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染病

　　麻风（leprosy）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主要病变在皮肤和周围神经。临床表现为麻木性皮肤损害、神经粗大，严重者甚至肢端残废。本病在世界上流行甚广，我国则流行于广东、广西、四川、云南以及青海等省、自治区。建国后由于积极防治，本病已得到有效的控制，发病率显著下降。

　　病因及传染途径

　　本病由麻风分支杆菌感染引起，从染色特性而论，麻风菌和结核杆菌一样，是一种抗酸菌。麻风菌的形态和结核菌相似，但较粗短，人工培养迄今尚未成功。本病的传染途径尚未十分明了，其传染源为瘤型和界限类患者，患者的鼻、口分泌液、汗液、泪液、乳汁、精液及阴道分泌物均含麻风菌，通常认为主要传染方式是藉上述分泌液或患者皮肤病变的微小伤口（甚至无破损的病变皮肤）排出的菌感染他人，一般系通过长期的直接接触，但间接接触（通过衣服、用具）可能也起一定作用。麻风杆菌侵入体内后，先潜伏于周围神经的鞘膜细胞或组织内的巨噬细胞内，受染后是否发病以及发展为何种病理类型，取决于机体的免疫力。对麻风杆菌的免疫反应以细胞免疫为主，患者虽亦有特异性抗体的产生，但抗体对抑制和杀灭麻风杆菌似不起重要作用。在细胞免疫力强的状态下，麻风杆菌将被巨噬细胞消灭而不发病，反之，麻风杆菌得以繁殖，引起病变。本病的潜伏期长达2～4年，但也有在感染数月后发病者。

　　麻风杆菌不能体外培养，使该菌表型鉴定困难。最近，用麻风杆菌特异核酸探针以点印迹杂交可分析活检组织中的麻风杆菌。PCR技术已被迅速应用于麻风病的诊断。

　　病理变化

　　由于患者对麻风杆菌感染的细胞免疫力不同，病变组织乃有不同的组织反应。据此而将麻风病变分为下述两型和两类：

　　1．结核样型麻风（tuberculoid leprosy） 本型最常见，约占麻风患者的70％，因其病变与结核性肉芽肿相似，故称为结核样麻风。本型特点是患者有较强的细胞免疫力，因此病变局限化，病灶内含菌极少甚至难以发现。病变发展缓慢，传染性低。主要侵犯皮肤及神经，绝少侵入内脏。

　　（1）皮肤：病变多发生于面、四肢、肩、背和臀部皮肤，呈境界清晰、形状不规则的斑疹或中央略下陷、边缘略高起的丘疹。镜下，病灶为类似结核病的肉芽肿，散在于真皮浅层，有时病灶和表皮接触。肉芽肿成分主要为类上皮细胞，偶有Langhans巨细胞，周围有淋巴细胞浸润（图18-17）。病灶中央极少有干酪样坏死，抗酸染色一般不见抗酸菌。因病灶多围绕真皮小神经和皮肤附件，故引起局部感觉减退和闭汗。病变消退时，局部仅残留少许淋巴细胞或纤维化，最后，炎性细胞可完全消失。

　　图18-17 结核样型麻风

　　真皮内有主由类上皮细胞构成的结节状病灶，其中可见Langhans细胞，颇似结核结节，但中央无干酪样坏死

　　（2）周围神经：最常侵犯耳大神经、尺神经、桡神经、腓神经及胫神经，多同时伴有皮肤病变，纯神经麻风而无皮肤病损者较少见。神经变粗，镜下有结核样病灶及淋巴细胞浸润。和皮肤病变不同的是神经的结核样病灶往往有干酪样坏死，坏死可液化形成所谓“神经脓肿”。病变愈复时类上皮细胞消失，病灶纤维化，神经的质地因而变硬。神经的病变除引起浅感觉障碍外，还伴有运动及营养障碍。严重时出现鹰爪手（尺神经病变使掌蚓状肌麻痹，使指关节过度弯曲、掌指关节过度伸直所致）、垂腕、垂足、肌肉萎缩、足底溃疡以至指趾萎缩或吸收、消失。在有效的防治措施下，上述肢体改变已不复见到。

　　2．瘤型麻风（lepromatous leprosy） 本型约占麻风患者的20％，因皮肤病变常隆起于皮肤表面，故称瘤型。本型的特点是患者对麻风杆菌的细胞免疫缺陷，病灶内有大量的麻风杆菌，传染性强，除侵犯皮肤和神经外，还常侵及鼻粘膜、淋巴结、肝、脾以及睾丸。病变发展较快。

　　（1）皮肤：初起的病变为红色斑疹，以后发展为高起于皮肤的结节状病灶，结节境界不清楚，可散在或聚集成团块，常溃破形成溃疡。多发生于面部、四肢及背部。面部结节呈对称性，耳垂、鼻、眉弓的皮肤结节使面容改观，形成狮容（facies leontina）。

　　镜下，病灶为由多量泡沫细胞（foamy cell）组成的肉芽肿，夹杂有少量淋巴细胞。泡沫细胞来源于巨噬细胞，在吞噬麻风杆菌后，麻风杆菌的脂质聚集于巨噬细胞浆内，乃使后者呈泡沫状。抗酸染色可见泡沫细胞内含多量麻风杆菌，甚至聚集成堆，形成所谓麻风球（globus leprosus）。病灶围绕小血管和附件，以后随病变发展而融合成片，但表皮与浸润灶之间有一层无细胞浸润的区域（图18-18），这是结核样型麻风所没有的。由于患者对麻风杆菌的细胞免疫缺陷，病灶内不出现类上皮细胞，淋巴细胞也很少。经治疗病变消退时，麻风杆菌数量减少，形态也由杆状变为颗粒状，泡沫细胞减少或融合成空泡，纤维组织增生。最后病灶消退仅留瘢痕。

