白瓷,这也违背一般瓷窑的发展规律。一个窑的瓷器品种有一个继续发展,逐步衰落的过程。景德镇宋代一改前朝的青瓷、白瓷品种,而烧青白瓷,究其原因,是借鉴了同期的玉器工艺。宋代流行青白玉,那是上层社会宫廷、达官使用的,平民绝无条件问津。为适应民间需要,景德镇仿青白玉效果,大量烧制青白瓷。宋代李清照《醉花阴》中记载的“玉枕纱橱”中的“玉枕”实指青白瓷枕。

金代花口瓶,五瓣口向下翻,绝大多数出于瓷窑遗址金代地层和金墓之中。曲阳出土了白釉花口瓶。钧窑烧月白釉花口瓶,磁州窑烧三彩花口瓶,颈、腹、足各占三分之一,造型独特。

金代南北方都出现一种黑釉起白或褐色线纹装饰的器物。线的排列方法有满线、三线一组,一、二、一间隔排列等形式。河北磁州,河南禹县、鹤壁,山东淄博,四川广元等窑都有烧造。目前可以判断传世品窑口的只有淄博窑,其特点是黑釉罐上满线纹,但在双系下,有交叉的两条线纹,可以断定是该窑产品,日本、英国分别收藏一件淄博窑的完整器物。四川广元窑的黑釉起线纹罐与其它窑的同类器物又有所不同。它是经过两次烧成的,先素烧坯,再上釉二次烧成,在窑址中采集的标本有素烧坯及二次烧成的器物标本。

(四)明清瓷器的造型、纹饰特征

明清两代瓷器的造型更加符合实际生活的需要。瓶、罐、壶、盘、碗等器物都有多种形式。青花瓷器为明、清两代瓷器生产的主流,历经四百年盛烧不衰。不同时期使用不同的青料并由此产生不同的色调效果与风格,这已成为判断瓷器年代的重要依据。

永乐、宣德青花瓷器在造型、纹饰上受到了西亚银器、铜器的影响,执壶、花浇、折沿盆、烛台、钵等都具有西亚作风。梅瓶、扁瓶、天球瓶以及各式罐、盘、碗、洗等是这一时期常见的器形。纹饰中以龙凤纹占主要比重,并贯穿于整个明、清时代。

正德瓷器因明武宗的妃子信奉回教,故瓷器装饰上的显著特点是阿拉伯文较多。

嘉靖瓷器造型的特点是葫芦瓶较多,方的、圆的、上圆下方的、高的、矮的、大的、小的,应有尽有。此外,方形器物较多。由于世宗信奉道教,故纹饰上道教色彩浓厚,典型的纹饰有八仙人、云鹤八卦。缨络纹也是这时期长见的纹饰。

康熙时期民窑瓷器有很大的发展,外销数量很大,欧洲收藏有大量康熙民窑的瓷器。双耳盖瓶等具有欧洲瓷的造型特点。人物纹、山水纹凤尾尊、棒棰瓶比较多见。康熙青花由于使用云南珠明料,蓝色明亮,层次较多,具有水墨画的效果。

五彩瓷器始于明代宣德年间,嘉靖、万历时期得到了很大发展。而到康熙时期,釉上蓝彩取代了釉下青花、黑彩、紫彩、金彩大量使用,另外红、绿、紫彩还可分化出深浅不同的色调。纹饰题材几乎无所不包,人物、鸟兽、花草、虫蝶生动而艳丽,达到了历史上五彩瓷器的发展高峰。

商代人们对自然界现象不认识,不理解,而产生祭祀天地山川,崇拜鬼神。反映在青铜器纹饰上,多属抽象、幻想的动物,给人以神秘、庄严、肃穆之气氛。在商代前期青铜器纹饰较简单,大都饰以单线条的饕餮纹,夹以圈带纹、乳丁纹和涡纹等。商代后期,流行繁缛花纹,主要表现以云雷纹为地纹,主题纹饰除饕餮纹外,还有蝉纹、鸟纹、龟纹、蛇纹等动物纹和各种几何形纹饰。花纹往往遍布器物全身。商末周初,社会动乱,天命观动摇,是西周青铜器纹饰变化的重要因素。此时已不是狂热的崇拜鬼神,而是较多地注意对祖先的祭祀,作器铸铭文,以颂扬先人的功德,宣扬夺取政权符合天命,以巩固政权。

1兽面纹古称饕餮纹,(饕餮为传说中贪食猛兽之名),古人认为此兽有首无身极为恐怖,实际上这类纹饰是各种各样动物或幻想中神兽的头部正视图案。后另名为兽面纹,比之饕餮纹更确切、明了。 兽面纹主要的装饰对象是鼎,青铜鼎除了作为实用器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用途,就是作礼器使用。兽面纹大都以夸张的兽面、简洁的线条来修饰器物,相信这同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和社会宗法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是研究古中国的社会、经济与宗教的主要依据。 兽面纹的特点是以鼻梁为中线,突出正面造型,两侧作对称排列,上端第一道是角,角下有目,较具体的兽面纹在目上还有眉,目侧有有耳,多数有爪,两侧有左右展开的体躯或兽尾,少数简略形式的则没有兽体和尾部。可以说所有的兽面纹基本上是按这一模式塑造的,只是在表现方法和技巧上,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同。

