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颜回：（前521～前481年）春秋末鲁国人。字子渊，亦颜渊， 孔子最得意弟子。《雍也》说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为人谦逊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他异常尊重老师，对孔子无事不从无言不悦。以德行著称，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回也，其心三月不违反、仁”（《雍也》）。不幸早死。自汉代起，颜回被列为七十二贤之首，有时祭孔时独以颜回配享。此后历代统治者不断追加谥号:唐太宗尊之为“先师”，唐玄宗尊之为“兖公”，宋真宗加封为“兖国公”，元文宗又尊为“兖国复圣公”。明嘉靖九年改称“复圣”。山东曲阜还有“复圣庙”。

陋巷简居

颜回所处的时代，已是中国的春秋末期，不但周天子的王权继续衰落，而且各诸侯国的公室也衰落了，由春秋初期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进而变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

“陪臣” 即臣之臣。如诸侯国的卿大夫对诸侯称臣，对天子则自称“陪臣” ；卿大夫的家臣对诸侯而言也称“陪臣”。春秋时鲁国为“三桓”执政（即鲁桓公后裔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把持国政），至鲁昭公、定公、哀公时，家臣势力兴起，家臣叛乱屡有发生。鲁昭公四年（公元前 538 年），叔孙氏家臣竖牛软禁并饿死了叔孙豹，设计杀害了叔孙豹的两个嫡子，拥立庶子叔孙诺。鲁昭公十二年（公元前 530 年）季平子立，对家臣南蒯未加礼遇，南蒯便密谋以公子怒代替季平子：“吾出季氏，而归其室于公，子更其位，我以费为公臣。” （《左传·昭公十二年》）事泄，南蒯以费叛归齐。鲁定公五年至九年（公元前 505 年至前 501 年），季氏家臣阳虎专政，并把持了鲁国国政。

阳虎之乱是鲁国家臣叛乱中持续最长、影响最大的一次叛乱。阳虎的权势凌驾于“三桓”之上长达三、四年。阳虎原本为孟孙氏庶支，后为季孙氏家臣，季平子时很受重用。季平子死，季孙斯（桓子）立，阳虎已是季氏三世“元老”。在处理季平子葬礼上，阳虎与季孙氏另一家臣仲梁怀发生争执。阳虎要求以鲁国之宝玉“玙璠”为季平子敛尸，仲梁怀却认为那是季平子在昭公逊国时，代国君行祭时所配，今定公已立，不能再用。阳虎便勾结费宰公山不狃，想联合驱逐仲梁怀。公山不狃初时并不以为意，后因仲梁怀对其不敬重，才对阳虎说：“子行之乎！”阳虎起事，并囚季桓子与公父文伯（季桓子从父昆弟），驱逐了仲梁怀。冬十月，阳虎杀公何藐（季孙氏族人），与季桓子在稷门内设立盟誓，举行大规模诅咒，驱逐公父文伯与秦遄（季平子姑婿），彻底清除异己势力，完全控制了季氏家族。鲁定公八年（公元前 502 年），阳虎想灭掉“三桓”，让季寤代替季氏，让叔孙辄代替叔孙氏，自己代替孟孙氏。阳虎借冬祭的机会起事，事败，逃灌（今山东宁阳县北稍西）、阳关，据两地反叛。

鲁国经“三桓专权”、“陪臣执国命”两个时期后，不仅使宫室衰败，鲁国旧日的贵族世家也大都衰落。鲁国的颜氏家族到颜路、颜回父子时，除了保有祖传的贵族身份及颜路的鲁卿大夫头衔外，便只有陋巷简朴的住宅及五十亩郭外之田，十亩郭内之圃了。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春秋时期，些许田产难以维持一个贵族家庭的生计，颜回父子不得不省去作为贵族家庭的一般性开支，简居于陋巷。

师从孔子

颜回“年十三，人孔子之门”时，孔子聚徒讲学已达十三年之久。其声望远播于各诸侯国，其弟子子路、孟懿子、南宫敬叔等在鲁国已小有名气。

颜回刚人孔门时，在弟子中年龄最小，性格又内向，沉默寡言，才智较少外露，有人便觉得他有些愚。马骕《绎史》引《冲波传》曰：“子路、颜回浴于洙水，见五色鸟，颜回问，子路曰：“荧荧之鸟。”后日，颜回与子路又浴于泗水，更见前鸟，复问由：“识此鸟否？”子路日：‘同同之鸟。'颜回曰：“何一鸟而二名？”子路曰：“譬如丝绡，煮之则为帛，染之则为皂。一鸟二名，不亦宜乎？”，其大意是：有一次颜回随子路去洙水洗澡，见五色鸟在河中戏水，便问子路是什么鸟。子路回答说：这叫荧荧鸟。过了些日子，颜回与子路去泗水洗澡，又在河中碰见五色鸟，颜回再次问子路：您认得这鸟吗？子路又答曰：这是同同鸟。颜回反问：为什么一种鸟有两个名字呢？子路说：就像我们这里出产的鲁绢一样，用清水漂洗就是帛，用颜色染就是皂，一种鸟两个名字不是很自然吗？

颜回的忠厚与内向，掩盖了他的聪颖善思，就连孔子一时也难以断定颜回的天资究竟属于那个层次。经过一段时间的深人观察了解，孔子才指出颜回并不愚。《论语·为政》记载：“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颜回天资极聪慧，就连能言善辩的子贡也坦率地说不敢与颜回相比。《论语·公冶长》记载：“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颜回聪敏过人，虚心好学，使他较早地体认到孔子学说的精深博大，他对孔子的尊敬已超出一般弟子的尊师之情。他以尊崇千古圣哲之情尊崇孔子，其亲若父与子。《论语·子罕》曰：“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其大意是：颜回曾感叹地说：老师的道，越抬头看，越觉得它高明，越用力钻研，越觉得它深奥。看着它似乎在前面，等我们向前面寻找时，它又忽然出现在后面。老师的道虽然这样高深和不易捉摸，可是老师善于有步骤地诱导我们，用各种文献知识来丰富我们，提高我们，又用一定的礼来约束我们，使我们想停止学习都不可能。我已经用尽我的才力，似乎已能够独立工作。要想再向前迈一步，又不知怎样着手了。所以在少正卯与孔子争夺弟子时，使“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有颜回未离孔门半步，因而后人评价说：“颜渊独知孔子圣也。”（《论衡·讲瑞》）

颜回求学期间，曾于鲁定公八年（公元前 502 年），娶宋国女子戴氏为妻。次年生子颜歆。

鲁定公七年（公元前 503 年）时，颜回西游至卫，由卫至宋。《说苑·敬慎》载：“颜回将西游，问孔子曰：‘何以为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为身。恭则免于众，敬则人爱之，忠则人与之，信则人恃之。人所爱，人所与，人所恃，必免于患矣。可以临国家，何况于身乎？故不比数而比谏，不亦远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虑事，临难乃谋，不亦晚乎？”，《孔子家语》、《庄子》两书对颜回将西游也有记载，只是文字略有不同。

