沔阳渔鼓（即湖北渔鼓）唱腔颇为丰富，有五大音乐唱腔，即：平腔，悲腔、鱼尾腔(又称凤尾腔)、琵琶腔、杂花腔。

后经著名渔鼓艺人龚本槐发展创造，又有了新平腔、女平腔、数板、联板等二十几种曲牌。除杂花腔系由不同类型的民歌、小调组成外，其余四种唱腔多为上下句结构，具有板腔特点，偶句尾常用衬词、众人帮腔组成的甩腔(也称扣子)。如不用甩腔连续演唱则为滚板或联板，甩腔部分带以对口或众人帮腔的形式演唱。

《平腔》有男平腔、女平腔、丑平腔、新平腔等。曲调活泼、节秦明快，善于叙事、对话和表现喜悦、急躁等多种情感。男平腔是渔鼓中的主要唱腔，以叙事见长，旋律明快简洁、语言性强；女平腔是女角色的主要唱腔，在皮影戏中通常由男艺人用假声演唱，唱腔柔婉，轻盈；丑平腔是皮影戏中丑角的唱腔，旋律风趣滑稽，甩腔别致，尾句常以怪诞拖腔或插入“崴呀嗬子崴呀”等衬句，以朦听众，具有鲜明的喜剧风格。

《悲腔》为表现不同人物悲痛、忧郁、伤感、凄凉的唱腔，有“男悲腔”、“女悲腔”、“丑悲腔”、“男哭灵”、“女哭灵”等。依行当亦有多种唱法，〔女悲腔〕细腻婉转转、〔男悲腔〕高亢朴素、〔丑悲腔〕诙谐风趣。“男悲腔”、“女悲腔”通常是成年男女角色的悲调，“男哭灵”、“女哭灵”则是未婚少男少女角色的哭腔，词格为七字句、十字句、五七句三种。

《鱼尾腔》分“单鱼尾”和“双鱼尾”，此腔一般在戏的开场和结尾处运用，旋律开朗向上，迂回刚美、富于喜庆、祝福的特点。“单鱼尾”两句一甩腔，“双鱼尾”一句一甩腔，词格是七字句，为徵调式调性。其曲调由于切分节奏和附点音符的生动运用，倚音的巧妙装点，显得明快秀美、轻巧流畅，故有喜腔之称。

《琵琶腔》有“单琵琶”调和“双琵琶”调，词格有七字句、十字句和五五七五句。“琵琶调”的说唱性较强，其曲调的叙述部分有吟诵特点，而甩腔则奇峰突起，跌宕起伏，多用以表达激越的情绪。特色在腔尾上，其甩腔高低有致，跌宕起伏，诙谐夸张。在皮影戏中是丑角的哭腔，在现代渔鼓演唱中被改编成热烈欢快的喜调。

《杂花腔》是观音腔、欢乐调、小调的总称。多为沔阳民歌小调、俚歌俗曲嬗变而来的“单曲体”。有皮影戏的“花腔”、“聊子”、“倒板”、“杂花调”（花脸的唱腔），有神仙道士的“观音腔”、“道士腔”、“还魂腔”等。曲词大都具有朴素。粗犷的气质，与上述四类唱腔都不相同，是沔阳渔鼓腔的辅助唱腔。

金履祥(1232-1303年)字吉父,号次农,自号桐阳叔子。浙江金华人。宋元之际著名学者。自幼好学,凡天文、地形、礼乐、田乘、兵谋、阴阳、律历之书靡不精研。初受学于王柏,后受学于何基。何基出自朱熹之婿黄榦之门。仁山遂成为朱门嫡传,而许谦后又从学于仁山。因何、王、金、许四人均系金华人氏,故世称金华学派,又称北山四先生。南宋末年,时局杌陧,遂绝意仕进。德祐初,为宋廷以迪功郎、史馆编校等职起,坚辞不受。寻应严州知州聘主讲钓台书院。入元不仕,专意讲学著述。筑室金华仁山下,讲学于丽泽书院,学者尊称为“仁山先生”,许谦、柳贯皆出其门。元大德七年(1303年)卒,至正年间谥“文安”。著有《通鉴前编》二十一卷、《大学章句疏义》二卷、《尚书表注》四卷、《论语孟子集注考证》十七卷,并编有《濂洛风雅》诗集。

