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华夏古籍是指：

《诗》（诗经）、《书》（尚书）、《礼》（周礼、仪礼、礼记）、《易》（周易）、《春秋》（左传、谷梁传、公羊传）、《山海经》、《竹书纪年》。

其中，五经《诗》（诗经）、《书》（尚书）、《礼》（周礼、仪礼、礼记）、《易》（周易）、《春秋》（左传、谷梁传、公羊传）都具有代表性，《国语》、《山海经》、《竹书纪年》是上古流传下来的典籍。

知识点延伸：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图书在古代称作典籍，也叫文献，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意义。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

补充下，唐宋时期日本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留学僧和留学生也有很多古籍流传了过去，也有通过朝鲜传过去的。其中有不少书籍在我国都亡佚了，可是却在日本保留了下来，清末和近代的时候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点，就不断努力将这些书再传回国内。就我知道的尤其在医学本草类就不少比如＜太乙仙制本草＞。另外还有关于敦煌和吐鲁番文书，日本是即英美俄之后得到的精品不多，但也有很多的宝贝。日本对我们自己的历史研究的可能比我们自己都好，这有点让人遗憾呢。另外古代日本学者自己编辑抄录了不少汉文古籍，很多书在中国已经亡佚了，借着他们的编辑摘抄很多书才能让我们一窥端倪，比如丹波康赖的医心方。 还有比如清末大藏书家陆心源的藏书后来被他的子孙卖给了日本人，其中有很多珍贵的宋版书。

只能说有部分日本人的先祖是古代的中国人。并不是全体日本人都是古代中国人的后裔。

上世纪80年代日本就利用DNA技术和其他考古及人类学手段对此展开了研究，现代日本人构成分为三部分：

本土土著，这一部分并非是指现代日本的阿伊努少数民族。而是远古时代从今阿尔泰山，蒙古和西伯利亚通古斯河谷等地渡海在日本本州岛北部登陆的，这一部分日本人血型以AB型为主，且阴性AB型高达40%，从DNA排序上和中国的满族，鄂伦春，鄂温克，赫哲，达斡尔等满洲地区少数民族相似度为89%。从到达日本的时间上，这部分是最早到达的，最早可推至2万前。

南方海洋移民，这一部分和东南亚等海岛地区的马来和爪哇民族相似度仅为32%，但是出乎意料地和大洋洲的波利尼西亚人则高达92%。主要集中区域是日本四国岛，本州岛东南部太平洋沿岸地区。可以认定是在距今1万年前从太平洋中部泛海而来。

大陆及半岛移民，这一部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和今日朝鲜半岛民族契合度达90%，可以认定为是古代朝鲜半岛居民渡海迁移到日本九州岛和本州岛西部。时间最早可到七千年前。另一部分和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居民吻合度为87%，最早抵达的时间大致为距今2500年前，大致为中国战国至秦汉前期。

上述三部分从构成来分，本土和大陆移民各占约40%，海洋移民约占20%。从时间来看，本土土著最早，其次是海洋移民，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南方沿海移民到达最晚。

扩展资料：

日本人基本信息：

东亚日本的基本居民。主体为大和族。另在北海道有2万5千多阿伊努族人。属蒙古人种 东亚类型。使用日语，语言系属未定，多数学者认为属独立的日本语系。受汉语影响极大。以东京话为标准语，在全国推广。信仰比较普遍，流行多种宗教 。

大乘佛教自6世纪经朝鲜传入后，迅速普及全国。固有的神道教也很普遍，明治维新以后曾被定为国教，全国城乡皆有神社。同时受到明朝儒教、阳明学的深刻影响。很多人都有神、佛并重的双重信仰，或同时兼信几种宗教。一般在生育、婚姻、节庆等现实生活方面遵照神道教仪式；对丧葬、祭祀、法事等方面则遵照佛教信仰。民间多流行祖先崇拜，信仰多神。基督教于16世纪40年代传入日本，信徒约占全国人口1%。此外还有新兴宗教二、三百种。

民族由来的其他传言：

关于日本人的民族来源，尚无定论。在中国的古代典籍特别是《山海经》中有着若干记载。《山海经》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地理文献典籍之一，它记录了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山川地形地貌、物产和民族分布，以及相应的历史故事，涉及的年代包括周朝、商朝、夏朝直至先夏时期（可以追溯到一万年前）。其中周朝文献《海内北经》记有：“盖国在钜燕南，倭北。倭属燕。”《山海经》的其它篇章则记述着中国人多次向东海诸岛屿迁徙的事迹。

参考资料：

日本人——

日本人相传是中国“吴太伯之后”，在中国和日本的古籍中，都可以找到相关的记载。不过对于这种说法，史学界却一直存在着争论。那么，日本人到底是不是“吴太伯之后”呢？吴太伯即是周太王的长子，据说此人十分贤德，曾礼让天下于三弟季历，被孔子称为“至德”。据《资治通鉴》记载：“今日本又云吴太伯之后，盖吴亡，其支庶人海为倭。”而日本人自称吴太伯后裔则最早见于诸鱼豢的《魏略》。此外，唐宋时代的《翰苑》、《通典》、《梁书》、《北史》、《晋书》、《太平御览》等均有记录。对此，很多日本学者表示反对。1940年, 村尾次郎发表《吴太伯说研究》。在他看来，日本人绝不可能自谓“吴太伯之后”，所谓“自谓”，不过是中国史家的歪曲之笔。村尾次郎的观点得到了不少日本学者的响应。大森志朗在《吴太伯后裔说》中说道: “关于日本的始祖说，不过是汉民族中华思想的产物，绝非出自日本人之口。”山田孝雄虽然不认同此说是中国史家的刻意歪曲，但仍然否定了它的真实性。他在《神皇正统记述义》中指出：“此非中国人蓄意贬低日本，而是一些古今皆有的日本轻薄之徒，如此献媚弄言，以博彼邦欢心。”