亦称“兽面纹”。青铜器上常见的装饰纹样之一。纹样象征古代传说中一种贪食的凶兽饕餮的面形,图案多有变化。

饕餮一词见于《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

商代至西周时常作为器物上的主题纹饰,多衬以云雷纹。西周后期以后逐渐推动主题纹饰的突出地位,常用仿器耳或器足上的装饰。

自宋代宣和时的《博古图录》称此类纹饰为饕餮纹后,历代沿用这一名称。

23龙纹包括夔纹和夔龙纹。这里的"夔"古称是一角一足的动物,实际上则是双足动物的侧面像。龙在古人心目中的形象是多种多样的,因此纹饰也各有不同,按图案结构分,有爬行龙纹、卷体龙纹、交体龙纹、双体龙纹、两头龙纹等。

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龙是古代神州传说中的动物。一般反映其正面图象,都是以鼻为中线,两旁置目,体躯向两侧延伸。若以其侧面作图象,则成一长体躯与一爪。

龙的形象起源很早,但作为青铜器纹饰,最早见于商代二里冈期,以后商代晚期、西周、春秋直至战国,都有不同形式的龙纹出现。

商代多表现为屈曲的形态;西周多表现为几条龙相互盘绕,或头在中间,分出两尾。

传说龙的出现与水有关,《考工记·画缋之事》谓:“水以龙,火以圜。”是用龙的形象来象征水神,因此在青铜水器中,龙的图卷或立体形象有更多出现。

根据龙纹的结体大致可分为爬行龙纹、卷龙纹、交龙纹、两头龙纹和双体龙纹几种。自宋代以来的著录中,在青铜器上,凡表现为一爪的这样纹饰,又称为“夔纹”或“夔龙纹”。

夔纹 图案表现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夔,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自宋代以来的著录中,在青铜器上,凡是表现一足的类似爬虫的物像,都称之为夔或夔龙,这与古籍“夔一足”的记载有关。《说文·攵部》:“夔,神也,如龙一足。”有的夔纹已发展为几何图形化的装饰,变化很大。常见的有身作两岐,或身作对角线,两端各有一夔首。盛行于商和西周前期。

4凤鸟纹

凤凰始见於《诗经》,原为“凤皇”,汉代毛亨解释为“雄为凤,雌为皇”。凤和龙同为古代的祥瑞动物。“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明玄鸟就是商的图腾,在古代,凤鸟就是鸟图腾的代表。

凤鸟纹按照构图形象分为长喙鸟纹,体躯是鸟,头部有一较长的喙;鸱枭纹,正面,大圆眼,毛角大翅,盛行於商代中晚期;雁纹,是鸟纹中写实的形象,属春秋晚期北方的风格。凤鸟纹多饰於鼎、簋、尊、卣、爵、觯、觥、彝、壶等器物的颈、口、腹、足等部位。

良渚文化出土的玉琮上已有明确的鸟纹。青铜器上最早出现的是二里冈期的变形鸟纹。殷墟时期已有鸟纹作为主要纹饰。西周早期起鸟纹大量出现,一直到春秋时期。

商代鸟纹多短尾,西周鸟纹多长尾高冠。鸟纹包括凤纹、鸱枭纹、鸾纹及成群排列的雁纹等。

5 蟠螭纹 民间有龙生九子,蛟和螭都是龙子的说法,而蟠则指“盘曲而伏”。古代表铜器上的蟠螭纹,其身体和腿似龙,而面部似兽。此纹于商、明、周,是春秋战国和汉代玉器上的主要纹饰。战国的蟠螭纹,圆眼大鼻,双线细眉,猫耳,颈粗大且弯曲,腿部的线条变弯曲,脚爪常上翘。身上多为阴线勾勒,尾部呈胶丝状阴刻线。汉代,眉上竖且内色,眼眶略有下坠,鼻梁出现了细线划纹,身体与战国时没有差别,只是尾部出现由两个卷纹只有三条腿。南北朝时期,眼睛稍长且有弯度,嘴边两腮多有凹槽,头上有的长角,有的无角,腿短,一般前腿只有一个,所以也是三条腿,有时,前腿伸出一点作为第四条腿,尾部的卷云纹较以前宽了一些。宋代,最大的特征是在鼻子下有一条很宽的阴线,极富立体感。元代,头额宽而高,其眉、眼、鼻、口都集中在整个面部的下方,仅占面部的三分之一,颈项低下,许多地方已被发毛掩住、上升、伏地、盘旋等形象,其气势磅礴,形态美观。直至清代,则出现了以前各个时代均未有的独特纹饰。