仁山为金华学派中坚,在学术思想上,虽宗主程朱一派,却不守窠臼,其《论孟集注考证》,发朱熹之未发,多处显与朱说抵牾,体现出其博学多识而不主故常的学风。清代全祖望称之为“明体达用之儒”。仁山选编《濂洛风雅》,承袭了理学家的陋见,如四库馆臣所云“欲挽千古诗人归此一辙,所谓王之学华,皆在形骸之外,去之愈远”。基于此思想认识,仁山本人的诗文创作自然也成就不高。只有王士祯《居易录》极称其《广箕子操》颇工,引吴师道语云“辞旨悲慨,音节高古,真奇作也”。但即或是此作,四库馆臣亦尖锐地批评“其诗乃彷佛《击壤集》,不及朱子远甚”。但仁山文集中不乏考证名物、制度之作,如《百里千乘说》、《深衣小传》、《中国山水总说》、《次农说》,四库馆臣认为仁山于经史之学研究颇深,其言有物,具有根柢,不失为儒者之言。

仁山诗文集虽生前已有结集,但未刊刻。明代正德间已散佚,董遵予以重编,明代万历年间始有刊本。清代雍正三年、九年两次刊刻仁山文集,但卷数不同,篇数多寡亦不同,从而导致仁山文集流传上的若干问题。本文介绍仁山诗文集的流传刊刻情况,力图解决仁山文集的相关问题。

一、董编本

仁山之著述,据其弟子柳贯云:“所注书有《尚书表注》、《大学疏义、指义》、《论孟集注考证》、《通鉴前编》,合若干卷,传学者。杂诗文又若干卷,藏于家,而曰《昨非存稿》者,弱冠以后、四十以前之作也;曰《仁山新稿》者,辛未至乙亥之作也;曰《仁山乱稿》者,丙子以后之作;曰《仁山噫稿》者,壬辰以后之作。其自题曰，自丙子之难而生前之望觖,自壬辰哭子之戚而身后之望孤,曰乱曰噫,所以志也。”可见,仁山生前,其诗文集业由仁山本人编订为《昨非存稿》、《仁山新稿》、《仁山乱稿》、《仁山噫稿》四集,藏于其家。柳氏又云:“所注书仅仅脱稿而未及有所正,故悉以授许谦。谦尤能遵禀遗志,益加雠校,今皆刻板以传。”柳氏此处所云“所注书仅仅脱稿而未及有所正”者,并非指其诗文集而言。观其“所注”而非“所著”即可知晓。据《仁山遣笔》交代,仁山生前念念不忘者,实为其《通鉴前编》一书,云其:“用心二十余年,平生精力尽于此,吾所得之学亦见于此矣。吾为是书,固欲以开后学,殆不可不传,然未可泛传。吾且殁,宜命许某编次,录成定本。此子他日或能为吾传此书乎”可见,仁山临终之际将生平最重要的著作《通鉴前编》托付于衣钵传人许谦,这说明《通鉴前编》的重要性远在仁文集之上。许氏有《书仁山先生集后》,通篇全论《通鉴前编》,而编者疏忽,误题仁山文集序而收之。而仁山去世之后,其诗文集自然藏于其家。后吴师道访仁山遗著,从其乡人何谨仁处得仁山诗文集,云“其子孙不能有”,又可见家藏之诗文稿已散佚。但吴氏所得仁山诗文集,既不提是否为仁山原编,又不云卷数。明代弘治年间,东湖董遵于吴师道裔孙家借观吴氏遗书,偶见仁山手笔册者一编,亟求录之,发现已非仁山原稿。于是,董氏在吴氏所藏仁山手笔册基础上,“拾遗得若干篇,又得仁山行状挽章等篇,附录于后,粗已成编”,总曰“仁山文集”。先后请上虞潘府孔修、章品廷式二人为序跋。后董氏调官广东感恩县,问取而校之,编为五卷,其前四卷为仁山作品,第五卷则附录有关仁山的他人文字。此为仁山诗文之第一次结集。董遵《金文安公仁山书院记》末云:“书院既成,赵公且将梓《仁山文集》以传于世,皆可书也。”但刊刻与否无明文。雍正三年(1725)金弘勋云:仁山文集“一刻于正德朝,再刻于万历中”,认为董遵辑本《仁山文集〉当为正德间刊刻,不知何据。同治间胡凤丹《仁山文集序》“是编依明弘治间董道卿大令所编,文三卷,诗一卷,附录一卷”,不提董氏刊刻与否,甚为审慎。

