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山》、《归藏》是我国古文化的典籍，然而，历来人们认为它们是《周易》的前身，并将此认识写入小学生启蒙的《三字经》内：“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通过确凿的考证，个人得出了令人意外的结论。从文字起源和进展，从中国特有的意识形态的进展，都只能说明，它们与《周易》或者与《易》没有任何联系。有联系的是：《老子》文本是在《归藏》的基础上写的；《归藏》是在《连山》的基调下完成的。《连山》、《归藏》、《老子》是西周末前之三本规范最高统治者的宝典。要搞清这个问题得先从《周易》说起。

《周易》顾名思义，当是周朝之《易》的简称。然而，周朝前后却有800余年的历史，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221年（暂依“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初步确定）。在这800多年的历史进程之中，我国的文化有了重大的变易和“进展”。大致可分为东西周两个阶段。西周时期（公元前1046年－公元770年），这个时期除了沿用商王朝遗留下来的甲骨文字外，并且也有自身时代的发展，所明显表现出来，当然，只是青铜器皿上的金文。

从西周王朝建立起，在金文中，周易的“易”字还仅只是沿袭商王朝的用意，作为“赐”字频繁地出现在金文之中。

周易所有的卦名，除“离”、“兑”两字，在金文中尚有外，余下的：乾、坤、坎、震、巽、艮都是没有的字；

周易中所依托的阴阳的概念，在西周金文之中也是找不到的，除了在使用“阴阳谷”仅两见的地名外。根本没有所谓阴阳的概念之说。

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不少的人是受世俗传说的影响，且还有不少名家学者加入这个行列，一味鼓吹，什么“伏羲一画开天”，“仰观”、“俯察”、“辨阴阳”而作八卦于卦台山，这些荒谬的言论与历史事实越来越远。当我们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历史时，不得不注意到商王朝的“贞人”问题。

贞人的出现，历史上对他们有很大的误解。从甲骨文字来看，“贞”字与“鼎”字极其相似，并且联系到出土文物（如安徽凌家滩的玉龟中间的玉版中的图案的中心部分）来看，“食器”是人们生活生存的必须用具用品，且标志着这个民族的前进步伐。所以在我们祖先自觉地认识到这一问题后，把管理“食器”的国家官员职位，定为“贞人”这是必然的。于是在商王朝这个崇祭祖先的时期内，“贞人”出现在“宫廷”、“御前”就是很自然的现象。当甲骨文在商王朝中期开始形成的时候，首当其冲的正是管理“食器”的这一批人，可以充作最先的“实践”或“执行者”。于是，他们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文化人”，这与商末前期的“贞人集团”的形成也具有必然性。故此，“贞人”从开始形成一直到商末之前被王权的打击（压散、流魄）都与所谓的“占卜”“决疑”不沾边。随着时间的流逝，“贞人”的后裔（从商武乙的打击贞人开始算起，约500年之间大约有17代左右）的发展，延续到春秋时，他们遍及到东周王朝的各个领域。他们除了少数还是官宦外，其绝大多数已沦为：食客、门人、差役、巫师、药师、风水等等。总之，他们是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孕藏着无限的创造力，也同时具有极大的社会反动性。在这一特殊阶层内，特别是受到西周晚期意识形态的熏陶，春秋初期在他们之中形成了“阴阳学、五行学、易学、名学、道学、儒学、杂学、法学、诡辩学”等的萌芽。所以在春秋中期才有了易学的雏形，直至战国时期都还是一个渐进的阶段（竹简易、帛书易可证）。它那时还没有被人们认可的易经的样子，更没有现代易经的样子的影子。所以，易经的起源，早不过春秋初期，说它是周易则理所当然，因为它毕竟是东周之易。

支持周易的还有“卦符”和“太极图”的问题。封符就是八卦的符号，它的长横为阳、两短横为阴的出现是在“汉帛易”之后，离现在只有两千年或不到两千年的历史。“太极图”的出现就更晚了，虽然传说为陈抟作之，但无实物可证，因为继他之后的周敦颐（1017－1073）的“太极图说”，并不是后来“太极图”的真实。后来“太极图”的出现只在明朝时期，谁作的不得而知，离现在充其量还不到700年的历史。遗憾的是，我们不少的人，把我们的老祖宗伏羲神话的不知如何是好，在他手里塞进了八卦和太极图，自以为这是在给祖宗脸上贴金，但实际上，这是在给我们自己的祖宗脸上抹黑而愚蠢之极的做法。