　　图18-18 瘤型麻风

　　表皮萎缩变薄，真皮内有泡沫细胞的弥漫浸润，后者与表皮层间有一薄层无细胞浸润区相隔

　　（2）周围神经：受累神经也变粗，镜下，神经纤维间的神经束衣内有泡沫细胞和淋巴细胞浸润，抗酸染色可在泡沫细胞和Schwann细胞内查得多量麻风杆菌。晚期，神经纤维消失而被纤维瘢痕所代替。神经病变的临床表现和结核样型相似。

　　（3）粘膜：鼻、口腔，甚至喉和阴道粘膜均可受累，尤以鼻粘膜最常发生病变。

　　（4）脏器：肝、脾、淋巴结和睾丸等脏器常被瘤型麻风波及，可伴有肝、脾和淋巴结的肿大。镜下皆见泡沫细胞浸润。睾丸的曲细精管如有泡沫细胞浸润，可使精液含有麻风菌而通过性交传染他人。

　　3．界限类麻风（borderline leprosy） 本型患者免疫反应介于瘤型和结核样型之间，病灶中同时有瘤型和结核样型病变，由于不同患者的免疫反应强弱不同，有时病变更偏向结核型或更偏向瘤型。在瘤型病变内有泡沫细胞和麻风菌。

　　4．未定类麻风 本类是麻风病的早期改变，病变非特异性，只在皮肤血管周围或小神经周围有灶性淋巴细胞浸润。抗酸染色不易找到麻风菌。多数病例日后转变为结核样型。少数转变为瘤型。

　　麻风的早期诊断和分型有赖于活体组织检查。及时的有效治疗可治愈。

　　瘟疫

　　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一般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不好引起的。

　　温疫在我国史料中早有记载。如《周礼•天官•冢宰》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吕氏春秋•季春纪》记载：“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当时对温疫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认为温疫一年四季皆可发生，原因之一是由于时令之气的不正常，是由“非时之气”造成的。

　　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黄帝内经》也有记载。如《素问•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向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素问•本能病》篇：“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举，时雨不降，湿令不化，民病温疫，疵废。风生，民病皆肢节痛、头目痛，伏热内烦，咽喉干引饮。”指出温疫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发病与气候有关等特点，并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时期的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杂病论》的序言中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公元196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文中的“伤寒”，除了指外感热病外，还包括了当时的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温疫流行之猖獗。

　　曹植《说疫气》记载“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也。”描绘了当疫病流行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疠气流行”，并非“鬼神所作”，而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七哀诗》中也记载：“……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是当时凄凉情景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桓帝刘志，至汉献帝刘协的七十余年中，记载有疫病流行17次。疫情连年，民不聊生，即使是士大夫们也未能幸免。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一时俱逝。其惨状可见一斑。

　　晋朝葛洪《肘后备急方》对温疫也有论述，认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其年岁中有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并立“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辟温病散等治疗、预防温疫的方剂。

　　隋朝巢元方《诸病源候论•疫疠病诸候》认为疫疠病“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有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疾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疾疫。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并认为岭南地区的青草瘴、黄芒瘴等瘴气也属疫疠病范围。并进一步指出：“此病皆因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故须预服药及为法术以防之。”

　　唐朝孙思邈《千金要方•卷九•伤寒》立“辟温”一章，记载治疗温疫的方剂。

　　出于唐朝王冰以后的《素问》遗篇，认为温疫与五运六气变化异常有一定的关系，故有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五疫”及“五疠”之称。说明古人已经意识到温疫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外邪，而是一种疫毒之气。

　　金代医家张从正《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指出“又如正二三月，人气在上，瘟疫大作，必先头痛或骨节疼，与伤寒、时气、冒暑、风湿及中酒之人其状皆相类。慎勿便用巴豆大毒之药治之。……夫瘟疫在表不可下，况巴豆之丸乎。”对瘟疫的临床表现、治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元代医家朱丹溪《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温疫的治疗方法。

　　明朝医家吴又可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在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对温疫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探讨。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论述温疫的专著，对温疫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指出温疫的致病因子是“异气”，又称“疫气”、“疠气”“戾气”等，是对温疫病因的创见。

　　吴氏认为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虽然戾气“无形可求，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又进一步指出“物之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体内的。认为“邪从口鼻而入”，又感染戾气的方式，“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

　　而人体感受戾气之后，是否致病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与人体的抵抗力。指出“其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感之浅者，而不胜正，未能顿发”；“其年气来之厉，不论强弱，正气稍衰者，触之即病”；“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

　　戾气引起的疫病，有大流行性与散发性的不同表现。而戾气致病又有地区性与时间性的不同情况。此外，由于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部位也不一。认为“……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并且还指出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

　　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还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温疫论》是我国医学文献中论述急性传染病的一部划时代著作，至今仍可用来指导临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清朝余师愚，著有《疫疹一得》。其在吴又可《温疫论》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疠气，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内，大率如斯。”并根据暑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一方，以重用石膏为主，为温疫病的辨证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

　　综上所述，中医药学在与温疫长期的斗争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与临床治疗方法。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急性传染病的作用。