白居易在日本到底有多受欢迎？嵯峨天皇恐怕是白居易日本后援团的第一任团长。许多古籍都有记载嵯峨天皇对白居易的喜爱，比如他将《白氏文集》藏与秘府，视为枕秘，比如他在位期间日本宫廷设置了《白氏文集》的侍读官，白诗成为了天皇的必学科目其中，当属他与“日本白乐天”小野篁的故事最为有趣：嵯峨天皇把白诗《春江》中的“闭阁唯闻朝暮鼓,上楼空望往来船”一联摘出，将“空”字换做“遥”字，再交给小野篁品鉴，小野篁看后表示，宜将“遥”字改为“空”字，嵯峨天皇顿时变为错愕天皇，言道：“此句乐天句也,试汝也,本空’字也。”后任团长诸如醍醐天皇、村上天皇等也是白居易的忠实粉丝，醍醐天皇更是热情表白：“平生所爱,白氏文集七十卷是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天皇的倡导下，整个日本上层贵族都为白居易疯狂打call，学习白诗、理解白诗、熟读并背诵全文，成为了高雅、有品位的象征。

其中以两位女性粉丝的喜爱最为风雅。《枕草子》的作者、日本中古三十六歌仙之一的清少纳言对白居易十分喜爱，她的雅号“草庵”即是出自白居易的“兰省花时锦帐下，庐山雨夜草庵中”。在《枕草子》中，清少纳言直言，《昭明文选》与《白氏文集》乃是博士的必读书。清少纳言中年时期曾作为女官侍奉中宫定子（实为皇后，当时四后同立，新设中宫职），一次大雪过后，中宫定子问周围的侍从，“香炉峰雪想如何”清纳少言闻言，立即掀起帘幕，恭请中宫定子远眺风景，这出行为艺术即是来自白居易的“遗爱寺钟欹枕听，香炉峰雪拨帘看”一句，中宫定子有诗情，清少纳言敏睿理解，这出行为艺术颇有名士风流气。

作为与清少纳言齐名的“平安时代三大才女”紫式部（真名不可考，一说本姓藤原），虽然与清少纳言并不和睦，但并不影响她们品味的一致——紫式部也对白居易极其喜爱，在其传世名作《源氏物语》中引用白居易诗词多达百余首，不只如此，紫式部在上东门所设的白居易新乐府诗讲筵更是日本最早的白居易乐府诗讲坛。

日本朝廷对白居易的喜爱也让民间对白居易大感兴趣，普通阶层的知识分子也加入了白居易后援团，后来甚至出现了专门研究白居易的结社。平安时代的知名学者者庆滋保胤描述他一天的生活：吃饭、读书——着重读白乐天的诗，这种生活状态也反映出了整个日本民间对白居易的爱重。白居易在日本这么受欢迎，他知道吗？他大概是知道的。会昌五年（公元845年），白居易在《白氏文集》中写道，“《集》有五本,其日本、新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由此可见，白居易一定是知道他的诗文在海外流传广受欢迎的。

白居易的诗为什么在日本最受欢迎？

古代日本人也喜欢李白，喜欢杜甫，但是最受欢迎、流传最广的当属白居易。为什么是白居易，因为白居易的诗流传多，还是因为白居易的明白晓畅？这两个原因当然是白居易诗受欢迎的要素，但不是主要原因。要理解其中原因，要先明白白居易的诗文特点和日本人的审美情趣。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白居易给他的好朋友元稹写了一封信，是为《与元九书》，在这封信中，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文分为几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

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动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一百韵至两百韵者四百余首，谓之”杂律诗“。

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大多数时候对白居易诗词的赏析多侧重于他的讽喻诗，他的讽喻诗如他所言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物哀”这个词最早由江户时代的日本国学家本居宣长提出，从词源学、语义学的角度来看，“物哀”是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从“哀”到“物哀”再到“知物哀”。所以，充满“物哀”精神的日本人，他们是不喜欢白居易的讽喻诗的，因为政治是功利的、道德是世俗的，它们不属于物哀之物，它们不够美，进而不能对他们进行审美。

相比其它三类来说，我们更强调他对国家、对民众的关心，更为赞扬他的家国情怀，对于他的闲适诗和感伤诗，哪怕占有他诗作百分之九十的比例，也依旧持贬斥态度，比如刘大杰先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就批评白居易的闲适诗过于偏重个人主观感受，缺少前期关注国家百姓的积极意义。

日本人在这一点上与我们截然不同，他们的审美意趣让他们倾心于白居易的闲适诗，对讽喻诗并无特殊喜好。日本人的审美意趣，一言蔽之曰“物哀”。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的“独善其身”并非是隐于山水或是单一强调道德，他既享于荣华之间，又保持着精神上的超脱；既有不得志而修身的淡泊，又真诚的追求世俗欢愉巧适。平安时代的知识分子对白居易这种既入世又出世的生活态度服膺不已，白居易的生活状态正是他们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了解这一点后，我们会发现，闲适诗和闲适诗词时期的白居易简直不要太符合“自然的人性”“良好的情感教养”“富有风流雅趣”的物哀标准好吗！这样一个从诗到人都符合“知物哀”精神的一个才子，怎么会不让古代日本人如痴如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