再者，周易的认识还涉及到一个“占卜”的问题。什么是占卜，得首先弄清楚什么是“卜”、什么是“占”。说到“卜”和“占”就必须看看离今8000年前的文化，那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符号”。“符号”也是人们认知客观世界的“实录”。符号的出现，说明我们的先民，已经有了认识客观世界的“语言”似记录，是通过刻、画、写、记、录、钻、凿、灼的各项活动，所留下来的人为印记，留下这样印记的人，叫做“卜”人。然而，仅有“卜”人是不够的，符号的出现，还得要人把它复原成当时的语言，才能让符号的存在具有意义，而充当“解说”、“还原”符号成为当时语言的人，就叫“占”人。于是“卜”、“占”人的出现和存在一直延续到离现在三千三百年以前，大约经历了漫长的历史约四千六、七百年。从商王朝中期（？）起，甲骨文的出现，“卜”人还是记、刻、画、写、录、钻、凿的人为的行为活动者；而“占”却上升到读、看、阅、听、闻等认识活动的范畴；灼的印记上升到验收、收讫、是我等已发生过的证明，如现在的印章的功效一样。所以，甲骨文内所出现的“卜”、“占”（此字在甲骨文中是没有的，在现在的“占”字外面再有一个大口字包围，则读占）都仅是上述之意。遗憾的是清末之儒徒（孙诒让、王国维、罗振玉）之流，错误解释了被王懿荣所发现的甲骨文，而贻误至今。孙、王、罗、郭等四堂的错误，仅是把起于春秋的“占卜”误以为是我们早已有之就大错特错了。（甲骨文是商到西周所特有的文字，随着东周时期的竹简兴起，代替了甲骨文后，后来人们对甲骨文一无所知。显然这包括从孔子以降的历代文人，直到清末王懿荣的偶然发现，方才开始认识这一“新”的事物。然而，从商末延续到西周的“贞人”后裔们，显然弥散在各个领域，但，唯有一支他们发展变易了商朝和西周的“卜”“占”之意，取而代之以“占卜”的雏形，流行于世，进而发展成为影响中国的“占卜”文化。这是被人们忘却了的春秋特有现象。）

当我们不少的人举证《尚书·大禹谟》文中的“占卜”的事，如“枚卜”、“官占”等为最早之证时，殊知，《大禹谟》是西晋永嘉之乱之后所冒出来的“伪书”，离现在不足1700年，焉能为证；即若是现在的《尚书》，也仅是汉以来所不断整理推出的，也不能为证；何况目前所能见到的刻印本，还可能只是宋、元、明、清之作品。

当然，支持《易》的出现还当有，阴阳观点或五行认识等。但是这些，在我国历史之中，能够找到实证的都早不过春秋时代。因为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对于这些都没有它们的踪迹。

由于人们对于《易》的认识并不牢固，没有真正进入《易》之门，对于它所应该出现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之中，没有客观事实的依据。于是，妄自而无限遥远的漫话。这样不仅不会使《易》的真正价值得到人们的认可，不自觉地，给它披上了神秘的外衣，致使它成了任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工具”。这不是给自己祖宗脸上增光，而是在给祖宗脸上抹黑。

远在约5000年前山东大汶口出土的象牙梳上镂刻的一组图案，有人就先入为主的称之为是“太阳八卦图”。这是在干什么？这是考古吗？5000年前的先民，从哪里来的“八卦”概念，从哪里来的“卦符”概念。现在八卦卦符的长短横概念，还只是“汉帛易”以后的事，离今只不过是两千年左右，这中间的三千年在干什么。诚然，象牙梳中间是由七个所谓的“乾卦”和四个所谓的“坤卦”组成一“S”形的图案，分别在两回形中间有“T”字形的标记。但是，请注意，这是刻画在“梳子”上的图案。梳子是干什么的，梳子是整理、梳理头发而用的。5000年前的先民，对于自己的头发整理、梳理是多么的伟大的事情呀。当时的先民不分男女，对于拖在脑后或飘洒在胸前的头发，很是头疼。用树皮、草茎、兽皮去扎捆头发，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它不利于生产实践，不利于生存竞争，它影响人们的各种活动，而会动摇预期的目的。当事情本来可以成功的时候，却因为自己的头发的干扰和被它物利用（“挂着”、“绊着”、被野兽或敌人揪住、扯住等不利的情况），轻者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重者丢失掉自己的性命。于是，梳理、整理自己的头发，几乎就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当发现，把头发分为三股而辫时，则紧密得多，而只需要在辫稍处系上小小的绳索，这就方便多了。进一步把整理好的辫子再以“S”形的方式盘起来，并且在盘的两个中心部分用类簪子式的它物插上，就更加稳妥牢固了。这是惊人的壮举，于是在我们的民族之中广为流传，并且把图案镂刻在梳子上，不是一目了然吗！显然，大汶口的象牙梳正是我们先民当时的记录，正是五千年前人们生存斗争、生产实践的历史足迹。它启发人们在实践之中，必须规范自己、严格要求自己、按一定的程序约束自己。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实践。所以这正是后来发展为王者的“律己”、严格“律己”、严格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的前身。这样的精神孕育出来的品德能不高尚吗？这是西方世界所不能理解的民族精神啊！