　　瘟疫成人类头号杀手列入八国首脑议题

　　近期，八国集团***(G8)将在日本冲绳举行年度会议。鉴于包括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等在内的传染病已成为人类头号杀手，其所带来的经济损失更是难以数计，如何遏止全球瘟疫的蔓延将首次正式列入此次会议的议题。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言人格里高利-哈特尔表示，“此举标志着人类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迈出了重要一步。如果不采取措施，这三种传染病很有可能彻底摧毁人类经济和社会结构。相反，如果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能共同为此做出贡献，事情将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据了解，目前全世界共有3500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其中70%的人生活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该地区迄令为止已有1100万人死于艾滋病。

　　三分之一的艾滋病患者最后都死于肺结核，后者每年夺去200万人的生命，同时又有800万人感染，几乎全部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疟疾只需借助蚊子叮咬就可以传染，在非洲，它每年要夺取100万人的生命。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在发展中国家，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疫这三种传染病使各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其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过去35年中，仅疟疫一种传染病就使国内生产总值损失了三分之一。

　　法国总统希拉克在一次重大艾滋病会议上曾表示，他将在八国集团***会议上敦促其他国家的***支持改善发展中国家的医疗水平。

　　从以往的情况来看，八国集团所做的允诺往往最终不能兑现。例如，去年，八国集团曾宣布将为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削减1000亿美元的债务，但迄令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采取具体行动。

　　有鉴于此，正在积极呼吁向贫穷国家提供廉价药品的世界慈善医疗卫生阵线(MSF)警告说，八国集团必须用实际行动来实现所许下的诺言。

　　MSF女发言人萨曼莎-波尔顿说，“八国集团应该提供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生产一些普通药品，如治疗艾滋病的抗逆转录酶病毒药品，以使这些国家摆脱对国外大医药公司的依赖。”

　　此外，鼓励、支持公共研究机构的研究工作也非常重要，研制新药品不应该象商品一样为某个跨国大公司所垄断。肺结核的治疗就是一个突出例子。目前仅有的一种疫苗还是在1923年发现的，此后，几乎没有人再去研究新的更为有效的药品。而这种名为TB的疫苗经过30多年的运用之后，不仅价钱昂贵，而且药力也在逐渐下降。

　　波尔顿说，“肺结核是穷人的疾病。如果感染了肺结核，你必需呆在医院里几个月，无法工作，而这对许多人来说是根本负担不起的。”

吴越大饥疫，死者过半。尽救荒之术，疗病，埋死，而生者以全。

这是《宋史·列传第七十五》中的一段记载，讲述的是宋朝与包拯齐名的清官能臣赵的事迹，也就是这位宋朝名臣，开创了世界上最早的隔离与封城制度，这就是正史中的赵“救荒之术”。

古代医学不是十分发达，所以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大战之后必有大疫，有时候疾疫流行造成的死亡人数，还要超过饥荒和战乱。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人定胜天，是比较不相信神仙的，这就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天漏了，女娲补；发洪水，大禹治；没有火，燧人氏钻木；没吃的，神农氏耕种。总而言之，东方古国讲究的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在疾疫面前，古人也不是一味祈祷上苍，而是积极行动起来，在自救的基础上救人。咱们今天讲的宋朝龙图阁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太子少保赵忭，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防控疫病的救荒术，也包括隔离与封城——隔离病人，禁止人口流动。

一、二十四史也可以看做二十四部救灾史

我们翻开二十四史，就会发现没一史中都有关于救灾救荒的记载，好像帝王将相要是没有赈济灾民的记录，都不好意思被称为明君贤臣。

被称为古代仁君代表的宋仁宗赵祯，其本纪中就留下了这样的记载：

至和元年春正月壬申，碎通天犀，和药以疗民疫。

宋仁宗碎通天犀以疗疾疫，这件事《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还有更详细的记载：

时京师大疫，命太医进方，内出犀角二本，析而观之，其一通天犀也。

下面的话还是用现代汉语来说吧：按照古代人的理解，通天犀是旷世奇宝，可以治疗百病。于是内侍李舜卿就有点舍不得了， 想留下来给皇帝专用，宋仁宗一口回绝：

“吾岂贵异物而贱百姓哉！”

宋仁宗马上下令杂碎通天犀，并且让太医院挑选医术高明的（择善察脉者），带着朝廷（县官，不是知县县令那个县官）提供的药品赶赴疫区。

宋仁宗在派出医疗队的同时，还特别下旨：各地一定要如实上报疫情，不称职的官员一律治罪，从免职到就地正法，钦差大臣可以全权处理。宋仁宗还特别强调，千万不要让外行坑害疫区百姓：

“无使为庸医所误，夭阏其生。”

除了宋仁宗，汉唐乃至明清，史书中都不乏抗疫救灾的记录，有一本《钦定康济录》，很系统地收录了这些记载，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看看，也许能收到一些启发。

咱们今天只是从《汉书》《旧唐书》《新唐书》中摘录几条比较先进的做法：“

元始二年，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罢安定呼池苑，以为安民县，起官寺市里，募徙贫民，县次给食。至徙所，赐田宅什器，假与犁、牛、种、食。又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

这就是最早的隔离制度，但这种隔离，是建立在灾民自愿的基础上的，还没有形成制度，后来又进行了大规模的迁徙，所以我们不能把当做隔离制度的首创者，因为咱们要把首创者的称号授予宋朝的赵。

之所以不把隔离制度首创者的称号给予刘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当时说话算数的并不是年仅十一岁的刘衎，而是“疑似穿越者”王莽。

