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体诗、古诗和近体诗在时间、句法、用韵等方面存在明显区别。

1 时间：古体诗和古诗在时间上大致相当，广义上指唐代以前的诗歌，包括《诗经》、《楚辞》等。近体诗则是指唐朝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的诗歌。

2 句法：古体诗的句法比较自由，每句的字数可以不同，每首诗的句数也可以不一样。而近体诗则有定句，如绝句为四句，律诗为八句，排律或长律也是八句的倍数。

3 用韵：古体诗用韵相对宽松，每首诗可以用一个韵，也可以用两个或多个。近体诗则有严格的韵律，一般要押平声韵，一韵到底，不得换韵。

至于现代诗，与古体诗和近体诗最大的区别在于语言和表达方式。现代诗通常使用白话文，注重表达个人情感和现代生活体验，形式自由多样，不受格律束缚。

古诗和现代诗的区别

一方面表现在字数的齐整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压韵和平仄相对上。

从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古诗有着较为固定的语言形式和比较严格的韵律要求。这让各种形式的古诗读起来琅琅上口，铿锵有致。从总体上来说，各种形式的古体诗体现了较强的节奏感和韵律感。这种节奏感和韵律感与人的思想感情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特定的语言氛围。

至于现代诗，它的妙处主要体现在意象的新奇上，并且更符合大部分现代读者的阅读习惯，更容易创造一种气氛。另外，我国的现代诗起源于“五四”时期的白话文前后，跟随白话文一同成长起来。现代诗打破格律限制之后的自由形式始终是它创作的基础。

古体诗，除楚辞外的各种诗歌体裁。也称古诗、古风。古体诗格律自由，不拘对仗、平仄，押韵较宽，篇幅长短不限，句子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体和杂言体。

四言诗，在近体诗中已经不存在了，虽不加“古”字，但不言而喻，就知道是古体诗。《诗经》中收集的上古诗歌以四言诗为主。两汉、魏、晋仍有人写四言诗，曹操的《观沧海》、陶渊明的《停云》都是四言诗的典型例子。

五言和七言古体诗作较多，简称五古、七古。五古最早产生于汉代。《古诗十九首》都是五言古诗。汉代以后，写五言古诗的人很多。南北朝时的诗大都是五言的，唐代及其以后的古体诗中五言的也较多。而七古的产生可能早于五古。但在唐代以前不如五古多见。到了唐代，七古大量地出现，唐人又称七古为长句。

杂言诗也是古体诗所独有的。诗句长短不齐，有一字至十字以上，一般为三、四、五、七言相杂，而以七言为主，故习惯上归入七古一类。《诗经》和汉乐府民歌中杂言诗较多。汉魏以来乐府诗配合音乐，有歌、行、曲、辞等。唐人乐府诗多不合乐。唐宋时代的杂言诗形式多种多样：有七言中杂五言的，如张籍的《行路难》；有七言中杂三言的，如张耒的《牧牛儿》；有七言中杂三、五言的，如李白的《将进酒》；有七言中杂二、三、四五言至十言以上的，如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有以四、六、八言为主杂以五、七言的，如李白的《蜀道难》。

此外，古绝句在唐时也有作者；都属古体诗范围。古体诗在发展过程中与近体诗有交互关系，南北朝后期出现了讲求声律、对偶，但尚未形成完整的格律，介乎古体、近体之间的新体诗。唐代一部分古诗有律化倾向，乃至古体作品中常融入近体句式。但也有些古诗作者有意识与近体相区别，多用拗句，间或散文化来避律。

而近体诗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开始，到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前为止,将近100年左右的诗歌。它代表了一个历史时期即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诗歌，也是从传统的古典诗歌到现代意义的新诗的过渡，在中国诗歌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这一时期,诗歌相当繁荣,作家和作品数量众多。陈衍《近代诗钞》仅就见闻所及，采录咸丰以来诗人360余人。孙殿起《贩书偶记》及其《续编》著录道光以来刊刻的别集不下1500余种，其中不少是诗集或诗文合集。

由于近代中国在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下发生了巨变，由一个独立的封建国家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产生了新的阶级成分、社会思潮和社会矛盾，因此，近代诗也开始冲破清代传统诗歌的樊篱，出现新潮流。近代进步诗人往往是思想家和政治活动家，他们以诗歌为武器，紧密围绕近代各个时期的重大斗争，深刻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历程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内容。

