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因为这个古籍记载的东西颠覆了如今考古界或者说整个史学界对于这段历史的认知，这36万册古籍全是秦简，记载的是秦朝的历史。专家们是在湖南的一个小镇中发现的这些古籍，这个湖南小镇叫做里耶，所以这个里耶小镇又被称为秦朝秦简的故乡。

发现这些古籍的经历也蛮好玩的，当时有一群专家来到里耶考古，在这里发现了6000年前的人类活动遗址。紧接着，他们又发现了一口古井。这口古井的历史就没有那么长了，但是也有着上千年的岁月。在这个古老的井中，专家们发掘出了大量的古籍，有36万册之巨，而且在附近还发现了大量的兵器。

经过鉴定，发现这些东西是秦朝的，古籍就是秦简。但是当专家解读了秦简上的东西后却大吃一惊。因为这个秦简记载的似乎不同于人们所了解的历史，从出土的秦简和兵器来看，这里曾经是秦楚大战的战场之一。而楚怀王是一名宠信奸臣的昏庸皇帝，所以楚国的战斗力其实比不上经过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即使如此，秦楚之战也是整整打了一年才结束。

这一批秦简解开了很多历史的谜题，给我国研究秦朝历史做出巨大的贡献。其中记载着在这里居住的少数民族是怎样生存、发展并进行文化交流的。还有就是，在秦楚战争结束后，这里的人们是如何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等等一系列重大史实。因为这些秦简记载的东西，让专家们发现了秦朝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专家们都觉得相当不可思议，这也侧面反映出，读史书也要辩证地读。

董永和七仙女的传说，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人们在津津乐道传说的同时，对 历史 上究竟有没有董永？以及董永究竟是哪里人？更喜欢刨根问底。

尽管是传说故事，但在古代史书古籍里还真有所记载。

《汉书·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记载，董永的曾祖父董忠，是汉宣帝的侍卫公元前66年，在平息霍光之子霍禹谋反事件中有功，被朝廷封为“高昌侯”，赐千户。后其子董宏、孙董武、曾孙董永世袭继承爵位。属“千乘人”的官宦富豪。因董宏“佞邪”而剥免了封位，星转斗移，到董永这辈已一贫如洗，成了“穷小子”。

晋朝干宝著的《搜神记》中，“永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意思是：董永早年死了父亲，与父亲相依为命。父亲耕田种地，董永推车跟着帮父亲料理农事。后来父亲死了，没钱埋葬，只好卖身为奴，换些钱粮，为父亲操持丧事。

在《搜神记》里，董永是个汉代农民，而且还是个“穷小子”，属于生活在 社会 最底层的“贫下中农”。

不管是由“千乘人”变为穷小子，还是压根儿就是个穷小子。董永，在 历史 上都是真实的。

董永能被后人传颂，除了找了个“七仙女”当老婆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董永是孝子。他卖身葬父的行为，符合古代传统道德思想，值得人们赞誉和推崇。就是放到现今 社会 ，那也应该是值得褒奖的“道德模范”。

至于“卖身葬父”，这也是有根据的。“卖身葬父”的最早版本是汉代刘向的《孝子传》。而且记述得十分详细：前汉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独养父。父亡，无以葬，乃从人贷钱一万。···无钱还君，以身作奴······。因刘向的《孝子传》佚失，后晋干宝的《搜神记》，宋《太平御览》等都有相应转引。

下面我再着重说说史书古籍对“董永和七仙女”故事的记载。

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发生在董永“卖身葬父”之后。最早提及“董永遇仙”的是曹植在悼念父亲曹操的《灵芝篇》。其中写道：“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债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

最早对“董永遇仙”作开放式生动描述的，还是《搜神记》。原文为：“道逢一妇人，曰：愿为子妻，遂与之俱”。大概意思是，董永卖身葬父后，在去债主家打工还债的路上，遇到一个漂亮姑娘，姑娘主动提出要做他老婆。董永推脱不过，遂答应姑娘，结为夫妻。