不管隔离迁徙制度是不是王莽想出来的，在当时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唐朝有贞观之治，当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造成人口损失的不是饥荒而是疾疫，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十分重视疫病防治，在新旧两唐书和《康济录》中，有很多关于李世民派出皇家医疗队的记载：

“贞观十年，关内、河东疾疫，遣医赉药疗之……贞观十六年，谷、泾、徐、虢、戴疾疫，遣医施药……贞观十八年，自春及夏，庐、濠、巴、普、郴疾疫，遣医往疗。”

在唐太宗一朝，很少见到疾疫大范围流行造成大规模死亡的记录，就是因为当时的朝廷君正臣贤，基本都能把疫情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避免了死亡带来的恐慌——皇家医疗队就是百姓定心丸。

二、赵其人及其救荒术

说完汉唐救灾免疫，咱们还是把话题拉回宋神宗时期的赵忭身上——此公不但是清官，更是一位能臣。在《宋史·列传第七十五》中，三位名臣包拯居首，吴奎次之，赵第三，包拯被称为包龙图，其最高官职为枢密副使，赵忭则可以被称为赵龙图，最高官职为参知政事。

《宋史》记载，赵忭“

长厚清修，人不见其喜愠。平生不治赀业，不畜声伎，嫁兄弟之女十数、他孤女二十余人，施德茕贫，盖不可胜数。”

据《越州赵公救灾记》记载，宋神宗熙宁八年夏天，吴越之地发生了大旱灾。同年九月，资政殿大学士赵忭出知越州。

赵下车伊始，马上展开全面调研：

“为书问属县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

赵的调研可不仅仅是只要统计数字，而是对属下官员的一次考核问政，凡是不能及时汇报属地情况的官员，一律拿下治罪（参劾）——免职是最轻的，严重一点的就要关进监狱等候朝廷发落。

除了严查不作为官员，赵还广泛募捐：

“敛富人所输，及僧道士食之羡者，得粟四万八千余石，佐其费。忧其众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异日，而人受二日之食。

”

为了避免大规模聚集和流动（忧其流亡也），赵忭还规定：于城市郊野为给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给。 为病坊，处疾病之无归者。凡死者，使在处随收瘗之。

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让灾民到指定场所领取救济物资，要是随便溜掉，那么对不起，你什么也拿不到。

除了用物资限制人口流动，赵还专门开设了隔离医院，让医生和懂医术的僧人专门负责照顾感染疾疫的百姓——当时的僧人还不像后来那么贪财，也跟医生一样以治病救人为己任，而且颇有舍己为人的慈悲之心。

赵的一系列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效：

公于此时，蚤（早）夜惫心力不少懈，事细巨必躬亲。给病者药食多出私钱。民不幸罹旱疫，得免于转死；虽死得无失敛埋，皆公力也。是时旱疫被吴越，民饥馑疾疠，死者殆半，灾未有巨于此也。天子东向忧劳，州县推布上恩，人人尽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为得其依归。所以经营绥辑先后终始之际，委曲纤悉，无不备者。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

芳香辟疫-中医预防、藏香藏药熏治预防甲型H1N1流感

（作者：华藏）

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一个瘟疫频发的国家。据文献记载最早的瘟疫发生于殷商时代。发生的原因主要有四类：一是气候反常，包括大水、大旱、奇热、奇寒等；二是动物活动异常，包括鼠害、蝗灾、蝇灾、蛾灾等；三是社会因素如战乱等；四是其他自然因素，如陨石下落、海啸等[1]。

本文追溯古人对治防疫方法，结合眼下甲型H1N1流感。试图为国民防护空气传染疾病，保护家园，健康生活尽一份绵薄之力。

瘟疫的说法很多，古籍中记载的有数十种，古人对于瘟疫的认识，以及瘟疫的防护于古籍中多有记载。

而对瘟疫的认识。我们的先祖较早地认识到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两大特点。古人也多以“死者不可胜计”，“丁尽户绝”，“户灭村绝”等语句形容瘟疫，可见瘟疫所带来的后果何其严重。

战国晚期的《黄帝内经》①中已明确提出：“不治已病，治未病”。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在《丹溪心法》②中更明确提出：“与其救疗于有病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病之前。”古语也云：“用药如用兵。兵不在多，独取其能；药不贵烦，独取其效。”可见中国传统医学对预防的重视，为了达到未病先防，也提出了一系列预防瘟疫的有效措施。

《瘟疫论》③认为伤寒等病是由于感受天地之常气而致病，而"疫病"则是"感天地之疫气"致病。炎黄子孙在千万年中积累了丰富的预防疫症的方法，所以疫病解决之根本在于未病未乱前的祛邪预防。而在古方记载中，尤以香药熏治最为盛行。

中医预防瘟疫久经考验的方药很多。细审其方，思路决不止于清热解毒，而是用多种方法来调理阴阳，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寒者温之，热者清之，郁者散之，以平为期。