颜回西游的目的，主要是去宋国向戴氏求婚。据颜景琴著《颜子评传》考证，颜回途经卫国，是因为其本家颜浊邹在卫国。颜子的同宗颜浊邹在卫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为卫国贤大夫，而且家资丰厚，后来孔子周游列国，初到卫国时，就住在他家中。颜子到卫国并不是他最终的目的地。按《家语》说，应是经卫而到宋国去。若颜子直接由鲁国到宋国去，便不能说“颜子将西游”，因为宋国在鲁国的西南方，而不是在西方。颜子到宋国去的目的，很可能与其婚姻有关。颜子之所以先到卫国而后到宋国，看来颜浊邹在其间充当了月老的角色，故颜子以到卫国去游学为由，而实际上是请颜浊邹一同前往宋国。

颜回在其人生的第一阶段，十三岁人孔门，用了大约六年的时间，其学业基本已成。东汉郎凯说：昔颜子“十八，天下归仁”。十九岁向宋戴氏求婚，二十岁与戴氏完婚，二十一岁生子颜歆。

关于颜回婚配的年龄，学术界尚有不同的说法。一说三十岁娶戴氏。但据《周礼·地官》曰：“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意思是说，媒人掌管天下万民男女结合为夫妇的事，一般是在男孩或女孩满三个月之后就登记在册。如果男满三十岁，女满二十岁还没婚配，则由官媒作主令其嫁、娶某人，个人与家长便失去了选择的自由。春秋时期战乱频繁，为争霸天下，各诸侯国大都把《周礼》规定的最高嫁娶年龄界限向前提，以便迅速繁衍人口。到颜回所处的春秋末期，越国已下令：“凡男二十，女十七不婚者，有罪及父母。”孔子是十九岁娶亓官氏的，颜回晚一年，应是二十岁婚配，而不是三十岁。

颜回随师周游列国时，其子颜歆已五岁。

随师周游

颜回在其人生的第二个阶段，约十四年的时间是随孔子周游列国。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 497 年），孔子“堕三都”的计划失败，在鲁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已不可能，便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

颜回与子路随孔子进入卫国后，二人先至卫都帝丘（在今河南濮阳西南）颜浊邹家。颜回与颜浊邹同为小邾子颜友的后人，子路则是颜浊邹的妹夫，彼此一向有往来。颜回与子路告知孔子到卫国来的真实情况，并希望颜浊邹能把孔子一行推荐给卫君。

颜浊邹答应二人的请求，把孔子一行的食宿安排在自己家中，以便早晚求教于夫子。经颜浊邹、莲伯玉（孔子弟子）等人的推荐，卫灵公接见了孔子及颜回一行，并按孔子在鲁国所得年傣给粟六万，于是他们从颜浊邹家搬出自立馆舍居住。颜回随孔子在卫国住了十个月，有人向卫灵公进言说，如果他们是为鲁国图谋卫国而来，该怎么办？卫灵公遂派公孙余假暗中监视孔子师徒。孔子恐受其害，便匆忙离开卫国，准备到陈国去。不料途经匡地（今河南长垣县境）时，被误认作曾侵犯匡地的阳虎而被匡人围困。

孔子等匆忙离开卫都帝丘时，颜回暂时留在颜浊邹家，以便观察卫国的动向。卫灵公调查清楚孔子一行到卫国来并不是鲁国派来的，于是再次接受颜浊邹、蘧伯玉等人的劝谏，请颜回传话，恳请孔子回帝丘。

颜回至匡，见到了被围困的孔子等人。孔子动情地说：“吾以女为死矣。”颜回恭敬地回答道：“子在，回何敢死。”（《论语·先进》）颜回汇报了卫国无意加害夫子的实情，并转达了卫灵公恳请夫子回帝丘，以及卫灵公将在城外恭候夫子，以谢不恭之罪的话。

颜回随孔子重回帝丘，途经蒲邑，又遭到蒲人的拦截。当时，卫国人公孙戍被卫灵公驱逐后，便逃到蒲地策动叛乱。他试图胁迫孔子一行参加，利用孔子及其弟子们的声望壮大自己的声势。经孔门弟子子路、公良孺等的拼杀，蒲人感到靠武力留不住孔子一行，建议和谈，答应放行，但不能回帝丘。孔子同意，双方举行了盟誓。但一离开蒲地，孔子就吩咐大家赶回帝丘去。子贡不解地问：方才的盟誓难道可以违反么？孔子说：那是强迫我们盟誓，神灵不会听信的。孔子一行重返帝丘，卫灵公果然出城恭迎。

孔子重返帝丘，卫灵公仍给其丰厚的待遇，但不给孔子具体的事做。颜回等人有了较多的时间向孔子请教学问，有时也一同外出考察古迹名胜，研究卫国文化，或登山临水，饱览卫国风光。但在卫国没有实践孔子之道、用孔子之道治理国家的机会，这使孔子一行不得不离开卫国，寻找能用其道的君主。

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 495 年）春，颜回随孔子离开卫国，向东南行数百里到达曹国，在曹国稍作逗留，于夏天到达宋国。孔子夫人亓官氏是宋国人，颜回的夫人也是宋国人，且宋国又是孔子祖籍，他们在感情上觉得比其他国家亲近些，所以到达宋国后便去求见宋君。宋君向孔子讨教治国之策，孔子借机向宋君宣扬自己的治国之道。宋君听后却表示：你的主张是对的，但我不能，我做不到（见《说苑·政理》）。宋君的态度使孔子一行十分失望，便离开宋国赴郑国。

颜回随孔子在郑国考察了大夫子产的政绩，考察了乡校，拜祭了子产。在位的郑国君臣无意留用孔子，孔子一行只好离开郑国赴陈国。陈是南方妫姓小国，相传是舜的后裔，国都宛丘（在今河南淮阳）。不久，颜回又随孔子赴晋国。晋是春秋时颇有影响的大国。能在晋国从政，推行孔子的治国之道，其影响所及远非他国所比。行至黄河东岸，听说赵鞍杀害了贤臣窦鸣犊及舜华，孔子一行不能西行，再回到卫国，不久由卫国再次人陈。此时颜回已是而立之年，按周礼，颜回应独立讲学或从事其他社会工作，只是他在孔门中处于首要地位，不得不以“回不愿仕”放弃了出仕做官的机会。

