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明朝那些视侵华日军如粪土的大师们!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10-05浏览:2收藏

揭秘明朝那些视侵华日军如粪土的大师们!,第1张

明晃晃的日本刀握在凶恶的倭寇手里,腐败的看守被它缴获,所向披靡。但是唐不要以为中国人都是失败者,真正的高手都在荒野里。下面是一些畅快淋漓的故事,看看那些杀敌如草芥的牛人。1。刀是把好刀,但人是个猛人。暴雨中,一辆辆汽车呼啸如闪电。尼奥一动不动地站在路中间,他的脸仍然冰冷。就在车要撞上他的时候,他挥舞着日本刀。雨飞了,车被一刀劈成两半。这是好莱坞科幻大片黑客帝国中的一个场景。**中的日本刀,如切车、僵尸、铁兵,所向披靡,成为好莱坞大片的第一利器。日本用刀砍车是吹牛,但砍下劣质刀和枪也不含糊。元朝的两次日军远征中,幸存下来的士兵对锋利的日本刀印象深刻,说他们的刀和枪很容易被砍断。明朝的官员同样警惕日本侵略者手中明晃晃的日本刀。戚继光写道:长刀从日本侵华开始就有了。他在光闪过之前跳舞,我们的士兵已经失去了呼吸,那些遭受了许多和两个破碎。刃好,手用,但力度重。有记载:一个小偷离开岗亭,我们的士兵用枪捅了他。贼给一刀,十几把枪折了,众兵赤手空拳往一处冲。明朝大臣唐顺之写了一首诗倭变事略:一个客人给了我一把日本刀,鱼不得不用作靶子。鱼儿飘过碧蓝的大海,我的身体里充满了龙和藻类。失望之余,我举起刀环顾四周,天高云淡!寒毛生鸡皮,当你失去炎症,你可以永远蒸它。闻日本人先铸,几岁时埋深井,日式陶罐磨炼尽,一冰桶凉。日本这个小岛国是怎么造出这么锋利的剑的?就连明代伟大的科学家宋不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如何锤打日本刀,但中国不知道。我不明白。明末博物学家屈大均有一个离奇的考证:当他听说自己的国家,无论土司与魔鬼,都是在一条用熟铁淬火的小溪里诞生的时候,他十多岁的时候,与丁年相比,只差三刀。其修枝为人工,长者五六尺,为上库刀;中腰刀;短的解决腕刀。初冶,杀牛马赏刀主,刀主布日冶。毒药被放了进去,刀子被埋在了地下。在这个月,人们的血被用来献祭,所以刀常常有神。它的肤色不确定。每一个值的风雨,急切,声音,响亮的盒子里。显然,这个解释部分是道听途说,部分是中国的努力美国传统的制剑方法。理论上讲,刀要想锋利,就得硬。越硬越锋利,但太硬就容易断。因此,古代的铸剑人往往花费一生的时间来研究和开发如何使刀刃锋利而不折断。日本刀学术上称为平面断片复杂暗光纹刀片,由低温高碳钢经反复锻造、淬火、冶炼、研磨而成。简而言之,经过刀工一系列繁琐细致的锤打、淬火、用碳打磨,才能保证刀刃的硬度和韧性。当然也需要精心保养。除了工艺的苦心,日本刀独特的弧形设计也是其超强切割能力的奥秘。首先,日本刀本身的弧度符合工程设计和物理学原理,双手握刀可以在各种角度随意展现最大的切割范围;其次,日本刀的刀刃有一个锋利的斜面,和厚刃结合起来就像一个楔子,最适合切割。对于血肉之躯来说,这样的飞行武器绝对可以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美国国家地理纪录片日本刀歌展示了削减dum的影响