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里，近代启蒙思想家龚自珍以其特有的敏感和蹊径独辟的诗歌，揭示清王朝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危机,呼号变革,期望能对腐朽现实实行“劲改革”的人才的兴起，揭开了近代进步诗歌潮流的序幕，也为近代诗歌与现实政治密切结合奠定了基础。接着，魏源、林则徐、张维屏、张际亮、朱琦、贝青乔、金和等一批经历了鸦片战争的诗人，怀抱爱国深忧和民族义愤，突出地反映了鸦片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他们的诗歌抨击侵略者，痛斥投降派，讴歌抗敌英烈，为中华民族反帝斗争留下了光辉形象和历史画卷。稍后，太平天国人民革命政权提出“弃伪从真”的反封建的文化纲领，革命领袖们的诗歌，以抒写吊民伐罪的理想、改天换地的气魄、百折不挠的英雄主义精神，传达出广大人民的心声。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随着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并开展起改良主义政治运动，近代诗歌也被推进到一个新阶段。黄遵宪努力创作“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新派诗”，梁启超响亮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推誉黄遵宪为“诗界革命”的旗帜。黄遵宪的诗，“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具体、鲜明、生动地反映了从咸丰以来到“庚子事变”前后的历史面貌，贯串着救亡图存、变法趋新和对卖国投降与顽固守旧势力所进行的斗争，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时期的时代精神。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林纾、蒋智由、丘逢甲等，也都各有所侧重，以不同风格的诗歌，表现了呼号变法图强的共同主题和追求进步救国的志士激情。

1900年“庚子事变”之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开始在诗坛上崭露头角，以诗歌为革命号角，将近代诗歌进一步推向新领域。秋瑾的诗激昂慷慨，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和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富有巾帼英雄的气概。稍后，革命文学团体南社，在辛亥革命前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社员发展至200余人,辛亥革命后，更剧增至1000多人，聚集了一大批倾向革命的文化人。其代表诗人柳亚子的诗是民主革命斗争的回响，他伴随革命历程，围绕主要矛盾和重大事件,抒发壮怀与激情,充满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南社其他重要诗人陈去病、高旭、周实、宁调元、马君武、苏曼殊等也都表现了反帝反封建反清革命的思想和对自由、民主、国家富强的理想的热烈追求。

近代是西学东渐、资本主义文明传入时期。先进科学技术创造出的奇迹般的新事物以及与封建思想体系截然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说,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梁启超即曾表示：“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夏威夷游记》)歌咏新事物、新学理，成为近代诗歌又一崭新的内容。黄遵宪的《今别离》，抒写在有了轮船、火车、电报、照相以及已知东西两半球昼夜相反的条件下，别离的新滋味；《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杂取佛理和植物学、化学、生理学等新学理以入艺术构思，都是前人所没有的。同时,随着近代与外国的交往,一些诗人得以涉足国外,亲自接触资本主义新世界，他们“足遍五洲多异想”，“吟到中华以外天”，将诗笔展拓到海外。在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等人的诗作中，可以看到日本的樱花、伦敦的大雾、巴黎的铁塔、锡兰岛的卧佛等各国奇异的风光，也可以看到日本的明治维新、美国的总统大选、英国的日渐衰朽的资产阶级社会等政治状况。所有这些都大大开拓了近代诗歌表现的领域，所以康有为说：“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元明”。

近代进步诗歌虽然基本上还是采取古典诗歌旧体，但是随着表现领域的扩大和内容的更新，形式上也不能不显示出一定的变化。长篇诗歌增多,如朱琦的《感事》、姚燮的《双鸩篇》、黄遵宪的《锡兰岛卧佛》等，黄诗被梁启超誉为“空前之奇构”，中国“有诗以来所未有”。出现大规模组诗,如龚自珍的《己亥杂诗》315首，反映了诗人一生主要经历、遭遇和思想；贝青乔《咄咄吟》120首,系统地反映了浙东抗英军事的内幕。此外,龚自珍、梁启超的一些诗明显地突破了旧的格调声律的束缚，同时还出现了诗歌通俗化的趋势。黄遵宪早期即提出“我手写我口”，主张以“流俗语”入诗。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适应通俗宣传的需要,兴起一个歌词创作运动,其形式逐渐向白话诗靠近，梁启超称赞黄遵宪的《军歌》，以为“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他还推崇《江苏》杂志上发表的歌词为“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表现了诗歌形式变革的强有力的趋向。