鲁哀公四年至六年（公元前 491 一前 489 年）这段时间里，颜回在随孔子到楚国去的过程中，曾辗转于陈国、蔡国、叶国、楚国之间。据《史记·孔子世家》载：楚王听说孔子一行在陈蔡之间，就派人去聘请孔子。消息传到陈、蔡，两国大夫深恐孔子人楚对己不利，便派兵拦截。孔子师徒最初不了解陈、蔡派兵的意图，为躲避军兵的袭扰，他们只好在旷野中行进，不料陷人了绝粮的境地。“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兄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未吾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贡人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兑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子贡出，颜回人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兑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这段记载，主要是说：为了坚定弟子们的信念，孔子把弟子们叫到身旁，对他们说：《诗》里说：“不是老虎，不是犀牛，徘徊在旷野，是何缘由？”我的主张不对吗？为什么受困在这里？子路认为：主张不被别人采纳，是由于自身在仁、智方面不到家，所以别人看不起。子贡认为：主张不被采纳，是由于老师把标准定得太高，别人接受不了，应该降低要求。孔子对子路、子贡的回答不满意，他说：伯夷、叔齐是仁者吧，却饿死首阳山。这说明仁智的人也会不遇时而遭厄运。至于降低标准，迎合世俗，实际是放弃理想，更要不得。孔子问颜回如何理解。颜回说：老师的主张是伟大的，别人不接受，那是他们的责任。如果我们的“道”没有修好，这是我们的耻辱；我们的“道”已经完善而不被采纳，那是各国掌权者的耻辱。正确的主张不被人家采纳，自己仍坚持下去，这才显出君子的修养。孔子听了颜回的议论，很是高兴，说：好样的，颜氏之子，如果将来你发了财，我愿替你当管家。

颜回随孔子在陈、蔡期间绝粮七天，子贡费了许多周折才买回一石米。颜回与子路在破屋墙下做饭，有灰尘掉进饭中，颜回便取出来自己吃了。子贡在井边远远望见，很生气，以为他偷饭吃，便跑去问孔子：仁人廉士也改变自己的节操吗？孔子说：改变节操还叫仁人廉士吗？子贡说：像颜回，也不改变节操吗？孔子说：是的。子贡便把自己看到的情况告诉孔子。孔子说：我相信颜回是仁人已非止一日，你虽如此说，我仍不会怀疑他，这里边必定有缘故。你等等，我将问他。孔子把颜回叫到身边说：日前我梦见先人，大概是启发佑助我。你把做好的饭进来，我将祭奠先人。颜回对夫子说：刚才有灰尘掉进饭里，留在锅里不干净，丢掉又太可惜，我就把它吃了，不可以用来祭奠了。孔子说：是这样，我也一起吃吧。颜回出去后，孔子环顾了一下身边的弟子说：我相信颜回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从此以后，大家更加信赖颜回。

鲁哀公七年（公元前 488 年），颜回随孔子离开负函，经陈、仪、蒲回到卫国帝丘。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 484 年），颜回三十八岁，孔子六十八岁，季康子派使臣公华、公宾、公林带着礼品到卫国来迎接孔子一行归国。从此颜回结束了跟随孔子长达十四年的列国周游。

重归鲁国

颜回重归鲁国，已年近不惑，其故居陋巷虽然依旧，但父母均已年迈，家庭重担理应落在他的肩上。这就使颜回必须有一份较固定的收入维持家计。

颜回在孔门中，是最有条件继承孔子学说的弟子之一，也是孔子的希望所在。孔子在不能入士做官，达到以其思想治国的情况下，靠办学广收弟子来传播他的治国主张。他希望弟子能入士则入士，不能入士则通过讲学传授其治国之道，使其思想、主张能为后世所用。所以颜回在未入士为官的情况下，设坛讲学实属必然。

颜子生活的时代，由于文化下移，私学日多，没落贵族子弟及自由民都把私学视为步人官场的途径之一，就连当权贵族也有把子女送人私学的，如鲁大夫孟嘻子令孟懿子及南宫敬叔师事孔子。颜回作为孔门弟子之冠，当时欲求其为师的人也不在少数，这从当时有名望、有地位的人常常向颜回请教一事即可得知。如仲孙何忌请教颜回：“一言而有益于仁智，可得闻乎？”颜回以“豫”、“恕”告之（《孔子家语·颜回》）。叔孙武叔多攻击别人的过失，他求教颜回时，颜回引用孔子的话告诫叔孙武叔，并说：“君子攻其恶，无攻人之恶。”（《礼记·檀弓下》）

颜回讲学所用教材，不外《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只是他对《易》接触较早，研究较深人，“颜渊弱冠，而与仲尼言《易》。”（《法言·问神》东晋李轨注）在教学实践中，颜回对《易》的讲解较深透些，这对其弟子参悟古代辩证法是有帮助的。

归鲁之后，颜回除讲学外，便是帮助孔子整理古代典籍。颜回在整理时，不限于一般的刻写与编简，而是着重于考证及校对，把周游列国时所获得的不同古籍互作参证，去伪存真。特别是《易》，颜回是主要整理人之一。在整理过程中，颜回呕心沥血，以致劳累而死。颜回死后，孔子在颜回对《易》所作整理的基础上，又经过“韦编三绝”的辛劳，才给后世留下一部完整的《易经》。

颜回通过自己讲学授徒，传授儒学六经；通过协助孔子整理古代典籍，逐渐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形成了儒家的一个宗派—颜氏之儒。

《韩非子·显学》指出：自孔子死后，儒分八派，“颜氏之儒”是其中的一派。后世儒学专家大多认为韩非子所说的颜氏之儒，是指颜回弟子在继承颜子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学支派。

颜氏之儒主要特点有三。

一、重于立德。颜回之德是颜回留给后世最丰厚，也是最不朽的文化遗产。《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颜回的不朽，在于其重立德，后世称他为“复圣”，便是对其重于立德的肯定。颜回之德的核心是“仁”，他把孔子的“仁”，落实于个人的行动中，而不是停留在口头上。颜回以其高尚的道德人格影响社会，启迪后世。

二、认同天人合一观。颜回的言行体现了他善于领略天地造化的力量，尊重客观规律，顺应自然，但又重视人的能动性，守道而不移其志。颜回有入士为相的愿望，希望通过人的努力，达到“无伐善，无施劳”。在条件不成熟时，能主动退让，待时而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居陋巷箪食瓢饮不改其乐，把自我化于自然之中。“同于大道”（《庄子·大宗师》），使自我行动符合客观规律。

三、朦胧的辩证思维。事物发展到极限会走向反面，这是辩证法的观点之一。颜回从东野毕不爱惜马力推知其马将逃跑。鲁定公问何以知其马将逃跑时，颜回说：“臣以政知之。昔舜巧于使民，而造父巧于使马，舜不穷其民，造父不穷其马；是以舜无失民，造父无失马也。今东野毕之驭，上车执辔，衔体正矣；步骤驰骋，朝礼毕矣；历险致远，马力尽矣。然犹求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问：“善！可得少进乎？”颜回答：“臣闻之，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无危者也。”（《荀子·哀公》）

颜回在学习和弘扬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的过程中，总是殚精竭思，倾注全部心血，再加上“箪食瓢饮”的困苦生活，这种状况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 481 年）夏历八月二十三日，一代儒学宗师颜子不幸病逝，给世人留下了永久的遗憾。由于他的家境十分困难，以至无力按照当时有关礼仪殡葬，最后经他的父亲颜路四处筹措，并在其弟子及同门好友的帮助下，才勉强完成了葬礼。