6蟠虺纹

蛇纹 青铜器上的一种纹饰。有三角形或圆三角形的头部,一对突出的大圆眼,体有鳞节,呈卷曲长条形,蛇的特征很明显,往往作为附饰缩得很小,有人认为是蚕纹。个别有作为主纹的,见于商代青铜器上。

商末周初的蛇纹,大多是单个排列;春秋战国时代的蛇纹大多很细小,作蟠旋交连状,旧称“蟠虺纹”。

蟠虺纹

青铜器上的装饰纹样之一。以蟠屈的小蛇的形象,构成几何图形。盛行于春秋战国。

7云雷纹是变形线条纹的一种,大都用作地纹,起陪衬主纹的作用。用柔和回旋线条组成的是云纹,有方折角的回旋线条是雷纹,盛行于商中晚期。

8涡纹 又称火纹。顾名思义,近似水涡,故为涡纹。其特征是圆形,内圈沿边饰有旋转状弧线,中间为一小圆圈,似代表水隆起状,圆形旁边有五条半圆形的曲线,似水涡激起状。有人认为,涡纹的形状似太阳之像,是天火,又故称火纹,商代早期的涡纹是单个连续排列的,商代中晚期至春秋战国时期,一般与龙纹、目纹、鸟纹、虎纹、蝉纹等相间排列。涡纹多用于罍、鼎、斝、瓿的肩、腹部,它盛行于商周时代。

9重环纹 由略呈椭圆的环组成纹带,环有一重、二重、三重,环的一侧形成两直角或锐角。有时也与其他纹饰相配出现。盛行于西周中、后期。

10窃曲纹 是由两端回钩的或“S”形的线条构成扁长图案,中间常填目纹,盛行于春秋战国。

夔纹:表现传说中的一种近似龙的动物,图案多为一角、一足、口张开、尾上卷。有的夔纹已成为几何图形化的装饰。多作为器物上的主纹。

龙纹:图案取传说中龙的形象。基本上有三种形式:屈曲形态,几条龙相互盘绕,头在中间分出双身。

蟠螭纹:形状象夔,张口,卷尾,图案以蟠屈的小蛇(虬)构成图形。

鸟纹:图案有的长翎垂尾,有的长尾上卷,头前视或作回首状。也有的鸟头上作仰起或下垂的高冠,这种形状的鸟纹,也通称为凤鸟纹。鸟纹多作为器物上的主题纹饰。

蝉纹:图案大多数在三角形中作蝉体,无前后足,四周填以云雷纹。也有作长形,并有前后足的,中间再填以云雷纹。

蚕纹:头圆,两眼突出,体屈曲状。多饰于器物的口部或足部。

象纹:图案表现象的形态,有长鼻构成明显的特征,也有单以象头、象鼻为图案的。

鱼纹:图案表现为鱼的形态,有的鱼形象较为呆板,有的形象生动。脊鳍与腹鳍各一个或两个。鱼纹常饰于盘内,反映器物装饰和器物的造型是密切结合的。鱼纹也常施于铜洗和铜镜上。

龟纹:其状一般是刻画出龟的全形,在铜器中见到的不多,多施于盘内。

贝纹:形状作贝壳状,将单独的贝壳连接起来组成图案。

云雷纹:青铜器上的一种典型纹饰图案。它的基本特征是以连续的回旋形线条构成的几何图形。有的图案作圆形的连续构图,称为云纹;有的图案作方形的连续构图,称为雷纹。云雷纹常作青铜器的地纹,用以烘托主题纹饰。也有单独出现在器物颈部或足部的。

勾连雷纹:由近似T形互相勾连的线条组成。

乳钉纹:青铜器上最简单的纹饰之一。纹形为凸起的乳突排成单行或方阵。另有一种图案,乳钉各置于斜方格中,称为斜方格乳钉纹

三命通会

《三命通会》作者为明朝进士万民英。该书在传统命学的历史上拥有非常高的官方地位,而 足本《三命通会》共十二卷清朝编修的四库全书将其着作《三命通会》《星学大成》收录,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4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官修编年体通史,是“正史”的代表作。

5诗经

第一部诗歌总集。

6论语

《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儒家(在春秋战国时期与墨家对立)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和“中庸”。《论语》主要是记录春秋时期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一部书。 《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

7三国志

《三国志》全书一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 三国志《三国志》位列中国古代二十四史记载时间顺序第四位,与《史记》(司马迁)、《汉书》(班固)、《后汉书》(范晔、司马彪)并称前四史。

8说文解字

一部字典一个中华。

9全唐诗

《全唐诗》,900卷,共收录唐代诗人二千五百二十九人的诗作四万二千八百六三首。

10三字经

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启蒙读物

《三字经》与《百家姓》、《千字文》并称为三大国学启蒙读物(其中《千字文》存在《古千字文》、《叙古千字文》、《续千字文》、《新千字文》等不同版本)。《三字经》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它短小精悍、琅琅上口,千百年来,家喻户晓。其内容涵盖了历史、天文、地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