政治性强，斗争性强，题材新，思想新，形式逐渐发生变化，为向新诗过渡准备条件，是近代进步诗歌潮流的主要特点，代表了近代诗歌的主要成就。近代进步诗人各有其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又由于近代政治风云变化急遽，在一个时期表现为进步的诗人，至下一时期则趋于保守，但他们都在一定时期内唱出过无愧于时代的歌声。

与近代进步诗歌潮流并行，传统诗坛上各种保守倾向的诗派仍在发展，并且拥有相当广泛的影响。鸦片战争前后,有宋诗派的崛起。程恩泽是这个诗派的先驱,重要作家有祁□藻、 何绍基、 郑珍、莫友芝、曾国藩等。他们的学诗趋向由前此的宗尚盛唐转而为宗宋。但所谓宗宋,也不仅仅限于宋人,还包括唐人而开启宋人诗风者，大体在唐之杜甫、韩愈和宋之苏轼、黄庭坚之间。这个诗派的兴起，与乾嘉以来汉学考据学风的盛行密切相关，主要作家都是有汉学根柢或糅合汉学与宋学的，基本创作倾向是“合学人、诗人之诗二而一之”。宋诗派学古并不主张机械地拟古，他们也吸收了宋人学唐而“力破余地”的艺术创造精神，追求诗歌的独创性。成就较为突出的郑珍以刻炼之笔出以平易面目，确有独自风格。不过由于他们缺乏新思想，又或为达官贵人，或为贫寒学者，生活面狭窄，尽管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也曾在他们的诗歌中激起一点回响，但总体说来，诗歌的现实内容是较为贫乏的。

宋诗派至光绪年间衍为“同光体”。主要作家有陈三立、沈曾植、 陈衍、郑孝胥、 范当世等。他们“不墨守盛唐”，学诗趋向是宋诗派的继承与发展。同光体诗人正当洋务运动与改良主义运动代兴时期，他们一般倾向于办洋务，所以能同情改良派某些不涉及改变政体的变法维新活动。其中成就较高的陈三立曾于戊戌变法前夕在湖南协助推行新政，也写下一些伤时感事的作品。但是同光体诗人更多是注重艺术趣味,或者生涩奥衍,或者清苍幽峭，喜欢咀嚼一种枯瘠瘦硬、拗涩曲折的清味。大量诗作缺乏时代的内容与气息。辛亥革命后，同光体诗人大都以遗老自居，诗也充满遗老情调，与革命派的南社诗歌形成显明的对抗。

除宋诗派与同光体这一主要流派之外，还有以王□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诗派，他们刻意拟古，使句法、腔调、风格都神似汉魏六朝，成为假古董。又有以樊增祥、易顺鼎为代表的晚唐诗派，学诗主要倾向于晚唐的温庭筠、李商隐、韩□，兼及中唐的元稹、白居易等人的风华绮靡的歌行。诗风绮艳，着意讲求对仗的工巧，隶事的精切，用词的鲜新。这些诗派都延续至辛亥革命以后，虽然都遭到民主革命派诗人的批判，但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才受到有力的扫荡。

它们具有不同的格式。律诗，固定形式，节奏严格，每首诗八个句子。单句称为出句，双句称为对句。前两个句子称为对联，三四子称为对联，五六句称为颈联，七八句称为尾联。对联和颈对联通常必须对仗。第一句必须有韵，一般是平声韵。五个字被称为“五言律诗”，七个字被称为“七言律诗”，十个句子以上被叫为排律。

古代诗歌有四个字，五个字，六个字，七个字。后代使用了五个以上字的和七个字。五个字被称为“五古”，七个字被称为“七古”。古代诗不限数量，不要求对仗，不谈论平仄，更自由地使用押韵。古代诗歌的本义是指古代学者创作的诗歌。它们具有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艺术风格，被统称为“古诗”。

律诗要求诗歌中的字数要整齐统一。它们每个都是五个字，六个字和七个字的句子。通常的诗规定八个句子。如果只有六个句子，则称为短律；如果句子多于八个或句子多于十个，则称为排律或长律。诗的格律节奏非常严格，对句子的数量，字的数量，韵律和平仄有严格的规定。

