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估算了一下,目前在47个国家的2000多个博物馆中,中国流失的文物大约有167万件。在全球,中国至少有数百万件文物流落异域。有的是战争时期掠夺来的,有的是外国探险家以科学考察的名义窃取的,有的是盗墓贼或文物贩子走私出去的。

　　中国文物流失是在鸦片战争后随着列强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后开始的。1860年10月18日,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中国文物史上最大的劫难。圆明园自康熙以来历代帝王庋藏的纯金、镀银、玉雕、铜铸佛像达10万尊以上。法国文豪雨果说过:“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但是,这座艺术宝库被彻底洗劫一空,大量稀世之宝,包括《永乐大典》和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最早募本等都散失殆尽。

　　目前,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中国文物总数多达23万余件,珍品如山。其中我国古画有数百件之多。被八国联军从圆明园掠走的《永乐大典》、《女史箴图》、中国波罗蜜佛经最早版本和“考察队”窃取的敦煌画卷就收藏于此。这里的中国馆是1990年香港商人何鸿卿爵士捐助200万英镑(约2700多万人民币)改建的,改建的目的是便于对文物进行保护和展览。大英博物馆一向被认作是在中国之外藏有最多最好的中国文物的博物馆。事实上,大英博物馆某些类别的收藏还要优于中国,例如敦煌画卷与经卷(经卷现已随大英图书馆一起搬出)。

　　大英博物馆的文物除少数为爱好者捐赠外,绝大部分为大英帝国全盛时期大肆掠夺而来。近年许多国家纷纷向英国政府交涉,希望能够取回属于他们的展品。希腊为争取古代巴特农神庙埃尔金大理石雕的归还,至今仍在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流失到日本的中国文物数量也非常大,且品种丰富。日本1000多座公私博物馆几乎都收藏有中国文物,数量大概在数十万件。法国枫丹白露宫中的中国馆收藏了中国历代名画、金玉首饰、瓷器、香炉、编钟、宝石和金银器等3万多件。巴黎卢浮宫国立博物馆分馆——吉美博物馆藏品的一半以上都是中国文物,达3万多件。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是以收藏中国文物为主的博物馆。其中陶瓷部有2000多件,始于新石器时代,迄于清。玉器部有1200多件,为世界上收藏中国玉器最丰富的博物馆。青铜器部约有800件。

　　就地方志和古籍而言,美国最多,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有4000多种地方志;全美有古籍善本3000多种,家谱2000多种。就甲骨片而言,日本是收藏最多的国家,在我国流失海外的近3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13万片。就敦煌宝藏而言,而今敦煌遗书在我国国内仅存2万件,仅占3成,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有6000件;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12万件。

　　面对如此多的中国古代艺术瑰宝,我们在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杰出创造力感到自豪的同时,也为如此众多的无价之宝流落海外而感到痛惜和惭愧。

　　文物走私猖獗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非法文物交易价格不断攀升,仅次于毒品和军火走私的巨额利润,导致全球性文物犯罪活动日益猖獗。据国家文物局提供的资料,河南、山西、陕西等文物大省,群众性的盗墓挖坟以及贩卖文物之风屡禁不绝,甚至在一些地方形成行业。青海某地在短短几个月时间被毁古墓1000余座,5000多件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珍品被哄抢一空。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盗挖古墓案有10万余起,被毁古墓20余万座。在英国倒卖中国文物的犯罪嫌疑人住宅里,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地点被标注出来,形同“作战地图”。这些唯利是图的文物贩子们是中国文物流离失所的源头,也是屡禁不止的文物犯罪的祸首。据海关总署统计,1991～2000年,全国海关缉获走私文物10多万件。1997年5月,天津海关查获一起用集装箱偷运文物案,集装箱内共有文物5000余件。2003年8月,深圳海关对外宣布,该关成功破获一起走私国家珍贵古生物化石的走私团伙,截获国家一级文物等国家限制出口文物共计2165件。这一案件是建国以来海关系统查获的最大一宗古生物走私案件。这批走私化石数量之多,级别之高,品种之全,国内罕见。