戚继光同时代的武将何陈良感慨万千:倭刀不过三两下,人往往无法抵挡。明末武术家屈大均在他的武士刀传奇中给出了最好的描述:他的搏击率甚嚣尘上,飘忽如风;往往单枪匹马,五个士兵根本不要抗拒。也是用刀,长形短形,蹲伏后退。手臂承腕,选择隐藏。它这是真岛独有的技能。中国古代没有双手持刀法。明朝官军的刀都是短刀,连长枪都是木柄,很容易就能一分为二。用冷兵器近战是非常危险的。当然,它赢了不要像**、小说里那样滚来滚去,打几百个回合。日本刀的长短,锋利,双手握刀的手法,足以瞬间决定生死。但是,日本的刀再锋利,刀法再神奇,都是肤浅的。明朝的忠臣不是被日本刀打败的,而是被侵华日军打败的,每一场战斗都英勇无畏。对此,明朝人并不知道:日本人好杀,无一家不虽然没有持刀,但之是个孩子,强壮而文雅。而我开天辟地,统一礼让文明,抑武已久。我不我不了解士兵,所以当我遇到小丑时,我是一个强大的敌人。打败强敌的方法只有一个:比他强!2。巩义斧嘉靖四十一年冬,一批数千侵华日军从闽东杀到闽北,一路劫掠寿宁、政和两县,十二月初逼至松溪县。看到敌人县令王彬首先上书求和,说愿意接受粮食、大米和白银,并请求撤军。这是当地官员的无奈,没有忠臣保护。一个只有几十个长官的小地方官怎么能保护人民呢?很快敌人一周之内,有人命令它提供二十万银子和两百匹马。如果有任何延误,城市将被摧毁,人民将被屠杀!王霞县长目瞪口呆:松溪县是一个不到3万人口的小镇。哪里有二十万银子二百匹马可以献上?也许,敌人故意提出如此苛刻的条件,并不打算放过松溪县本身。敌人把整个城市逼上了绝路,这进一步激起了人民的愤慨。家家出门,家家献粮,自组了守城敢死队。从王县令开始,全市男女老少团结一致:与敌决战!松溪城很小,但城墙很坚固。在敢死队的严密保护下,一路势如破竹的敌人遇到了硬钉子。经过三天的攻击,他们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所以他们不得不撤退到农村掠夺食物和人民的财富。转眼间,新的一年就要到了。正月初一,日本侵略者卷土重来。他们讨厌这个倔强的小镇,他们甚至希望破城,过个好肥年。这一次,准备充分的敌人架起了几架云梯,呼啸着爬上云梯攻城。一名骁勇的敌军首领率先爬上城垛,双手舞动双刀,驱散城头守军士兵的恐慌。眼看防线就要崩溃,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叫张德的人手里拿着一把大斧子冲了过来,一斧子就把敌军首领砍到了城里!战士们士气大振,接连打死几个爬上来的日本海盗,自己搬起一块大石头,把梯子砸得粉碎。艰苦卓绝的松溪战役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敌人伤亡惨重,却无法进城。最后,他们不得不向这个顽强的小镇屈服,逃了出来。松溪县坚守了40多天,牺牲了100多名军民,其中就有张德,立下了汗马功劳,却拯救了整座城市。这场发生在福建北端一个小镇的攻防战,在日军历史上是很小的

与邻县相比不抵抗,他们的勇敢和不屈拯救了这座城市,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他们用英勇的死亡告诉世人,生命应该活得有尊严。在松溪县外,有一个著名的历史遗迹:湛卢山,据说是春秋时期著名工匠欧冶子铸剑的地方。这座山是以他铸造的著名宝剑湛卢的名字命名的。不幸的是,正如后人所说,湛卢欧爷走了好几年了,剑还长着呢。匆匆忙忙,中国年代珍贵的宝剑技术已经消失很久了。中国传说中的宝剑,如干将、莫邪、朱雀和湛卢,只能留在漫长的传说中。中国医政网名剑之乡,大门口双刀砍死敌人的不是剑而是斧。只要中国人的军魂不丢,日本人的刀锋利,又怎么样恐惧是什么?3。除了斧头,和尚大铁棒还有个克星:大铁棒。嘉靖三十二年,侵华日军入侵苏杭,政府军前来抵抗,但被击溃。用广东新语语器李的话说就是:江南人软,日本人挥刀,银光闪闪。当他们看风的时候,他们会被杀死。但江南人也不全是那么软的,硬和尚硬兵都来了。金笳年间,僧兵在守军无力作战的背景下上战场,朝廷招募客兵和乡兵。士兵中有流浪僧人,有苏杭当地寺院的僧人,也有少林寺、伏牛山、五台山等中原名寺的僧人。他们受当地军事首领的委托成为自己的军官。其中少林僧兵是主角。在今天少林寺,万历年间仍有碑文:嘉靖年间,侵华日军等人主张混乱,本寺僧人屡被出动,奋勇杀贼,立下大功。郑若曾记载了松溪县志年少林僧兵的几次战斗:第一次战斗,日军入侵杭州,第三师带领40名僧兵打败日军。这支40人的和尚队伍的领头人是天真和天池,其中天池是一名少林和尚。二战翁家岗之战,打败侵华日军,斩首60余级。僧团由少林僧天元率领的84名苏州僧兵和少林僧月空率领的18名杭僧兵组成。说修士和士兵都很坚韧,一点也不为过。首先,他们的武器很硬。张乃,明朝松江府人,在嘉靖东南平倭通录年的记录中,少林和尚和士兵都拿着铁棒,长七英尺,重三十磅,操作起来像竹竿一样轻松。作为棍少林功夫的冠军,少林和尚的棍技举世闻名。而且铁条是又长又重的武器的克星,尤其是锋利的日本刀。年:一个贼舞着两把刀来了,月亮空了,他坐不住了。快到月亮的时候,他突然跳起来,从小偷身边经过,用铁棒砸了他的头。所以小偷们很生气。年:盗贼带着红衣舞刀的巨人来了,领兵的和尚,月亮天上的和尚,看着满地的和尚,都黯然失色。作为一个和尚,他是一个聪明人,但他拒绝移动。战争刚开始,智囊和尚拿着一根铁棍,从赤色日本人的左侧跳了过去。一棍子下去,小偷又滚了。他跃过红衣日本人的右边,一刀倒下,日本人应该是被杀了。其次,他们脾气硬。翁家岗大战前,为了争夺指挥权,苏州和尚和杭州和尚先是发生了内斗。田原和月空是少林寺的和尚,但田原是少林寺的正宗和尚,而月空只是少林的一个分支。因此,田原当时就生气了,说:我是真正的少林。你的优点是什么,你想凌驾于我之上?如果你什么也不说,你我会在战斗中发现。杭州的和尚们选出了八个武功最高的和尚,但田原独自战斗。天员站在露台上,八个和尚从台阶上爬下来,拳脚并用,但被天员一一化解,无一幸免

