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始于周朝，盛于隋唐。

避讳是中国古代史上特有的一种历史现象。它规定臣下不得直称君主或尊长的名字。凡遇到与君主或尊长的名字相同的字面，则采用某种办法来回避，这就叫避讳。这种避讳制度往往造成语义上的若干混乱。

避讳大约产生于周代，流行于秦汉，盛行于隋唐，并且避讳的禁令逐渐严格起来。至清代，尤其雍乾之世，讳禁之严可谓登峰造极。直至民国才基本上废除这种讳禁。古代避讳的方法有三种。

第一种是改字：即凡遇到君主或尊者之名改用与之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例如秦始皇之父名子楚，改楚国为荆国。秦始皇名政，《史记·索隐》改“正月”为“端月”。

第二种是空字：即将应避讳之字空而不书，或作“某”，或作空围“口”，或直书“讳”字。例如《书·金滕》“惟尔无孙某”“某”指“发”，讳周武王之名。

第三种是缺笔：即对所避之字的最后一笔不写。这种为避讳而缺笔之法约起于唐初，盛行于宋代。在宋刻古籍中，“缺笔”不少于“改字”。

避讳对象：

1、帝王

对当代帝王及本朝历代皇帝之名进行避讳，属于当时的“国讳”或“公讳”。如在刘秀时期，秀才被改成茂才；乾隆曾下诏门联中不许有五福临门四字，为的是避讳顺治帝福临之名。有时甚至还要避讳皇后之名，如吕后名雉，臣子们遇到雉要改称野鸡。

2、避圣贤

主要指避至圣先师孔子和亚圣孟子的名讳，有的朝代也避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之名，有的还避周公之名，甚至有避老子之名的。比如孔夫子，名“孔丘”，北宋朝廷下命令，凡是读书读到“丘”字的时候，都应读成“某”字，同时还得用红笔在“丘”字上圈一个圈。

3、避长辈

即避父母和祖父母之名，是全家的“家讳”或“私讳”。与别人交往时应避对方的长辈之讳，否则极为失礼。唐代诗人李贺之父名晋，“晋”与“进”同音，故李贺一生不能举进士。《红楼梦》中林黛玉之母叫贾敏，故林黛玉凡是遇到敏字都读成米或密。

在我们整理和阅读古籍图书时，往往会发现有一些残字，有的行里空白，有的词句明显不通，使人难以理解。这些情况，除版刻方面的讹错外，一般都是由于避讳造成的。

　　　　所谓避讳就是中国封建时代人们为尊敬君主、君主的亲属、圣人、贤者和长辈，在讲话时不直呼其名，在写文章时不照字直书，而用其他的字、词代替的一种习俗。这种习俗起源较早，至少在周朝就有了。据《公羊传》记载，孔子作《春秋》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后来，这种习俗经过封建朝代长时期的应用，花样不断翻新，需要避讳的地方越来越多，而且不少朝代的皇帝自己都还规定了一些避讳的范围和方法。让人们必须使用，否则就被砍头问罪。所以，这时的避讳便远远不是一种习俗的问题了，而是变成了一种法律。千百年来由于违反避讳原则而被砍头的大有人在。比如清代江西举人王锡侯等人就是在进书乾隆皇帝时违了讳而被杀的。后人将此事总结成两句话，曰：“王举人好心上书，书呆子身首异处”。

　　　　古书上避讳的方法是很多的，主要有下面几种：

　　　　一、缺笔。是将应避讳的字不完整写出来，而少写一两笔。如为了避讳唐太宗李世民的“世”和“民”字，便把“世”字写成“”，把“民”字写成“”。再如，为了避讳孔丘的“丘”字讳，将“丘”写成“”，避宋太祖赵匡胤的“匡”字讳，将“匡”字写成“”等等。

　　　　二、去字。是把需要讳的字去掉，不写在书上。这有两种做法：一是不留空；二是留空。所谓不留空，如现在的瑕县过去原叫瑕丘县，龚县，原叫龚丘县。为了避讳孔丘的“丘”字，便把“丘”字去掉，于是就成了瑕县和龚县。留空就是将讳字去掉，但留个空。比如为了避讳唐太宗李世民的“世”字，唐人把“王世充”写成“王充”、后代的刻书匠不知这是避讳造成的，所以刻书时便把二字联在一起刻成王充，读者如不了解这些情况，就会闹出笑话。另外，还有些书将需要避讳的字空着，但均写“上讳”二字，比如《说文解字》一书在秀、庄、、祜等字上，皆写“上讳”二字。其空字不注。这是因为东汉光武帝名秀，明帝名庄，章帝名，安帝名祜的缘故。

　　　　三、改字。是将需要避讳的字改写成其他字，这是最常用的一种做法。由于避讳，不但不少人的姓被改了，名字被改了，而且很多东西的名称都被改了，下面分别介绍一些：

　　　　1改姓。现在不少人姓邱，其实，这些姓邱的先人最早并不姓邱，而姓丘。丘原是一个地名，即是以今山东临淄（古称营丘）这一地命的姓（周武王封其功臣姜子牙于此，建立齐国后姜子牙的子孙凡住在营丘的，都以地名为姓遂为丘氏）。春秋末年，孔丘被举为“圣人”，这样，丘姓就和孔子

还叫世子,唐代贞观年间，“世”字有因避讳而缺笔的，也有不避讳而直书其字的。如:

名标于汉丗。（贞观四年，安定胡公〈质〉墓志铭）

奄从他世。（贞观五年，君讳墓志铭）

公侯丗袭，将相门传。（贞观八年，处士李君〈继权〉墓志铭）

燕昭成皇帝七世孙。（贞观十六年，大唐吏部将仕郎范阳卢府君妻冯氏墓志铭）

这些墓志和墓志铭正反映了这一时期避讳制度并不十分严格的特点：臣民于君讳可避可不避，即使是在同一篇墓志中也有讳与不讳并存的现象。例如贞观二十年的《□忠墓志》中既有“世子无挺”，又有“本枝百丗”，前一“世”字直书不讳，后一“丗”字因避讳而缺笔