根据窑址的堆积状况及其工艺技术因素考察,松溪唐宋瓷器的发展,大体的划分为前后两期。

1 第一期 相当晚唐五代时期

此期产品以青釉器为主,兼有少量褐釉器。

胎釉特征

瓷器胎骨呈灰色,碗、碟、杯类器形体较轻薄,壶、罐、钵类器厚重。釉水呈灰绿、灰黄二色,釉层很薄,器物施釉均不及底。还有少量褐黄等釉色。从器物质量观察,由于胎釉中含铁分较多而且火候不足,致胎体易碎,釉面灰暗无光泽,多开细冰裂纹,釉层剥落现象较为严重。

造型特征

典型器有敞口碗、花口碗、花口碟、敛口钵、盘口壶、四系罐、矮足杯、双层灯盏、箕形砚、瓜楞执壶等。轮制成型,圆器碗、碟多撇口,琢器壶、罐类内里及底足拼接痕迹明显。部分器物仿金属器皿。底足有实足、圈足,外撇情形常见。

装饰特征

大部分素面,少数刻划简单纤细的卷云纹,不少器身带有仿金属器皿的压印直道凹纹,还有花口,或凸起的双直线状印纹。

装烧工艺特征

烧成方法是使用托座垫底器物重叠装置,明火焙烧。器物底部往往遗留4-8个支钉痕迹。釉面不甚洁净,常见沙粒和灰烬疵点。

年代推断

上述器物中,敞口碗、撇口碗、盘口壶是福建南安丰州、漳浦刘坂等晚唐墓葬中习见的造型;花口碗与江西景德镇窑五代花口大足碗、江苏南京南唐二陵葵瓣口碗相似;敛口钵与浙江江山天宝二年墓钵近似;矮足杯、执壶、砚等也和浙江余姚、绍兴等唐五代至北宋越窑遗址出土的同类器形形制一致。

综合上述推断,本期瓷窑生产大约兴盛于晚唐五代,下限可能延续至北宋初年。

2 第二期 相当于北宋早中期

产品有青釉、褐釉两路,种类比较复杂。

胎釉特征

瓷器胎骨呈浅灰或灰色,质量较前期坚致,釉层仍较薄,施釉多不及底,少量满釉,有流釉现象。釉色可分为青、褐两大类,青釉呈青灰或淡青色,褐釉多呈酱**,少数是纯黑色。

造型特征

典型器有撇口碗、敞口碗、直口碗、带流钵、敞口盘、直口盘、双耳罐、五管灯钵、瓜楞执壶、喇叭口瓶、高足杯等。碗、盘类底足较高,执壶较前期形体瘦长变为丰满,腹部鼓圆。仍承袭以往造型工艺。

装饰特征

器形装饰仍以素面居多,少量刻划的直线、弧形蓖线、云气、卷草、花卉或压印的莲瓣瓜棱直条纹,装饰仍较简朴。

装烧工艺特征

烧成发放仍以托座迭烧为主,不过,除了支钉承托以外,碗类器中内底出现涩圈,大约是使用垫圈或直接迭烧的痕迹。

年代推断

上述器物中,青釉撇口碗、敞口碗、直口碗的造型见于浙江龙泉北宋山头窑;敞口盘见于绍兴上灶官山晚唐五代越窑;五管灯盏与浙江上虞县窑寺前五代官窑灯盏相近似;双耳罐、钵则与江西九江太平兴国八年墓土的同类器物相似。青釉和褐釉高足杯则与江西吉州窑的北宋Ⅱ式高足杯造型相同;褐釉瓶的造型与景德镇窑北宋影青瓶相似。

因此考证,本期瓷窑兴盛年代在北宋早中期,下限可能延续至北宋晚期。

3 第三期 北宋晚期至南宋时期

此期是松溪窑发展的鼎盛阶段,规模大,质量较好,数量多,工艺技术凸现鲜明个性特色。产品以青釉器为主,兼烧部分黑釉器。

A 青釉器

胎釉特征

胎体多呈浅灰和灰色,也有灰白、深灰或灰**。灰白、浅灰的胎体比较坚硬细致。灰黄、深灰的胎体,较为疏松,属火候不足所致。

釉水呈色有青黄、黄绿、青灰、灰青、黄褐诸色。以青**多见,是该窑主要标准色。青绿则是该窑最成功的呈色,明净而透亮,富于强烈的玻璃质感。黄褐色的一类,釉层中或浓或淡,多见细小的气泡或沙眼。各色釉层皆匀薄,胎釉结合紧密,釉面一般都比较光滑。器物转折处则凝聚厚釉,使釉层的厚薄发生有规则的变化,增加了明暗反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衬托了图案的装饰效果。部分釉层中分布细密的冰裂痕迹。除底足足根及内里露胎外,满釉的情形常见,更有部分裹足底足溅釉的状况。