二、万历本

现存仁山诗文集的最早刻本,当属明万历年间金应□刻本。此本《中国古籍善本目录》有著录,目前仅存一部,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一函四册。是本名《仁山文集》,半页八行,行十八字,四周双边,无鱼尾。是刻共三卷,据卷首标目,此本绝非残帙,实为完本。版心、卷端均题“仁山文集”,卷首首列“兰溪仁山金履祥著”,次列“里后学东湖董遵编校”,最后列“裔孙:祠生金廷宾、庠生金廷对、金和、金廷采、金廷试、金复初、金日望、金日色、金应□、金应朱、金应召刊”。是刻首为同邑后学赵崇善序,作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次为南山潘府序,作于正德三年(1508年)。再次为徐用检序,作于万历二十六年。按潘府序为董遵本原序,故知万历刻本实来源于董遵所编本。据徐用检《仁山先生文集序》交代作序缘由,云:“兹归自留都,嫡裔孙文学金应□、祠生金有为复持是集,以索愚序。”其中所言金应□与卷首所列刊刻人金应□应为一人无疑。徐氏又云:“《昨非存稿》、《仁山新稿》、《仁山乱稿》、《仁山噫稿》皆出自正传吴子家,而道卿董子补入多篇,汇以成集者。愚亦录而珍藏之。”足可见当时仁山文集尚以写本流传。据前所交代,董氏所编本实为五卷,前四卷为仁山作品,末一卷为有关仁山及其诗文集的各种资料。但今万历刻本仅为三卷,或又经刊刻者改编增删而成,未可知。

三、春晖堂本

清雍正三年(1725年),金弘勋重刻仁山文集。因其版藏娄东春晖堂,故又称春晖堂本。此本共四卷。卷首依次为金弘勋序、徐用检序、赵崇善序、宋濂题《仁山先生像》、《仁山自赞》、《元史·仁山金先生传》,卷末有附录两篇,一为《金氏谱引》,一为《文安公纂略》。首页三行分题“桐溪金元功编辑”、“金仁山先生文集”、“春晖堂藏版”。半页九行,行十九字,四周双栏,白口,单鱼尾。版心题“仁山文集”,而卷端题“仁山金先生文集”。据金氏序文交代“初得正德间写本,旋又得万历间刻本,合校之。”但对比万历刻本与春晖堂本,就可发现两本出入很大。万历本为三卷,春晖堂本则为四卷。万历本卷为仁山诗,按诗体排列,首四言古诗三首、五言古风九首、五言律六首、五言绝一首、七言并长短句古风三首、七言律三十首、七言绝三十二首,总计八十四首;春晖堂本除卷一为诗外,卷二也有部分诗,其诗体顺序是四言诗三首、五言古九首、七言古三首、五言律六首、七言律三十首、五言绝句一首、七言绝句三十二首。两本所收诗分类相同,数量相同,只有诗体顺序不同。万历本卷二所收,与春晖堂本卷二、卷三所收文体相类,而作品亦大致相同。不过,春晖堂本较万历本多三篇文章,即《中国山水总说》、《通鉴前编序》、《通鉴前编后序》。万历本卷三所收与春晖堂本卷四相同。问题是,尚不知万历本与正德写本究竟孰为春晖堂本的底本。

