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三书六礼的过程，婚姻才会被承认为明媒正娶。

“三书”指在“六礼”过程中所用的文书，包括聘书、礼书和迎书。

“六礼”是指由求婚至完婚的整个结婚过程。“六礼”即六个礼法，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

纳吉是当男方拿到女方的生成八字以后，找人进行卜算两人的八字是否相合，如果男女双方的八字没有相冲相克，便准备礼物让媒人通知女方，准备双方订婚，至此男女双方的婚事初步已定，这个过程又被称为“过文定”。

三书六礼具体内容：

现代的结婚过程一般指结婚当日所举行的礼仪，三书六礼的结婚过程则包括了从谈婚、订婚到结婚等过程的文书和礼仪。与现代相似，整个传统婚姻习俗礼仪通知了亲属邻里，以取得社会的认可和保障。

除此之外，传统婚姻习俗礼仪使结婚的夫妇取得祖先神灵的认可和承担履行对父母及亲属的权利义务。嫁娶仪节的完备与否，直接影响婚姻的吉利。不过，在不同的中国朝代时期中，婚俗礼仪亦有所不同。

一、娉财与婚姻

唐代的婚姻礼仪，从文献上看，仍然是《仪礼•士昏礼》的一套程序。这套礼仪据说是周代的遗制——那是儒家礼法文化的本源。但是，在那个“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时代，士昏礼并不适用于普通民间。

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是标榜汉族礼法文化正统的南朝，还是推行“以夏变夷”的北朝，儒家礼仪都在不同程度上被保存或者强化。熟悉儒家礼仪的士大夫在北魏孝文帝这样的鲜卑朝廷里获得重用。但是，即使到了隋唐时期，士大夫仍然对于古代婚礼不甚了了。

就《唐律疏议》来说，它关于民间婚姻成立的条件其实很简单：“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娉财亦是。若更许他人者，杖一百；已成者，徒一年半。后娶者知情，减一等。女追归前夫，前夫不娶，还娉财，后夫婚如法。”对“约”的解释是：“约，谓先知夫身老、幼、疾、残、养、庶之类”。

这说明唐朝官方认定的婚姻条件要么是有正式的定婚书，（包括双方另有私约，即女方对于男方的身体和身份等情况已经有清楚的了解）要么是女方已接受男方的娉财，符合其中一条这桩婚事就算约定了。女方毁约要负刑事责任，男方毁约则不准追回娉财。

唐律明确说有许婚之书就可以判定婚姻成立。敦煌文献里保留的婚书样本。大约男方先要通过媒人向女方提亲。即使是双方已经属意，也要有媒人的中介。男方通过媒人所送《通婚书》，女方家则有《答婚书》。通婚书样本的正文虽然完全是客套之辞，别纸却清楚地写下关于求婚与允婚的内容。

实际上的婚姻缔结过程中，在正式下通婚书之前，媒人大约已经往返穿梭于两家数遍。到递送婚书之时，只有程序上的象征意义。就像即使双方父母已经商量好的婚事，还要请媒人出面行使一下月老的作用。王家、柳家显然都没有通婚书、定婚书，因而也没有行媒穿梭，所以彩礼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正如唐律所云：“虽无许婚之书，但受娉财亦是。”

婚姻缔结一般有两个大的阶段，即定婚和成亲。传统“六礼”中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币（下彩礼）属于定婚的程序，择日、亲迎属于成亲的程序。可见，即使传统礼仪，定婚的程序有四套，是重点。

成亲的过程根据敦煌文书、《酉阳杂俎》等资料的记载，主要表现为喜庆和祝福的气氛。正是通过一些热闹的程式和仪节，使婚姻当事人的结合成为男女所在亲友及邻里皆知的事实。但是，与定婚相比，成亲的程序反而显得不重要。只要定婚下彩礼，即使没有亲迎，婚姻也已经被认定。