《孔子家语》中有颜回一篇。据说颜回非常聪明,深晓推理之术。他主张为人要谨慎,克己,多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正确……在孔教中颜回得到特别的尊重。但是孔子门下的学生,有聪明才智的一样有很多--像子路等人,都可以为代表

在宋代的中国文学作品种类繁多，派别林立，随着社会发展变得非常繁盛。虽然唐朝早期能以诗被誉为中国文学的高峰，但宋代却能够以词创造另一个高峰。宋代文学人才辈出，有宋代议论先驱梅尧臣，大文豪苏轼，行为疯狂的米芾，首位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等等。虽然词始于南梁，但到了宋代却大受欢迎，成了宋代文学的主要体裁。政治家范仲淹，理学家欧阳修，书法家黄庭坚，领军文人辛弃疾都是以词著名。

宋朝文学主要涵盖了宋代的词、诗、散文、话本小说、戏曲剧本等等，其中词的创作成就最高，诗、散文次之，话本小说又次之。宋朝的文学作品在北宋初期禀承了晚唐风格，用词浮艳，常作唱和酬答之用。随着王禹偁关注民生，朝廷又偏重儒学，文学作家开始注重儒家说教功能，但成就不高。直到欧阳修带起的第二次古文运动，文人才以平实的语言来创作，加上内容多反映生活时弊，雅俗共赏，文学创作进入了高峰期。当时的各种文体，互相影响，有破有立，而且派别林立，题材众多，并受到儒释道的影响，文坛有长足的发展。话本小说与戏曲就在这个时期不断冒起。南宋偏安江南后，文人多以作品抒发爱国情怀。可是南宋末期出现因循风气，结束了宋朝文学的发展道路。

宋朝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宋朝诗歌是一个巨大的宝库。里面有各个方面的知识财富。但这个宝库，我们认知开发的极少。宋朝的诗歌是唐朝诗歌的延续、再发展与突破。宋朝的诗人更广泛、诗篇更丰富。诗歌的种类、形式在宋朝达到丰富。宋诗创作数量空前丰盛。北京大学正在编纂《全宋诗》，据初步统计所收作者不下九千人，为《全唐诗》的四倍。《全宋词》辑录，共收词人一千三百余家，词章近两万首。孔凡礼《全宋词补辑》，又增收词人百家，词作四百多篇 。

宋代多高产诗人，陆游自谓“六十年间万首诗”。陆游现留存诗篇九千三百多首。杨万里写过两万多首。但只留存的一小部分。南宋四大家之一的尤袤留下的诗篇就更少了。那么多伟大的诗人写了那么多首诗歌，我们更多的人只能有机会读到他们几首诗，可以说连皮毛都没接触，别说体会他们的精骨了。宋诗反映社会视野较前有所拓展，切入生活力度有所深化。宋与唐的时代气象与氛围不同，诗家又勇于创新，因而形成与“唐音”殊异的“宋调”。宋词作为新兴的合乐诗体，既可传诵于文士案头，又能流播于乐人歌喉，强化了它的娱乐性和传播力，拥有众多接受群体 。 词是曲子词之简称，它承袭汉魏乐府，受到外来音乐影响，是一种既可合乐歌唱又有独特体制的诗歌体。词本来可以配合音乐，譬如苏轼的《东坡乐府》、姜夔词集《白石道人歌曲》、柳永词集《乐章集》、黄山谷的《山谷琴趣外编》。词的产生不迟于唐代。唐代的音乐分为雅乐、清乐、宴乐。雅乐是指《诗经》所配的音乐，先有诗才有音乐。清乐则是六朝乐府诗所配的音乐。宴乐则从西域传入中国，以琵琶四弦的二十八调为主，表达力强，词就是配合宴乐来创作。到了宋代，词人便根据乐曲的旋律和节奏求填上歌词。

自从中唐废除租庸调，以缴纳货币来取代，促使南北贸易发达，非地主的势力大增，导致中上阶层广泛追求豪华欢乐、奢侈享受。随着政治中心不断南移，南方新都市陆续兴起。官场新贵带来了新生活型态，促进了休闲娱乐的发展，舞台、歌榭、艺场、伎坊大量涌现。这样歌妓成为宋词传播与发展的媒介。

宋词发展蓬勃，收录在《全宋词》中的词人多达一千三百多家，作品有一万九千九百余首。另外，宋代词人别集大量出现，譬如柳永的《乐章集》、苏轼的《东坡乐府》、秦观的《淮海词》、周邦彦的《清真集》、辛弃疾的《稼轩词》、姜夔的《白石首人歌曲》。这些别集都因为宋朝成熟的刻印技术得到广泛的传播，增强了文学创作上的交流。

随着宋王朝采用重文抑武，国家长期处于积弱的地位。另一方面，思想上呈现出儒、释、道三家合流的趋向。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宋词在题材、手法、风格经历了一个转型的过程。北宋前期，主要词人有晏殊父子、欧阳修、范仲淹、柳永等人。其中，晏殊、欧阳修带领着第二次古文运动，扫除深奥难明的词汇，以自然流畅语言来创作，说理畅达。他们禀承南唐柔软绮丽词风，抒情委婉。范仲淹突破了晏、欧风格，豪放悲壮，柳永则自创新调，以长调慢词代替小令，加入草根格调。北宋中期，最主要的词人是苏轼。他以诗为词，打破了词体的题材的局限，在婉约词家之外另立豪放一派，南宋的爱国词派与辛派词人也受到他的影响。北宋后期，主要词人有秦观、黄庭坚、贺铸、周邦彦等。周邦彦被推崇为“集大成者”，因为他注重音律，风格醇雅，章法缜密，用词精丽，造就了后来的格律词派。

南宋前期，主要词人有张元干、张孝祥、朱敦儒、李清照等。当面对国难的时候，他们除了保持苏轼的豪放词风，还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内容多为慷慨悲壮、沉郁苍凉。词坛中比较突出的是女词人李清照，其词化俗为雅，清婉疏淡，语言功力甚深，风格自然清新。南宋中期，主要词人则有辛弃疾、陈亮、刘过、姜夔等。辛弃疾开创了爱国词派，以散文为词，突破了词体，增加了艺术的表现；而且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以报国与失意为主调；时而沉郁、时而明快，但仍以豪放为主，成为稼轩体。姜夔精通音律，能自行度曲，格律谨严，风格清空，意境幽冷，脱离了江西派，别竖一格。南宋后期，词坛出现了两大流派。一派是稼轩派，主要人物有刘克庄、刘辰翁、文天祥等，作品情调沉痛悲郁，豪迈粗犷。另一派是白石派，重要词家有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等，他们以姜夔为正统，重视音律技巧，内容凄凉哀怨。

著名词人

①晏殊

晏殊一生得意，他的作品多是娱宾遣兴之作，有的描写男欢女爱，有的是抒写离情别恨，内容较为贫弱，但他摆脱花间派的脂粉气息，改以温润秀洁的方式写男女恋情，以雍容典雅的手法写富贵气象，以精炼语言捕捉刹那光景，而且融入一些哲理体悟，展现深邃的内心世界与士大夫的气象，显示了由注重音律转向注重士大夫哲理的转化。晏殊传世的作品有《珠玉词》、《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蝶恋花》（槛菊愁 烟兰泣露）、《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