基础医理为：

补气抗邪法；通腑泻实法；以毒攻毒法；清热解毒法；发散郁火法；芳香辟秽法五类。

我们在这里着重于香药熏治 芳香辟疫的探讨，辛温香燥之药，多有芳香辟秽，健脾化湿之功，是最常用的一类防疫药。如苍术、木香、蜀椒、乳香、降香等。李时珍谓：“张仲景辟一切恶气，用苍术同猪蹄甲烧烟，陶隐居亦言术能除恶气，弭灾疹。故今病疫及岁旦，人家往往烧苍术以辟邪气。”近代名医张山雷谓：“苍术，气味雄厚，较白术愈猛，能彻上彻下，燥湿而宣化痰饮，芳香辟秽，胜四时不正之气，故时疫之病多用之。”《和剂局方》的仙术汤，能“辟瘟疫，除寒湿，温脾胃，进饮食，”就是以苍术为君，配合干姜、枣、杏仁、甘草而成。《验方新编》以“苍术末、红枣，共捣为丸如弹子大，时时烧之，可免时疫不染。”《神农本草经》明确指出木香能“辟毒疫”。《雷公炮制药性解》谓蜀椒“堪辟瘟疫”。《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的避瘟丹，由乳香、降香、苍术、细辛、川芎、甘草、枣组成。谓：“此药烧之能令瘟疫不染，空房内烧之可避

古人熏治消毒常采用的药物有艾草、苍术、贯众等。苍术的药用机理是健脾、燥湿、解郁、辟秽，临床上运用苍术的方剂很多，端午节前后，古人有用苍术“辟疫邪”的习俗，或用苍术熏屋，或以苍术和辛夷、薄荷、苍耳子、紫苏、细辛、云香草等多种中药做成香袋、香囊挂于室内、佩于身上。达到辟疫邪、身芳香之功效。

李时珍谓：“张仲景辟一切恶气，用苍术同猪蹄甲烧烟，陶隐居亦言术能除恶气，弭灾疹。故今病疫及岁旦，人家往往烧苍术以辟邪气。”近代名医张山雷谓：“苍术，气味雄厚，较白术愈猛，能彻上彻下，燥湿而宣化痰饮，芳香辟秽，胜四时不正之气，故时疫之病多用之。”《和剂局方》⑤的仙术汤，能“辟瘟疫，除寒湿，温脾胃，进饮食，”就是以苍术为君，配合干姜、枣、杏仁、甘草而成。《验方新编》⑥以“苍术末、红枣，共捣为丸如弹子大，时时烧之，可免时疫不染。”《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⑦的避瘟丹，由乳香、降香、苍术、细辛、川芎、甘草、枣组成。谓：“此药烧之能令瘟疫不染，空房内烧之可避秽气。”

而据研究表明：贯众对流感病毒(流感原甲型PR8株、亚洲甲型病毒)在鸡胚试验上有强抑制作用,另据报道,贯众对流感病毒的甲型 (PR8)、亚洲甲型(57-4)、乙型(Lee)丙型(1233)丁型(仙台)均有抑制作用。

足见以香药熏治防疫之历史和功效。香者，天地之正气也，故能辟恶而杀毒，疫症源于秽气，预防疫症需扶正驱邪、芳香辟秽。

四部医典中《瘟疫症时疫》以对话形式表述瘟疫症结因缘：

意生大仙又问道：“善哉！明智仙长。瘟疫疾病由何种病因与病缘诱发，其性质是什么？为何叫瘟疫？对它如何作分析？不同的种类有几？现象未曾发生变化，如何能认以它的病状？它有几种治疗方法？恳求医药王赐予明确教诲。”

明智仙长答复道：“善哉！意生大仙仔细听：

所谓瘟疫症的病因及病缘，疾病之气，弥漫天空：结成云雾，笼罩大地。于是时疫，肠痧，喉蛾疔毒、黑天花等疾病接踵而来。另外，四时亏盈，劳损、恶臭、忿怒、恐惧愁苦等折磨，饮食失调，变生疫疠。由于这类病缘诱发了赤巴之热，降于汗腺，又诱发了龙与赤巴，通过发病的六处途径依次进入。或者是被气昧击中，疫疠逐步传染开来。所以称这类疾病为瘟疫症。它有时疫，痘疹、肠痧，喉蛾疔毒，流感等五种。

藏医名着《四部医典》④中也亦对于香草熏治防疫提出理论着述：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除有抵御外邪侵袭的保护作用外，还有分泌、吸收、渗透、排泄、感觉等多种功能，药物离子作用于全身皮肤、腧穴后，通过神经体液装置系统而调节高级神经中枢、内分泌、免疫系统的刺激效应，达到迅速调整人体脏腑气血和免疫功能，治愈疾病，改善全身生理过程等作用。对松驰骨骼肌、镇痛、改善关节功能、提高基础代谢率，加强物质代谢过程，能使糖、脂肪、蛋白代谢增强、睡眠显着改善。

在古代，瘟疫发生时，朝廷又是怎样带领民众抗疫的呢？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受政治体制、医疗水平和战乱的影响，朝廷并没有专业的公共医疗监控系统。也就是现在每个国家都有的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往往发生重大瘟疫时朝廷一般会派些医官下去救治，采取迁移人口，隔绝疫区等行政手段。这其实只是亡羊补牢之举。

到了唐朝，政府终于意识到“疫”重在防。设置了医生巡疗体系，也就是专业的医官，叫医博士或者医学博士，领导一些医学生组成医学团队，到全国各地巡视。防治疫病也是他们的重要工作内容。到宋代的时候，官方在全国各地又设置了官药局，还有安济坊、养济院等医疗慈善机构。并且在唐宋两朝都比较注重对各类疾病预防知识的普及，并张榜公布对各种疾病需要的药物名称、剂量和用法。这些措施有效预防了疫病的发生。

特别在宋朝时，统治者已认识到瘟疫一旦爆发不仅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甚至动摇国本，危及到王朝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设置了惠及广大百姓的“惠民药房”，并于宋熙宁九年（1076）创办官办药局——买药所。也就是负责制作和出售中成药专业机构。这种药局在全国各地都有设置，每到疫情高发季节或逢旱涝荒灾之年，政府就会派医官送医送药，为百姓诊治。