《大唐开元礼》中的“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币（或纳徵）、请期、亲迎等，基本照搬古礼的记载，其实是具文而已。实际的情节则已大异其趣，民间更未必皆遵行不替。现存传世文献和敦煌文书中的有关资料显示，民间实际上实行的大约是在古礼的基础上，辅之以民间习俗，即所谓俗礼或者变礼者。而官府在认定婚姻有效性方面完全不会根据“六礼”的程式，也不会看是否构成事实婚姻关系，而是看谁最先签定婚姻契约！

二、礼法与婚姻

《唐律疏议》规定得比较具体。比如，良贱不得为婚，同姓不得为婚，长幼不得为婚，居父母丧期间不得结婚。这既是“礼”，也被形诸于“法”。婚姻中类似的规定未必始于唐代，但《唐律疏议》作为现存的第一部中国完整的成文法典，使这些规定的礼法内涵更加明晰了。

但问题是，在唐朝人的婚姻实践中，并不完全遵行类似的礼法约束。

例如，长幼不婚的问题。唐朝贞观年间曾经发生了一起郑州人郑宣道娶堂姨为妻的问题，虽然有人说不合适，官府还是判为合法成亲。即使唐高宗立法禁止，但是唐玄宗宠爱的妃嫔中颇有与他不同辈者。此或以皇家特权乃至秉胡族血统者的积习来解释，姑且勿论，民间也有不同辈之间嫁娶结亲之事。

例如，《太平广记》卷一百五十九《琴台子》记载：少女嫁给父执辈份的老男人，而且还是中外表亲。且里面记载的崔、李、赵都是著名山东士族，大约不可一概归之胡俗。这里也不存在所谓收继婚的问题。

又如，居父母丧不婚的问题。

《旧唐书•张茂宗传》：记德宗皇帝在准驸马居母丧期间，居然亲自主持女儿的出嫁，而且，还透露出民间早就有“借吉”之事。可见，这里的法律弹性究竟有多大！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讲的民间所谓“借吉”成婚，乃是穷人家女儿在父母亡故，家无“强亲之亲”的时候操办的出嫁礼仪。

我们在文献上了解到的都是贵族士大夫之家或者是农村富裕人家的婚姻礼仪。那些穷苦之家，特别是父母亡故、有室女待嫁者，无人为之操办婚事。于是借此名仓促成亲。居丧期间的婚礼必然十分简单，甚至不摆宴会。由此可以感觉到民间由于受到经济能力的限制，婚礼必然十分简约。相反，由于婚礼的开支无法负担，势必有一些贫家女儿无法出嫁。

唐代婚姻礼仪中有一个比较特殊也相对比较常见的现象是所谓男到女家成婚问题。

敦煌文书所谓“近代之人多不亲迎入室，即是遂就妇家成礼”，并非敦煌一地的地方风俗，而是唐代婚姻中的一般情形。但是，这并不是入赘，而只是就近到岳丈家结婚而已。敦煌《张敖书仪》对于婚事程序的记述，包括下婿等礼俗似乎是在女家举行婚礼的仪式，而另外一个吉凶书仪所记奠雁等仪节以及所谓幛车之类习俗则是适合在男家举行的婚礼。

所谓男到女家成婚，并不是招女婿进门，而只是把结婚仪式搬到了女方。丈母娘（所谓“君之外姑”）和小舅子（所谓“余之次子”），也护送新婚夫妇而归，从而使得新婚夫妇回家的仪式显得很隆重，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婚姻仪式中亲戚往还的礼节。

男到女家成婚本来是不合乎礼法的，但是唐代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各有不同。或者是因为对女方的尊重与照顾，如崔元综以58岁娶韦家19岁的少女的场合；还有一种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如山川阻隔，迎娶的路途比较远等，需要在女家成婚；或者由于男方羁旅在外，在女方家成婚比较方便，一般婚礼结束后，男女双方盘桓一些时日就会回男方家。另外一种情况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男方家道中衰，暂时依附在女方家，从而在女家结婚，婚后还比较长时间居住在女家，等到男的仕宦有成再把妻儿接走。