卷轴制度到唐代发展至顶峰，唐代后期开始演进到折叠式样。在此过程中，我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不仅大大提高了书籍的复制速度，有力地推动了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而且对册页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也具有相当大的推进作用。

折叠形制的书籍，阅读或查检虽比卷轴方便，但折叠处容易断裂，断裂后整册书就变成了一张张的散叶，容易弄乱。于是有人想到，既然卷轴和折叠形制的书籍本来就是由一张张的印张连接而成，为什么不可以直接用印张来装订呢？大约从五代时期开始，人们便开始采用散叶装订的形式了，首先是蝴蝶装，后来改用包背装，最后是线装。蝴蝶装出现以后的散叶装订书籍，彻底改变了延续一千多年的卷子式样，是我国书籍制度上的又一次革命。其方法经不断的改进、革新，一直沿用到今天。

（一）散叶上的名词术语：

书籍采用散页装订法后，刻字版片的式样也随之变化，不仅由原先的长条形变为长方形，还有一套相应的版式，出现了一些专门术语。

散叶装订的书都是单面印刷，一张纸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地方，上叫“天头”，下叫“地脚”，左右都叫“边”。

版面的四周由线条拼连而成“版框”，拼成版框的线条叫“边阑”。“阑线”，也省称为“边”、“阑”（又写作“栏”）。版框上方的边阑叫“上阑”，下方的叫“下阑”，在左右的叫“左右阑”。边阑有单、双之不同。只有一条线的称“单边”或“单阑”，一般用粗线条；在粗线条内侧加上一条细线，就构成“双边”，也叫‘双阑”。雕版印刷的古籍，版框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一般没有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

版框内，用直线划分为行，称“界行”或“界格”。正中的一行叫“版心”或“中缝”，不刻正文，有时刻上书名、篇名、卷数、页码、本页字数、刻工姓名等等。蝴蝶装以后的书籍，版心上往往有鱼尾形的花纹，鱼尾交叉之处，正当版面的中心，可作为书页对折的标准点。鱼尾是全黑的，称“黑鱼尾”；白色的称“白鱼尾”，白鱼尾上加各种花纹，是“花鱼尾”。版心上有时只刻一个鱼尾，叫“单鱼尾”，上下各刻一个鱼尾，称“双鱼尾”，在上的叫“上鱼尾”，在下的叫“下鱼尾”。还有的版心上不刻鱼尾，只有上下两道横线，甚至有连横线也不用的。

古籍采用包背装和线装时，一张散叶沿中缝对折，使两个半页的背面相合，有文字的一面露在外面，这时对折的中缝处在书籍开合的一边，因此也称“书口”。为了折叠整齐，有时书口在上鱼尾之上、下鱼尾之下各印一条黑直线，这是版心线。每页的版心合在一起，从书口上看是黑色的，叫作“黑口”。不印版心线的称“白口”。黑线宽粗的称“大黑口”或“粗黑口”，细窄的称“小黑口”或“细黑口”。在上的是“上黑口”，在下的是“下黑口”。鱼尾和黑口连起来看有点像大象，所以又称“象鼻”。

蝴蝶装时期的书籍，有时在左阑外上方刻一个小小的长方格，内刻篇名或篇名省称，叫作“书耳”。因为蝴蝶装书籍每页是沿中缝将有文字的一面对折，背面空白处在外，装订时每页的版心在书背一侧，左右阑线在开合的书口一侧，左阑外有书耳，以便查阅。到了包背装和线装，版心转到了书口一侧，并且时常刻有书名、篇名，书耳也就很少用了。

有些书籍在目录后或卷末空白处刻有“牌记”，也叫“书牌”或“木记”。内容一般是说明刻书人、刻书的时间、地点、所据版本等等。牌记的外形多样，一般是一个长方框，坊刻本的牌记则往往搞得比较花哨，有的还加上几句广告式的宣传文字，以招徕顾客。