至于采用九德叫挥舞扇子变魔术蛊惑人心,那是古代文人的一贯作风:少数民族、外来土匪等不熟悉的敌人作战方法,都叫魔术。日军一路杀到海宁县城时,明军统帅陈善道率军抵抗,不幸牺牲。浙江京城女婿陈善道,掌管事务和交通。离开学校之前,他没有不要理会日本侵略者。他的家人准备了一顿饭,但他大胆地说我我要杀了它,然后吃掉它。非常关云长温酒切华雄的精神。它遗憾的是我不能。不要这样做。我一参战就被打败被杀了。当我得到这个消息时,我非常难过。这时,救世主来了。万彪将军平时乐于布施,对穷人、孤儿寡母、僧人都很慷慨。一个少林和尚也从他那里受益。这个少林和尚自幼浪迹江湖,武功高强。他的武器是一根大铁棒,所以他在上面花了很多钱。它长约八九英尺,重约三四十磅。感激万将军少林和尚决定为他的女婿报仇。少林和尚独自一人来见万彪,得意洋洋地说,我愿为万乘灭此倭寇。少林和尚很有号召力,很快就聚集了80多名江湖党员迎击日寇。两军对峙,少林僧人见二王骑马摇扇,脱口而出:我该破此蝴蝶阵。他命令属下每人头上戴一朵石榴花,然后少林和尚独自撑伞采花。两个大盗,见了和尚,双手被缚,以其技可破。我猜摇扇和撑伞都是信号。少林武僧精通战法,已破敌蝴蝶阵。然而天要塌了,贼摇白扇,和尚撑伞。这个有些诡异的画面遮蔽了当时的人,就像是封神演义里的一场法术大战。眼看敌人不知所措,少林僧人挺身而出,用铁棒轻而易举地打死了二王,随后又打死了十几个英勇的倭寇。少林和尚本来是想把侵华日军全部杀光的,结果出了意外:跟随作战的一些明军,见有便宜,争着要侵华日军的人头,你拖我拽,甚至自相残杀。少林和尚大怒,收伞收咒。剩下的敌人如梦方醒,抵抗了一会儿就逃了。一个身怀异技的和尚,为了一顿饭,勇敢的抵抗一个强敌。这段年的抗日经历,颇像唐传奇里的故事。关于僧侣和士兵的故事,地方志中有许多生动的记载嘉靖年间参战。当然,中国人屡遭挫败的美国国会兴奋不已。郑若曾对僧兵的功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日本变得暴戾,连输37仗。成员一战翁家岗,后战白沙滩,日本贼250余人阵亡。从那以后,我们的人民知道日本是敌人。然而,士兵精神越来越强大,胜利的声音越来越多,真正的天军成员已经主张一战。安中国之气,功勋哉?

明代丛书的编集,比宋元时期有极大的发展。仍以汇编类丛书成就最大,其中有两部丛书是以《百川学海》续编的形式出现的。一部是吴永的《续百川学海》,以天干分十集,汇集《百川学海》未收的汉魏、六朝、唐宋及元人笔记杂著共一百零四种,宋人著作为多;另一部是冯可宾的《广百川学海》,也以天干分十集,汇集前两者未收的南朝、唐宋、元明杂著,共一百三十二种,以明人著作为主。明嘉靖年间,我国第一部名实相副的丛书《汉魏丛书》由何镗编成,原目收书百种,分经、史、子、集四部,万历年间程荣刊刻时,仅选经部十一种,史部四种,子部二十三种,共三十八种。不久,何允中又补刻至七十六种,使四部完整,称为《广汉魏丛书》。后来又有钟人杰、张遂辰编的《唐宋丛书》以接续《汉魏丛书》,《唐宋丛书》虽称之为“唐宋”,实际所收为六朝至唐宋著述。明代所编较大型的综合性杂纂类丛书,还有如王文禄的《百陵学山》、胡文焕的《格致丛书》、陈继儒的《宝颜堂秘籍》、叶绍泰的《增定汉魏六朝别解》、毛晋的《津逮秘书》等等。

“笑樱”这个典故中的樱花是指日本樱花,源于清代康熙年间,当时清朝与日本展开了一些经贸往来。据传清代一位官员与日本商人在交易时,商人献上一株樱花树,该官员种植在自家花园中。后来樱花开放之际,官员请来女儿和几个朋友一起观赏,女儿跳起舞来,笑容灿烂,像樱花一般娇艳,从此便得名“笑樱”。