唐太宗一代雄主,非常开明,即位后曾下诏说只要“世民”两个字不连起来用在文字中，就不需要避讳

“令曰：“依礼，二名不偏讳。近代已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典。其官号、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旧唐书·本纪第二）。古代三省六部制中的“六部”最早为“吏、民、礼、兵、刑、工”六个机构，其中“民部”在唐太宗时并没有为了避讳李世民的“民”字而改称，倒是到了唐高宗李治即位后，为了表示其孝心和尊崇，下令把“民部”改为“户部”

——甲骨文的“卢”

——西周金文的“卢”

——篆书的“卢”

——马王堆帛书（隶书）

——唐代颜真卿的楷书

——明代唐寅的行书

——唐代怀素的狂草

——现代简化字

卢姓源出于姜姓，是姜子牙的后代。春秋的齐文公之子名高，高之孙傒任齐国上卿，因迎立齐桓公有功，得到卢（今山东长清县西南）作为封邑，其子孙以封邑为姓，称卢氏。田氏代齐以后，卢氏散居北方一带。秦代有博士卢敖在范阳涿郡（今河北涿县一带）定居，后来称为范阳卢氏。范阳卢氏在魏晋南北朝时成为“四海大姓”，世称“崔卢王谢”，社会声望比皇族还高。卢氏谱牒记载，“卢氏得姓始祖为周敬王廷臣姜傒，食邑于卢，子孙以为姓，尊傒为始祖。后裔卢照邻是唐高宗时才子，与骆宾王、杨炯、王勃并称为‘初唐四杰’，时称‘王卢’”。据考，卢姓有声望的世家大族居范阳郡（今河北涿县）。卢姓家族常用以下两位名人嵌作楹联，以事彰扬。门前挂这两句楹联，主人定是卢姓。联云“范阳名族”，典出卢群。“ 涿郡高楣”，典出卢柏。从卢姓人口分布来说，广东是卢姓的姓氏大省。

唐代中叶，卢宗泰（南迁世祖即一世）任江西虔州（赣州）刺史，后代留居赣州与吉安。据宁都麻田卢氏始祖卢宗泰墓碑及《宁都麻田卢氏族谱》载，唐开远癸丑卢宗泰偕三子卢明、达、显因安禄山造反由幽州（河北范阳）经湖南桃源抵江西虔化县（宁都县）洛口清音里韶坊，卢明居南岭、卢达居麻田、卢显居下沽（后裔迁江西南康唐江）。四世卢允立，讳卓，生九子，长子卢光睦任御史中丞，次子卢光稠任百胜军防御使兼五岭开通使升太尉封开国侯，梁太祖封汝舟王。卢光稠由谭全播辅佐于唐朝末年领导农民起义后占据赣州，对赣州扩城，治理赣州33年，为赣南客家代表人物之一。始兴《范阳卢氏五修谱》载：“越六朝而至于有唐，有讳富公者，南京分脉，而迁江右虔州虔化县。富生广……广生卓，卓生光稠公……稠公生三子，长希一，次延昌，次孟坚……益（延昌八世孙）与县尹公（孟坚八世孙）筮出闽省，令蒲田，考满次永定属上杭大塘坳瓦子乡而居。”其后裔于五代之后迁赣州、南康、上犹、南丰、永丰、上杭、永定、宁化、嘉应州（梅州）、莆田、兴宁、潮州、始兴、南靖、龙川、漳州、从化等地。南宋初，卢宜由虔州迁汀州宁化、长汀。南宋末，避元兵之乱，卢天保由宁化经长汀、上杭，留居永定，后分迁广东大埔、梅州、兴宁等地。另一支为唐僖宗光启年间，御史卢邹入闽，为入闽始祖。据梅州《客家姓氏渊源》载，卢宗泰14世孙卢处信（宋嘉定十二年举人）自虔化迁居宁化石壁，其曾孙千四郎又自石壁迁梅县田背村开基。

卢姓南迁千多年于赣南，又闽西，再粤东演绎为客家一代表性姓氏。

据史书记载卢姓名人：卢坤，最著名的卢姓政治家。清道光初年任至封疆大吏。历任湖文总督、两广总督等职。1834年，英国劳卑率军舰侵入虎门，进泊黄埔，要挟多端，他严加拒绝，并将英舰驱逐出口。卢照邻，最著名的卢姓文学家。曾任新都尉，后为风痹症所困，投水而死。他以诗文知名，为“初唐四杰”之一

关于卢姓的来源，《姓纂》和《通志氏族略》等古籍都有源源本本的记载，是这样的：“姜氏，齐太公之后，至文公子高，高孙¤，食采于卢、今卢县也，因姓卢氏，秦有博士卢敖，汉有燕王卢绾。”

齐太公，就是辅佐周武王兴周灭纣的姜子牙。他于大功告成之后，被封在齐国，爵位为公，成为后世许多同宗而不同姓的家族的共同始祖。卢氏，既然是创自齐文公的曾孙¤，当然也是名正言顺的姜太公后裔。如果再往上推溯，则姜太公是炎帝神农氏的直系姜姓裔孙，那么，卢姓自然也是最为道地的炎黄子孙了。

卢氏的得姓，是由于“食采于卢，因姓卢氏”。春秋时代齐国的卢邑，在当时的历史上也相当有名气，《左传》上面就有一段：“隐三年，齐侯、郑伯盟于石门，寻卢之盟也”的记载。这个地方，根据考证，就是在现山东省长清县的西南方。换言之，卢氏目前虽然是到处都有，但他们的“老家”却在山东。

春秋时代繁衍于齐国的姜太公后裔中，以卢字为姓的，除齐文公曾孙¤的“以邑为氏”而姓了单姓卢之外，还有以“卢蒲”两个字为姓的一支。这一支卢蒲氏，是传自“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那位齐桓公，传到后来，也纷纷改姓了单字卢氏，并且以今河北省大兴县一带为繁衍中心，使得卢氏的阵容，越来越是庞大。

中国人在三皇五帝以前（距今约五千年），就有了姓。据传说，姓的最早起源与原始民族的图腾崇拜有关。氏族部落不但对图腾奉若神明，禁止食、杀、冒犯，而且把它作为本氏族统一的族号。在原始部落中，图腾、族名和祖先名常常是一致的，久而久之，图腾的名称就演变成同一氏族全体成员共有的标记——姓。由图腾演变为姓的传说很多。据考证，夜郎国的国君是竹王，他的臣民以竹为图腾，姓竹。又据史书记载，晋国有狐毛、蛇平，汉代有狗未央、狼莫、鹿旗，三国有豹皮公等人。透过这些古怪的姓名和骆、虎、蚁、牛、羊、鸟、龙、竹、梧、茶、菊等与动物、植物名称相同的姓氏，隐约可见图腾崇拜对姓氏起源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迹。