（二）蝴蝶装

蝴蝶装始于唐末，盛行于北宋。前面提到，蝴蝶装的装订法，是每页从中缝将有文字的两个半页对折，背面空白处在外，然后把这样对折的一叠散叶用一张纸从前包到后面，并将各页折口处牢牢地粘连在这张纸上，以免脱落，这样就成了蝴蝶装的书。

蝴蝶装书籍继承了折叠形制书籍翻阅方便的优点，装订成册后又不易断裂、散乱，所以很快成为书籍的主要形制。其所以得名，是因为书册打开后左右对称，犹如蝴蝶展开双翅。省称“蝶装”。蝴蝶装用以包裹书册前后、形成封面和封底的纸，叫“书衣”（今称“书皮”）。书衣往往内用软纸，外加一层硬纸，有时还用绫锦力表，很像现在的精装书。书衣封面左边有时贴上张狭长的签条，叫“书签”，上写书名、册次，有时加上卷次。书册的上端叫“书头”或“书首”，下端叫“书根”，右边粘连的一边叫“书背”或“书脊”，左边翻阅的一边叫“书口。

（三）包背装

蝴蝶装有一个缺点，就是由于每页有字的一面对折在内，空白的背面在外，打开书，往往尽碰上空白的背面。而且读完一页，必须连翻两页，才能继续读下去，也很不方便。于是有人把书叶的背面同背面对折在内，有文字的一面露在外（与后来的线装书各页相同），再用一张书衣，把折叠好的一叠散叶从前到后包裹起来，就成了“包背装”，也叫“裹背装”。包背装的书籍版心转到了书口一侧，一页书版面之外的两个余边粘在书背上，这样，展读时就不会遇到空白，可以逐页读去而不间断。

包背装始于北宋末，经元代，一直沿用到明代中叶。包背装书籍，书口正是书页的版心，上刻篇名、书名、卷次、页码后，作用如同蝴蝶装的书耳，查阅方便。但如果仍然采用蝴蝶装的插架办法，书口向下压在书架上，经常磨损后势必导致书页从中缝处断裂为两半。这样，不仅版心上的书名、篇名等不可辨识，翻阅和展读时又会像蝴蝶装那样屡遇空白。因此，人们便改用平放上架的方法，把许多书平叠放置。既然是平放，书衣也就不必用硬质的材料了，这样就出现了软书衣。而书根上的书名、篇名之类，也就由上下直写改为横写，如同后来的线装书一样。

包背装的书籍，要想把每页的两边牢牢地粘在书背上，比起蝴蝶装更为费事。而需要粘连的两个外边，版框外又总有较宽的余纸，因此有人便采用新方法，在余纸上打小孔，一般打二至三个孔，再用纸捻穿进小孔，把一册书订牢。这打孔穿订的一边叫做“书脑”，外边再用整张的书衣包裹起来，外表依然和起初的包背装一样。这种经过改进的包背装，就已经为后来的线装打开了通路。

（四）线装

线装起源于唐末，盛行于明代中叶，是在经过改进的包背装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包背装在书背处容易破损，此时仅靠二三个纸捻，不能把书脑部分压平伏，书脑的上下两角纸张容易卷起，影响外观和阅读。于是又有人作了改进：在打孔订好纸捻后，另外打孔用线穿订，这就是“线装”。线装书不像蝴蝶装、包背装那样用整张的书衣裹背，而是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软纸，分置书册前后，作为封面和封底，与书册一起装订。

线装书书脑一侧的上下两角容易磨损，有些贵重的书籍便用绫锦之类把书角包裹起来，叫“包角”。有时旧书修补或重装。在每页书里衬上一张白纸，叫“衬纸”。衬纸往往比原书纸长大，这样修补或重装的书籍，原书纸一般黄旧，衬底则洁白，黄白相间，人称“金镶玉”，又称“袍套装”或“惜古衬”。