每句话有五个字古诗是在汉朝和魏朝时期形成的一种诗歌文体。它没有一定的节奏，没有长度限制，不在意平仄，使用韵律相当自由，但每句五个字的字数是固定的。由于与汉代乐府歌不同，也与唐代现代诗词和绝句不同，因此被称为“五言古诗”。

律诗是中国现代诗歌的一种。格律很严格。源于南朝的齐永明和沉越强调韵律和对偶的新诗在唐初的沈佺期和宋之问时正式成型。在盛唐的时候完全成熟。律诗要求诗歌中单词的数量一致。

一般分为两大类：古体诗和近体诗。

一、古体诗

格律自由，不拘对仗、平仄，押韵较宽，篇幅长短不限，句子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体和杂言体。

1、四言体

四言体盛行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除《楚辞》外，其他诗作出现不多。

四言诗是古代产生最早的一种诗体。《诗经》中的《国风》、《小雅》、《大雅》等都是以四言诗为基本体裁。

在先秦两汉的其他典籍里，如《史记》所载《麦秀歌》，《左传》所载《宋城子讴》、《子产诵》等，也都是以四言体为主。可见，在西周到春秋时期，无论是社会上层还是下层，娱乐场合还是祭祀场合，最流行的诗体是四言诗。

2、五言体

五言诗，古代诗歌体裁。是指每句五个字的诗体，全篇由五字句构成的诗。五言诗可以容纳更多的词汇，从而扩展了诗歌的容量，能够更灵活细致地抒情和叙事。

在音节上，奇偶相配，也更富于音乐美。因此，它更为适应汉以后发展了的社会生活，从而逐步取代了四言诗的正统地位，成为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初唐以后,产生了近体诗，其中即有五言律诗、五言绝句。唐代以前的五言诗便通称为“五言古诗”或“五古”。

五言诗是每句五个字的诗体。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诗体，大约起源于西汉而在东汉末年趋于成熟。当然，《诗经》中早就有五言的句子，如《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汉魏六朝时期的诗作，以五言为主。

说明五言诗形成于此一时期。古代本有五言诗起于李陵《与苏武诗》的说法，但后人多加以否认，如苏软题(文选动便说：“李陵、苏武，五言皆伪。”又有说五言起于《古诗十九首》，也未获广泛赞同。大抵五言诗系吸收民歌的形式而成。

3、六言体

六言诗属古风类诗文，已不多见到了。

六言诗是旧诗的一种体裁，全诗都是六个字一句。在《诗经》中已有萌芽。其后诗人也偶尔写过六言四句的短诗，如王维的《田园乐》：''桃红复含宿雨，柳线更带朝烟。花落家僮未归，鸟啼山客犹眠。''

六言散句最早散见于《诗经》。

其中有单句，亦有偶句。如“室人交遍谪我”、“室人交遍摧我”(《邶风·北门》)，“行役夙夜无已”、“行役夙夜无寐”(《魏风·陟岵》)，“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豳风·七月》)，“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魏风·伐檀》)。

正是因为《诗经》中有这么多的六言句，挚虞和刘勰论六言诗的起源，才追根溯源到这里。但是，《诗经》中的六言诗仅是散句，既比较少见，又没有两句以上的六言句连续出现的情况。所以，如果以为在《诗经》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完整的六言诗，显然缺少足够的证据。

到了《楚辞》，六言句不仅较为常见，而且有连续四句以上的情况出现。《离骚》的基本句式是上七下六，如“驷玉虬以乘笲兮，溘埃风余上征。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玄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珥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这样一种句式，如果去掉上句的“兮”字，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六言诗的雏形。

《九辩》中甚至出现了连续的六言句：“慷慨绝兮不得，中瞀乱兮迷惑。私自怜兮何极，心怦怦兮谅直。”

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作为一种诗歌体式，如果能够独立成为一首诗，至少应该有四句以上，否则只能算是诗句，而不能算是一首完整的诗歌。

可以说，《离骚》的上七下六句式及《楚辞》中大量出现的整齐的六言句，为六言诗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

完整而规范的六言诗是在建安时期才出现的。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六言诗，是孔融的三首六言诗。孔融是建安七子之一，诗文俱享名于当时。

孔融之后，曹丕、曹植兄弟皆有六言诗传世。曹丕有六言诗三首，其中《黎阳作诗》和《令诗》是规范的六言诗；《寡妇诗》形式为六言，但因每句第四字为“兮”字，因而可视为六言别体。