姓的形成除与图腾关系密切外，还与女性分不开。那时是母族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所以“姓”是“女”和“生”组成，就说明最早的姓，是跟母亲的姓。据考古学资料表明，西周铜器铭文中，可以明确考定的姓不到三十个，但大多数都从女旁，如：姜、姚、姒、姬、娲、婢、妊、妃、好、赢等等。不仅古姓多与“女”字相关，就连“姓”这个字本身也从女旁，这大概是母系氏族制度的一个特征性产物。妇女在生产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实行群婚制，兄弟姐妹之间可以通婚，在这种制度下，子女只知其母，不知其父，所以在神话里流传着“圣人无父，感天而生”的许多故事。许多古姓都从女旁，可见我们祖先经历过母系氏族公社的痕迹。

夏、商、周的时候，人们有姓也有氏。在古代氏族发展的过程中，又衍生出“氏”这个称号。传说，黄帝治理天下时，已有“胙土命氏”。氏的产生，最大量、最频繁的时代是周朝。周朝初年，为控制被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封国名为氏。另外，各诸侯国又以同样的方式对国内的卿大夫进行分封，大夫的后人又以受封国的名称为氏。以后，各种形式的氏的来源又不断出现，并且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姓的数量。但是只有贵族才有氏，贫贱者有名无氏，氏成为贵族独有的标志。至于贵族妇女，则无论怎么称呼都必须带上姓，这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宗法制度的权威性和严谨性。到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动，旧贵族没落了，有的还沦为奴隶。这表明贵族身份的氏，已无存在的必要。

“姓”是从居住的村落，或者所属的部族名称而来。“氏”是从君主所封的地、所赐的爵位、所任的官职，或者死后按照功绩，追加的称号而来。所以贵族有姓、有名、也有氏； 平民有姓，有名，没有氏。同“氏”的男女可以通婚，同“姓”的男女却不可以通婚。因为中国人很早就发现这条遗传规律：近亲通婚对后代不利。姓的产生，从史书上看，先秦时期的《国语·晋语》记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周语》记载“我姬民出自天鼋”。由此说明姓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种族的称号。同姓之间不许通婚，是周代婚姻制度的规矩，“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同姓不婚，恶不殖也”（《国语·晋剧》）。古人很早就懂得近亲婚配会产生不良后代的道理，为辨别男女姓的异同从而决定嫁娶与否，在女子称谓中标明姓就是非常必要的了。由此可见，姓的作用在古代主要就是“别种类”“别婚姻”。

姓氏相别的制度一直沿用到战国后期。秦朝时，旧贵族瓦解，西周封建宗法制度基本结束，旧的氏族及姓氏制度也被清除殆尽。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已经微乎其微。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顾炎武《目知录》）此后，中国的姓与氏合而为一，或言姓，或言氏，氏即姓，人们使用姓氏时简单省事，也无贵贱之别，因而平民也从无姓到有姓。

唐太宗（627年）的时候，有个吏部尚书高士廉，把民间的“姓”记录下来，写成一本书《氏族志》，颁布天下，作为当时推举贤能作官，或撮合婚姻的依据。中国旧时流行的《百家姓》是北宋（960年）的时候写的，里面一共收集了单姓408个，复姓30个，一共438个。发展到后来，据说有4000 到6000个，但是实际应用的，只有1000个左右。

世界各国都有“三大姓”的说法。

英国是：Smythe,Jones,Williams；

美国是：Smith,Johnson,Carson；

法国是：Martin,Bernard,Dupont；

德国是：Schultz,Mueller,Shmidt；

苏联是：Ivanov,Vasiliev,Deternov；

而中国：有张、王、李、赵，四个大姓，历史悠久，分布广泛，而且都是皇帝赐姓。根据最新的统计，单是姓张的，就有一亿人，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姓了吧。

1977年史学家李栋明，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有关“姓”的论文，文中指出：

华人最大的十个姓是：张、王、李、赵、陈、杨、吴、刘、黄、周。这十个姓占华人人口40%，约四亿人。

第二大的十个姓是：徐、朱、林、孙、马、高、胡、郑、 郭、萧。占华人人口10%以上。

第三大的十个姓是：谢、何、许、宋、沈、罗、韩、邓、梁、叶。占华人人口10%。

接下来的15个大姓是：方、崔、程 、潘、曹、冯、汪、蔡、袁、卢、唐、钱、杜、彭、陆。加起来也占总人口的10%。换名话说，在中国十亿人口中，有七亿人姓了这45个大姓。

另外的三亿多人的姓，都是比较少见的，象毛、江、白、文、关、廖、苗、池等等。

中国各地农村多聚族而居，往往一个村庄仅为一姓居民。各个族姓开拓一方，繁衍一方，独占一方。西晋、唐初、五代和宋元时期中原有过几次大的移民浪潮。先民各族人逐渐融入汉民族中。各地府、州、县志对这一历史现象记述甚详。如乾隆《福州府志》载：“永嘉二年（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以中原多事，畏难怀居，无复北向。”（清·乾隆《福州府志》卷75《外纪》）唐初陈政、陈元光父子也曾率戍闽部属58姓，定居福建。黄仲昭《八闽通志》引《建安志》载：“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避乱于此，故建州备五方之俗。”

自民国以来，有关姓氏家族的调查材料十分丰富，各地也屡见姓氏溯源的考据。以福安县甘棠堡为例，当地数十姓居民分别来自中原20多个郡县，郑氏来自清河郡、荥阳郡；陈氏来自颖川郡、太邱郡；周氏来自汝南郡；徐氏来自东海郡；邱氏来自河南郡；丁氏来自博陵郡；王氏来自太原郡；范氏来自高平郡；缪氏来自东鲁郡；黄氏来自江夏郡；曾氏来自天水郡。其他如苏、兰、郭、杨、连、江、翁、谢、许、徐、詹、魏诸姓也都分别有自己的祖地郡望。他们自唐宋以来，“各衿门户，物业转属，而客姓不得杂居其乡。”（明·万历《福安县志》卷1《风俗》）各姓氏都按严格的地域范围，聚族而居。