由于线装书都是软书衣，为保护书籍，也为便于上架收藏，明清以来的藏书家，还常为线装书制作书套，又称为“函”。套函一般用硬纸作衬里，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籍的四边包起，只留书头和书根，再用两个牙签插紧。有的则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裹在内，树为“四合套”。书套因为是用糨糊裱糊而成，易被鼠咬虫蚀，日久又易散坏，所以有些人爱用“夹板”，就是用两块与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带子，把书册夹紧扎牢。现在图书馆及私人收藏古籍，还常用套匣。

如上所述，我国古代的书籍由简牍到册页（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和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书籍制度，总是与那一时期人类的文明程度相适应的，书籍制度的发展历程，也同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一样，是沿着由低到高、由粗转精的道路在不断前进，其间凝聚着我国历代人民的心血和智慧。由于书籍制度反映并决定着书籍的外部形态，因此可以说，无论哪种书籍形式，在历史上都曾对记录和交流人类的思想、情感，保存和传播各种文化知识，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悠久文明的形成，也有过不可低估的贡献。

按活字性质分为:泥活字本、铜活字本、木活字本、铅活字本、铁活字本、瓷活字本等。

印刷术是我国发明的，开如发明的是雕版印刷，这应是家喻户晓的事情。所谓雕版，是指用木板雕刻。木板选料有讲究，质地太松不适宜，所以一般用梨木和枣木，前人把刻印书叫做“付之枣梨”，印书一般都用黑墨，但第一遍印时为了便于三校，有时也用蓝色或红色印，清代以到民国时刻书则多用红印，也有用蓝印，当然也可以不用红蓝试印直接用黑墨印。雕版印刷发明的时代，明清以来有种种讲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隋文帝开皇时说和唐太宗贞观时说。雕版印刷进入五代，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即不再停留于刻民间需要的日用印刷品以及一些字书、宗教读物，而转入刻印正统的书籍。重点是刻经，这不仅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经是最主要的、为人所必读的书籍，而且和唐以来推地科举制有很大关系。 编辑本段书册制度 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     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是指书籍的形式，再具体点可以说是单指书籍的外形，而不包括书籍的内容，也不包括书籍的材料，以及抄写、刊刻或其他印刷的方法。

“旋风叶”是从卷子演变成册叶的第一步，或者可以说是从卷子到册叶的过渡形式。翻到哪里就可翻到哪里，查找起来极其方便，即使从头到尾翻一遍也极其迅速，迅速得像旋风一样，于是给它起了个“旋风叶”的名称。旋风叶进一步演变就成了“蝴蝶装”。到蝴蝶装书已不用长条木板印刷而改用长方块木板印刷，成为若干单页装订起来的书籍。纸面上印版所占的地方，叫“版面”。版面以外空白的余纸，上边叫“天头”，下边叫“地脚”，左右都叫“边”。版面的四周叫“版框”，拼成版框的粗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左右叫“左右栏”。边栏只有一条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在粗线内侧现加一条细线叫“双边”或“双栏”。有“四周单边”、“左右双边”、“四周双边”三种形式，而绝无作上下双边而左右单边的。版面用直线划分成若干“行“。版面中间一行，不刻正文（当然也不刻小注），叫“版心”，也可叫“中缝”。版心往往用花纹或横线分划成三段，花纹按其形状叫“鱼尾”。只有上面一个鱼尾，下面用横线的叫“单鱼尾”，上下都有的叫“双鱼尾”。

蝴蝶装有个缺点，即由于书页的后半页的背面和第二页前半页的背面不相连，读下去必须连翻两页，平时打开书来，也往往遇上空白的背面，不方便。于是，有人把书页的反面对后面折起来（像后来的线装书那样），让书页的两个外边粘在书背上，就成为“包背装”，也叫“里背装”。