虽然这个典故的起源发生在清朝,但它的主要元素——日本樱花和舞蹈,却是来自明代时期对日本文化的接触和影响。明朝时期,中日交流逐渐增多,日本的文化和艺术也逐渐传入中国。其中,日本樱花的美丽和飘逸深受中国文人墨客的喜爱,成为了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在这个典故中,樱花和舞蹈作为主要元素的出现,可以说是明清两代的文化融合的产物。

早期是被朝贡与朝贡的关系,中期出现被侵扰与侵扰的关系(倭寇),后期存在战争关系(明朝出兵抗日援朝)

第一次接触 日本斩杀朱元璋来使

明朝建国后,国内外环境十分严峻,除了北方还存在元朝残余势力的威胁外,周边国家因曾受元朝武力征讨而心有余悸,对刚成立的明朝充满警觉,而中日关系尤其紧张。

此前百年间,中日基本处于敌对状态。在灭了南宋之后,忽必烈先后于1274年和1281年两次对日本海上用兵,使自隋唐以来一直密切友好的两国关系由此交恶,日本对中国的态度由先前的敬仰崇拜转为敌视。蒙古入侵也间接引发了日本国内的危机,随着镰仓幕府灭亡,大量武士沦为浪人,其中一大部分成为倭寇,勾结中国海盗和不法商人流窜到东南沿海劫掠作乱,成为明代东南海上一大祸害。朱元璋即位后迫切与日本恢复邦交,一大原因也是希望两国携手消除“倭乱”,维护东亚海域的和平与稳定。

明朝地图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派杨载携诏书出使日本,通告洪武登基的消息,同时谴责倭寇骚扰我东南沿海,命日方严加取缔并早来称臣朝贡,否则将出师讨伐云云,口气相当强硬。由于对当时日本国情缺乏了解,此次遣使遭遇重大挫折。

杨载一行按照传统的赴日航线,从宁波出发后在日本九州上岸,本应送到京都天皇朝廷的诏书,却落入九州怀良亲王手中。此时,正值日本南北朝时期。九州是南朝的势力范围,由后醍醐天皇之子征西大将军怀良亲王掌控。由于长期战乱,日本对中国发生的政权更替同样不明所以。朱元璋充满威胁意味的诏谕唤起了日本人的同仇敌忾,以为又是一次“元寇袭来”的前奏。执掌九州十年之久军势方炽的怀良亲王对朱元璋的诏谕嗤之以鼻,囚禁了杨载、吴文华等使臣,斩杀了5名随员。

首次外交受挫,并没有使朱元璋放弃进一步的努力。洪武三年(1370年),他再次遣使日本。此行明朝做了较为扎实的准备,特地选派山东莱州同知赵秩出任使节——因山东沿海是倭乱重灾区,以赵秩为正使可以胜任对日交涉禁倭事宜,而且诏谕上也多了委婉之语。这次出使相对顺利,怀良亲王对明朝的态度有所转变,其后派遣僧人祖来赴明奉表称臣,进贡马匹和方物,并送还被倭寇掳掠的浙江沿海百姓70人。

日本来朝,使朱元璋大为欣慰,但邦交并没有由此确立,因为明使没有见到正牌的“日本国王”,两次三番打交道的怀良亲王只是地方首脑,并不能代表日本朝廷。而正在经受南北战乱的日本也根本无力制止愈演愈烈的倭寇活动,这也令明朝大失所望。此后双方为打开外交僵局做了种种尝试,但最终都没有实质性的突破。

1387年10月,宁波卫所指挥林贤被捕,经审查他与六年前因谋反案被诛杀的胡惟庸有交集,连带牵扯出前日本使者瑶藏主有资助胡、林谋反的嫌疑,这使朱元璋对日本更加嫌恶,断然中止一切往来,并全力实行海禁。原本举步维艰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

最终称臣纳贡:中日外交的新局面

朱元璋去世后,朱允文即位,是为建文帝,以此为契机日本又试探性地向明朝发出建交信息。

1401年室町幕府向南京派出遣明使,意外获得明朝的积极响应,可谓是两国修好的破冰之旅。据日本室町时代外交文书集《善邻国宝记》记载,这次日本派出的使团,以名僧祖阿和博多海商肥富为正副使,携带日本国书和厚礼出使南京称臣朝贡。国书写道:“日本准三后某(义满),上书大明皇帝陛下:日本国开辟以来,无不通聘问于上邦,某幸秉国均,海内无虞,特遵往古之规法,而使肥富相副祖阿通好,献方物。”贡品有“黄金千两,马十匹,薄样千帖,扇面百本,屏风三双,铠一领,筒丸一领,剑十腰,刀一柄,砚筥一盒,同文台一个”,此外还送还了被倭寇所虏的百姓若干人。翌年,年轻的建文帝颁赐大统历并派遣禅僧道彝天伦和教僧一庵一如与日本的遣明使一同返回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亲自到兵库(神户)港口迎接,并在京都北山金阁寺举行隆重的接诏仪式,承认日本是明朝的属国。