华东、华南的客家人，从西晋到宋末由北方迁入，因语言、风俗的差异和利益矛盾，迁徙后常为争夺生存空间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这种“主客之争”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经常的矛盾和冲突，更造成客家人对血缘姓氏家族关系的依赖和重视，因此客家人的宗族观念和家族组织是最强的。客家土楼（无论是圆楼还是方楼）居住上百人，都是同一姓氏（宗族）的人，事无巨细均由同宗（同姓）相帮解决。

各家族对自己的姓氏源流和先祖荣耀均极重视。除族谱记载外，其外化形式即集中反映在家族门楼的门额横匾与宗祠长联上。一些世家望族，为显示其祖宗显贵，往往在门匾上刻写“尚书第”、“大夫第”、“进士第”以及“五代尚书”、“亚魁天下”等字样。一般家族的门匾则刻有“鲁国传芳”（颜姓）、“颖水世泽”（陈姓）、“江夏衍派”（黄姓）、“蚊筑传芳”（丁姓）等字样，以表明郡望，使人一望而知其姓氏渊源。镶刻于家祠门柱上的楹联，清楚地表述了各姓氏的家世。福安甘棠堡陈氏宗祠的楹联为：“数十世避乱侨居，凤粤发祥，羡者蕃，肯构肯堂，黎阁家声光自晋；三百年创业重统，莺迁衍庆，喜此日，美轮美奂，棠江庙貌著维新。”同安县五显乡后塘村“桃源”颜氏祠堂的楹联，叙述了该姓入闽的时间和路线：“自唐历宋历元历明历清，簪缨世代；入闽而德（化）而永（春）而金（门）而同（安），瓜瓞云礽”。

在全国各地，由一家一姓定居衍派而成单一村落者极为普遍。它体现了宗族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特性，也给许多地名村名打上了姓氏宗族的烙印。如李坊、陈坊、蔡坊、潘屋、肖厝、许厝、王庄、伊家乡等，大抵原本皆是这样的村落。邵武的肖家坊，原名金泉里，因明代大批肖姓人迁入而更今名。谢坊原名绣溪，因宋代祖居此地的谢元明做官出名，成了望族，南宋时改为谢坊。即便是几姓杂处的村落，也大多以一姓一族为主。

由于历史的或家族的原因，单一姓氏或各姓氏间往往各有一些避讳和禁忌。如：旧时福建省长汀县高陂张姓不演《薛仁贵征东》剧目，因戏中有奸佞张士贵暗害忠良的情节，被认为有辱同宗。该县李姓元宵节不闹花灯，因为相传唐高宗有个皇太子元宵节观灯时被薛刚踢死，故李姓视闹元宵为不吉利。永定坎市卢姓称风炉为端灶，因“卢”与“炉”谐音。当地人称锅盖为“甑棚”，唯曾姓人独称锅盖，也是因“甑”与“曾”同音避讳。泥鳅别称黄鳅或湖鳅，永定湖坑乡奥杳等地的黄姓人则不称黄鳅而称湖鳅，中川等处的胡姓人却称之为黄鳅。蟑螂即蜚蠊，俗称黄贼，抚市一带的黄姓忌称黄贼，而称蜚蠊。长汀的林、翁两姓忌通婚，相传两姓后裔曾同时携带祖先骨灰还乡，在客栈相遇，双方的骨灰不慎混在一起，无法辨别分开，只得各取一半带回故土埋葬。从此，为避免同宗联姻之嫌，两姓遂互不通婚。古竹乡高东人也不与岩背村人通婚，因为高东人认为其上祖江东峰是被岩背人所杀，故有宿怨。这类禁忌，在全国其他地区也有发现，如今多已破除。

氏的产生

原始社会的末期，黄帝治理天下时，已有“胙土命氏”，出现了氏。夏、商两代，也有少量的“氏”产生。氏的产生，最大量、最频繁的时代是周朝。周朝初年，为控制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周武王、周公旦和成王，先后把土地分封给兄弟、亲戚及异姓功臣等，建立了71个封国，其中有武王的兄弟16人，同姓贵族40人。而这些诸侯国的后人即以封国名为氏。据统计，由周王室同姓封国得氏的有48个，由异姓封国得氏的约有60个。另外，各诸侯国又以同样的方法对国内的卿大夫进行分封，即大夫的后人即以所受封邑的名称为氏，如田、白、鲍、费、范、屈、钟离、邯郸等。经过层层分封，以封国、封邑名称为氏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所以说，周朝是我国氏的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而后，各种形式的氏的来源又不断出现，氏的繁衍滋生越来越多，氏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姓的数量。姓氏合流之后，从古到今，中国人使用的姓氏中十之八九可以说是由姓派生出来的氏演变来的。值得说明的是，远古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轩辕氏（黄帝）、金天氏（少昊）、高阳氏（颛顼）、高辛氏（帝喾）、陶唐氏（尧，又称伊祁氏）、有虞氏（舜）、有夏氏（禹）等氏，是后世对想象与传说中的祖先的尊称，不同于“胙土为氏”。

姓氏的形成

对姓氏的研究已形成一门学科。它与人口普查、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人事现代化科学管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姓氏学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现代欧美各国的姓氏，大多来源于中世纪，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帝国。

早在五千多年以前，中国就已经形成姓氏，并逐渐发展扩大，世世代代延续。

秦朝以前，姓和氏是含意不同、各有所指的两个单音词。姓字的古形字是“人”和“生”组成的，意为人所生，因生而为姓。秦国刻石《诅楚文》中，始见姓字为“女”字和“生”字的组合字，这一字形最终被汉代人许慎定形，成为会意字。氏字的出现，早在甲骨文中就有。清代文字学家朱骏声在其名著《说文通训定声》中，释“氏”字本意为木本，是植物之根，为象形字，后来被转注为姓氏的氏，取木之根本之意。