到元朝和明朝时代惠民药房依然存在的。如《明史职官志》记载“洪武三年置惠民药局，府设提领，州设医官，凡军民之贫病者，给之医药”。但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明王朝统治的日腐败，惠民药局也渐渐没落。到清朝更没有重新启用这一很好的医疗机构，在清宣统二年（1910）东北鼠疫发生时，政府只是临时设立了医官局，但已没有行政效力可言，这是由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造成的。

其实中国古代抗疫最核心的力量来自老百姓和中医的力量。中医在传染病的防治中有很大的贡献，如宋朝时中医就研究出以人痘预防天花的方法。明朝医生就发现水的卫生很重要，就提出：山里清泉可直接饮用，但靠近人多居住的地方就需烧开喝。北宋时“医王”庞安时就曾经历过水源的污染导致开的药影响了治病效果的事件。

据说有一年大旱，湖北浠水县瘟疫流行，可庞安时发现开的药在别处可治病，在这里却不行。他通过调查走访发现村民们吃得水太脏了，他和徒弟又为村民找到干净的水源后，再施药救治，果然药到病除。清代名医吴宣嵩所著的《鼠疫治法》提出环境卫生的重要“庭堂房屋，洒光明，厨房沟渠，整理清洁，房屋窗户，通风透气，凡黑湿处切勿居住”。

古代历代中医都很注重传染病的防治与研究。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疫病的记载，汉代张仲景就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传染病专著《伤寒杂病论》。

三国时方士葛洪写的《肘后方》中，最早记载了一些传染病的症状及诊治方法。如天花、恙虫病等。并立“治漳气疫疠温毒诸方”一章，记载了劈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度㢓散等治疗预防瘟疫的方剂。

大家好，这是边肖。今天，我将告诉你关于古老的瘟疫。欢迎关注。

因为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情况，最近很多人都在关注，社会上也有很多情况。相信大家都有一定的了解。然而实际上，如此大规模的传染病在人类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在古代就有发生。有一个词大家都很熟悉：“瘟疫”。我们经常在电视剧里看到，瘟疫发生的时候，人们都非常害怕。那么古代的瘟疫是怎么发生的，最严重的又是怎么治愈的呢？

1古代的瘟疫是什么？

从古至今，人类遭受了无数次瘟疫，有些瘟疫特别严重，对人类后代的影响也很大：非典、鼠疫、天花、流感、霍乱等。一般来说，鼠疫是由一些高致病性微生物引起的传染病，如细菌、病毒等。通常是自然灾害后环境卫生差造成的。

:“瘟疫，是所有人都有的，也被称为疫情。”其发病迅速，综合征凶险。如果疖子和流行性病毒出现在源头，开始时，人们可以看到恶寒和强烈的热量，但立即热不冷，头痛和身体疼痛，白苔如粉，绛舌，脉数等。主要用于治疏泄，用大元阴、三消阴。若热毒，邪在胃或热灼血，则可见高热烦躁、头痛欲裂、腹痛腹泻，或鼻衄、发斑、神志不清、舌苔灼热等。治瘟解毒，宜用清瘟败毒汤、白虎河犀角升麻汤等。见疫、日、时、温病、斑等。

2古代瘟疫是怎么发生的？

在中国的古装剧中，经常会出现令人闻风丧胆的——“瘟疫”的存在。所谓鼠疫，按照今天的理解，是一种容易传播的急性传染病，有点类似于西方的黑死病。在中国古代，每当发生瘟疫，往往会死大量的人，人民苦不堪言。瘟疫究竟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个方面是瘟疫的产生和传播。原因可以分为两个因素。一是自然因素，即我们熟悉的四大自然灾害：水灾、旱灾、蝗灾和地震。这四种灾害的发生往往难以预测，有时甚至相互伴随，造成严重后果。洪水和地震的直接后果是大量的人和牲畜死亡。大量人畜尸体如果不及时处理，很容易形成传染源。干旱和蝗灾造成农作物歉收，粮食短缺，进而导致人畜死亡，形成传染源。第二，社会因素，包括战争和饥荒。战争在古代并不少见，比如朝代之间的战争，民族之间的争斗，以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战争结束后，必然会尸横遍野，死伤无数。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形成疫情。至于饥荒，它的结果和前面的例子很像，这里就不赘述了。

当这些天灾人祸发生时，人们会为了躲避而迁徙，迁徙使得疫情在人与人之间广泛传播。即使没有迁徙，人们生活在一起，接触频繁，也容易导致流行性疾病的传播。所以如果一个人生病，整个家庭甚至整个村庄都可能遭殃。

第二个方面是应对不当。显然，古人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面对瘟疫，人们往往很难有效应对。就社会背景而言，在瘟疫到来之前，各种天灾人祸已经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人们没有足够的物质条件来及时实施保护和治疗，即使有，效果也相对有限。但由于时空的距离，中央很难及时到达地方。个人认为，恶劣的生活环境使得人们的营养状况非常不理想。人体营养缺乏或多或少会导致人的免疫力下降，从而更容易发生和传播鼠疫。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有一部分是人类不断与各种疾病作斗争。因此，社会的进步还体现在越来越多的疾病得到预防和治愈，人们的健康得到有效和永久的保障。时至今日，仍有人为医疗事业的发展不懈努力。我们生而为人，所以我们要更加努力去维持生命的意义。