4、七言体

七言诗包括七言古诗（简称七古）、七言律诗（简称七律）和七言绝句（简称七绝）。

七言体是古代诗歌体裁，全篇每句七字或以七字句为主的诗体。它起于民间歌谣。

先秦时期除《诗经》，《楚辞》已有七言句式外，《荀子》的《成相篇》就是模仿民间歌谣写成的以七言为主的杂言体韵文。

西汉时期除《汉书》所载的《楼护歌》、《上郡歌》外，还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等七言通俗韵文。

东汉七言、杂言民谣为数更多，如东汉末年的《小麦谣》、《城上乌》（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桓灵时童谣》"举秀才"（葛洪《抱朴子·审举》）都是很生动、通俗流畅的七言和杂言民间作品。相传汉武帝曾会聚群臣作柏梁台七言联句，但据后人考证，实系伪托，并不可靠。

魏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的第一首文人创作的完整七言诗。以后汤惠休、鲍照都有七言作品。鲍照的《拟行路难》18首，不仅在诗歌内容上有很大扩展，同时还把原来七言诗的句句用韵变为隔句用韵和可以换韵，为七言体的发展开出了新路。

从梁至隋七言体诗歌逐渐增多，至唐代七言诗才真正发达起来。七言诗的出现，为诗歌提供了一个新的、有更大容量的形式，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表现力。

5、杂言体

杂言诗，因诗中句子字数长短间杂而得名，其句中字数不定，最短仅有一字，长句有达九、十字以上者，以三、四、五、七字相间者为多。其特点是形式比较自由，便于无所拘束地表达思想感情。凡是以情致或气势胜的诗人，对于杂言诗都有极大的偏爱。

中国古代诗歌整齐划一的格律诗发展到中唐达到巅峰状态（代表诗人是杜甫），因为其形式上的诗美空间已经被唐代的大诗人挖掘而所剩有限；

因此唐末五代中国的格律诗向杂言诗发展，形成一个对整齐划一而导致形式有些僵化的格律诗的反拨，而最终定型为“词”这一杂言诗体制形式。而词，最终发展到了“一代之文学”的高度，取得伟大成就。

二、近体诗

近体诗，又称今体诗、格律诗，是一种讲究平仄、对仗和押韵的汉族诗歌体裁。为有别于古体诗而有近体之名。指初唐之后，形成的又一诗歌体裁。

1、类别：

近体诗包括绝句（五言四句、七言四句）、律诗（五言八句、七言八句）、排律（十句以上）三种，以律诗的格律为基准。（绝句的格律是半首律诗。排律则是律诗的延长）。

2、特点：

最基本的格律包括：字数、句数、平仄、押韵和对仗（绝句不要求对仗）几个方面，主要有三点：

（1）每句必须平仄相间，同联的两句必须平仄相对，联与联之间必须平仄相粘，即“句内相间，联内相对，联间相粘”；

（2）除首尾二联外，中间几联必须对仗；

（3）一般来说，诗韵必须押同部到底的平声韵。

扩展资料：

代表人物：

近体诗是唐代以后的主要诗体，著名的代表诗人有：李白、杜甫、李商隐、陆游等。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对于历史文化的研究，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李白

李白（701年－762年）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又号“谪仙人”，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与杜甫并称为“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

据《新唐书》记载，李白为兴圣皇帝（凉武昭王李暠）九世孙，与李唐诸王同宗。其人爽朗大方，爱饮酒作诗，喜交友。

李白深受黄老列庄思想影响，有《李太白集》传世，诗作中多以醉时写的，代表作有《望庐山瀑布》《行路难》《蜀道难》《将进酒》《梁甫吟》《早发白帝城》等多首。

2、杜甫

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原籍湖北襄阳，后徙河南巩县。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

杜甫少年时代曾先后游历吴越和齐赵，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三十五岁以后，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官场不得志，亲眼目睹了唐朝上层社会的奢靡与社会危机。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先后辗转多地。

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弃官入川，虽然躲避了战乱，生活相对安定，但仍然心系苍生，胸怀国事。创作了《登高》《春望》《北征》《三吏》《三别》等名作。虽然杜甫是个现实主义诗人，但他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不难看出杜甫的豪气干云。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杜甫虽然在世时名声并不显赫，但后来声名远播，对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甫共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大多集于《杜工部集》。

大历五年（770年）冬，杜甫病逝，时年五十九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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