夏商周三代，姓的社会职能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的称号，而氏则是从姓中派生出来的分支。《通鉴外纪》说，“姓者，统其祖考之所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姓起源较早，形成后也较为稳定；氏起源较晚并不断发生变化。《国语·周语》载：“姓者，生也，以此为祖，令之相生，虽不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属也，享其子孙共相连属，其旁支别属，则各自为氏。”总之，姓为氏之本，氏由姓所出。商周以前，姓用以区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说。氏用以区别贵贱，贵者有氏，而贫贱者有名无氏。氏同而姓不同，婚姻可通；同姓不可通婚。

西汉时期，姓和氏的区别分野已经微乎其微。司马迁作《史记》时，干脆把姓氏混为一谈，成为不可分割的同一属姓了。所以，清初学者顾炎武在《田知录》中说：“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纪》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

姓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若干民族组成一个原始部落，部落内各氏族又独立存在，同时，各氏族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婚姻联系，姓就作为识别和区分氏族的特定标记符号应运而生。中国最早的姓都带有“女”字，如姬、姜、妫、姒等，可以推断早在母系氏族时期，姓已经形成，是由母权制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所决定的，其作用就是便于通婚与鉴别子孙后代的归属。同姓内部禁止婚配，异姓氏族之间可以通婚，子女归母亲一方，以母姓为姓。

氏最早在原始社会晚期形成。黄帝时已有“胙土命氏”。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和阶级社会、国家制度的形成，出现了赏赐封赠土地以命氏的习惯。继而，氏之源起，形成滥觞，出现以各种形式得氏的现象。至此，姓和民本意的属性分野，实质上已不太明显。

姓氏的形成原由，主要有以下几类：

1．以居住地名、方位、封国命氏。如赵、西门、郑、苏等。

2．以古姓命氏、如任、风、子等。

3．以先人名或字命氏。加皇甫、高、刁、公、施等。

4．以兄弟行次顺序为氏。如伯、仲、叔、季等。

5．以职官名称命氏。如史、仓、库、司徒、司寇、太史等。

6．以职业技艺命氏。如巫、屠、优、卜等。

7．以祖上谥号为氏。如戴、召等。

8．古代少数民族与汉族大融合，借用汉字单字为氏。如拓跋氏改为元氏、叱卢氏改为祝、关尔佳氏改为关、钮祜禄氏改为钮等。

9．因赐姓、避讳改姓氏。如手唐王胡赐给立有大功的大臣们以李姓、朱明王朝赐以朱姓；汉文帝名刘恒，凡恒性因避讳改为常氏。晋朝帝王祖上有司马师，天下师姓皆缺笔改为为帅氏。

10．因逃避仇杀改姓。如端木子贡后代避仇改沐姓，牛娃避仇改牢姓等。

姓氏起源的形式很多，并且在不断发展，同姓异源，或异姓同源，等等，情况十分复杂。随着岁月的流逝，不断出现新的姓氏。如给孩子取名时，取男女双方两个单音姓合成复姓，又为姓氏“家族”增添了新的成员。

姓氏的神话

姬姓始于黄帝。据《史记》所载，黄帝本姓公孙，名叫轩辕，但因“长居姬水”，改为姬姓。黄帝是传说中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帝王，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中华百家大姓中有七十多个姓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姬姓。据说他有25个儿子，其中得姓的有14人，共12姓（有同姓的，故14人有12姓），姬姓居首。周的祖先后稷是黄帝的曾孙帝喾的儿子，承继了姬姓。关于后稷以姬为姓，还有一个神乎其神的传说；后稷的母亲姜原，是帝喾的元配皇后，有一次她到野外出游，见到了臣人的足迹而心生喜悦，就踩踏这些足迹，而后身动如怀孕一般，不久就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孩子就是后来的后稷。后稷长大后出任尧的农官，教民稼穑，被后人尊为“神农”，赐姓姬，成为周族的先祖。

姒姓大禹的国号为夏后，姓姒，其父名鲧，是黄帝之孙颛顼帝的儿子。当时帝舜治理天下，洪水泛滥，百姓流离失所。于是舜派鲧治理洪水，历经9年而未成功。舜就把鲧流放到羽山，起用鲧的儿子禹继续治理水患，并派商的先祖契、周的先祖后稷等协助。禹疏通九河，开凿济、漯、淮、泗等河流，历经10余年，足迹遍九州，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平息了水患，获得成功。由于他的丰功伟绩，舜把夏封给他，又把帝位传给他。他的母亲修己是有辛氏的女儿，当初因为吞吃了薏苡这种植物而怀孕，生下了禹，所以禹建夏国后，就以“姒”为姓。另一说，修己吞吃了神珠薏苡而生了禹，故而以苡的同音字姒为姓。大禹死后，帝位传给其子启，历经四百多年，至夏桀时，因为他暴虐无道而被商汤推翻，桀的后人有的就以国名夏为姓了。

子殷商王室姓子，其始祖为契。契是古部落普通女子简狄的儿子。有一天简狄同两个妇女在河中洗澡，看见一只玄鸟（即燕子）在河边下了一个蛋，就拣起来吞吃下去，不久就怀孕生下了契。契后来是舜的臣子，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舜任命为司徒，掌管教化百姓的事务，并封给他商地。又因为契的母亲吞了玄鸟之子（即蛋）而生下他，故而赐姓为“子”。关于子姓来源的传说，见于《史记殷本纪》。《诗经》中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讲的也是这个故事。

姓氏的分布

世界上许多古文化早已连同创造它们的种族一起销声敛迹了，而中国姓氏文化则历经了四、五千年始终延续和发展着。姓氏一直是代表中国传统的宗族观念的主要的外在表现形式，以一种血缘文化的特殊形式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同化和国家统一上曾起过独特的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历史悠久的姓氏文化和传统独特的中国谱牒学，目前不但在社会科学中得到了发展，而且在生命科学中也得到了重视和应用，并已经形成了中国资源特色的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学。在多数的情况中，姓氏是世代遗传的，姓氏人口资料又比较容易搜集，其历史跨度也很长，非常适合于大量数据统计性质的研究。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姓氏在不同人群中分布，来探讨人群的遗传结构、不同群体间的亲缘关系、以及人群迁移等。中国人姓氏和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的研究有可能成为探讨中国人起源和父系遗传物质进化的一条新的重要途径和科学依据。