3古代发生过哪些瘟疫？

先秦时期

瘟疫在中国史料中早有记载。比如《丹溪心法瘟疫五》记载：“包治百病的病，任何时候都有慢性病。”记载：“当季春处于夏季时，人们会遭受许多疾病和流行病。”当时对鼠疫的认识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认为鼠疫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发生。其中一个原因是时令之气失常，这是由“不合时令之气”引起的。

还记载了现存最早的中医古籍《周礼天官冢宰》。比如《吕氏春秋季春纪》指出：“五疫到来时，不论大小，都容易被感染，症状也差不多正气存在于内，邪不可为，避其毒气。”:“厥阴不退位，即大风早起，雨不下，湿天气不使其变，民病温疫，有缺陷。风，人的病是关节痛，头痛，发热心烦，咽干，饮酒。”指出温病具有传染性、流行性、临床表现相似等特点，其发病与气候有关，认为只要“正气存内”，就能“避其毒气”。

东汉

东汉张仲景在其《黄帝内经》一书的序言中说：“宗族众多，有二百余家。从建安年开始，还没有十年。三人中有两人死亡，伤寒排名第七。感受着过去的失落，很难挽回伤害，但也很难寻求古训，学习他人。”本文中的“伤寒”不仅指外感热病，还包括当时烈性传染病，可见当时瘟疫横行。

三国

曹植《素问刺法论》记载“建安二十二年，疖子盛行，家家受僵尸之苦，家家有哀号。要么关门等死，要么失去家人。或者认为：瘟疫，鬼神。我知道我是布朗的儿子，并且在荆的房间里支起了耳朵！如果夫堂是在石鼎的家里，貂累的门口，那就新鲜了。这就是阴阳失和。寒热不对，就是疫情的诱因，愚民死抱着不放，真是可笑。”描述了疫疖的惨状，并明确指出“疫疖”并非鬼神所致，而是“阴阳错位，寒热错时”所致。

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灿也在《素问本能病》年记载：“出门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但是骨头遮住了平原。路上有个饥饿的女人，抱着孩子，弃草而走。顾浩哭啊，哭啊，哭啊。如果不知道自己死在哪里，又怎么能和对方终成眷属？马被赶跑了，我不忍心听到这些。”是当时凄凉景象的真实写照。据史料记载，从汉高祖刘智到汉高祖刘勰，70多年间记载的疫情有17次。疫情已持续多年，百姓苦不堪言，连士大夫也未能幸免。比如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杨颖、柳甄也死了一段时间。其恐怖可见一斑。

金朝

晋代葛洪《伤寒杂病论》年也讨论过瘟疫，说“伤寒、温病、温病是三个同类。晚年咳嗽，鬼毒，名曰热病。”此外，还专设“治疟、疫疖、毒”一章，记载了治疗和预防温病的方剂，如甘散、老君参明散、杜雪散、痹温病散等。

隋朝

隋代方《说疫气》认为疫病“类似于时令之气、温、热等疾病，

基于唐代王冰之后的《七哀诗》著述，认为温病与五运六气的异常变化有关，故称之为金疫、木疫、水疫、火疫、土疫的“五疫”和“五疮”。说明古人已经认识到温病的致病原因不同于一般的六*，而是一种疫毒。

宋朝

宋代医家张从正，《肘后备急方》:“再如二三月，人人气高，瘟疫来袭，必先头痛或关节痛，与伤寒、时令气、暑、风湿、适量饮酒者相似。注意不要用巴豆毒治疗。丈夫的瘟疫上不了台面，就像巴豆的药丸。”作者对鼠疫的临床表现和治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元朝

元代医生朱丹溪:“瘟疫是一种常见的疾病，也被称为天疫。治疗方法有三：宜补宜散宜降。”总结了鼠疫的治疗方法。

明天

明代医家吴目睹了当时疫病的惨状，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对疫病作了深入细致的观察和论述。他的书《千金要方卷九伤寒》是我国的温病专著，对温病有详细的论述。认为“温病是一种病，既不风也不冷也不热也不湿，只是天地之间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指出温病的致病因素为“邪气”，又称疫气、疖气、戾气等。这是对温病病因的独到见解。

吴认为愤怒是物质的，可以通过药物来抑制。戾气虽然是“看不见，看不见，无声无臭，怎么能看得见，闻得见”，但它是一种客观物质，进一步指出“事物能使人因毒品而生气。”

愤怒通过鼻子和嘴巴侵入身体。认为“邪从口鼻入”，感染戾气。“如果你患了它，你就会被感染。虽然感觉不一样，但都会患一种病”。

但人体感受到戾气后，是否患病，取决于人体的量、毒力和抵抗力。指出“感之深，感之浅者，不可克服，不能一下子成”；“无论强弱，正气稍衰，一触即病”；“此气满，邪不入。此气恰逢亏虚，呼吸之间，外邪乘虚而入”。

由rage引起的流行性疾病有疫情和散发的不同表现。然而，致病性rage存在地域和时间差异。另外，由于戾气的类型不同，引起的疾病也不同，涉及的器官也不同。我认为“人的疾病和动物的疾病是由不同的戾气引起的。

《素问》年，吴有科还创制了许多独特有效的治疗疫疾的方剂。是我国医学文献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急性传染病著作。至今仍可用于指导临床实践，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清朝