积极主导日明邦交的足利义满将军

1403年,朱棣登基。足利义满派遣天龙寺高僧坚中圭密携带国书和贡物前往庆贺。在国书中,义满自称“日本国王臣源”,进献方物有马匹、硫磺和玛瑙。次年明朝派遣赵居仁等送遣明使归国,受到足利义满的隆重接待。据《善邻国宝记》载,朱棣给日方赐了一枚“日本国王”龟形金印。而幕府则当着遣明使的面,将捕获的20多个倭寇头子处以“蒸杀”的极刑。明朝赞赏日本的诚意,“嘉其勤诚,赐王九章”,并签订了《勘合贸易条约》(即《永乐条约》)。在日本称臣纳贡的前提下,明朝对其开放贸易大门,规定十年一贡,限船两艘,每船人数限二百,在宁波贸易,给予日方勘合符一百道。

所谓勘合,就是由明朝官方发行的木制贸易凭证,上面写有文字和签章,居中分割成两半,中日各执一半,按编号每次日方来航双方进行对合,吻合与否作为验明正身的标准。勘合贸易对日本带来的利益相当巨大,这从宝德年间的遣明使楠叶西忍的日记可见一斑。比如在宁波购买的250文的生丝,到日本转手出售5贯(5000文),获利20倍;铜是日本出口明朝的大宗货物,一坨采购价10贯的铜块,明朝以40-50贯收购。室町幕府除了收取出口税,更有极为可观的进口关税,这占中国进口的货物在日本出售总额的一成,每条船可获得40000贯的税收。

巨额利益吸引日本频繁派遣商船前来勘合贸易,虽说明朝对日本的贡期、船艘及人员都有严格规定,但日方往往突破条规,从1401年室町幕府第一次向明朝派遣使节算起,一直到1547年大内义隆派出最后一次遣明使为止,近一个半世纪几乎每年都有日本的商船前来勘合贸易。此间,日本官方总共向明朝派遣十九次使团,是自唐代以降中日往来的又一高峰。

明朝与日本的贸易关系,由于倭寇的骚扰,显得异常复杂。明初几位皇帝曾寄希望于通过外交途径来抑制倭寇的侵扰,故对日本实行过羁縻政策,颁赐给勘合,准许他们入明朝贡。但是,因双方对“朝贡”的理解不一样,明朝方面企图以此作为“羁縻”手段,以消除“衅隙”;而日本却将其看作是营利之机,甚至把某些资金的筹集都寄托在朝贡之上。因此,日本各大名、寺社往往因争取入明朝贡而激烈地竞争着,终于在宁波酿成了拼杀事件——“争贡之役”。此后,明朝则改变对日贸易的政策,罢市舶,中断与日本的贸易关系,结果在东南沿海一带全面遭到倭寇骚扰,也就是所谓的“嘉靖倭患”。当倭患基本被平定后,明朝虽然在漳州月港宣布开海贸易,但对日本仍实行严禁政策,且终明之世,两国未再恢复过正常的贸易关系。

明太祖立国之初,鉴于倭寇入寇山东海滨郡县,掠民男女而去,于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派杨载出使日本,赐日本国王玺书,要求各安其土。其书写道:“……间者山东来奏,倭兵数寇海边,生离人妻子,损伤物命。故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诏书到日,如臣,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但是,当时日本正处于南北战争时期,南朝的怀良亲王不仅不接受明朝的和解倡议.反而杀了使者中的5人,把杨载、吴文华2人拘留了三个月才放回。而当时明太祖对日本的国情并不是很了解,错把征西将军怀良当成是日本国王。在倭寇骚扰越来越严重,从山东转掠至温州、台州、明州,甚至福建沿海郡县时,于洪武三年(1370年)三月再遣莱州府同知赵秩出使日本,持诏谕怀良亲王。怀良开始时误认为明朝使者是蒙古所派,后经赵秩一再解释,则同意派僧人祖来随之入明朝贡,且送还明州、台州被虏男女70余口。明太祖对此大加赞赏,诏赐祖来等人文绮、帛及僧衣等物。待辞行时,又派僧人祖阐、克勤等8人护送还国,并赐怀良《大统历》及文绮、纱罗等。从此开始了中日两国之间的外交往来。