中国人一般都习惯地继承父亲的姓，以父系方式把姓氏遗传递给下一代。女子在一生内仅仅保留其父亲的姓氏，不传给下一代。因此，绝大多数的姓属于一种无性别之分、以父系方式传的“基因”，相当于性染色体遗传的特殊基因。可以这样假设，不管是X精子还是Y精子，均携有“姓氏基因”，均在每代显示其姓氏的功能。惟有Y精子具有连续传递姓氏特徵的性能，而X精子仅仅在第一代显示姓氏的性能。当然，我们也注意到中国人中一直普遍存在着改姓的现象，这包括入赘婚姻、随母姓氏、避难改姓、少数民族用汉族姓等等。在人群中改姓是突发的和随机发生的事件，往往发生在迁移过程之中，但是可以肯定有总人数中改姓人数的比例较低。而且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下改的姓，从第二代起仍以父系方式传递。这种改姓现象可以认为是姓氏的突变，突变后的姓氏仍具有正常的父系传递功能。中国人姓氏的悠久历史和相对隐定的传递，以及具有中国社会进行特色的改姓现象，不但增加了中国人姓氏的多样性，为追踪各个姓氏的始祖和年代提供了线索和机会；而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广大农村中一直存在着同姓聚居的习俗，加上婚姻半径小，娶嫁地域相对固定的特点，同姓人群可以认为是其共同祖先的父系遗传物质，某种程度隔离的群体，这在进代上有特殊的意义。这种与近代人类进化有直接相关的同姓群体。在探讨中华中族的起源和进代等研究中将提供有价值的研究模型和线索。

宋朝、明朝和当代三个历史时期的姓氏分布反映了三个重要的现象：

第一，中国人姓氏在历史上传递是延续的和隐定的。它揭示了在历史的进程中中国人姓氏所表现的血缘文化的痕迹与生命遗传物质，尤其是父系遗传物质的进化具有基本相同的和行的表现。

第二，中国人历来有同姓聚居和联宗修谱的习俗，而且婚姻半径很小，婚娶地域相对固定，这样形成了同姓人群的分布。中国人姓氏的分布实际上主要反映了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中国人的姓氏或同姓人群存在两种状态，大姓和小姓，或称为常见姓氏和非常见姓氏。仅占总姓氏量不足5％的常见100个姓氏已集中了85％以上的人口，而占总姓氏量95％以上的非常见姓氏仅代表不足15％的人口。常见100个姓氏的分布是反映各地区人群的遗传组成的主要因素，它们决定着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的规模和地域人群间的亲缘关系的程度。而非常见姓氏人群更为表现其地域特色和相对高程度隔离的现象。

第三，人群的迁移的主要方向反映了中国人遗传基因的流动方向。同时，再一次从群体遗传学角度证实了中国汉族一直存在着遗传上异源的南北两大群体，其1000年来的地域分界线应在武夷山和南岭地带。因此，中国人姓氏和同姓人群的分布规律的研究有可能成为探讨中国人起源，尤其是父系遗传物质进化的一条新的重要途径。

姓氏的异读

有不少汉字，在作为姓氏时有它特殊的读音，这在姓氏学上被称为“异读”。出现异读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姓氏中保留了古音，以及受地方方言影响所致。

常见的姓氏用字异读有：

重：Chóng 音崇；

区：ōu 音欧；

仇：Qiú 音求；

秘：Bì 音闭；

冼：Xiǎn 音显；

解：Xiè 音谢；

折：Shè 音舌；

单：Shàn 音善；

朴：Piáo 音瓢；

翟：Zhá 音宅；

查：Zhā 音渣；

万俟：Mò qí 音莫奇；

尉迟：Yù chí 音玉迟；等等。

还有一些姓氏用字，一字两音，同一个作为姓氏的汉字，由于有两个读音，就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姓，而且不一源流。如：“乐”姓，北方读音与“月”字同，而南方读音则与“勒”字同音；“召”姓，汉族人读者作“少”，而傣族人则读作“赵”；原籍在中原一带的“罩”姓，读音作“谈”，而注籍两广或壮族的则读音与“秦”字同。这些同字不同音者，分别表示不同的姓，不能认为是同一姓氏在不同地区、不同族属的不同读法。

客家姓氏的渊源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民族众多、人数极大的大国，汉族占绝大多数。客家先民原是中原汉民族。故汉民族的姓氏渊源即包含了客家的姓氏渊源。

姓氏是代表每个人及其家族的一种符号。在今天的社会里，它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从它的形成、发展、演变的漫长历史过程来看，它却是构成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姓氏，是姓和氏的合称。在遥远的古代，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古代姓氏起源于人类早期生存的原始部落之中。

姓氏是怎样产生、发展的？这是一门很有趣的学科，涉及到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字学、地理学、民俗学、人口学、地名学等众多社会科学。

中国第一部解说方块文字原始形体及字源的文字学专著是《说文解字》。此书作者许慎（约公元58-147年）解释：“姓，人所生也。……因生以为姓，从姓生。”这就是说，人是母亲生的，故姓字为女旁。

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制时期。姓是作为区分氏族的特定标志符号。中国的许多古代姓氏都是女字旁，这说明我们祖先曾经经历过母系氏族社会。各姓氏互相通婚，同姓氏族内禁婚，子女归母亲一方，以母亲为姓。姓的出现是原始人类逐步摆脱蒙昧状态的一个标志。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母系氏族制度过渡到父系氏族制度，姓改为从父，氏反为女子家族之用。后来，氏族制度逐渐被阶级社会制度所替代，赐土以命氏的治理国家的方法、手段便产生了。氏的出现是人类历史的脚步在迈进阶级社会。姓和氏，是人类进步的两个阶段，是文明的产物。

后来，在春秋战国时期，姓与氏合一，不再区分，表明姓与氏都是姓，表明个人及其家族的符号。这就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姓氏含义。现在中国人的姓，大部分是从几千年前代代相传下来的。有人统计，文献记载和现存的共有5600多个。其特点是：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出处具体。姓氏的形成各有不同的历史过程。同姓不一定是同源，如刘姓就有五处起源。异姓也可能是同出一宗，姓古、吴两姓本是同源，都是古公先祖的后裔。中国姓氏的来历把姓和氏等同看待，据徐俊元等三位学者研究，大致有这十多种类别：

