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穆的公堂，头顶着“明镜高悬”匾额的县太爷端坐在公案之后，如狼似虎的衙役分列两班，惊堂木一声脆响：“升堂——噢——”这样的场景桥段，在影视作品中屡见不鲜。

       县令是一县父母，一般也是主审法官。端坐于左右的是由县丞、县尉以及主簿组成的陪审团队。他们不是县官的私人幕僚，而是由朝廷指派。这些人或依职权，或经授权，可以主审官的身份处理刑事、民事案件。

击鼓原是下班号

       一有冤情，便可“击鼓”？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大堂前所设的那面大鼓，本来是为宣告县太爷下班所用，到明清时期才作为紧急情况下来不及写诉状的百姓鸣冤使用。

　普通老百姓要打官司，须先递状子。所谓的状子，官方称谓“诉状”，颇似今天的起诉书。这份状纸，两造具备，案由与事实清楚，笔法老练，严格遵循着诉状的法定格式，极有可能出自持有官府颁发执照的法律文书撰写人——“代书”之手。

口供、五听和刑讯

       如此一番折腾之后，方能进入正式的审判。按照审判程序的规定，先审原告，再审被告，其后询问证人。原告和被告所请的讼师是不能出现在庭上的，只能在下面帮助当事人出出主意。审理开始，原告跪在公案左边的原告石上，按照要求，将案由和事实陈述清楚。然后拘唤被告，被告的位置在公案右边的被告石上，法官将根据原告的控诉，讯问被告。如果被告不服，则询问证人。证人证言可能会出现两种情况，证言与原告指控相吻合，则继续讯问被告；如证言各执一词，则使原告、被告、证人当堂对质。

       口供，主要指被告人的供词，在证据制度中占据最重要地位。古代法官对口供非常重视，审判程序围绕口供的取得进行，最终的判决也建立在口供基础之上。口供作为古代诉讼证据之王的地位，随着“五听”狱讼审案方式的应用而确立，并在后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这也是讼棍能够成为一种职业的缘故。

　五听是一种通用审讯方法，早在西周时代就已应用在司法实践中。一曰辞听，即所谓听其言词，理屈则辞穷；二曰色听，即所谓察其颜色，理屈则面红耳赤；三曰气听，即听其气息，理屈则气不顺；四曰耳听，即审其听觉，理屈则听不清；五曰目听，观其双目，理屈则眼神闪烁。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包含了某些生理学、心理学的方法，含有科学成分，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古代不像现在的公检法三驾马车，而是三权一统，集中在主审官的手中。

       刑讯是获得口供的法定手段。为了避免刑讯滥用而造成冤狱，法律对于刑讯程序的规定非常严格。所谓的“大刑伺候”，主要就是打板子。例如在唐代，刑讯时使用长三尺五寸，大头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的专用讯囚杖，只能击打背、腿、臀，且要求这三个部位受刑相等。刑讯不能超过三次，用刑总数不能超过二百下。如果达到了法定的考囚次数被告人仍不肯招认，便可以取保，并反过来拷问原告人。

结案判词花样多

　案件审理完毕，即进入结案程序。古代对案件的审结都要求司法官吏能引用法律、依据事实做出判决。与现代法院的制式判词不同，古人的判词非常简练，花样多多，有公文体，也有带着浓烈文艺气息的骈文体，甚至还有对句和诗词，透出强烈的个人风格。

　很多著名的判词流传下来，为后人所津津乐道。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便曾以一首七律为轰动一时的潍县僧尼私通案作判，判其还俗完婚。诗云：“一半葫芦一半瓢，合来一处好成桃。从今入定风波寂，此后敲门月影遥。鸟性悦时空即色，莲花落处静偏娇。是谁勾却风流案，记取当年郑板桥。”意思是，尔等可要记得我郑板桥的仁爱和宽厚哟，搁了别的主审官的话，你二人怕是不仅结不成夫妇，还可能以妨害风化罪受到处罚，怎么说也是一和尚一尼姑嘛。而事实上也真如此，由于主审的县令不同而导致案件性质大相径庭的案例不在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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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盐商被授予绝对垄断经营权，坐收暴利，过着豪奢的生活，但他们的垄断经营权同时也是官府牟利的工具，从而埋下了衰弱的隐患。在官盐难以保证朝廷和官府的财政收入的时候，取消盐商的垄断权，以新制度取代旧制度，已成定局。