②欧阳修

欧阳修与晏殊并称“晏欧”。他的词也大多写男女情事、相思离别，处处表现出作者风流蕴藉的一面。但是欧阳也突破了传统创作的范围，以词歌咏自然风光，如《采桑子》十首，以清新笔触描绘颍州西湖；他也以词抒发个人潇洒放达的情怀，如《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他还向民歌学习，创作了两套分咏十二月节气的《渔家傲》“鼓子词”。其他作品更表明志向，有《六一词》、《醉翁琴趣外编》等等。

他摒弃了花间词派的浮华之气，词风十分清丽，往往以豪迈的风格抒发深远沉郁的意像，情真意浓。他常利用外在的景物描写内心，非常细致地展现情感世界，层次多变，手法曲折，意味深长。欧阳修还能吸收通俗生动的口语，以俗为雅，改变了审美标准。他的代表词作有《踏莎行》（候馆梅残）、《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等等。 宋诗方面则受到唐诗的巨大影响，北宋初期，主要沿袭中晚唐诗风余韵，大致可归为三体。最初是效法白居易诗风的白体诗，主要诗人是李昉、徐铉、王禹偁等，其中王禹偁特别关注民生疾苦，风格通俗，暗示了宋诗发展的新方向。白体诗后，流行了以贾岛、姚合为正统的晚唐体，主要诗人有林逋、潘阆、寇准等。除了白体和晚唐体，另一派就是推崇李商隐的西昆体，代表人物有杨亿、刘筠、钱惟演，西昆体注重采用典故，风格雍容华贵，可是缺乏思想内容，不能反映时代精神。北宋中期，随着第二次古文运动，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开创了宋诗的新局面。他们既扫除了西昆体绮丽浮艳的习风，又确立了宋诗散文化和议论化的标准。随后有王安石、苏轼等人和应。王安石的早期作品注重民生，精于议论，晚年则讲求技巧，诗律精严。苏轼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大大开拓了宋诗境界。北宋后期，主要诗人有苏门四学士和陈师道，他们虽然继承苏轼诗风，但审美方面却趋向分流。其中黄庭坚与陈师道对后来的江西诗派产生了重大影响。

南宋前期，江西诗派形成并壮大，代表人物有陈与义、吕本中等，但墨守成规，创作不足，南渡以后诗风才渐渐改变。南宋中期，诗坛出现“中兴四大家”－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和陆游。其中陆游是南宋最为杰出的诗人，他取材广泛，诗风悲壮，意境宏大，不拘一格。江西诗派逐步淡出了诗坛后，出现了反对江西诗派、取经晚唐的永嘉四灵与江湖诗派。永嘉四灵专攻五律，取材狭窄，雕琢琐碎。江湖诗派格局较四灵更为开阔，题材也更为广泛，整体风格偏重细巧，未脱晚唐旧习。

白体诗

白体诗是指宋初的一批诗人模仿白居易所作的诗。宋初朝廷善待文人，提倡酬唱，促使馆阁唱酬成风，并且汇编许多唱酬诗集，如《二李唱和集》、《禁林宴会集》、《翰林酬唱集》等等。这些诗人模仿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等人互相唱和的近体诗，集中描写闲适生活，言词浅白，手法清雅，显然与五代诗风一脉相承。[5]

当初王禹偁也被宋人当作白体诗人。可是，他的诗风与李昉、徐铉的风格有异。虽然他自小学习白体诗，又多写唱和诗，但他更重视白居易的讽谕诗。当他居住在商州时，他学习了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创作精神，利用自己作品来反映社会现实。充满关心疾苦的诗篇有《畲田词》、《秋霖二首》、《乌啄疮驴歌》等。《感流亡》的“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呱呱三儿泣，惸惸一夫鳏”描写感染疾病的不幸，“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惟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以对他们深表同情。其中他联想到自己：“我闻斯人语，倚户独长叹：尔为流亡客，我为冗散官。”，来表达自己的同理心，可见有别于无病呻吟之作。[5]

与白居易的创作历程相反，王禹偁早年多写闲适诗，而晚年多写讽谕诗。他自编的《小畜集》就是收录讽谕诗，表现出自省意识，摆脱了白体诗人的群体，慢慢进而学习杜甫风格。总的来说，王禹偁的诗浅白流畅，语言自然，情感含蓄，优雅古朴，别树一帜。[5]

晚唐体

晚唐体本来是指唐末年诗歌体裁，以七绝五律为主。[6]到了宋代则以贾岛、姚合为正统。它的特色主要在苦吟锻炼和造语成就，不用典故，以景咏物，以清深闲雅为高，以清浅纤微为下品。[6]主要诗人有宋初九僧、林逋、潘阆、寇准等。[5]

根据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宋初九僧是指剑南希昼，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简长，青城惟凤，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怀古，九名僧人。根据《宋诗纪事》内的《惟凤诗序》，知道这“九僧”各自生活不同地方，没有地域性。他们的作品被编辑成《九僧诗集》，因而得名。传世中的《九僧诗集》继承了反复推敲的苦吟精神，内容多为描写幽静的山林景色和隐逸生活，形式上侧重五律，作品中常有佳句，例如“虫迹穿幽穴，苔痕接断楼”，“磬断危杉月，灯残古塔霜”，“马放降来地，雕盘战后云”，“春生桂岭外，人在海门西”。[5] 在散文方面，著名代表有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占了六位，包括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他们各有风格，构成了宋朝散文的繁荣景像。其特色在于，内容写实，大部分是论政与论道的作品，当中带有忧患意识；风格平易自然；艺术表现手法，多以古论今，是结合实用与艺术的作品。宋初的作家多擅长骈体，以五代浮艳风格为特色。首先反对浮艳风格的是柳开，他矫正文弊，提倡恢复古文，推崇韩愈和柳宗元的作品，强调结合文统和道统，但他的创作辞涩言苦，缺乏艺术色彩。王禹偁则能够把理论和实践并重，力排浮华艰涩文风，利用文学作品反映民生与时弊。于是他们成为第二次古文运动的先驱。其后西昆体兴起，此派作家皆宗法李商隐的“四六”文，讲求辞采声韵，宏博典雅，浮靡文风再度泛滥。穆修、范仲淹、石介、尹洙等人猛烈抨击西昆体的弊病。直到欧阳修才真正彻底清扫浮靡风气，以精练语言，确立平易轻快的风格。曾巩文简古朴，王安石议论精警，苏洵能策善论，苏辙深醇温粹，苏轼更是贯通古今，挥洒自如，对北宋后期的作家影响深远。南宋散文发扬了北宋传统，胡铨、李纲、陈亮、陆游、辛弃疾等人的作品，强烈地展现现实主义和爱国精神。南宋末年，文天祥、谢翱等人的作品，充满了民族气节。最后以悲壮雄劲的高潮结束了两宋散文的历程。