现在的线装，是明代中期出现的。其所以出现，当是由于包背装在书背处易于破损，破损了光靠两三个纸捻不能把书脑部分压平伏，书的右上右下两角卷起来很不美观。于是在包背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良，即在打孔订好纸捻后，不再用整张书衣而改用两张半页大小的书衣，分置书前书后，然后在书脑处再打孔穿线订成，所以叫线装。线装是有一定规格的，一般只打四个孔，叫“四针眼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叫“六针眼装”。书衣在明代多用蓝色（也称磁青色）和棕色（也称古色、古铜色），清代则棕色多一点，个别也用混金的，但清末民国时又喜用蓝色。绝大多数用纸裱两至三层，也有用绫或绢裱制的。在前后书衣和正文之间至少订进一张空白纸，有时可多至两三张，叫“护页”或“副页”，也有人称之为“看页”。

明清时喜欢给线装书做“书套”，雅一点也称之为“函”。用硬纸做亲里，外面裱糊蓝布，里面裱糊白纸，把书四边包起，用两个牙签插紧，只空出书头和书根，讲究的则不用蓝布而用锦，有时还把书头和书根也包起来，叫“四合套”。四合套中讲究的更把书头、书根的两块接边处挖成云纹镶嵌，叫“云字套”。但这些书套因为用桨糊裱 ，易被鼠咬，日子外了又易散坏，因此好多人喜欢用所谓“夹板”。这是用两块和书册一样大小的木板，上下两头各穿上一根布带子，把书册夹住扎牢。木板要结实，多用梓木、楠木、花梨木、枣木、樟木之类。此外，还有些文物性的善本书除了用书套或夹板外还常做精致的木匣子或小木箱子装起来，匣里或社会公德同上刻上书名、版本、册数以及收藏者姓名字号。

特点：

1、纸色苍润，质地坚良，洁白厚实。笺则古香古色，柔韧而极薄，防霉防蛀。

2、墨色香淡，纸上墨色青纯，笺上墨色光泽如漆，虽水润而绝无漂迹。

3、字势生动，字画刻写古雅苍劲，宋刻字体有肥瘦两种。

4、早期宋版大多为白口，墨栏单边，其后双边渐多，分四周双边和左右双边。版心上记载字数、书名、卷第、刊工姓名，书名通常在鱼尾下。行宽字疏，行格多用乌丝栏，行字不等。

5、书中文字大多避皇帝讳，尤其是内府和官府。

三尾是鱼尾中间没分开，连着的，形成似山字的尾巴；四尾是鱼尾中间分开，形成四片的尾巴。

金鱼有单尾、双尾、上单下双（3尾）、垂尾、展开尾、扇尾，蝶尾展鳍展开且往上翘，长尾、中长尾、短尾和残尾等。

尾鳍颜色的变异也很多，有些尾鳍的颜色和体色一致；有些体色为红色，尾鳍为白色；有些品种红色尾鳍边缘镶有白边，有些品种红色尾鳍镶有黑边；有些品种尾鳍上有不同颜色的斑块。

扩展资料：

金鱼在分类学上与鲫鱼同属一种，与鲫鱼相比，金鱼在外部形态上产生了巨大的变异，但总体上整个鱼体可分为头部、躯干、尾部三个部分。

头部的最前端是口，后部有鼻、眼和鳃盖。有些品种头部上端有肉瘤，有些品种鼻部上方有绒球，有些品种眼部凸出、位置朝上或有水泡，还有的品种鳃盖外漏形成翻鳃。金鱼躯干体披鳞片，主要有正常鳞、透明鳞和珍珠鳞。

其侧面具有侧线，不同品种金鱼的侧线上鳞、侧线下鳞和侧线鳞数目不尽相同。典型的金鱼躯干具有胸鳍、腹鳍、臀鳍、背鳍和尾鳍，个别品种无背鳍或臀鳍。金鱼尾部由尾柄和尾鳍构成，其尾鳍形状变化多端。

花鱼尾一般来说是高丽朝鲜刻本，这种鱼尾受元代刻本的影响很大。花鱼尾古籍在韩国旧书市场比比皆是，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元刻，因为很多书用赵体。后来才知道都是朝鲜刻本。

图为朝鲜末期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