　　因管理不善或监守自盗而造成的文物流失,已成为中国文物走私市场仅次于古墓盗掘的第二大来源。2003年6月18日,在因坐拥避暑山庄而久负盛名的河北承德,共有158件文物被从门禁森严的文物仓库中盗出,其中数件为堪称中国国宝的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其余为国家二级或三级保护文物。案件所涉文物数量多,品级高,业内人士认为,这很可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博界第一大案。2003年10月9日,江西省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管理文物的办公室副主任陈迪宽,因涉嫌贪污文物被当地检察机关逮捕,之后又有两名工作人员被刑事拘留。这个馆5000多件文物不翼而飞,也没有报案,主管部门也未作深究。2003年11月27日晚,央视《焦点访谈》“访谈”了江西省景德镇陶瓷历史博物馆,一个经营了近20年的博物馆连一个完整的账目都拿不出来,出现文物大量流失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此之前,也报道过故宫字号文物被盗流失的事,流失的原因也是难敌“家贼”。

　　长期以来,资金和人手不足是中国文物博物馆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客流量最大的上海博物馆,每年2000万元的门票收入仍不足以使其自足。有的博物馆则因为新文物的出土,不得不在既无人员补充又无资金注入的情况下,背上看守墓葬的沉重负担。近几年来,全国诸如周口店遗址这样的国宝级文化遗产,由于缺乏维护、保护资金,都纷纷陷入了困境。文物保护经费的巨大缺口在全国已是一个普遍现象。目前国内许多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都多少有些收入,有的单位如秦俑博物馆等的门票收入都过亿元。这些收入大部分上缴当地政府,上缴的部分返还给文物部门很困难,实际上很难做到专款专用。

　　海底“沉宝”“守业”难

　　2004年3月1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市的佳士得公司拍卖大厅,有1700余件精美的中国瓷器被同时拍卖。这些产自明朝万历年间的漳州瓷器是越南渔民几年前在南海的一艘中国古沉船上发现的。如此大量的中国海底文物在境外被批量拍卖已经不是头一遭。中国南海的古沉船应该超过2000艘。由于船的装载量大,因此在文物市场上形成了“一艘船十个墓”的说法。通常一艘普通中型商船就能装载10万件以上的瓷器。

　　关于海底沉宝的归属问题,根据国家文物局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对于遗存于中国领海内以及依照中国法律由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的文物,无论其起源于中国或起源于外国,均属中国所有。为了获得中国文物并逃过法律制裁,海上盗宝者们使出了各种招数。比如探宝者在获得菲律宾国家博物馆的许可证后就可进行海底打捞工作,只须按协议与其共同分享打捞上来的宝物即可。但是有些探宝者利用这些国家的许可证作幌子秘密在中国海域进行打捞。外国盗宝者们将其打捞沉船的经纬度作为最高机密,从不对外公布,使外界无法找到其违法的证据。国际公约中有“无人认领的沉船允许拍卖”的规定,于是他们钻国际法的空子,将从中国海域打捞上来的文物藏匿一段时间,等过了法律规定的确认期限,再将其堂而皇之地送往拍卖行拍卖。

　　由于受到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制约,中国目前还无法对南海海域的中国沉船进行保护性打捞。尽管沉船数量很多,但是由于分布在浩瀚的大洋中,水下打捞无异于一场巨额赌博。打捞一艘比较深的沉船动辄需要几千万元。中国曾经组织过一次对一艘日本近代沉船“阿波丸”的大规模打捞工程,结果前期开支预算就高达1�2亿元。

　　海底沉船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其装载的文物值钱与否,人文价值才是最重要的。近年来,中国海底文物严重流失的现象已经引起了中国有关部门的注意,目前中国正在着手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以采取更有效的措施遏制这一现象。

　　文物回归不惜血本

　　我国的综合实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开始步入小康,许多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陆续回归。这原本是自己的东西,拿回来却花了大量血本。2003年9月,香港信德集团董事局主席何鸿斥资700万元,以物业发展项目名义,购入圆明园乾隆御制錾花铜猪首并将其赠送保利艺术博物馆。2003年4月,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的书法国宝《淳化阁帖》最善本四卷被上海博物馆以450万美元从美国收藏家手中购回。据说这还是占了大便宜,此前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比利时的博物馆、日本的藏家以及中国的一些拍卖行等都想要这一阁帖,出价均不低于这个数,日本人开的价是1100万美元。这四卷《淳化阁帖》在上个世纪40年代曾经在上海出现过,后来就流出国门。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为美籍犹太人安思远以30万美元拍下。