著名散文作家

①王禹偁

王禹偁为宋代散文理论和新文风奠定了基础。当初他对五代的浮华文风十分不满，主张以韩愈和柳宗元为榜样。他强调古文要“传道明心”。可是他所指的“道”并非柳开所讲的儒家道统之“道”，而是指民生和时弊，而他所谓的“心”只是指自己对政治的见解和内心感受。他还要求文章平易畅达，反对用词艰涩。因此，他的散文平易近人，风格古雅简淡，自然明快，艺术性较高，而且处处反映现实和社会，鲜明地体现儒学和注重教化的思想，既能直陈时弊，发表政见，又表达坎坷命途，内容非常充实，紧紧地结合了古文与时政。他禀承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无论从理论与实践都为第二次古文运动做了榜样。王禹偁的著名作品有《待漏院记》，当中以生动语言描写有贤德的、奸恶的、没才干的宰相在上朝前的心态，既有赞扬又有指责，有义正严词，却又带点讽刺，手法非常突出。在《唐河店妪传》，王禹偁写边境老妇以自己的机智扑杀外敌，后来议论边防政务，制定策略，切中时弊。在《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中，结合骈文散文，既保留古文的流畅，骈体的对称，铿锵的音调，更描写出贬谪生涯的感慨。[8]可见，王禹偁独树一帜，为后来的诗文改革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②范仲淹

范仲淹曾大力推动“庆历新政”和诗文革新运动。他以政治改革的立场上反对西昆体，要求文章内容要反映实际利于教化，情感要激昂，语言要浅白。他的政论文透彻精辟，逻辑严谨，而其他作品都能寄景言情，结合叙事议论，风格清新。著名作品有《范文正公文集》、《岳阳楼记》、《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 话本是表演说话艺人的讲稿。 说话源自隋唐时讲历史故事与变文的通俗文学。话本里有话、诗、词、评，是用白话写成的小说或者“市人小说” 。由于宋朝工商业繁荣，市民对娱乐的需求增加，造就了大量的听众，促使说话流行。根据周密的《武林旧事》，宋代话本可分为下列四家，说小说的有52人，讲历史的有23人，说经的有17人，说合生的只1人。四家之中，以小说及讲历史的最为普遍。小说又叫银字儿，内容以灵怪、传奇、公案为主。讲史的只说不唱，只讲述一些历史故事。说经是由唐朝俗讲演变而来，内容以宗教故事为主。 话本以诗词作为故事的引子与总结，中间用韵文加以渲染，在引人入胜的地方分回断开，奠定了元明清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的基本模式。譬如《大宋宣和遗事》就是后来《水浒传》的蓝本 ，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西游记》提供了创作的根据。

当代大学生应该具备好的心态

一、要理解大学的含义。古籍《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上大学的意义主要在于三个方面，提高自我修养，增加社会经验，关注民生时事。为了更好的理解大学的意义，我们应该多去读一些关于大学的书籍。比如《大学应该读什么》等。这些书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合理安排我们学习方向。

二、合理安排课余时间，充实自己。 大学生活不同于高中生活，在高中，我们的主要内容就是上课学习。大学的自由的时间很多，要学会合理安排自己的课余时间，是我们走向社会的重要一步。 作为大学生我们应该明白，大学生活又不是完完全全的自由，任何的自由都是建立在一定条件基础上的。课余时间可以去图书馆、可以去谈恋爱、可以去锻炼身体、可以去参加社团活动、可以去当志愿者。总之，你要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多去尝试一些东西，这样你才能过一个充实的大学生活。

三、对于学习，在读好本专业课程的基础上，一定要有所延伸。要知道，学习不仅止于课本知识，在课余时间一定要多读和专业有关的书籍，要是自己在某一领域有所特长。这一条也可以这么说，形成自己的特长。尤其是你的专业，一定要保证做到优秀。如果米的专业就是你的兴趣所在，那么希望你能够在本专业形成自己的特长和优势，这样有利于你以后读研或者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如果你的专业不是你所喜欢的，又想学习和发展自己的爱好，那么建议你在保证专业课及格的情况下，努力发展自己的爱好，争取发展出自己的特长。

四、 一定要多参加社团活动、志愿活动、演讲比赛等，锻炼自己各方面的能力，等踏入社会你会发现这些经验对你来说太宝贵了。我们参加这些活动，一方面锻炼了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增加了自己对外界的接触面，使我们知道什么才是我们的爱好。还有能够使我们接触到很多有共同爱好的人，形成自己的圈子。

五、养成良好的习惯。诗人歌德曾经说过：人生道路是漫长的，但紧要之处却只有几步。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说：“什么是教育简单地说就是养成习惯。”哲学家培根说：“习惯真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生”。比如，你要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并且坚持下去。

表达能力

表达能力是指运用语言阐明自己的观点、意见或抒发感情的能力，主要包括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一个人要想让别人了解你，重视你，更好地发挥你自己的才能，其前提就是要有表现自己的能力。要准确表现自己，就离不开出色的表达能力。不仅在参加工作走向社会后，会立即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在求职择业的时候就会有深切的感受。比如撰写求职信、自荐信、个人材料，回答招聘人员提问，接受用人单位的面试等，第一个环节都需要较强的表达能力。

社交能力

社交能力实际上就是与他人相处的能力。社会上的人际关系远不如机构中的同学、师生关系那么简单。大学生步入社会后，要与各种各样的人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能否正确、有效地处理、协调好工作生活中人与人的各种关系，不仅影响一个人对环境的适应状况，而且影响着他的工作效能、心理健康、生活的愉快和事业的成就。因此，大学生自觉地培养良好的社交能力非常重要。六、组织管理能力 虽然不是每个大学毕业生都会从事管理工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每个从业者都会不同程度地需要组织管理才能，现代社会职业表明，不仅领导干部、管理人员应当具备组织管理才能，其它专业人员也应当具备。随着时代的发展，纯“书生型”的人才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近年来，许多用人单位在挑选录用大学毕业生时，在同等条件下，往往会优先考虑那些曾担任过学生干部，具有一定组织管理能力的毕业生，这正反映了时代的客观要求。以上主要是从普遍性这个角度来谈大学毕业生应具备的知识和技能，此外，大学毕业生如能掌握一技之长，就更能增加顺利就业。

文言实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在文言文中，实词的数量比虚词多得多，学习文言文，最应该下功夫的是多掌握文言实词的词义，只有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文言词语的意义，对文言词语方面的知识有了一定的积淀，才有可能比较顺利地阅读文言文。学习文言实词，应该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注意区别古今词义的异同。

汉语从右代发展到今天，词义不断演变，其中一些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中极少一部分的意义，古今意义没有什么变化，这类词对于我们学习文言文不会造成什么困难。但另外有一些词语，文言文中虽然常用，但随着旧事物、旧概念的消失而消失，古今词义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词义的扩大。