造型特征

器物成型,共同特征是口沿较轻薄,腹部至足部则转为厚重。采用轮制方法成型,故器外口沿、腹部至足部均见修坯旋转时的弦纹痕迹,一般腹部的轮旋纹较稀疏,甚至圆滑无纹路,口沿与腹足连接处弦纹则较明显。器内底则旋挖成一周浅环状纹路。

底足根部风行内外分别斜切的作法,所以足根中部往往呈现微微隆起的脊棱或略带一定的弧度,俗称“泥鳅背”。与此同时,也有一刀平切或略向内斜切的作法,属于这种作法的圈足则显示出规整的特征。圈足在挖浅过程中收刀时内底往往留下蒂状或脐状的旋坯痕迹。当然也有挖足较平整的,但数量不多。

装饰特征

器物除素面外,普遍地施行刻划花装饰,兼有部分模印装饰。刻划花装饰,有布局繁密的双面刻划花,见于碗、盘诸式器形。内里中央呈团花式,有菊花、萱草、荷莲、草叶;器壁通常划分2~4个区面,分别刻划主题图案荷莲、萱草、蕉叶、蔓草、草叶、婴戏等,或同向、或相向连续构图。花卉、草叶一般呈缠枝或折枝式。近口沿处则以一道或数道弦纹盘旋,共同构成富于层次分明的完整图案。内底和内里主题图案之间的空白处,填补以之字形篦点纹或多道弧线的篦梳纹,使层次分明的空间平添了几分饱满的格调。器外壁相应刻划折扇形长短斜向直线,有数道长短直线为一组,或以莲瓣纹为一周,围绕器表,匀称分布,与器里装饰互相呼应,相辅相成,呈现一派气息富丽的装饰景象。

布局较为疏朗的单面刻划花装饰,一般见于碗、碟内里,主题图案题材与构图风格与双面刻划花的内里雷同。也有见于碗、炉外壁的,刻划一周莲瓣纹,莲瓣较瘦削,瓣面填划蓖线纹,略似浮雕工艺的装饰效果。

模印的技法,仅见于盘内底,团花式纹样,有秋菊、牡丹以及阳文“吉”、“张”等铭文,并与内外壁的刻划纹样 相结合,由于盘器形体高大,内外刻划时又作上下两层布局,认真细致,独具匠心。

从刻划技法看,刻的工具应是金属或是竹制刀具,纹样痕迹犀利深刻,线条舒畅;划的工具可能是竹木或骨角质制成,或刺点或刷划,浅显纤细,点线均匀。技术都极自然娴熟,得心应手,一气呵成。看似草率,但不失生动活泼,反映了民间工匠率真而浪漫的创作艺术。

装烧工艺特点

此期普遍使用匣钵装烧,基本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使用凹底匣钵,入窑时将匣钵倒置,一个匣钵一般装器坯2至3件,用支钉承托器底,依次重叠将匣钵复迭,此法烧成的器物内底往往遗留支钉痕迹。也有一个匣钵装置1件盘的情形,器坯底部间以环形垫饼。另一种是使用凸底匣钵,入窑时1个匣钵装器坯1件,用垫饼承托器底,然后依次相迭,称匣钵仰烧法,此法烧成的器物仅底露胎。从窑址堆积状况来看,以前一类型占大多数。此外,托座迭烧法仍保留。由于迭烧的缘故,器物的内底或底足的根部,往往遗留4~6个支钉的痕迹。窑具中还发现有辘轳转盘车上的轴顶帽和挡箍,表明轮制技术已经相当发达,以致器物成型比较规范化,品种较少而批量较大。

本期底典型器有侈口、撇口大盘,侈口、撇口、敛口、敞口中小型碗,撇口碟、灯盘、三足炉、高足杯等,它们都是松溪窑最具代表性意义的产品。以下就产品数量最多的盘、碗、碟类器物进行详细描述,以深入考察其鲜明特征的具体内涵。

盘类,形体硕大而厚重,分三式

Ⅰ式,撇口尖唇,深腹弧壁,内底宽平,矮圈足。内底刻团花,有五瓣状,花面填篦线纹;十瓣状轮旋式,瓣面亦填篦线纹;折枝萱草式,外填篦点纹。内壁刻划缠枝卷草间填刺密集之字形篦点纹。缠枝卷草以四分布局,从上向下,两两相对,与内底团花共同构成完整图案。外壁皆满饰折扇形斜直线条纹。较完整的一件,通高8厘米,足高06厘米,足径8厘米,复原口径26厘米。

Ⅱ式,口沿略外折尖唇,深腹圆壁丰满,内收成平底,圈足。内底印阳文牡丹或“吉”字,内外壁皆饰卷草篦线纹。较完整的一件,复原口径24厘米、通高93厘米,足高08厘米,足径74厘米。