更为生动的是，姑娘随董永到了债主家，跟董永一起打工还债。打工还债中，男耕女织。七仙女成了“日织千丈”的“天之织女”。

织女，在古代文献里究竟是什么人？司马迁的《史记· 天官书》中说“织女，天之孙也。这让人们又联想到另外一个神话故事——《牛郎织女》。这牛郎的媳妇也是织女啊。

在早期传说中，董永和牛郎的妻子都是”织女“。那天帝的孙女，怎么可能既是董永的老婆，又是牛郎的妻子呢？怎不”1女嫁2夫“了？这可有悖伦理啊！ 于是，在隋唐时期，”人仙之恋“符合道德伦理，人们借天上有三颗织女星，把一织女，换说成”三织女“。为了让”三织女“深入人心，古人还借用了《史记·殷本纪》中”三人行浴“的传说，演绎出”三织女浴于池“的故事。这样一来，董永跟牛郎就成”连襟“了。你说有趣不？

最后，我再说说董永究竟是哪里人？

隋唐之前， 历史 上的”千乘人“董永是山东人；到了唐代，因《董永变文》里面有”孝感先贤说董永“，董永成了湖北孝感人；宋代以后，董永又成了“江苏人”、“安徽人”、“河南人”、”河北人“、“山西人”等等。其中，董永是“江苏人”更有说服力。因为“家住丹阳，姓董名永”嘛！可江苏有三个丹阳。一是镇江丹阳；二是南京旁边的安徽当涂小丹阳；三是东台的丹阳。更有说服力的当然是镇江丹阳。因为明嘉靖唱本《织锦记》里明明写着：“董永，字延年。润州丹阳县董槐村人”。

作为土生土长的丹阳人，我更相信，董永是我们镇江丹阳人。

（吴志阳）

中国人讲究“礼义仁智信”，其中的“信”含义是信用，引申为说话算话、讲信用、守承诺。

信这个词是做人做事的根本，不论是对个人，还是社会、国家，这都是立足的根本。

“信”本是一个形声字，从“千”声，或从“身”声，包含着对人言诚信的期望。“信”字在战国时代大量用于人名、封君名，还作为吉语铭刻在印章中，这个时期的名人比如信陵君。

《说文解字》：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㐰，古文从言省。訫，古文信。息晋切。这里其实说得很明白，信的意思就是诚意，两个字连起来就是诚信，是我们现代依然推崇的做人做事的态度。

“人不食言是为信”，说的就是一个人说话算话，这就是信用，承诺。遵守承诺是一个人最高的品质，从几千年前就开始提倡这种品质，并且把一些拥有这种美好品质的人尊称为“信者”，甚至在他们的称呼中加入信这个字。

我们现在一般都说诚信，这两个字是一体的，现代人对诚信更加看重，这是一种依然美好的品质。

不论是对一个人、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国家、整个社会，诚信都说为人处世的根本。一个人不讲诚信就没有人愿意和他交往，同理一个国家不讲诚信也必然遭到其他国家的抵制。诚信更多时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生活在社会当中，必然要诚实守信，做到重承诺。每个人的忍耐都有限的，可以容忍你一次两次的不守承诺，但是绝对不会有第三次。

俗话说“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其实古人从很早开始就明白了诚信的重要，明白不守信可能带来的后果。到今天这么多年过去了，几千年的传统更是不能丢，我们更应该保持这种良好的社会风俗，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信用、受爱戴的人。

至于一个国家，诚实守信是根本，是国家良好风气的基础。

古人的智慧放到今天依然有用，并且用处一点都没有减少。老祖宗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财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将这些思想发扬光大，让我们生活的社会更加美好。

对于整个国家来说，人民诚实守信，这个国家整体的风气就会变好，我们国家的形象也会日渐强大。

烽火传军情、鸿雁传书、青鸟传书、黄耳传书、风筝通信、灯塔、通信塔、信号旗、旗语。请笑纳。概述

在远古时候，我国使用击鼓传递信息，最早当在原始社会末期。

到西周时候，我国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邮驿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邮驿通信逐渐完备起来。