词义扩大是指词义所反映的客观事物的范围扩大，即由部分到整体，由个别到一般，由狭窄到宽泛，使原义成为新义外延的一部分。例如“秋”，指由一个季节扩大到指全年；“睡”指由坐着打瞌睡扩大到指睡眠。

（2），词义的缩小。

词义缩小是指词义所反映客观事物的范围缩小，即由整体到部分，由宽泛到狭窄，使新义成为原义外延的一部分。例如：“丈夫”，古代泛指男子汉，如“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现在，“丈夫”专指女子的配偶。“臭（xiù）”，由泛指所有气味到专指秽气。“汤”由泛指热水、开水到专指菜汤、肉汤等。

（3），词义的转移。

词义的转移是指词义由指甲事物变为指乙事物。如“学者”，古代指“求学的人”，如“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游褒禅山汪》），现在指在学术上有一定成就的人。“**”，古代指对末出嫁的女子或有权势人家的末出嫁的女子，现在，在改革开放背景下，其意义基本上变成了指有不正当行为的女子。如果你称呼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为**，那么，这位**会很生气的向你瞪白眼，以示她不是**。

（4），词义的褒贬色彩发生了变化。例如，“谤”，古代指公开指责别人的过失，是个中性词。如“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邹忌讽齐王纳谏》，现在，“谤”用于诽谤，指无中生有地说别人的坏话，是个贬义词。

以上四种情况，是古今词义变化的主要类型。大量的古今意义既有联系又有差别的词的存在，是文言文学习的主要障碍。我们学习文言文，必须结合学习文言作品，有目的、有计划、按要求地掌握一批文言常用词的常用义。

2，注意区分古今汉语中的单音词和复音词。

现代汉语中复音词占绝大多数，而文言中则以单音词为主，因此，我们在文言文阅读中，不要把文言中的双音节词误认为是现代汉语中的双音词。例如，“非常之观，常在于险处”（《游褒禅山》）中的“非常”，古义是两个词：不同一般。而今义则是一个表示程度的副词。另外，也不要把文言中的复音词分开来解释。例如：“日暮，所击杀无虑百十人”（《冯婉贞》）中的“无虑”是个联绵词，意思是“大概”、“大略”之义，这个意思与“无”、“虑”二字毫无关系，不能拆开来讲。

3，要注意古代汉语中的一词多义现象。

和现代汉语一样，文言文中也有一词多义现象。如果我们只懂得一个多义词的一种或者两种意义，在阅读文言文时便轻易拿一种或者两种意义去文释，就有可能产生理解上的错误。为了避免出现错误，我们要有意识地作好知识积累和整理工作。我们的教科书中，每篇文言课文后面都有这方便的练习题，这是帮助我们作积累和整理工作，必须认真完成，千万不可忽视。词义积累多了，遇到多义词就可以比较准确地选择义项了。另外，我们还需要了解关于词的本义和引申义方面的知识。每个词都有它本来的意思，即本义。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新产生的意义就是它的引申意义。如：“妻”，古义就是用手去抓住一个女子，今义则是指男子的配偶。“孙”，古义表示我的儿子的儿子一直排下去，代代相传，今义则指儿子的儿子。

4，要注意通假字现象。

古字通假是文言文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古代，因为音同或者音近的关系，一些字往往同其他一些字通用，这种文字在使用中互相代替的现象叫做“通假”字。“通”是通用；“假”是借用。识别通假字不是一件易事，时代越早的文言文，通假字的阅读就越困难。对于初学者来说，掌握通假字的办法就是多读文言作品，多查字典，作好知识的积累工作。

二，学习文言虚词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文言虚词包括副词、介词、连词、助词、叹词和代词。虚词的词汇意义比较抽象，但是，它有表达语气、组织实词等多种语法功能。文言虚词，特别是常用虚词在文言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用法比较灵活。阅读文言文，要善于辨析虚词的意义和作用，才能完整的理解文章的意思。如果把虚词理解错了，就会影响到对整个句子乃至通篇文章的理解。在学习中，我们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便的问题。

1，分清实词和虚词。

文言虚词大多是由实词虚化而成的。例如，“所”的基本意义是“处所”，后来引申为表示“……的地方”或者“……的人”，作结构助词。又如，“之”的基本意义是“往”，后来虚化为代词、助词、语气词等，成为用得最多的虚词。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它”，作代词用。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的”。用在主谓之间，取消主谓的独立性,动词，往。起拼凑语气的作用。从上面的一些例子可以知道，某个词是实词还是虚词，要到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才能确定，其基本原则是：字不离词，词不离句。

2，了解古今虚词的差异。

古今完全不同的虚词，我们只要掌握它们在古代的意义和用法就行了，如《六国论》“而以六国破亡之颠故事”中的“故事”，但是，有些虚词，古今都用它，如《六国论》“至于颠覆，理固宜然”中的“颠覆”。这就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它们之间的不同，要用分析的眼光去逐字审阅，不要以今律古。

3，辨析同一虚词的不同用法。

文言虚词使用频率高，用法灵活多变，一个虚词往往兼有多种词性，表达多种语法关系，如“而”，可以作连词用；也可以作代词用。作连词用可以表示并列关系，可以表示偏正关系，可以表示承接关系，可以表示递进关系，还可以表示转折关系。

4，体察虚词表达的不同语气。

古人称虚词为“辞”、“语辞”、“语助”，可见，虚词在表达语气方便的重要。一段文言文，如果没有虚词连缀其中，就会丢掉“性情”，失去活力。若不用虚词，就表达不出说话人在表面上的自谦中隐含的抱怨和得意之情。学习文言文，我们要反复吟咏，体察虚词所表达的语气，并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如：“夫”、“盖”常表示发语，“者”常表示提顿，“得无”、“无乃”常表示推测、反问等。常用的文言虚词只有几十个。越是常用的虚词，用法往往越是灵活。如果确实掌握了它们的意义和用法，阅读时就可以扫除虚词方便的一大障碍。

三，掌握词类的活用现象。

文言中有些实词在句子中临时改变了它的语法功能，词的词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这就是词的活用。如果一个词已经活用成了别的词，我们还按其原来的用法去解释，就会讲不通。因此，掌握词类活用的基本规律，结合具体语镜，分析其用法和理解其意义，对我们学习文言文来说是很重要的。词类活用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 动词、形容词、名词的使动用法。

动词、形容词、名词用作有“使”、“令”意义的动词，具有“使宾语怎么样”的意思，这就是使动用法。 在古代汉语中，动词的使动用法一般只限于不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本来不带宾语，用于使动时，后面就带宾语，但这种情况较少。及物动词的使动用法，在中古以后就改变了读音，例如：“晋侯饮（yìn）赵盾酒”，这就与及物动词的其他用法区别开来了，但并不能一概而论。