Ⅲ式,口沿皆残,深腹圆壁,内底宽平,圈足极矮浅。内底一圈内浅印折枝菊花或水鸭图,纹饰模糊;另一种则刻划折枝萱草花。内壁布置4~5束水草,由下向上绘制,同向围绕,缠绵一派,叶面充满篦线。外壁刻划相应的水草篦线或斜直线条图案。内外刻划的线条均舒展大方,圆转酣畅。较大的1件,残高6厘米,足高05厘米,足径74厘米、

撇口碗,形体挺拔而俊秀,分二式

Ⅰ式,口沿向外侈折,小圆唇,深腹斜弧壁,内平底,圈足。内底刻划三叶小草间填篦线纹。外壁饰折扇形斜直线纹。口径172~188厘米,通高76~84厘米,足高08~10厘米,足径55~68厘米、

Ⅱ式,口沿微向外侈张,小圆唇或尖唇,浅腹弧壁,内平底,圈足。外壁皆素面。内壁刻划4束草花纹,每束草花作单向或对向排列;也有内壁刻划4个极其简朴练达的婴戏图案。口径15~152厘米,通高68~74厘米,足高08~10厘米,足径49~50厘米。

侈口碗,形体墩实而稳定。器形较小,口沿侈张,小圆唇或尖唇,深腹圆壁,内底较宽平,圈足,内壁刻划5支相连接的蕉叶纹,或简化为5道相等距的双直线棱纹。外壁刻莲瓣间填篦线纹,莲瓣稍显瘦削,或作数组线条纹。口径126厘米,通高55~58厘米,足高08~10厘米,足径42厘米。

敛口碗,形体端庄而丰满,分二式。

Ⅰ式,口沿微内敛,小圆唇或尖唇,深腹斜弧壁收成小平底,圈足。双面刻划花,有两种形态。一种内底素面,有的遗留四个支钉痕迹,内壁刻划卷草间加之字形篦点纹;外壁以6~8道长短直线为一组,围绕腹壁间隔排列。口径168~20厘米,通高6~7厘米,足高06~08厘米,足径48~52厘米。

另一种内底为团花,呈旋涡式菊花,内壁刻划对称的缠枝莲花,满填之字形篦点纹;外壁刻划折扇线条,或有与五道横向线纹相交的图案。口径19厘米,通高10厘米,足径56厘米。此外,还采集到此类碗底残片,一种内底到X形间填篦线图案,内壁为勾连花草,一种内底作四瓣团花图案。

Ⅱ式,敛口,深腹圆壁,内里饰弧形卷草篦线图案,外壁刻划斜直线条纹。口径16厘米,通高63厘米,足高04厘米,足径50厘米。

敞口碗,形体瘦削而峻峭。

器形较小,敞口小圆唇,浅腹斜壁微有弧度,内底凹下小圆圈状。一种内外素面或内壁刻划双层旋转弧线形状的团花,间填横向篦线纹;口径114厘米,通高38厘米,足高06厘米,足径38厘米。另一种敞口外撇,内壁刻划卷草篦点纹,外壁刻划数组线条纹。口径13厘米,通高38厘米,足高06厘米,足径40厘米。

碟,形体扁矮而飘逸,分二式

Ⅰ式,撇口尖唇,浅腹底部内折成宽平底,小圈足。外壁皆素面,内底刻划折枝花卉,有三种形态:一种作萱草花,花外填四组之字形篦点纹;一种作瘦瓣形的莲花,花朵略似蟹爪状,圈内满填之字形篦线纹;一种作折枝荷花,有的上部一朵圆硕,两侧伸出橄榄形花瓣,底部茎杆下是宽阔的侧面荷叶,呈山字形,花面及叶面间填篦状弧线纹,这种碟的内壁布置等距离的双直线棱纹,构图相当完美。口径14~15厘米,通高36~38厘米,足高06~10厘米,足径44~45厘米。

Ⅱ式,撇口小圆唇,浅腹宽平底,小圈足。外壁素面,内壁满刻卷草篦线纹。口径15厘米,通高08厘米,足高08厘米,足径50厘米。

B 黑釉器

胎釉特征

胎骨呈浅灰、灰、灰黑色,前两者较为细致,后者含有少量细纱而显得粗糙。器物多厚重坚实。釉水呈黑、黑褐、褐色,釉层较薄与与胎体密贴,口沿至腹部釉色多一致,有的口沿则略淡一些。釉水器内满釉,器外则覆盖至腹部底2/3以下。腹底部及足部多露胎。有器物在腹底部由于流淌的釉水稀薄,则呈现出局部铁锈色,使釉面形成两种不同的色调。

造型特征

器物亦采用轮制成型,有器物在腹底部一周遗留跳刀痕,腹底与足部交接处往往向内一刀平切或斜切,削去多余的坯泥,致使腹底部保留一道明显的棱脊痕迹,并形成平肩或坡面。足墙竖直或微外撇,足根多有斜切,挖足矮浅乃至近似实足,足底遗留旋坯痕迹。典型器形有束口碗、撇口碗、盏托等。