　　2002年12月6日,散轶多年的北宋大书法家米芾的行书《研山铭》被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从海外征集回国。国家文物局依据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指定《研山铭》采取定向拍卖方式,在12月6日拍卖会上,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依法参加竞买,最终以2999万元购回《研山铭》,并由该中心代接代管,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存放保护。这是国家设立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后收购的第一件珍品。故宫近几年在文物拍卖市场已经展示好几次大手笔了:1800万元收购张先《十咏图》、400多万元收购清石涛《高呼与可图卷》、600余万元收购沈周的《仿黄公望富春山居图》、2200万元收购《出师颂》。

　　近年来,国内各大拍卖公司的拍品中有30%左右为海外回流品。看到国人为购回国宝而奔忙不止,并且时有所获,我们在庆幸之余,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如果按照这些价格,数以千万计的大量流失文物,今后又将如何收回。一件件以巨款赎购根本就不现实。正因为经费短缺问题,不少国宝我们眼睁睁看着让人家买走,我们出不起那么大的价钱。2003年7月12日,康熙御用传世玉玺被海外神秘人士以600万元拍去。华辰公司在征集2003年春拍物品时,从一位海外收藏家手中征集到了这件国宝。这枚玉玺被称为“康熙御笔之宝”,仅印面就有9�5厘米见方,是康熙年号玉玺中尺寸、体积最大的一枚,在当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遗失海外。康熙共有120方印章,大部分在这次国难中流失。玉玺这种文物本身所具有的综合收藏价值不同于一般文物,它拥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政治价值、学术价值以及艺术价值。

　　从2002年开始,国家财政第一次设立了“国家文物征集专项经费”,一般安排5000万元。只能有所选择,“买回一件算一件”,以“填补文物空白”为要。大部分只能眼睁睁看着被人家买走。乾隆的《大阅图》有三件,第一件在故宫。前些时候第二件拿出来拍卖,故宫曾想以500万元收购,但人家的底价已是800万元,最后拍到了2000多万元。《康熙南巡图》一共12卷,故宫有几卷,卖方的开价高也没有买。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故宫的心理价位是1000万元,当叫到2300万元的时候,都不敢举手了,只好看着国外买家拿下了,后来进了美国的博物馆,估计永远不会再出来了。

　　立法保护有待加强

　　对非法出境的文物,世界各国少有重金赎回的先例。普遍的做法是依据法律和道义的原则,锲而不舍地竭力追索。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尊严,甚至不惜采用强硬的外交手段。2003年6月17日,美国向中国归还了6件走私文物,这是中国通过法律程序追索文物取得的一项成果。2000年3月,我国墓葬文物武士浮雕像出现在纽约克里斯蒂拍卖行,在中美两国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成功阻止拍卖,最终得以按照司法程序将这件文物没收为国家财产,并无偿归还给中国政府。武士浮雕像的胜利追索,开创了中美两国政府共同合作,打击非法出口文化财产,返还被盗文物的先河。追寻文物还有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依靠国际刑警组织,协助各国追回被盗文物。我们现在追寻文物的主要法理依据是《国际流失文物返还公约》。但有一个问题存在,返还文物至公约生效以后实行,不溯及以往。当然,国际公约也没有肯定以前的非法流失文物的合法性。

　　被帝国主义列强掠夺的文物无偿返回祖国,是中国政府面临的艰巨任务,也是中国人民的殷切企盼。国宝回归的前提是必须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按照国际公约,于情于理,无可辩驳的是属于中国人民的财富。若“不惜重金”赎回,确有损于中国人民的颜面和自尊,有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格。但2002年12月9日,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18家欧美博物馆联合发表《关于环球博物馆的重要性和价值的声明》,表示反对将艺术品,包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中依靠掠夺等非正当手段获取的文物艺术品归还给原属国。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相抵触。按照规定,任何因战争原因而被掠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该归还,没有任何时间限制。这里所说的“没有任何时间限制”,就是不论战争何时发生,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归还要求。中国政府多次声明,决不放弃追索被盗和非法出口的文物。

　　为了打击文物走私,中国对文物出境实行许可证制度。这是国际上普遍实行的一种文物出境管理制度,未经我国文物出境鉴定机构审核许可,以任何方式携运文物出境都是非法的,是走私文物出境,都要受到法律追究。我国在禁止非法发掘、禁止文物的非法交易和严厉打击文物走私方面也作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如果能得到严格执行,文化遗产受破坏的情况就会有很大的改变。针对国际文物走私猖獗的现象,亚欧一些文化官员呼吁制订一部国际公约,打击文物走私,防止文化遗产流失。目前许多国家都有针对文物走私而制订的相关法律规定,但国际社会需要一部更为详尽可行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公约,以确保人们不会掠夺其他国家的文化遗产,同时保证被掠夺的文化遗产能返还给其原属国。