三国时期，曹魏在邮驿史上最大的建树是制定《邮驿令》。

隋唐邮传事业发达的标志之一是驿的数量的增多。

我国元朝时期，邮驿又有了很大发展。

清代 邮驿制度改革的最大特点是“邮”和“驿”的合并。

清朝中叶以后，随着近代邮政的建立，古老的邮驿制度就逐渐被淘汰了。

通信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重要手段，其历史悠久，因此在古今中外都产生了很多与之相关的趣闻。我们的祖先在没有发明文字和使用交通工具之前，就已经能够互相通信了。当时人们通信，很可能是采取以物示意的通信方法。我国古代民间有种种通信方式。古时写信用绢帛，把信折叠成鲤鱼形。唐朝李商隐《寄令狐郎中》诗：“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古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有“客从远方来，遣我双鲤鱼”之语。

汉代时苏武出使匈奴，被流放在北海边牧羊，与朝廷联系中断。苏武利用候鸟春北秋南的习性，写了一封信系在大雁的腿上。此雁飞到汉朝皇家的花园后，皇帝得知了苏武的情形。朝廷据此通过外交途径把他接了回来。

唐玄宗时，首都长安有一富翁杨崇义，家中养了一只绿色鹦鹉。杨妻刘氏与李某私通，合谋将杨杀害。官府派人至杨家查看现场时，挂在厅堂的鹦鹉忽然口作人语，连叫“冤枉”。官员感到奇怪，问道：“你知道是谁杀害杨崇义的？”鹦鹉答：“杀害家主的是刘氏和李某。”此案上报朝廷后，唐玄宗特封这只鹦鹉为“绿衣使者”。

烽火传军情

“烽火”是我国古代用以传递边疆军事情报的一种通信方法，始于商周，延至明清，相习几千年之久，其中尤以汉代的烽火组织规模为大。在边防军事要塞或交通要冲的高处，每隔一定距离建筑一高台，俗称烽火台，亦称烽燧、墩堠、烟墩等。高台上有驻军守候，发现敌人入侵，白天燃烧柴草以“燔烟”报警，夜间燃烧薪柴以“举烽”（火光）报警。一台燃起烽烟，邻台见之也相继举火，逐台传递，须臾千里，以达到报告敌情、调兵遣将、求得援兵、克敌制胜的目的。

在我国的历史上，还有一个为了讨得美人欢心而随意点燃烽火，最终导致亡国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周灭商后建都镐京，历史上称作西周。初期，周王为巩固国家政权，先后把自己的兄弟、亲戚、功臣分封到各地作诸侯，建立诸侯国，还建立了一整套制度，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鸿雁传书

“鸿雁传书”的典故，出自《汉书•苏武传》中“苏武牧羊”的故事。据载，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汉朝使臣中郎将苏武出使匈奴被鞮侯单于扣留，他英勇不屈，单于便将他流放到北海（今贝加尔湖）无人区牧羊。19年后，汉昭帝继位，汉凶和好，结为姻亲。汉朝使节来凶，要求放苏武回去，但单于不肯，却又说不出口，便谎称苏武已经死去。后来，汉昭帝又派使节到匈奴，和苏武一起出使匈奴并被扣留的副使常惠，通过禁卒的帮助，在一天晚上秘密会见了汉使，把苏武的情况告诉了汉使，并想出一计，让汉使对单于讲：“汉朝天子在上林苑打猎时，射到一只大雁，足上系着一封写在帛上的信，上面写着苏武没死，而是在一个大泽中。”汉使听后非常高兴，就按照常惠的话来责备单于。单于听后大为惊奇，却又无法抵赖，只好把苏武放回。

有关“鸿雁传书”，民间还流传着另一个故事。唐朝薛平贵远征在外，妻子王宝钏苦守寒窑数十年矢志不移。有一天，王宝钏正在野外挖野菜，忽然听到空中有鸿雁的叫声，勾起她对丈夫的思念。动情之中，她请求鸿雁代为传书给远征在外的薛平贵，但是荒郊野地哪里去寻笔墨？情急之下，她便撕下罗裙，咬破指尖，用血和泪写下了一封思念夫君、盼望夫妻早日团圆的书信，让鸿雁捎去。