离现在约4600年前安徽凌家滩，出土的玉龟中间的玉版上面也有一幅图案。有人说这是我们先民“占卜”决疑的明证，这又奇怪了，真不知这些人心里在想干什么？

愚以为，这幅图案太好了，太伟大了，它简直就是大汶口象牙梳的姐妹篇，它是我们先民足迹的真实写照，这是先民们认识了“龟”的价值的深刻寓意。从该图的中心部分看，这是后来甲骨文中“贞”字和“鼎”字的写照，也就是甲骨文中的两“贞”或两“鼎”交叉垂直的实录，也就是先民的“食器”的再现；离开中心“食器”后的小圆内，则是分向八方的八个龟头；八个龟头外大圆内分向四方的四个龟头。

这个具有图案的玉版，却是玉龟的中间组成部分之一，它分为龟背、龟腹和中间的玉版。此玉龟出土于墓主人的胸口前。显然这说明是墓主人铭记心中的大事，就是玉龟中间玉版的这幅图案。

这是什么样的大事呢？这首先得认识一下“龟”：

龟，顺从，不张口咬人，不伤人，听从民的意志而皈依；

龟，能填民的肚皮，龟的食法极其简单；

龟，忍耐、坚毅，不要任何回报，当民抓到龟后，只要放到它爬不出来的地方，它就老实的永远呆下去，它不吃不喝没有任何乞求，当民取用时，随时俯首待命；

龟，长寿，泰若，与世无争；

龟，可强民之身、健民之体。

显然上述之中唯有它不要任何回报，俯首待民之命最为可贵，这正是所有为王者，所应效法的精神。同时这也是“民以食为天”的早期精神体现。图案中心之所以是“食器”，正是寓以此意。只有以“食器”为象征的中心，才能保障四方（包括八方）民众生活生存、安宁永在。不理解这个图案，就不能理解后来出现在西周金文内的“抚有四方”、“永保四方”、“经维四方”等的真正精神。而这种精神的目的，却是“民得”的具体实施。伟哉，我们的先人。那时候的西方正是金字塔文化盛行的时期，他们的文化正是王权、强权、力量、暴力的杰作。（我们却在离今4600年以后直至周王朝，始终没有找到一座像样的王权、皇权、强权的宫廷建设或像样的坟墓，从而使不少的人污辱我们说，没有王权象征的建设就没有进入国家状态，没有国家的形式就没有进入文明时代。真不知这是什么样的逻辑。）这也就是说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已经开始了。

关于《连山》和《归藏》的问题……（略。此意已见于《老子的自然观和现代文明》与《老子其人其书之我见》。）

综上所述，《周易》与《连山》、《归藏》没有任何联系，有联系的是：《老子》的文本是在《归藏》的基础上写的；《归藏》是在《连山》的基调下完成的。《连山》、《归藏》、《老子》是截至西周末之前的三本规范最高统治者的治国宝典。可惜而遗憾的是，人们几乎把她们忘得所剩无几，无视我们自身的历史，任人玩弄于巧舌诡辩之间，岂不悲乎！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陈光柱

（此稿还在5月21日中华传统文化复兴论坛上讲过）

焚书绝对不是说说而已，始皇帝的确烧了绝大多数除了法家之外，各派的书籍，尤其是儒家的，包括你说的《春秋》、《左传》等等。没有被烧的类目有占卜、农业、医学之类。因为秦帝国提倡法家学派，所以为了统一便利，更为了预防其他学派发展成气候，所以大规模焚书。大多经典保存下来，是因为当时的文人有的冒生命之险藏书、抄书、背书。况且秦帝国如此短命，等到汉朝时根据一些长者的回忆，又修复了部分书。

个人觉得焚书肯定对文化传承是灾难性的，但是最宝贵的几本经典还是被流传下来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中医古籍还是非常多的，不过很多中医古籍都在国外馆中，比如日本的早稻田图书馆馆藏了很多中医古籍，很多珍稀罕见的中医古籍 也都在里面