　　从圆明园铜兽头到《研山铭》 国宝回流有了里程碑

　　让流失海外的国宝回家，是中国人长久以来难以释怀的情结。随着国力日益强盛，一些有实力的收藏机构、公司和个人主动出击，通过国际文物市场购买流失的祖国文物，直接促进了海外文物及艺术品的回流，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保利集团和北京市文物公司通过竞拍以高价购得圆明园大水法前十二铜兽头中的虎头、牛头和猴头，结束了国宝飘零异国他乡一百四十年的历史。

　　2002年 11月，流落在海外达三百年之久的宋代书法家米芾仅有的三幅大字作品之一——《研山铭》，在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秋拍中，被国内买家以 2990万元的天价购得，最终由故宫博物院收藏，被文物收藏界认为是我国文物回流的里程碑。

　　《研山铭》是第一件启用“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抢救回归的文物。 2002年，国家财政部与国家文物局共同启动了“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研山铭》为该经费的第一次试水。而此前有多个文博单位多次在拍卖会上出手，显示出政府对艺术品回流的支持： 2002年中贸圣佳春拍上，北京首都图书馆以 800万元购入《孔子弟子像》 (手绘善本 )； 2002年 11月嘉德秋拍中，上海博物馆以 990万元购得《钱竟塘藏历代名人书札》，创历年古籍拍卖价格最高记录。

　　显而易见，政府的大力支持是海外艺术品回流的一大重要因素。

　　回流文物艺术品在国内成交高价迭出

　　在十年前的中国，有人拿 3000万元买一件文物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但是今天成为了事实。经济的发展让很多人不但满足了温饱还满足了收藏爱好，而且如今不少人已经将文物收藏作为显示品位和经济实力的标志。

　　据专家分析，近年来国内文物回流市场日益升温，大致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在 2002年，以中国各大拍卖公司在海外征集拍品为主的拍卖会，以创纪录的成交金额获得成功；第二次浪潮是在 2003年，以中国古玩艺术品博览会为特征的海外文物商家直接到国内进行文物回流商品的销售；第三次浪潮就是在今年，开始出现海外收藏家团体在国外组织拍品，委托中国拍卖公司在国内进行专场拍卖。

　　以中国嘉德为例，在 2004年的拍卖品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海外征集来的，比例占到了总量的 40％，近两年拍出的艺术品包括：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 (2002年春拍， 2530万元 )、徐悲鸿的《春山十骏图》 (2003年秋拍， 627万元 )、清乾隆《钦定补刻端石兰亭图帖缂丝全卷》和吴昌硕的《花卉十二屏》 (2004年春拍， 3575万元和 1650万元 )。

　　海外藏品数量惊人

　　原本“出身”就在中国的艺术品，正逐渐回流到中国，已是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间，我国有数以百万计的珍贵文物流失到海外，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有一百余万件，精品达几十万件。而 1992年之后，一些海外收藏家开始陆续将文物艺术品拿到内地的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上出售。 1994年到 1998年，全国各大拍卖公司的成交拍品中，从海外征集的文物达到一万余件，截止到 2003年 10月，共计拍卖回流文物三万三千余件。而这十年来，从海外征集的文物一改过去价位偏低的状况，中、高档次拍品的比例逐年上升，刷新纪录的高价位成交拍品基本上都是回流文物，有些回流文物的成交价位已接近和达到国际市场的价格水平。

　　据有关专家分析，旧中国文物流失国外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抢走的；二是当时有一些来华的外国人从中国偷走的；三是外国人勾结当时的反动军阀和奸商以极低的价格买下偷运出境的。新中国建立以后主要是两种途径流到国外：一是 20世纪 80年代以后盗掘走私出境的文物；二是前几年一些国外买家通过拍卖会、古玩摊子、文物商店等内地艺术品市场公开购得。与此同时，港澳台人士从内地和国外，通过购买等多种方式收藏了大量的中国艺术品。这些方式都是在中国艺术品没有得到国内的重视，普遍价格低廉的时期出现的。