以上两则“鸿雁传书”的故事已经流传了千百年，而“鸿雁传书”也就渐渐成了邮政通信的象征了。

鱼传尺素

在我国古诗文中，鱼被看作传递书信的使者，并用“鱼素”、“鱼书”、“鲤鱼”、“双鲤”等作为书信的代称。唐代李商隐在《寄令狐郎中》一诗中写道：“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古时候，人们常用绢帛书写书信，到了唐代，进一步流行用织成界道的绢帛来写信，由于唐人常用一尺长的绢帛写信，故书信又被称为“尺素”（“素”指白色的生绢）。因捎带书信时，人们常将尺素结成双鲤之形，所以就有了李商隐“双鲤迢迢一纸书”的说法。显然，这里的“双鲤”并非真正的两条鲤鱼，而只是结成双鲤之形的尺素罢了。

书信和“鱼”的关系，其实在唐以前早就有了。秦汉时期，有一部乐府诗集叫《饮马长城窟行》, 主要记载了秦始皇修长城，强征大量男丁服役而造成妻离子散之情，且多为妻子思念丈夫的离情，其中有一首五言写道：“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上言长相思，下言加餐饭。”这首诗中的“双鲤鱼”，也不是真的指两条鲤鱼，而是指用两块板拼起来的一条木刻鲤鱼。在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之前，没有现在的信封，写有书信的竹简、木牍或尺素是夹在两块木板里的，而这两块木板被刻成了鲤鱼的形状，便成了诗中的“双鲤鱼”了。两块鲤鱼形木板合在一起，用绳子在木板上的三道线槽内捆绕三圈，再穿过一个方孔缚住，在打结的地方用极细的粘土封好，然后在粘土上盖上玺印，就成了“封泥”，这样可以防止在送信途中信件被私拆。至于诗中所用的“烹”字，也不是去真正去“烹饪”，而只是一个风趣的用字罢了。

青鸟传书

据我国上古奇书《山海经》记载，青鸟共有三只，名曰诏兰、紫燕（还有一只青鸟的名字笔者没有查阅到），是西王母的随从与使者，它们能够飞越千山万水传递信息，将吉祥、幸福、快乐的佳音传递给人间。据说，西王母曾经给汉武帝写过书信，西王母派青鸟前去传书，而青鸟则一直把西王母的信送到了汉宫承华殿前。在以后的神话中，青鸟又逐渐演变成为百鸟之王——凤凰。

南唐中主李璟有诗“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唐代李白有诗“愿因三青鸟，更报长相思”，李商隐有诗“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崔国辅有诗“遥思汉武帝，青鸟几时过”，借用的均是“青鸟传书”的典故。

黄耳传书

信鸽传书，大家都比较熟悉，因为现在还有信鸽协会，并常常举办长距离的信鸽飞行比赛。信鸽在长途飞行中不会迷路，源于它所特有的一种功能，即可以通过感受磁力与纬度来辨别方向。

信鸽传书确切的开始时间，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但早在唐代，信鸽传书就已经很普遍了。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一书中有“传书鸽”的记载：“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足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张九龄是唐朝政治家和诗人，他不但用信鸽来传递书信，还给信鸽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飞奴”。此后的宋、元、明、清诸朝，信鸽传书一直在人们的通信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我国的历史记载上，信鸽主要被用于军事通信的目的。譬如在公元1128年，南宋大将张浚视察部下曲端的军队。张浚来到军营后，竟见空荡荡的没有人影，他非常惊奇，要曲端把他的部队召集到眼前。曲端闻言，立即把自己统帅的五个军的花名册递给张浚，请他随便点看哪一军。张浚指着花名册说：“我要在这里看看你的第一军。”曲端领命后，不慌不忙地打开笼子放出了一只鸽子，顷刻间，第一军全体将士全副武装，飞速赶到。张浚大为震惊，又说：“我要看你全部的军队。”曲端又开笼放出四只鸽子，很快，其余的四军也火速赶到。面对整齐地集合在眼前的部队，张浚大喜，对曲端更是一番夸奖。其实，曲端放出的五只鸽子，都是训练有素的信鸽，它们身上早就被绑上了调兵的文书，一旦从笼中放出，立即飞到指点的地点，把调兵的文书送到相应的部队手中。