以上这些种种不合乎礼法的婚姻礼俗，与其说是中古的一种变化，到不如说中古以前原本的婚姻礼俗就不是像古代儒家礼书上所描写的那么刻板，或者说，士族的礼法文化还没有像后来那么普及吧。

　　六礼是旧时汉族婚姻仪礼，指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六种礼节，它们分别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之规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娶亲程序，这种婚姻程序是汉民族特有的一种风俗习惯和民族特色传统文化。

　古代的六礼程序复杂，一般百姓没时间也没有财力承担，一般只有官员贵族才这样严格遵守。但民间风俗也是以此做为参考，把一些程序一起办。

　古代的六礼一般会配合三书进行，三书即聘书，礼书，迎亲书。聘书一般在纳吉时使用，礼书在纳征时用，迎亲书在结婚当日接新娘过门时用。

　古代婚姻还有三朝回门的习俗，一般在婚后第三天，新妇由夫婿陪同下，带上礼品回娘家祭祖，甚至小住一段日子，然后再随夫婿回家。

传说在远古时期，洪水经常泛滥，几乎所有的人和动物都被淹死了，只剩下了伏羲和女娲兄妹。太白金星叫他们结婚，生育后代，但他们认为两人是兄妹，便不肯答应。太白金星告诉他们说，如果不这样的话人类就会灭绝。

伏羲和女娲提出条件说，如果能将割成许多段的竹子再接起来，就可以结婚。后来果真把竹子接上了，而且下许多竹节。两人还是不愿答应。

伏羲和女娲又提出条件说，从两座山上往下滚两个盘石磨，如果石磨能滚合到一起，就可以结婚。但是当石磨又合在一起后，他们仍然不肯答应。

这时，女娲又出了一个主意，如果伏羲能够追上自己，就可以成婚。结果，伏羲始终追不上女娲。后来，一只乌龟教伏羲从山的另一面沿着相反的方向追赶。女娲没有防备，被伏羲追上。就这样，两人只好成婚。

由于伏羲、女娲的成婚，才传下了后世的人类。而伏羲追女娲，也成为了我国最早的婚礼仪式。

在氏族社会，男女之间的婚配，大都实行氏族外婚或部落外婚。男子成婚，必须要到另外一个氏族或部落去寻找配偶。在当时女性比较少的情况下，男子要得到配偶，是非常困难的事。一旦得到配偶，哪怕是抢来的，全氏族或部落的人都要为此而庆贺，有时还要设宴欢庆。这就是婚礼的原型。

蒙古族是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很久以来就实行氏族外婚。由于居住地域辽阔，部落之间相距很远，给通婚和贸易带来很大的困难。所以，在古代蒙古族中，姑娘远嫁和抢婚现象是很普遍的。一旦成婚，必然饮酒作乐，表示庆贺。

此外，婚礼的功能还在于通过一定的形式向族人和社会宣告婚姻的成立，以便得到社会的认可。

据北宋刘恕的《通鉴外纪》记载，在上古的时候，男女无别，从太昊开始才设嫁娶之宜，以俪皮即成双的鹿皮为礼。从此，俪皮就成了经典的婚礼聘礼之一。之后，除了俪皮之礼之外，还必须先禀告父母。

在一夫一妻制时期，婚姻以男女互爱为基础，但必须征求父母的意见，父母不能专断。如游牧在额尔古纳河畔的鄂温克族，在男女因相爱订婚前，必须经家长表示意见，男方家长要向女家赠送驯鹿、酒和灰鼠皮作为聘礼。结婚时，双方家长要给新婚夫妻赠送驯鹿，作为他们共同生活的物质资料。