1、以姓为氏。以远古部落氏族的标志符号作为姓，有姬、姜、姚、任、伊等姓。

2、以国名为氏。夏、商、周三代，有许多大小诸侯国，各国子孙后代便以国名为姓。有程、房、杜、雷、廖、刁、彭、韦等姓。

3、以邑名为氏。帝王及各诸侯国国君分给同姓或异姓卿、大夫的封地叫邑、采氏。卿、大夫的后代或采邑的人，有的便将邑名作为氏。有苏、上官等姓。

4、以乡、亭之名为氏。有裴、陆、欧阳等姓。

5、以居住地名为氏。有东门、西门、东国大夫童刁的孙子以刁氏传世。

6、以祖之字号为氏。周平的庶子，字林开，其子孙以林为姓。

7、以次第为氏。按兄弟排行取姓，如老大以伯、孟为姓，老二以仲为姓。老三、老四则分别姓叔、季。

8、以官职为姓。有籍、监、库、仓、将军等姓。

9、以技艺为姓。从事巫术的人，后代便姓巫。从事冰凌的人，后代以凌为姓，还有卜、陶、匠等姓。

10、以谥号为姓。

11、因赐姓、避讳而改姓。

12、爵位称号及爵系为氏。有皇、王、公、候、王叔、王子、王孙、公子、公孙等姓。

13、古代少数民族融合到汉族中带来的姓。客家先人的姓氏来历，也在上述这十几种范围之内。

我们在阅读和整理古籍时，经常会遇到版本鉴定的问题，因此学习和掌握版本鉴定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对我们阅读和整理古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说到版本鉴定，首先应该明确传统版本的涵义。从广义上说，“版本就是同一部书在编辑、传抄、版刻、排印、装帧乃至全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形态的本子”[1](P63)。从狭义上说，版本仅指刻印本。古籍版本的鉴定主要包括鉴定古籍版本的年代、真伪以及刊刻演变等几个方面。版本鉴定，以刻本鉴定为主，也包括非刻本鉴定。一般说来，刻本格式化较强，比较规范，在形式和内容上鉴定的依据都较多。而非刻本尤其是钞本，个性化较强，规范性差，鉴定的依据较少，不易把握。刻本鉴定的依据较多，如验牌记，考刻工，查避讳，看版式，看纸张墨色，看字体，细读原书序跋等。在这里，我们只就避讳在古籍版本鉴定中所起的作用作简略的论述。

在中国古代社会，为了维护严格的尊卑等级秩序，在文字使用中实行着避讳制度。所谓避讳，“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2](P1)。避讳是我国古代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其大约始于周，成于秦汉，盛于隋唐，严于宋清。避讳的种类大致有三种：第一种，“国讳”或称“公讳”，是避帝王（包括帝王的父祖）之名，举国上下皆必遵行。此种避讳是三类避讳中最主要的一种。如清圣祖（康熙）名玄烨，“玄”改为“元”。清人著作或清刻的古书有许多地方本来应该是玄字的，如玄鸟、玄武、玄黄等，都写成了元。第二种，“家讳”或称“私讳”，是避父祖之名。如淮南王安的父亲名长，“长”改为“修”。《老子》“长短相形”，《淮南子·齐俗训》引改为“短修相形”。第三种，“圣讳”，是避封建社会被尊为先贤圣人的名字。如孔丘的“丘”写作“邱”。避讳的方法主要有改字、缺笔、空字或用代称字词等。民国以前，人们为了避讳而改变姓名、官名、地名、书名、年号以至经传之文，屡见不鲜。《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疆起之，使将击荆。”《正义》曰：“秦号楚为荆者，以庄襄王名子楚，讳之，故言荆也。”《索隐》曰：“荆王负刍也。楚称荆者，以避庄襄王讳，故易之也。”[3] (P 234)《秦楚之际月表》端月注，《索隐》曰：“秦讳正（引者按，秦始皇名政），故云端月也。”[3] (P 766)琅邪台刻石曰：“端平法度”，“端直敦忠”，皆以端代正也。南宋郑樵《通志二十略》云：“籍氏避项羽讳，改为席氏；奭氏避汉元帝讳，改为盛氏；庄

氏避汉明帝讳，改为严氏；庆氏避汉安帝父讳，改为贺氏；姬氏避唐明皇讳，改为周氏；淳于氏避唐宪宗讳，改为于氏；等等。”[4]( P 224)由于避讳，造成语言文字上的若干混乱，给人们阅读和整理古籍带来许多麻烦，如汉惠帝名盈，“盈”改为“倾”。通行本《老子》第二章将“高下相盈”写成“高下相倾”；又如唐高宗名治，“治”改为“理”，或改为“持”或“化”。韩愈《送李愿归盘古序》把“治乱不知”写成“理乱不知”，李贤把《后汉书·曹褒传》“治庆氏礼”改成“持庆氏礼”，把《后汉书·王符传》“治国之日舒以长”改成“化国之日舒以长”。

尽管避讳给我们研读古籍造成一定的障碍，但是在古籍版本鉴定方面，它却有着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利用避讳之例（主要是避国讳），考定书刻的时间断限，是鉴定版本刊刻年代的重要依据。如“1980年山阴人沈仲涛将运到台湾的家藏善本捐献给台北故宫，台北故宫为辑《沈氏研易楼善本图录》，其中有一部《文中子》，卷一至五题《监本音注文中子》，卷六至十题《纂图音注文中子》，是清潘祖荫滂喜斋旧藏”[5](P147)。关于这部书的刊刻时间，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审定颇为精细。“《图录》云：前五卷‘宋讳匡、徵、桓、慎等字缺笔，或易之以谐音之字’。后五卷‘宋讳匡、徵、沟、慎、敦等字缺笔，避讳止于光宗，当较前五卷晚出’。”[5](P147)宋的始祖叫玄朗，宋本玄、朗常见缺笔。太祖名赵匡胤，所以匡缺末笔。北宋仁宗名赵祯，徵字同音，缺末笔。钦宗名赵桓，故桓缺末笔。南宋高宗名赵构，沟与构同音，所以缺笔。南宋孝宗名赵眘，慎是眘的异体字，所以缺笔。南宋光宗赵惇，敦与惇同音，所以缺笔。从避讳字看，前五卷止于南宋孝宗，后五卷止于南宋光宗，据此可以约略推测出前五卷刻于南宋孝宗时，后五卷刻于南宋光宗时。又如，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三十四《答卢学士书》：“读阁下所校《太玄经》云：‘向借得一旧本，似北宋刻，末署右迪功郎充两浙东路提举茶监司干办公事张寔校勘’。大昕案：宋时寄禄官分左右，唯东都元佑、南渡绍兴至乾道为然，盖以进士出身者为左，任子为右也。而建炎初，避思陵（引者按，思陵即宋高宗赵构）嫌名，始改勾当公事为干办公事，此结衔有‘干办’字，则是南宋刻，非北宋刻矣。《宋史》遇‘勾当’字多易为干当，此南渡史臣追改，非当时本文也”[6] (P591)。空字或用代称字词也是避讳的方法之一，代称字词在宋版书中用的比较多，一般用“御名”、“今上御名”或“太上御名”等字样代称。《四部丛刊》影印嘉兴沈氏所藏宋本豫章黄先生文集，其中在“构”字处注了“太上御名”，“构”是避宋高宗赵构的讳，“太上皇”是下一代皇帝对上一代皇帝避讳，由此可以推知它应该为宋孝宗赵眘时期的版本。