风筝通信

我们今天娱乐用的风筝，在古时候曾作为一种应急的通信工具，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传说早在春秋末期，鲁国巧匠公输盘（即鲁班）就曾仿照鸟的造型“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这种以竹木为材制成的会飞的“木鹊”，就是风筝的前身。到了东汉，蔡伦发明了造纸术，人们又用竹篾做架，再用纸糊之，便成了“纸鸢”。五代时人们在做纸鸢时，在上面拴上了一个竹哨，风吹竹哨，声如筝鸣，“风筝”这个词便由此而来。

最初的风筝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而制作的，它的主要用途是用作军事侦察，或是用来传递信息和军事情报。到了唐代以后，风筝才逐渐成为一种娱乐的玩具，并在民间流传开来。

军事上利用风筝的例子，史书上多有记载。汉初楚汉相争时，刘邦围困项羽于垓下，韩信向汉王刘邦建议用绢帛竹木制作大型风筝，在上面装上竹哨，于晚间放到楚营上空，发出呜呜的声响，同时汉军在地面上高唱楚歌，引发楚军的思乡之情，从而瓦解了楚军的士气，赢得了战事的胜利。

竹筒传书

在我国历史上，还有用竹筒传书的故事哩。

竹筒传书的故事，得从隋文帝开皇十一年（590年）说起，那年十一月，南方各地纷纷发生叛乱，为了平定叛乱，稳定江山，隋文帝紧急下诏，任命杨素为行军总管，率军前去讨伐。

杨素率领水军渡江进入江南，接连打了好几个胜仗，收复了京口、无锡等地，士气非常旺盛。于是，杨素一鼓作气，率领主力部队追踪叛军，一直追到了海边。面对绵延的山脉和茫茫的大海，杨素一面命令大部队就地驻扎，一面指派行军总管史万岁率领军队两千人，翻山越岭穿插到叛军的背后发动进攻。

史万岁率部猛进，转战于山林溪流之间，前后打了许多胜仗，收复了大片的失地。当他想把胜利的战况向上级汇报时，却因交通的阻绝和信息的不畅而无法与大部队取得联系。一日，他站在山顶临风而望，看到前面茂密的竹林正波浪状随风而舞，忽有所悟，立即派人截了一节竹子，把写好的战事报告装了进去，封好后放入水中，任其漂流而下。几天后，有一个挑水的乡人看到了这个竹筒，便打捞起来打开一看，发现了史万岁封在里面的报告，便按报告上的提示将它送到了杨素手中。史万岁一去无音讯，不知生死，为此杨素正焦急不安，忽见乡人送来报告，大喜过望，立即把史万岁部队接连取得胜利的战况向朝廷作了报告。隋文帝听到喜报，龙颜大悦，立即提拔史万岁为左领军将军。然后，杨素率领大部队，继续乘胜追击反隋散兵，没用多久，就彻底平定了叛乱。

灯塔

灯塔起源于古埃及的信号烽火。世界上最早的灯塔建于公元前7世纪，位于达尼尔海峡的巴巴角上，像一座巨大的钟楼矗立着。那时人们在灯塔里燃烧木柴，利用它的火光指引航向。

公元前280年，古埃及人奉国王托来美二世菲莱戴尔夫之命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对面的法罗斯岛上修筑灯塔，高达85米，日夜燃烧木材，以火焰和烟柱作为助航的标志。法罗斯灯塔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1302年毁于地震。9世纪初，法国在吉伦特河口外科杜昂礁上建立灯塔，至今已两次重建，现存的建于1611年。

在古老的灯塔中，意大利的莱戈恩灯塔至今仍在使用。这座灯塔是建于1304年，用石头砌成，高50米。美国第一座灯塔是建于1716年的波士顿灯塔。此后，1823年建成透镜灯塔，1858年建成电力灯塔，1885年首次用沉箱法在软地基上建造灯塔，1906年落成第一座气体闪光灯塔。1850年，全世界仅有灯塔1570座，1900年增到9400座。到1984年初，包括其他发光航标在内，灯塔总数已超过55000座。

通信塔

18世纪，法国工程师克劳德查佩成功地研制出一个加快信息传递速度的实用通信系统。该系统由建立在巴黎和里尔230千米间的若干个通信塔组成。在这些塔顶上竖起一根木柱，木柱上安装一根水平横杆，人们可以使木杆转动，并能在绳索的操作下摆动形成各种角度。在水平横杆的两端安有两个垂直臂，也可以转动。这样，每个塔通过木杆可以构成192种不同的构形，附近的塔用望远镜就可以看到表示192种含义的信息。这样依次传下去，在230千米的距离内仅用2分钟便可完成一次信息传递。该系统在18世纪法国革命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信号旗