儒家典籍《仪礼》中的《婚礼》篇规定，用雁、俪皮作为婚礼物品，与鄂温克族以驯鹿作聘礼是相通的。说明雁与俪皮是古老婚俗的遗习。

进入阶级社会后，婚礼改用布帛、金银及牛马等大牲畜，男子娶妻所用的聘礼，更显得大气而庄重。

古代祭祀神媒，表达了人们"联婚姻、通行媒"的美好愿望。而在缔结婚姻的过程中，媒人占有特殊的地位。

媒人是在一夫一妻制形成后才出现的。这时的媒人，大都是本氏族中享有威信的长者。他们受男方家长的嘱托，为青年男女的婚事奔走，认为这是成人之美。在两家遇到麻烦时，媒人也积极想办法从中斡旋，从而受到人们的尊敬。

西周时期，奴隶主贵族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血缘关系的氏族组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血缘关系、政治关系高度一致的宗法政治制度。以政治、血缘双重标准构建"家"、"国"一体的宗法政权体制。

"家"是西周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以血缘上的亲疏和血统上的嫡庶为标准，整个社会被划分成不同层次的"大宗"、"小宗"。在西周典型的宗法政治体制下，婚姻制度具有明显的宗法特征。

根据西周宗法制度，婚姻的目的在于延续血脉，《礼记·婚义》中记述婚姻"合两性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宗法制度注重亲疏、嫡庶的区别，为明确嫡庶，西周实行一夫一妻制。

据《礼记·曲记》记载，西周时期，"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妻，有妾"；"恭候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明媒正娶的嫡妻只有一个，不得以妻为妾，也不得以妾为妻。

同时，婚姻关系的成立，必须得到家庭与社会的认可。就家庭而言，首先必须经父母同意，没有父母同意，男不得婚，女不得嫁。就社会而言，男女缔结婚姻，必须经媒人说合。"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这一原则，为后世沿用，并逐渐形成制度。

古代的婚姻礼仪指从议婚至完婚过程中的6种礼节，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这一娶亲程式，周代即已确立，最早见于《礼记·婚义》。

古时男家去女家迎亲时，均在夜间。并且迎亲的人均穿黑衣，车马也用黑色。此俗与后世以白天迎亲、穿红色服饰的婚俗，迥然不同。

"六礼"的名称和仪式，在古代婚姻制度发展史上影响十分深远。以后各朝婚姻成立的形式要件，虽不一定经过六道礼仪程式，但"六礼"的名称却一直相传下来。

古代对刚入门新妇的姿态也很有讲究。西周时期，要求男方先到女方的家庙拜祭其祖先，然后再用车接女方到男家。将女方迎进男方家门后，还要举行夫妇同器共餐、共饮交杯酒等仪式。次日尚须留在家中以谒见舅姑。如舅姑先已去世，则3个月后在家庙祭奠舅姑，此称为"庙见之礼"。庙见完成后，该女子便正式成为家族正式成员。至此婚礼始告完成，婚姻最终成立。

在我国古代，解除婚姻关系也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称为"七出三不去"。

"七出"又称"七去"，是西周时确立的男方家可以休妻的七项条件。《大戴礼》中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口多言，去；盗窃，去。"只要女子有其中的任何一条，夫家就可以合礼、合法的解除婚姻关系。

解除婚姻关系也有一些限制性条件，按西周的礼制，女子在三种情况下，可以不被夫家休弃，即所谓"三不去"。具体为"有所娶无所归，不去；与更三年丧，不去；前贫贱后富贵，不去。"

意思是说，女子被休弃时娘家已无亲人的，不能休妻；女子嫁入夫家后与丈夫一起为公婆守孝三年的，不能休妻；女子嫁入夫家时贫贱以后变得富贵的，不能休妻。

按照礼制的要求，"妻者，齐也"，夫妻应为一体，贫贱时娶之，富贵时休之，义不可取，故不能休妻。对男家任意出妻的限制性规定，虽是出于维护宗法伦理秩序的需要，但也反映了我国古代婚姻制度中人道主义精神的一面和对妇女合法权益的特别保护。

"七出三不去"的影响也极为深远，汉唐乃至明清，各代法律中关于解除婚姻的条件和限制的相关规定，大体均未超出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