其二，通过对避讳（主要是避国讳）的考查可以鉴定古籍版本的真伪以及刊刻演变等情况。在古代，古籍版本的真伪问题普遍存在，对避讳（主要是避国讳）的考察是鉴别此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编珠》，旧题隋杜公瞻撰，首载大业七年公瞻自序。《四库提要》云：‘隋炀帝讳‘广’，故‘广川’改‘长河’，‘《广雅》’改‘《博雅》’。而此书《桂林水》条下引《广州山川记》，《治鸡水》条下引《广州记》，《柏心桂》条下引伏滔《北征记》称‘广陵县’，《城南门三条路》条下引班固《两都赋》‘披三条之广路’。隋高祖之父讳‘宗’，故《隋书》‘忠节’改‘诚节’。而此书《斩马剑》条下引《汉书》王莽斩董忠事。’又该书引及《乐府解题》，《乐府解题》宋《崇文总目》及郭茂倩《乐府诗集》始见记载，其书晚出，非公瞻所能得见。明《文渊阁书目》、《内阁书目》均不著录，《永乐大典》采摭极广，亦不见征引。”[5](P263)可见，此书为后人依托杜公瞻之名伪撰，非隋版书无疑。之所以推断《编珠》为伪固然以其书所引之文为作者身后之文且该书在后世大型书目中均未见记载为重要依据，但《编珠》在避讳上的漏洞也不失为有力的内证。又如《元经》，旧题隋王通撰，是部编年史，起自晋太熙元年，止于隋开皇九年。唐高祖李渊之父讳“虎”，因此《晋书》“神虎门”作“神兽门”，而《元经》也于宁康三年将“神虎门”写作“神兽门”；又隋文帝讳“坚”，《元经》于周大定元年不避“坚”讳，直书“杨坚辅政”。《四库提要》卷二十九史部三编年类云：“宁康三年书‘神虎门’为‘神兽门’，则显袭《晋书》，更无所置辨。且于周大定元年直书‘杨坚辅政’，通生隋世，虽妄以圣人自居，亦何敢于悖乱如是哉。”[7](P4)又何薳《春渚纪闻》、陈师道《后山丛谈》、邵博《闻见后录》均载有阮逸曾以《元经》书稿示苏洵一事。综考《元经》在避讳上的漏洞和宋人的记载，可断此书为阮逸伪撰。另外，通过对避讳的考查也可以鉴定古籍版本的刊刻演变。如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东家杂记》条：“卷中管勾之勾皆作勹，避思陵（宋高宗赵构）嫌名。间有不缺笔者，元初修改之叶，辨宋板者当以此决之。”[8] (P355)又卷十三《论语注疏正德本》条云：“首叶板心有正德某年刊字。但遇宋讳，旁加圈识之，疑本元人翻宋板。中有避讳不全之字，识出令其补完耳。若明刻前代书籍，则未见此式，必是修补元板也。[8] (P 340-341)

总的来说，避国讳于古籍版本的鉴定有重要的作用。收录并熟记周以来历代帝王，特别是宋、明、清三朝帝王帝号、名讳及相应的讳字、讳例对于古籍版本的鉴定大有裨益。当然，其它种类的避讳也很重要，如避家讳，即避家族内部祖上的讳。苏轼的祖父名序，苏洵苏轼自己写文章或

为人作序时从不用“序”字而改用“引”或“叙”，因此，当我们看到一些古文本应写成“序”的，却写成“引”或“叙”时，我们就可据此大致推断这可能是北宋时的版本。对于其它种类的避讳在版本鉴定中的作用，在此不再赘叙。

最后，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查避讳是版本鉴定的重要依据；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古代避讳的情形是相当复杂的。如古避讳中有“翌代仍讳”，“数朝同讳”，“旧讳新讳”，“前史避讳之文后史沿袭未改”等情况，因此，在考定版本的成书年代时，就不能简单地根据讳字妄下断语。《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九《宋椠本》条云：“予向见宋椠本，有避‘亶’字，注‘从从旦’于下，未审其故。顷见岳倦翁《愧郯录》有一条云：‘绍兴文书令，庙讳、旧讳正字皆避之。故哲宗、孝宗之旧讳单字者三，哲宗初名佣。孝宗旧名瑗，又名玮。皆著令改避。唯钦宗旧讳二字，一则从亠从回从旦，一则从火从亘，今皆用之不疑。’乃知‘亶’字回避，由于钦宗旧讳。但倦翁著此书在嘉定甲寅，其时尚未避‘亶’、‘烜’二字也。”[8] (P507-508)唐人不避旧讳，宋人则有避有不避，故不能据此来断定版本的刊刻时代。另外，后世翻刻本照刻讳字，后世刊刻本仍避前朝以及书商在讳字上的作伪等情况也是存在的，所以在具体的版本鉴定过程中：一方面，要注意识辨，防止判断失误；另一方面，除了运用查避讳的方法以外，要尽量综合运用验牌记，考刻工，看版式，看纸张墨色，看字体，细读原书序跋等方法，以求最大限度地提高版本鉴定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