船上使用信号旗通信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旗号通信的优点是十分简便，因此，即使当今现代通信技术相当发达，这种简易的通信方式仍被保留下来，成为近程通信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进行旗号通信时，可以把信号旗单独或组合起来使用，表示不同的意义。通常悬挂单面旗表示最紧急、最重要或最常用的内容。例如，悬挂A字母旗，表示"我船下面有潜水员，请慢速远离我船"；悬挂O字母旗，表示"有人落水"；悬挂W字母旗，表示"我船需要医疗援助"等等。

旗语

在15－16世纪的200年间，舰队司令靠发炮或扬帆作训令，指挥属下的舰只。1777年，英国的美洲舰队司令豪上将印了一本信号手册，成为第一个编写信号书的人。后来海军上将波帕姆爵士用一些旗子作"速记"字母，创立了一套完整的旗语字母。1805年，纳尔逊勋爵指挥特拉法加之役时，在阵亡前发出的最后信号是波帕姆旗语第16号："驶近敌人，近距离作战。"

1817年，英国海军马利埃特上校编出第一本国际承认的信号码。舫海信号旗共有40面，包括26面字母旗，10面数字旗，3面代用旗和1面回答旗。旗的形状各异：有燕尾形、长方形、梯形、三角形等。旗的颜色和图案也各不相同。

亦真亦假，司马迁也是根据史书编写的《史记》，而历史则是由胜利的一方来撰写的，自然避免不了被夸张化，但是《史记》也只是仅仅记载了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所以看历史一定要在客观的角度上去了解当时的起因经过结果，历史本就是不公平的，如果只是"我觉得之类的"那是不够的，所以就对历史而言，相信则有，不信则无。

公元279年，西晋咸宁年间，一个名叫班的盗墓贼在战国时期盗掘魏王襄墓时，发现了几十张满是古籍的竹简。晋人奉命整理散落的竹简，并用当时的俗语研究和修订《释义》，记载了夏商年间的13部史记，被称为《编年史》，后人称之为《竹书纪年》。

1、纪年史书：

这是一部纪年史书，记载了从夏朝到魏晋湘王的重要历史史记。这本书的期限大约是公元前300年。它是由战国时期的金魏史官组成的。这比司马迁的史料早了两百年，对研究先秦史有很大帮助。从某种意以上说，具有研究价值的竹编年鉴在史学界应该具有很高的地位。

2、颠覆了我们的历史观：

事实上，《竹志》并没有得到传统史学界的认可，历代史记都嗤之以鼻，认为它是一本“另类的书”。因为竹志的内容太骇人听闻，几乎与史料背道而驰，完全颠覆了我们的历史观。例如，在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在史料中，它是一种美丽和平的治国之道。

3、政治服务的可能性：

史料记载的先秦时期太过理想化，古代先民比后人文明，这是不对的。至少在我看来，人类的发展永远不会从文明到野蛮，从高雅到血腥。历史的车轮会停一小会儿，或者向后退一点。它永远不会倒退。在没有先进的生产方法、食品和道德理论的情况下。在古代，先民的时代应该是黑暗的，是血腥阴谋的残酷斗争，是生命危险的斗争，这是符合人性的。关于儒学史记，如《史记》有许多问题，但不能断定《竹志》是真的。因为《竹志》也有主观编纂的嫌疑，其记载的内容不排除为政治服务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竹志》由《春秋》三传时期的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的魏国史官编撰。历史上，《春秋》三传战国时期，礼乐崩塌，诸侯尽可能早地隶属于皇帝。作为魏国的参与者，它很可能通过《竹志》来宣传自己的合法性。因为根据竹书记载，古代没有退位，只有血腥政变。自古就有。就这样，赵、魏、汉三家分晋甚至独立自主地成为了国王，说他们的行为符合史记大局，合理合法，没有道德谴责。虽然竹志比儒家史书更接近人性，但其真实性也值得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