清代余写《儒门事亲卷一立诸时气解利禁忌式三》。在吴有科《丹溪心法卷一温疫五》的基础上，认为疫疹的病因是疖子，并指出“一人得病，传染一家，轻者十有八九生，重者十有八九救。在环境中，这一比率很高。”根据暑疫的证候特点，建立了以石膏为主的“清瘟败毒汤”方剂，为温病的辨证论治开创了新局面。

综上所述，中医在与温病的长期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和临床治疗方法。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治疗急性传染病中的作用。

时疫，指一时流行的传染病。

见《温疫论》。因疠气疫毒从口鼻传入所致，有强烈传染性。其发病急剧，证情险恶。若疠气疫毒伏于募原者，初起可见憎寒壮热，旋即但热不寒，头痛身疼，苔白如积粉，舌质红绛，脉数等。

治以疏利透达为主，用达原饮、三消饮等方。若暑热疫毒，邪伏于胃或热灼营血者，可见壮热烦躁，头痛如劈，腹痛泄泻，或见衄血、发斑、神志皆乱、舌绛苔焦等。

治宜清瘟解毒，用清瘟败毒饮、白虎合犀角升麻汤等方。参见疫、天行、时行、温疫发斑等条。

扩展资料

“时疫”的分类，一般而言可以分类为：暴发型时疫，迁延型时疫，季节型时疫，地域型时疫，高毒型时疫，低毒型时疫，年龄型时疫，特异型时疫等等。在疫病中，“暴发型时疫”中囊括了西医急性流行传染性疾病的学说。各种急性流行传染性感冒，同样归属于这一类之中。

由于篇幅所限，这里我们只重点讨论“暴发型时疫”，以利于举一反三，从道医学的分析中掌握各种类型时疫的病机、气机原理。运用道医学术观，兼容并畜于中医和西医的学说，完整而执两用中地认知疾病。

“时疫”中的流感，是疫病中最典型的一种流行传染病。20世纪以来，流感已经有五次造成世界性大爆发的记载，即1900年、1918年、1957年、1968年和1977年。

其中，1918年的大流行中竟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大惨剧。这场流感在美国被称为“西班牙女士”，但它却首先起源于美国，有可能也是从猪流感异变而传播的。在那一年，近1/4的美国人得了流感，导致50多万人死亡，几乎一半的死者是健康的年轻人。

猖獗一时的“萨斯SARS”流行暴发，以及当前正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扩散开来的“猪流感甲型H1N1流感”，都属于“时疫”疾病中的“暴发型时疫”。

-时疫

　　陕西大地震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 。死伤人数保守估计为83万。

　　创世界人员伤亡最大的地震1556年1月23日陕西华县8级大地震，伤亡人口之多，为古今中外地震历史所罕见。据史料记载：“压死官吏军民奏报有名者83万有奇，……其不知名未经奏报者复不可数计”。这次地震为8级，极震区烈度为Ⅺ度，重灾面积达28万平方公里，分布在陕西、山西、河南、甘肃等省（区）；地震波震撼了大半个中国，有感范围远达福建、两广等地。这次地震人员伤亡如此惨重，其主要因素是由于地震引起的一系列地表破坏而造成的。据史料记载：“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陕西地震，壬寅夜地震，声如雷，山移数里，平地柴坼裂，水溢出，西安、风翔、庆阳诸郡邑城皆陷没，压死者十万。”其次造成地震严重灾害的还有震中区人口稠密，房屋抗震性能较差；地震发生在午夜时分，震前没有明显的地震前兆，人们没有丝毫精神准备；水灾、火灾、疾病等次生灾害严重；社会治安混乱，谣言四起；加上饥饿和人们无所居，使这次地震造成了惨重灾难。

　　历史地理学研究结果表明,1556年陕西华县大地震造成的陕西潼关黄河河床的抬升,触发了1570年以后黄河小北干流长期的洪水泛滥频繁的洪水泛滥演化成两岸的生态环境灾难明代山西的荣河县城、蒲州城和陕西朝邑县城,就在这长达400 a的生态环境灾难中最终被废弃,以致人们以为它们在华县地震时也和现在一样,位于黄河河漫滩上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西安10月26日电（记者储国强 刘林）450年前发生在陕西省华县的一场地震震惊中外，那次地震造成了至少83万人死亡，成为迄今人类历史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地震灾害。

　　陕西省日前召开华县大地震45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有关专家认为，这次地震损失惨重的原因，除了地震发生在深夜、震区人口稠密等因素外，还有当时的抗震救灾体系不健全，民众防灾减灾意识薄弱，应当引以为戒。

　　陕西纪念华县大地震450周年

　　1556年1月23日，华县发生了一次8．25级的大地震。据史料记载，这次地震“压死军民奏报有名者83万有奇，未经报者不可计”，成为历史记载中死亡人数最多的地震灾害。地震重灾区面积达28万平方公里，分布在陕西、山西、河南、甘肃等省区，地震波及大半个中国，有感范围远达福建、两广等地。

　　陕西省是地震活跃的地区之一，自有史料记载以来，共发生有感地震400余次，破坏性地震60余次。目前陕西已建立了由国家基准台、省级区域台网、地方台、流动监测等构成的地震前兆观测系统，地震速报水平、预报水平不断提高，西安地区可以监测到1级以上地震，全省绝大多数地区可监测2级以上地震，并组建了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

　　中国位于全球两大地震带——环太平洋地震带和欧亚地震带的交汇部位，所以地震活动十分频繁。发生在中国的大陆性地震在全球陆地破坏性地震中所占的比例为1／3。历史记载中，全球死亡超过20万人的6次地震，有4次发生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