另外曾经在 医书网 下载到一些的中医古籍类书籍资料，也都是整理国外一些馆藏的中医古籍资料，都是纯古籍扫描版的中医书籍，非常罕见的，你可以看

内景备览（上下卷）

内科秘录（9卷）

内经知要（上下卷）

切要方义（1-5卷）

千金方药注（1-4卷）

千金方衍义（1-36卷）

千金方（1-32卷）

景岳全书（40卷）

本草经百种录（上中下卷）

歌伤寒杂病论俗辨（上中下卷）

经穴汇解（1-8卷）

经穴纂要（1-5卷）

经络歌括（2卷）

经络腧x学 68讲

经验丹方（四卷）

蔓难录（1-5卷）

蕉窗方意解（一二卷）

蕉窗杂话（2卷）

补正辑光伤寒论（上下卷）

金匮二刘合注（上下卷）

金匮玉函经（1-20卷）

金匮玉函要略论注（6卷）

金匮要略 54讲

金匮要略国字解（1-6卷）

金匮要略心典（3卷）

金匮要略述义（1-4卷）

金匮论注（1-8卷）

金镜内台方义（3卷）

难经小解（1-6卷）

难经抄（一二三卷）

难经本义抄（1-6卷）

难经本义（上下卷）

难经疏证（上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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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公炮制（1-8卷）

风寒热病方纬篇（1-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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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版子部太医张子和先生儒门事亲零本金张从正撰南宋刊1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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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版子部普济本事方存6卷（卷1-6）宋许叔微撰南宋刊6册

宋版子部重校证活人书18卷宋朱肱撰南宋刊带图本10册

宋版子部鸡峰普济方存25卷首目1卷宋孙兆撰贾兼重校南宋刊24册

宋版集部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存6卷唐杜甫撰宋郭知达编宋宝庆元年广东漕司刊3册

类证普济本事方十卷宋许叔微撰清钱氏萃古斋抄本

建安五年，深秋八月，兖州官渡地界。这一年的北方，异常躁动，因为东汉末年最大的两位诸侯，在这一年夏天，开战了。曹操和袁绍这对总角之交，在背靠背各自扫平了正面战场后，终于翻脸了。

八月初，震动华夏、举世瞩目的官渡之战，正式打响。曹操驻兵中牟县西北的官渡，袁绍亲提十万机动兵力，从黎阳南渡黄河，在官渡以北与曹军相接。袁绍大军东西连营几十里，遮云蔽日，排山倒海，欲以雷霆万钧之势，无情碾压曹军，将曹操踏平在官渡。曹军这边，则寒碜得多，机动兵力不满万人，而且十分之二、三都是伤员。是的，曹操不得不用七千多人，对抗袁绍十万大军。

八月，袁绍连营稍前，东西数十里。曹操亦分营与相当，合战不利。曹操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袁绍进临官渡，起土山地道。

曹操当时的情况，实际只会更惨。其一，史料中的“曹操分营与袁绍相当”，说明曹操的七千多机动人马，甚至不能集中力量，而要分散防御袁绍东西数十里的连营。这样一来，曹军战斗力又要削弱。比如，当时程昱镇守的鄄城，守军就只有七百人。其二，曹军当时的军粮已几乎消耗殆尽，这一点比曹操的劣势兵力，更具有毁灭性。军队一日无粮，则立刻土崩瓦解。想想曹操和吕布争夺兖州时，因为饥荒而立即两相罢兵，就可知了。

但后面的事，诸位知道，奇迹发生了。

曹操听了许攸的话，孤注一掷，亲自率领五千精兵，连夜奔袭袁绍的屯粮基地乌巢，在清晨六点，发动突袭。斩袁绍大将淳于琼，把乌巢烧掉，然后，回营，再然后，袁绍败了。

曹操乃留曹洪守，自将步骑五千人夜往，会明至。曹操急击之，淳于琼退保营，遂攻之。张郃等闻淳于琼破，遂来降。袁绍众大溃。

东汉末年最大的一场战役，也是最离奇的一场胜利，就这样戛然而止。袁绍恐怕至死都不能明白，自己到底为何败得这样快。

官渡之战已历千年，但疑点迷雾向来重重。最大疑点是：曹操怎么就能以区区七千人，在阵地战中，挡住了、最终还打败了袁绍十万人？从任何角度看，这都匪夷所思。

如果还认为袁绍不如曹操——无论个人能力，还是其他方面——都是拜《三国演义》所赐。别的不说，仅公孙瓒这位袁绍劲敌，就抵得上曹操周边一圈子被他撂倒的诸侯之合——包括刘备——因为刘备当时整体实力很弱；也包括吕布。