　　而据了解，目前国内十余家著名文物拍卖企业中，海外回流文物已占全部拍品的 50％以上，回流文物成交额超过全部拍品成交额的 60％，其中，拍卖成交价最高的为中国书画和明清瓷器，海外回流的中国近现代书画成交率保持在 90％以上。文物价格的“回归”，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海外文物的“回流”，从根本上彻底改写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文物外流的历史。

　　从某种程度上说，海外回流艺术品不仅对国家馆藏文物是个极大补充，也使许多珍贵艺术品由此进入民间，培育出一个巨大市场，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而国际市场对中国的关注也就顺理成章了。

　　经济力量推动回流速度

　　2004年 6月，南京一家公司以 6930万元的天价竞拍陆俨少的《杜甫诗意百开册》成功，开创了中国书画交易新的世界纪录，可以看成中国民间收藏力量潜力巨大的象征。富裕的江浙一带在掀起购房热潮之后，又开始将目光转向升值潜力更大的艺术品市场。这些民间投资力量的加入，极大地加快了中国艺术品的回流。

　　另外有个现象值得注意，一些文物通过竞拍的形式回到国内，但不久又立即转到海外，例如，曾被广泛关注的宋徽宗《写生珍禽图》，成交价高达 2530万元，刷新了当时中国古代书画拍卖纪录，然而，最后的“赢家”其实是美国一家美术馆。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国内的企业或投资者往往缺乏独立的鉴定和判断力，对瞬息万变的拍卖市场尚不太适应，片面追求保值、增值或带有“捡漏”的侥幸心理，导致难以成交。上海博物馆在得知美国收藏家安思远有意出让宋拓本《淳化阁帖》，立即抢先出手，最终以 450万美元购得此本，让启功先生感叹“不见此帖，我死不瞑目”的“我们的国宝”回到国内。

　　国家的支持自然是重要原因，但更主要的推动力量，恐怕还是中国这些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的巨大消费力。“盛世兴收藏”，这是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年代都可能出现的现象，中国这些年来国力的极大增强，为艺术品回流创造了最根本的条件。例如美国在“二战”过后，国力空前强大，所以他们在国内兴建了许多博物馆，这一时期在欧洲大举购买名画。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海外文物回流改写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文物外流的历史。随着大量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踏上回国之路，全球化的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已经开始重新整合，中国文物价位正在迅速接近或达到国际市场水平。而中国文物高价位的诞生，也引起了世界范围内藏家的关注，这也就促使流失的中国文物加快了朝国内移动的速度。

他以“赠书报国”，十余年间，向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捐赠了数以百万册书、价值一亿余元。他说：送屋会烂掉，送糖会化掉，送书最好，可以传之世世代代。他向内地赠书，皆是根据有关单位需求及内地建设的需要而赠。如中医药、电脑技术、古籍善本、中外名画画册等。如《敦煌宝藏》一书全套一百五十本，他以十万港元高价购入，捐赠内地。从1978年至1994年，他向内地数百所大学、图书馆及科研文化机构赠送了上百万册珍贵的图书。1990年1月19日，台湾历史博物馆举办由石景宜捐赠的“大陆版图书展览”，历史博物馆为此还开设了“石景宜捐赠图书特藏室”，接收这批价值五百万新台币的一万余册大陆图书。中国文化部颁予他“溥益册府”的金字牌匾。当选为多届全国政协委员。 “我从图书挣来的钱，应当用图书回报社会”。石景宜先生父子同心，从1978年到1998年20年间，已先后向大陆数百文化、教育、科研机构无偿赠送图书300万册以上，向台湾赠送图书11万册以上，受益单位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他又精印了《南海丹青》、《华夏千家书画集》、《中国当代书画选》、《千色集》、《心愿》、《熔情集》等巨型画集，向海内外广为馈赠，获得“赠书大王”、“一代书使”、“功在文化的人杰”等美誉，并被北京大学授予“北京大学名誉博士”的称号。

石景宜不惜巨资，以赠书为乐，不顾年事已高穿梭于海峡两岸之间，为振兴中华做不懈的努力，其毅力可贵，其精神可嘉。 1998年石景宜夫妇成立石景宜刘紫英伉俪文化艺术馆，珍藏了很多书画作品。 2001年12月20日，第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汉荣书局董事长、北京大学名誉博士石景宜先生向西部地区赠书仪式在北京图书馆馆嘉言堂举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思远、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孚凌、罗豪才、王文元等领导同志以及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代表，统战部、教育部、文化部等有关部门的领导和受赠图书馆代表参加了赠书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