明太祖为了了解日本的真实国情,据说曾在奉天殿召见当时正挂饧于金陵天界寺的日本僧人椿庭海寿,询问其日本国情。从中了解到与之打交道的怀良亲王并非日本国王,而博多、太宰府亦非日本之京城。当祖来人贡至金陵时,太祖亦询及日本情况,并知在京都另有朝廷和天皇。因此,到祖来返国时,则派嘉兴府天宁禅寺住持仲猷祖阐和金陵瓦官寺住持无逸克勤为使,以与京都之天皇往来。同时,太祖也因误与怀良打交道,而对自己原先计划通过外交途径敦促日本抑制倭寇侵扰的做法感到怀疑,他说道:“幼君在位,臣擅国权,傲慢无礼,致使骨肉并吞,岛民为盗,内损良善,外掠无辜,此招祸之由,天灾难免。”从此对一切非日本朝廷派来的贡使一概拒绝接受,其中如洪武七年(1374年),日本肥后菊池武政派来的僧人宣闻溪等、日本大隅守护岛津氏久派来的僧人道幸等;洪武十四年(1381年),怀良亲王派来的僧人如瑶等;洪武十九年(1386年),怀良亲王派来的僧人宗嗣亮等,均下命却其贡。不过,明太祖对这些海外国家还是坚持其羁縻政策,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奉天门告谕各省、府、台大臣说:“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他把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勃泥等15国列为“不征诸夷”,并载诸《祖训》,以防“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明太祖对误将怀良亲王当成日本国王,遣使往答而使者遭其拘留二载始遣返一事,一直不能忘怀。他敕令中书省曰:“今日本蔑弃礼法,慢我使臣,乱自内作,其能久乎。”要求中书省移书将其意告谕怀良亲王,“使其改过自新,转祸为福。”至洪武十六年(1383年),又以“通谋胡惟庸”为借口,断绝与怀良亲王的朝贡关系。此事据说起于“明州备倭指挥林贤,以罪流日本。惟庸将为乱,遣人取贤回,就借精兵四百,与僧如瑶来献巨烛,中藏火药、兵器,意在图乱。事觉,磔贤于市,而绝其贡。”有关此事的真伪,在史学界颇有争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认为:“从当时怀良亲王对明朝所抱的强硬态度和日本人民从弘安以来培养起来的冒险精神来推测,是很有可能的。”另一位日本学者秋山谦藏亦持同样看法:“这事在《明太祖实录》中虽未见记载,然当时正值明建国创业之际,而日本国内亦正纷乱,因此发生这种事,虽程度有别,但并非不可能。”但有的中国学者却认为:“胡惟庸的罪名,名目繁多。朱元璋在他身上除了罗织谋逆、僭越等罪之外,再来一条林贤通倭和如瑶诈贡之类的故事,是有其政治需要的。因为这样加重罪名之后,使胡案株连更广,可以此为据打击更多他所要打击的对象。”无论这些看法如何,明太祖毕竟是以此为借口,终止了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同时,改变了原先寄希望于日本方面抑制倭寇侵扰的消极做法,转而实行加强海防,积极防御倭寇的政策。他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月,命令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筑登、莱至浙沿海59城,以防御倭寇骚扰。洪武二十年(1387年)三月,又命令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以福、兴、漳、泉四府民户三丁取一,为沿海卫所戍兵,其原置军卫非要害之所即移置之。周德兴至福建后,则按籍抽兵。相视要害可为城守之处,具图以进。另选丁壮15000余人,筑城16,增置巡检司45,分隶诸卫,以防御倭寇。

明成祖继位后,遵循明太祖的遗绪,对海外诸国仍实行羁縻政策,鼓励他们派遣使者入明朝贡。明成祖告谕礼部大臣说:“太祖高皇帝时,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尔其谕之,使明知朕意。”此时在日本,室町将军义满已成功解决了南北朝合并问题,辞去征夷大将军职务,升任太政大臣;而后再辞去太政大臣,退出公职,基本完成了九州地区的征霸事业,实际上已成为最高的政治权力人物。他正急于寻求建立与明朝的朝贡贸易关系,以解决国内财源枯竭的问题。据说在建文三年(1401年),义满就在博多一位名叫肥富的商人的劝说下,派遣该商人和自己的亲信僧人祖阿为使者,携带国书和贡品,入明进行过朝贡。永乐元年(1403年),义满又遣天龙寺僧人坚中圭密为使入明朝贡。与此同时,明成祖亦命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僧录司右阐教道成出使日本。于是赵居任等人就偕同坚中圭密一起到日本,赐予义满龟钮金印及勘合百道,从此两国重新恢复了朝贡贸易关系。

明成祖所赐的勘合,为一种朝贡贸易凭证。它始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太祖为防止假冒使者入贡,则命礼部颁发勘合文册,赐给暹罗、占城、真腊诸国,规定凡至中国使者,必验勘合相同,否则以假冒逮之。据《明会典》记载,当时获得勘合的有暹罗、日本、占城、爪哇、满刺加、真腊、苏禄国东王、西王、峒王、柯支、勃泥、锡兰山、古里、苏门答腊、古麻刺等15国。⒅由赵居任带去日本颁赐的勘合百道,系由日字号勘合100道和本字号勘合100道,以及日字号勘合底簿2册和本字号勘合底簿2册组成。日字号勘合100道、日字号与本字号勘合底簿各一册存于明朝礼部;本字号底簿一册置于福建布政司。而本字号勘合100道、日字号勘合底簿一册则送至日本。由日本人明朝贡的船只,每船需带勘合一道,与福建布政司存放的底簿核对无误后,始护送至京,再与置于礼部的底簿核对。由明朝派往日本的船只,亦需带礼部的日字号勘合,与日本的日字号底簿核对无误后,才准予入口贸易。每逢朝廷改元时,即将新勘合和底簿送到日本,把未用完的旧勘合和底簿收回。据说终明之世,共颁赐给日本的勘合有永乐、宣德、景泰、成化、弘治、正德6种。