装饰特征

不事装饰,而依赖窑内烧成时所产生的窑变兔毫花纹,不过数量较少或不甚明显。

装烧工艺特征

一般与青釉器一起置于匣钵内相迭同窑烧成,故器内外底遗留4~6个支钉痕迹。同时也采用凸底匣钵以垫饼相隔单件仰置烧成,采用此法装烧的器物质量优良。

年代判断

回场窑青釉产品,基本特征是厚胎薄釉,以青黄、黄褐、青绿、青灰釉为特色,流行双面刻划花,纹饰较繁杂。此类工艺特征与龙泉窑北宋中期至南宋早中期的作品风格相类似。例如敛口碗与龙泉金村窑址第三层出土的双面刻花残碗、刻花残盘,形制纹饰皆相同,该窑发掘报告作者认为其年代相当北宋中期。金村窑址第二层相当南宋早中期,出土的双面刻花I型一、二、四、八式碗,Ⅲ型I式碗,在回场窑皆有类似产品。回场窑的双面刻划花敛口碗、撇口碗、侈口碗、内里刻花敞口碗、撇口碟,双面刻花盘,与龙泉龙东BY22、Y13、Y15、Y24北宋期至南宋早中期产品造型纹饰也多是有相一致的工艺技术风格。

本省顺昌县大坪场宋墓出土有2件青黄釉刻花碗。1件为敛口碗,胎灰色,釉透明呈茶**,有冰裂纹,碗内刻花草叶篦点纹,碗外略呈弧形的直楞纹。通高62厘米,口径157厘米,足径48厘米。另一件为侈口碗,灰胎,釉透明而呈茶色,有冰裂纹。碗内划卷草篦点纹,线条流畅;碗外饰辐射线条纹。通高64厘米,口径157厘米,足径45厘米。窑中出土的铜钱,最晚是北宋神宗时期的元丰通宝。可以认定,这两件碗应当出自回场窑。年代在北宋晚期。

回场窑中,碗、盘、碟外壁装饰中压印变体菊瓣直道凹纹的,盘的内底模印团花或“吉”字类铭文的,则年代相对较晚,当在南宋晚期,而高足杯则已接近元代形制。

综合上述特征,本期的年代上下限则起至北宋中期,晚至南宋晚期及元代初年,其基本的隆盛年代在北宋晚期至南宋晚期。

与周边窑口的关系

1、与浙江青瓷窑场的关系浙江是我国古代青瓷的主要发祥地,晚唐五代至北宋中期前是越窑的鼎盛时期。北宋以后越窑衰弱,继承越窑传统的龙泉窑代之而起,至南宋时期,形成白胎青瓷和黑胎青瓷两路,更加兴旺发达。白胎青瓷以粉青、梅子青称着,黑胎青瓷则以仿官的哥窑特征闻名。越窑、龙泉窑的高超技艺对 我国南方青瓷产生巨大影响,以致形成广泛的青瓷窑系统,声名享誉海内外。松溪县与浙江是紧邻,瓷业也应运而起,并与越窑、龙泉窑一脉相承是很自然的事情。从历史政区的沿革看,唐代以前,松溪本福建建安县地,五代初属吴越,为浙江处州东乡地,寻属闽国,立松原镇,宋开宝末改曰松溪县,仍属建州。古代松溪县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冶炼、制陶、竹木等工匠很多来自浙江,至今境内仍有不少“浙江师傅”传技授艺。可以断言,松溪县的唐宋瓷窑,应该就是越窑和龙泉的支派。从前文考证的瓷窑堆积状况及其产品的形制特征看,晚唐至北宋中期,主要受越窑影响,北宋晚期至南宋中期,则受龙泉窑的影响,与越窑的消长和龙泉窑的兴起趋势相一致。

松溪窑晚唐五代产品,质量不如越窑,易于分辨其差异之处。而宋代产品则与龙泉窑关系极为密切。

回场窑无论胎釉、成型、装烧工艺,都可以在龙泉窑址中找到相类似的共同特征,上述分析比较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这里,再举两类很典型的例证。

一是青瓷中所少见的局部窑变产品。回场窑的碗、碟类器中发现有2件,龙泉金钟湾窑址也出土有几件,同是釉汁混浊呈天蓝乳白色调,表明二者之间在釉水配方成份和烧成技术工艺方面存在相同因素。产生乳浊效果的原因,是龙泉瓷烧釉用的草木灰,都含有磷酸盐,为乳浊剂的主要成份。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注意到当草木灰(或窑汗)与窑炉中红热的窑壁或窑具直接接触时,有时会产生蓝白色的花斑和流纹。这是因为磷酸盐(磷酸亚铁或磷酸钙)高温分解产生许多显微气泡,促进了液相分离所致。而这种现象,目前为止在福建其它窑址罕见。