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守之。

《孙子兵法·谋攻篇》这二十二个字，以袁绍当时的实力，随心所欲，想用哪个就用哪个。袁绍可以步步碾压，分兵围攻曹操的重要据点和城邑；袁绍可以正面强攻，可以不计伤员，不惜代价，不顾损失，和曹操硬杠死磕；袁绍可以稍用计谋——如曹操在白马和延津时做的一样——调虎离山，急行军，打回马枪，和曹操缠斗；袁绍还能就这么耗着，耗到双方都弹尽粮绝，看最后一口气，十万能不能吹过七千人；是的，袁绍甚至可以死守——如司马懿在雍凉和诸葛亮龟缩般死守——有什么了不起呢，最后赢，就是了。

袁绍竟然还是输了。

然而，一部失传千百年的神秘古籍，可以让当年的真相，大白于世。《魏晋世语》这部古籍，为晋朝史学家郭颁所著，但这部宝贵的历史资料，在历史的浪尘中，早已灰飞烟灭，不知何所了。幸运的是，我们能从裴松之对三国志做注时所引用的众多古籍资料中，一窥这部失传千年古籍的风采。

这部古籍有一段残言，保留了下来：

公与绍相持，公时有马六百余匹。

意思是：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曹操当时有六百多匹马。

对比陈寿《三国志》，我们在《钟繇传》里找到一条对应信息：

太祖在官渡，与袁绍相持，繇送马二千余匹以给军。

钟繇当时在司隶，曹操命他镇关中。《钟繇传》说，他曾在曹操与袁绍相持官渡时，送马两千匹支援曹操，而《魏晋世语》却说当时曹操只有六百多匹马。请问，钟繇支援曹操的马，哪去了？古人作史，多引前著，陈寿写《三国志》，即是如此，则《魏晋世语》这则信息，可以肯定是来自曹魏时期的史料，具体哪一本，现在已不可考了，但很可能是王沈的《魏书》或鱼篆的《魏略》。而且这条史料，《三国志》是没有记载的。《魏晋世语》这条残存史料的价值在于：它证明了陈寿记载官渡之战这部分内容时，据以引用的曹魏官修史料，水分很大。

那曹军当时的兵力到底多少？曹魏官修史料，将“两千匹”马，压缩为“六百匹”马，压缩了三倍有余。我们是否可以对应此比例，推算出曹军当时的机动兵力总数，约为七千多人的三倍，即大约不到两万五千人？

裴松之针对这一问题，曾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讨论：

魏太祖虽机变无方，略不世出，安有以数千之兵，而得逾时相抗者哉？以理而言，窃谓不然。绍为屯数十里，公能分营与相当，此兵不得甚少，一也。绍若有十倍之众，理应当悉力围守，使出入断绝，而公使徐晃等击其运车，公又自出击淳于琼等，扬旌往还，曾无抵阂，明绍力不能制，是不得甚少，二也。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不得甚少，三也。

首先，袁绍东西连营几十里，曹操还能“分营”与袁绍抗衡，说明曹操的兵力不可能只有七八千人。曹操如果只有这么点人，那他分营几十里与袁绍相抗，则每一处据点，兵力最多不过几百人。这就荒唐了，袁绍随便派出几千兵力，就能分分钟把曹军灭掉，即便如程昱这位被曹操赞为“勇气胜过孟贲和夏育”的存在，领兵七百据守鄄城，袁绍难道攻不下来？

第二，袁绍有十万多人，如果曹操只有七八千人，袁绍理应围攻，断绝曹军粮道水源，但曹操尚能让徐晃出兵，袭击袁绍粮草辎重车辆，还能自带五千精兵，偷袭乌巢。请问，曹操还守不守官渡大营了？张郃又是如何败的？

第三，诸位知道，袁绍败后，曹操坑杀了七八万袁绍兵卒，如果曹操只有七八千人，即便他全部用上，怎么可能控制住七八万人？如果您想起白起，您要知道，白起坑杀的那四十万人的水分更大，而且其中还不知有多少是老百姓。

曹操收编青州黄巾精锐，至少得几万人。后来在兖州和吕布交战，因为饥荒削了一部分兵。但之后曹操又经历了一系列征伐战争：击吕布，打刘备，围黑山，等等，历经的战役数不胜数。而且，曹操拿下豫州，迁都许县后，大兴屯田，一年得谷一百万斛，从这些分析推测，曹操在兖州裁军后，不可能不征兵。估计官渡之战时，曹军兵力至少在三万人到四万人之间，还可能更多。

众所周知，晋承魏统，陈寿作为晋朝官方修史人员，他是尊崇魏武的。那他在编写史书时，必然要在细微处抬举曹操，又怎么敢在史书中将曹操这么出世的“大捷”，掰回原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