其实,明成祖之所以恢复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目的也是要求他们协助捕捉扰边的倭寇。在这方面义满做得比较好,他于永乐三年(1405年)十一月,派遣使者源通贤等入贡时,并献所俘获的扰边倭寇,受到明成祖的嘉奖。永乐四年(1406年)正月,因义满遵明成祖的要求,捕捉来劫掠居民的对马、壹岐等岛的倭寇,并献所获的倭寇魁首,尽歼其党类。故明成祖派使者赍玺书褒谕义满,赐白金千两等物品,并海舟两艘,还封其国之山曰“寿安镇国之山”,亲制御文立碑其地。永乐五年(1407)五月,义满派遣僧人坚中圭密等来朝贡时,又献所获倭寇等,明成祖赐敕褒谕其“忠贤明信,恭敬朝廷,殄灭凶渠,俾海滨之人咸底安靖。”然而,明朝为抑制倭寇骚扰而对日本实行的羁縻政策,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因每次朝贡都伴随着进行一次大宗的贸易,且不说对其贡物以高于几倍的价值予以赏赐,即使是贡使进京,沿途往返的车、船、食宿均由官府供给,那也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据《日本一鉴》记载:“入朝者沿途往还,给支廪粮之外,每人肉半觔,酒半瓶……若至会同馆,该光禄寺支送常例,下程每人日肉半幼、酒半瓶、米一升、蔬菜厨料;若奉钦赐下程,五日一送,每十人羊、鹅、鸡各一只,酒二十六瓶、米五斗、面十二觔八两,果子一斗,烧饼二十个、糖饼二十个,蔬菜厨料。”日本贡使在《允澎入唐记》中也记载:当他们在宁波将解缆启程回国时,还由“市舶司给海上三十日大米,人各六斗。”当时允澎一行人贡人员多达千余名,供给的粮食总量估计应在六百石以上。鉴于这种种原因,故明朝对日本的朝贡不得不实行各种限制,如永乐二年(1404年)规定其十年一贡,船限两艘,人限二百,违例则以寇论。宣德元年(1426年)因入贡的人、船均超过限数,运来的刀亦太多,因此重新规定贡船不过3艘,人数不过三百,刀不过三千,不许违禁。[26]但实际却很难执行,如宣德八年(1433年)入贡的日本船5艘,刀3052把;正统七年(1442年),入贡船9艘,人数达千余。景泰四年(1453年)入贡的船9艘,刀9900把。至于入贡人数,据上述《允澎入唐记》所载,也多达千余名。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大概是日明双方对朝贡贸易的理解不一样。对于明朝来说,实行朝贡贸易是对海外国家的一种“羁縻”手段,目的是消除“衅隙”,抑制扰边事件的发生;而日本却将之看作是一种营利之机,甚至成为他们国家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如日本学者臼井信义在《足利义满》一书中写道:“义满鼎盛期的北山时代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实际就是和明王朝的贸易。”因此,双方在政治目的与商业利益上就形成了矛盾。日方每次派来朝贡的人员,一般是正使、副使各一人,居座、土官、通事各数人,其他还有船员、水手以及搭乘的随从商人等等。在朝贡贸易实行初期,由于朝贡船是由幕府、大名、寺社等自己经营,故随从的商人数量还比较少。但到了后来,朝贡船全部承包给了博多和堺港的商人,因此随从的商人数量便大大地增多,商人已从搭乘转变成为朝贡贸易的主体。他们不仅想通过朝贡贸易来赢取厚利,而且把某种资金的筹集也都寄托在这上面。如正统十二年(1447年),日本京都天龙寺遭受火灾后正兴工重建,为筹集营建费,在景泰四年(1453年)入贡的9艘船中,最重要的3艘:1号、3号和9号船都是由天龙寺派遣。由此可见,日本派出的朝贡船是由商人承包,他们入明朝贡纯粹是为了营利,故其船数、人数及货物量不断增多是在情理之中。而明朝却将他们当成贡使看待,给予与普通商人不同的礼遇,分别由地方和中央政府出面接待,因此来的日本贡船过多,过于频繁,都将造成重大的负担。于是,明朝不得不一再重申各种限制,如嘉靖六年(1527年)强调:“凡贡非期,及人过百,船过三,多挟兵器,皆阻回。”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再度强调:“日本贡船,每船水夫七十名,三艘共计水夫二百一十名,正副使二员,居坐六员,土官五员,从僧七员,从商不过六十人。”这里反映出来的是明朝官方与日本私商在朝贡贸易中的矛盾。