2， 形容词、名词的意动用法。

这是指形容词、名词用作有“认为”、“以为”意义的动词，表示主语认为宾语怎么样或者主语把宾语当作什么。

3， 名词用作动词。

名词活用作动词后，就具有动词的语法特点，不再表示人或物，而是表示与这个名词有关的动作、行为。例如：“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籍：登记。《鸿门宴》）。名词的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都属于名词用如动词，在古代汉语中，名词作使动、意动的较少，但用着一般动词的则相当普遍。在古代汉语中，方位名词也常作动词。

4， 名词作状语。

在古代汉语中，名词常用作状语，直接修饰、限制动词谓语，表示动作、行为的状态、方式、处所、凭借的工具等。

另外，我们还要注意三个问题：

一是要注意区别意动和使动。在这里，我们提供两种区别方法：

第一，使动用法是主语使宾语怎么样，是客观的，而意动用法则是主语以为或认为宾语怎么样，是主观的看法，客观不一定必然如此。

第二，动词、名词活用为动词的，一般情况不用于意动（动词本身就无意动用法，而形容词活用为动词的，用作使动和意动却常见）。

二是要注意词类活用的条件。要鉴别一个词是否已活用成另一类词，主要是看它在句子中所处的地位，前面有哪些词类和它相结合，构成什么样的句法关系，具备了哪些语法特点等。名词、形容词的使动用法和意动用法，以及名词用如动词，都是名词、形容词活用为动词，这可以从它们的语法条件的变化看出来。下面举出名词、形容词活用为动词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语法条件。

1，两个名词连用，如果既不是并列结构，又不是偏正结构，则前一个名词常就活用为动词，后一个名词作它的宾语，两个名词连用，有时还可以是主谓结构，前一个名词作主语，后一个名词活用为谓语，

2，名词、形容词放在“所”字后面活用为动词。例如：“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

　3，名词、形容词放在“能”、“可”、“欲”等能愿动词后面，活用为动词。例如：“子谓公冶长：‘可妻也……’”。

4，名词放在副词后面活用为动词（副词在句子中一般只作动词或形容词的修饰语）。例如：“秦师遂东”。

5，名词、形容词放在“之”、“我”等代词前面，活用为动词。例如

　　“下之，小之……，不外是矣”。

6，名词后面用介词结构作补语，这个名词活用为动词。例如：“晋师军于庆柳”。

　　7，名词用“而”连接时，活用为动词。例如：“隆礼尊贤而王”。

三是要注意弄清楚一个问题：词类的活用，是说某个词本来属于某一词类，只是入句后临时具有另一词类的性质，不是说这个词属于两个词类。例如：我们不能说“晋师军于庆柳”中的“军”既是名词，又是动词。

四，注意掌握几种常用句式。

文言常用句式和现代汉语的常用句式基本上是相对的，我们主要要掌握判断句、疑问句、被动句、省略句和变式句五种句式。

1， 判断句。

判断句是对事物的性质、情况、事物之间的关系作出肯定或否定判断的句子。在现代汉语中，一般要用判断词“是”表示判断，而文言中的判断句一般不用判断词，而是直接用名词或名词短语作谓语表示判断，并且往往借助某些助词、语气词、副词来表示或加强判断语气。主要形式有：

⑴，主语后面用助词“者”表示提顿，谓语后面用语气词“也”煞尾。

⑵，只在主语后面用“者”表示提顿。

⑶，只在谓语后面用“也”煞尾。

⑷，“者”、“也”都不用。

⑸，谓语前用副词“乃”、“即”、“必”“则”等加强语气。

⑹，用“为”表示肯定判断。

⑺，用副词“非”表示否定判定。

⑻，用“是”作判断动词，文言文中也有。

2， 被动句。

被动句的主语不是谓语动词所表示的行为的发出者，而是行为的接受者。文言中，常常借助一些介词、助词来表示被动，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⑴，用介词“为”引进行为的主动者。

⑵，用介词“于”引进行为的主动者。

⑶，用助词“见”表示被动。

⑷，用介词“被”表示被动。

⑸，用“为……所……”的格式表示被动。

⑹，用“见……于……”的格式表示被动。

3， 省略句。

文言句子中有一些组成成分，习惯上常常省略,翻译成现代汉语时需要补充。常见的有以下几种情况：

①， 省略主语。包括承前省、蒙后省、自述或对话省。

②， 省略谓语动词。例如：“一股作气，再（鼓）而衰，三（鼓）而竭

③， 省略宾语。

④， 省略介词“于、“以”。

4， 疑问句。

文言中的疑问句，一般要用疑问代词或疑问语气词提出问题。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⑴， 用疑问代词提出问题。

⑵， 用疑问语气词提出问题。

5， 变式句。

文言中，有些句子的语序和现代汉语里相对应的句式不同，常见的有以下四种情况：

⑴，主谓倒装句。

⑵，宾语前置。

宾语前置有以下几种情况：

①， 凝问代词作宾语，宾语前置。

②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宾语前置。

③用“之”或“是”把宾语提前到动词前，以加重语气。

⑶定语后置。文言中，一些修饰性的定语常置于中心语之后。

⑷，介词结构后置。在现代汉语里，介词结构常放在动词前作状语，古代汉语里有些则置后作补语。

五，掌握文言文翻译的基本方法。

文言文翻译的基本方法可归结为增、调、留、换四字。

第一，赠。古代汉语同现代汉语一样，为了使语言精炼简洁，都有省略现象，而且比现代汉语更为普遍。从省略的方式说，有承前省，蒙后省和对话省；从省略的内容来说，既可是主语、谓语、宾语，又可以是介词词根。我们阅读文言文时，遇到这种省略情况，要把省略的成分补充出来，以便正确理解文意。

在古代汉语中，量词较之临近的数词，是一种很不发达的词类，动量词在先秦不存在，物量词也不多见，现代汉语又是量词很丰富的一种语言。因此，我们在翻译文言文时，要找出相应的量词补充进去。

第二，调。古代汉语词序有些特殊的规律，诸如宾语前置、定语和状语后置、主语倒装等。翻译这些句子时，如果仍然按原文的词序，就容易使人费解，产生歧义，造成理解错误。因此，我们必须根据古今汉语词序变化的规律，对原文进行调整，使之符合现代汉语词序特点，这就是“调”。

文言文，尤其是韵文中，常有一种“倒文”的语言现象。这种倒文或“语急而文倒”，或“倒文以协韵”。我们阅读古文时，遇到“倒文”这种语言现象，就必须根据内容，颠倒过来进行翻译。

第三，留。“留” 即保留原文不译，如国名、地名、人名、官名、朝代名、帝号，以及某些典章制度的名称和度量衡标准等，均不译。

一些基本词汇，如“人”、“手”、“山”、“水”、“牛”等反映自然界中常见的事物，古今意义相同，翻译时保留不译。如果不是基本词，但今天仍沿用的一些词语，也不必翻译。

　　此外，古人为了增强作品的艺术效果，常引用诗句、民谣、格言、谚语进入自己的作品之中。例如：“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三峡》），这句民谣就保留不译，否则就会失去引诗所特有的韵味。

第四，换。汉语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许多文言单音词不能在现代汉语中灵活运用，只能充当双音词的一个词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