二是器物装饰中的多种装饰纹样。婴戏纹是宋代南北瓷窑流行的装饰题材之一,耀州窑、定窑、景德镇窑、磁州窑系皆用,构图以童子戏花最多,婴孩个个肌体丰满,体态活泼惹人喜爱,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龙泉窑婴戏图案的作品目前发现数量尚属少数。浙江杭州北大桥宋墓曾出土有1件龙泉窑青瓷婴戏莲花纹碗早罕见的精美之作,约当南宋早中期。龙泉金村窑址出土的1例青瓷大碗Ⅰ型六式碗,“内壁满饰篦纹,间饰草叶、荷花”。报告所写的“草叶”,实误,应订正为婴戏图案。该碗内壁刻花的3个婴孩形象,用寥寥数笔勾勒,圆头前倾,两手分别上下摆动,短身,双足后卷,犹如漫画手法,故不易辨认。3个婴孩分别间隔1朵荷花,刻花也极简练,构图疏朗而传神。松溪回场窑址的婴戏纹碗,目前已发现2例,1例为侈口碗,内壁刻花3个婴孩,作回首张望状,其间分别布置折拔莲花,碗内底为团花。另1件碗底婴戏图则更臻至简朴而夸张。均与龙泉窑漫画式的写意手法相类似,说明画风是一脉相承的。

再如,在一类曾经被认为是“闲花野草”的植物花卉图案,李知宴先生在发掘整理标本过程中,结合实地考察,发现当地农民非常熟悉龙泉青瓷上的这些花纹。一种团形图案,群众称为“浮田萍”,在龙泉山区水田、水塘里长得极多,农民用它作绿肥。有一种五瓣形的野草,群众称为“芋菜”,是一种苦菜,可以吃,也可以喂猪。正常年景一般人不会去吃,饥荒年代人们就采来充饥。另一种五瓣形的花卉,群众称为“扎菜”,是一种中草药,可以治蚊虫叮咬、消肿。这些花卉内容是当地群众接触较多,与人的生活有密切联系的东西,可以给人们带来帮助,也成为制瓷工匠创作的源头活水和审美取向,洋溢着浓郁饱满的乡土生活气息和情调,同样是回场青瓷产品上喜闻乐见的装饰题材与纹样。

朱柏谦先生在《龙泉窑青瓷概述》一书中指出:“龙泉窑址广泛地分布在浙江省南部的龙泉、庆元、云和、景宁、丽水、遂昌、松阳、缙云、武义、青田、永嘉、文成、泰顺等十多个县市,以及福建省的浦城、松溪等县。现在已经发现各时期的龙泉瓷窑址500多外,形成一个窑场众多,分布范围很广的资窑体系。”这里所说的福建浦城、松溪窑,即浦城碗窑背和松溪回场窑,显然,它们是龙泉窑的分支。龙泉窑系窑址众多,其产品质量不尽一致,大体可划分为精致、比较精致、比较粗糙、粗糙4种类型。前两种分布于龙泉县为中心的中心区域,后两种则属于浙江南部及福建的地方类型。从总体风格上观察,回场窑应在比较粗糙的类型之中,与浙江南部的同类窑址难分伯仲,福建地区的其他窑口则多属于粗糙的一类。因此,回场窑可视为宋元时期龙泉窑工艺技术传播影响福建地区的中介形态。

从总体特征上看,回场窑与龙泉窑存在较多的共性特征,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胎釉方面。二者都有灰胎,但龙泉窑灰白胎多,回场窑灰白胎少。南宋时期龙泉窑又有白胎、黑胎,釉层增厚,由石灰釉改进为石灰碱釉,由一次施釉改进成为多次施釉,出现了薄胎厚釉,出现具有玉质滋润的粉青、梅子青成功色泽,具有紫口铁足的特征。还包含了部分仿官窑的开冰裂纹的作品。回场窑则更多地保留了北宋龙泉窑厚胎薄釉的形制作风。

造型方面。回场窑器物品种不如龙泉窑丰富,前后均以日用饮食用途的碗、盘、碟类圆器为大宗。龙泉窑还有艺术类的高雅作品,如仿青铜或仿玉器之类的陈设器以及各种人物、动物的雕塑艺术品,在回场窑中基本未见。器物底足的处理,龙泉窑一般较规整,回场窑比较草率的情形见多。

装饰方面。回场窑大量地使用刻花技法,纹样题材皆源自龙泉窑,兼有部分模印纹饰。但龙泉窑在南宋时期采用薄胎厚釉之后,青色显著提高,装饰上不宜再用刻花及篦纹,因为胎薄,刻花易于破裂,釉厚,篦纹难于显露。而回场窑由于继续厚胎薄釉,则仍就风行刻划花及篦纹装饰。龙泉窑南宋中晚期流行的剔刻中脊隆起的莲瓣纹和堆贴双鱼纹,目前为止皆未在回场窑产品中发现。此外,龙泉窑的堆贴、雕塑以及元代釉下点彩装饰技术,亦基本未见于回场窑。

装烧工艺方面。回场窑与龙泉窑一样,都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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