由于明朝对日本的朝贡贸易限制比较严,不仅船数少,而且贡期长,远远满足不了日本方面的要求,故各大名、寺社经常为取得勘合,派船入明朝贡而剧烈地竞争着。这种竞争到后来终于发展成在宁波的拼杀事件——“争贡之役”。据日本史籍记载,正德八年(1513年)日本人明朝贡使者桂悟一行返国时,明朝曾颁发给正德新勘合,交他们带回日本,但这批新勘合并没有送到京都足利幕府手里,而是在半途被九州的大内氏夺去。大内义兴在取得这批新勘合后,即准备独占对明贸易,一再要求足利幕府派遣之。正德十一年(1516年)四月,终于获得了足利幕府的承认,大内氏则派出入明朝贡船3艘,由宗设谦道率领,携带第一、二、三号正德勘合到中国,一行于嘉靖二年(1523年)四月二十七日抵达宁波。此事当然引起其他封建领主和寺社等的不满,其中有盘踞坍港的细川氏,也向足利幕府提出要求分享对明贸易的权利。细川氏在当时不仅拥有强大实力,而且其领地紧邻京都朝廷和幕府所在地,故幕府不敢拒绝之。但正德新勘合又没有送到京都,只好以过期作废的弘治勘合交给细川氏。细川氏遂派出一艘朝贡船,以瑞佐鸾冈为正使,宋素卿为副使,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春由坍港启航。因为他们航行的路线是经过土佐、日向等地,所以耽误了几年,直至嘉靖二年(1523年)闰三月十八日始从萨摩的山川港启航,大概比宗设一行迟十天左右才抵达宁波。

按明朝惯例:“凡番贡至者,阅货宴集,并以先后为序。”但宁波市舶太监赖恩因接受宋素卿的贿赂,故违例先盘阅瑞佐贡船的货物,设宴时又让瑞佐坐在宗设之上。宗设于是大怒,与瑞佐忿争相仇杀,焚嘉宾堂,劫东库,大掠宁波,夺船扬长而去。案发之后,宋素卿被捕下狱,两年后瘐死狱中。给事中夏言奏称此祸起于市舶,礼部则请罢市舶,明朝遂再次停止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

至17年后的嘉靖十八年(1539年),日本国王源义晴复遣贡使硕鼎等人明朝贡,明朝虽勉强予以接待,宴赏如例,但仍强调“贡期定以十年,贡使不过百名,贡船不过三只,违者阻回。”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源义晴再遣贡使周良等人贡时,则因贡期未到,贡船、人数均超过限额,而被阻在舟山群岛停泊了10个月,直至次年春天贡期到后,始准许入贡。此后,日本方面因大内义隆在天文二十年(1551年)为其臣陶晴贤所杀,在纷乱中失去勘合,遂终止派遣贡船入明朝贡。

明朝时“倭寇”指的是哪个国家的人?

1日本

2荷兰

正确答案:日本

倭寇,是指13世纪到16世纪左右侵略朝鲜、中国沿海各地和南洋的日本海盗集团的泛称,除沿海劫掠以外主要从事中日走私贸易,因中国古籍称日本为倭国,故称倭寇。

远西是指西域之西,明代典籍里指的是德意志、意大利等欧洲国家。

相关典籍记载:

一、《远西奇器图说》

该著作的作者是天主教耶稣会德国传教士邓玉函,原名约翰·施雷克(Johann Schreck),发行于1627年。该书是第一部系统地以中文介绍西方机械的专著。从此可以看出“远西”值得是德意志、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由于欧洲在中国所说的西域之西,故称为远西。

二、《新法算书》

文中写到“远西诸臣:罗雅谷、汤若望……”而两人分别是意大利和德意志传教士。由此可见,远西在明朝典籍里指的是德意志、意大利等欧洲国家。

扩展资料

远西著名传教士

一、汤若望

汤若望继承了利氏通过科学传教的策略,在明清朝廷历法修订以及火炮制造等方面多有贡献,中国今天的农历是汤若望在明朝前沿用的农历基础上加以修改而成的"现代农历"。他还著有《主制群徵》、《主教缘起》等宗教著述。他以孜孜不倦的努力,在西学东渐之中成就了一番不可磨灭的成绩。

二、利玛窦

利玛窦在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传教。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王应麟所撰《利子碑记》上说:“万历庚辰有泰西儒士利玛窦,号西泰,友辈数人,航海九万里,观光中国。”

利玛窦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通过“西方僧侣”的身份,“汉语著述“的方式传播天主教教义,并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罗雅谷

罗雅谷1593年出生于米兰,是一位地位崇高的法学家之子。在1614年加入耶稣会,并成功的完成了早期的学业,对于数学特别有天份。1617年,在罗马被贝拉明(Cardinal Bellarmino或是Saint Robert Bellarmine)枢机主教授任神父职之后,与44个伙伴一起前往远东地区传教。最早他待在果阿邦学习神学,后来待在澳门。1622年,当澳门被荷兰军队围攻时,他教导居民使用大炮,进而使该市解围。1624年随高一志进入中国,住在山西,学习语言与相关的在地知识。1631年,被传唤至北京历局与徐光启、汤若望、龙华民和邓玉函共事,协助改革中国历法,编修《崇祯历书》。

1638年逝世于北京,享年38岁。许多中国官员都有参加他的葬礼,他被葬于滕公栅栏。

-奇器图说

-利玛窦 (中国天主教开拓者)

-汤若望

揭秘明朝那些视侵华日军如粪土的大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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