交纳巨额银两取得垄断经营权，盐商坐收暴利

盐在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是一个长期被垄断经营的对象，汉代与唐代都曾把垄断盐利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但是，授予盐商绝对的垄断经营权，这是明清时期才有的事。

明初，因为北方边境大量囤兵以防御蒙古势力，所以朝廷规定盐商必须先纳粮到边塞，然后由官府视纳粮的多少颁发盐引，商人拿到盐引后才可以到盐场领盐行销，这种制度叫做“开中法”。到了明中叶，开中法逐渐废弛，出现了盐引卖不动的局面。

万历四十五年（1617），负责整顿盐政的袁世振开始推行“纲法”来消化积压的盐引。他把商人手中的旧引分为十纲，编成册子。每年以一纲行旧引，九纲行新引。为了避免新的竞争，便于管理，商人的数量受到了严格控制。每年发行新引时，都以纲册原载的商人与引数为依据，册上无名者不得加入。这样一来，那些册上有名的商人（所谓“纲商”）就得到了政府特许的垄断经营权，可以借此攫取巨额利润，而且这种权利是可以世袭的。

清初沿袭了明代的盐法。盐商运销食盐，须先向盐运司交纳盐课，领取盐引，然后到指定的产盐区向灶户买盐，再贩往指定的行盐区（叫做“引岸”）销售。然而盐引并不能随便领取，商人必须以引窝为据，证明自己拥有运销食盐特权。为了得到引窝，商人又必须事先“认窝”，也就是交纳巨额银两取得官府授予的垄断经营权。

在盐法的实际运行过程中，盐商的角色发生了分裂，出现了窝商、运商、场商、总商等名目，他们在食盐的流通过程中各有不同的职能。窝商，也叫业商。清初本来没有窝商、运商之分，凡是有引窝的盐商都是自己运销食盐。之后，因为一些有引窝的盐商缺乏资本无力贩运，就将引窝租给无窝的商人经营，于是便有了窝商、运商之分。

窝商自己不经营盐业，而是纯粹靠出租引窝坐收巨利，是盐业垄断性的最突出的表现。运商，也叫租商。运商想要贩卖食盐，必须先向窝商缴付“窝价”，租取引窝，然后到盐运司衙门纳课领引，他们在食盐的流通过程中起着产地与销售地之间的桥梁作用。场商，是在指定的盐场向灶户收购食盐再转卖给运商的商人。他们攫取了收购盐场全部产盐的特权，所以往往采取不等价交换的手段，残酷剥削生产者。

明清时期的盐法采取这种“纲商引岸”制，背后有种种复杂的原因，但是最直接的原因在于明清时期的国家没有太多的力量直接控制社会经济，所以倾向于采取“包”的形式，抓住实力雄厚之人，责成他们承包到底。这一点，在总商的设置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总商，又名商总，是运商中家道殷实、资本雄厚的人，盐运司衙门指定他们为总商，把散商分隶于他们名下。每年征课办引的时候，总商要监督完成，还要负责查禁私盐，朝廷如有盐政方面的举措，也往往要与总商协商。

除垄断经营权之外，朝廷还给盐商以很多其他优惠条件。如允许他们“加价”（提高官定售盐价格）、“加耗”（增加每引的斤数）以及“借帑”（即从国库里借钱营运）。有了这样的保证，盐商可以说是坐收暴利。

在盐的收购、运输与销售各个环节，相关官员无不伸出贪婪的手

盐商虽然手握垄断经营权，可以牟取暴利，但是朝廷和官府并不是白给他们这些好处，而是指着他们增加财政收入，因此，他们的负担也很沉重。按照道光年间的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陶澍的说法：清朝初年，两淮盐区（行销的地方包括今天的河南、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六省）的正纲盐课银原有90余万两，加上其他杂款，也只有180余万两。但是到了乾隆年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400余万两银，是原额的好几倍。而到了嘉庆二十年（1815）之后，两淮盐区每年需要交纳的款项竟然达到800余万两之多。

盐商的负担还不止于行盐纳课，他们还要承受官员的额外盘剥。朝廷为了加强对盐课的征收，设置了各种机构和官员，这些官员除了领取俸禄之外，还有一笔丰厚的养廉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他们的贪污腐败行为。但是，他们仍然把盐商视为圈里的猪羊任意宰割，明勒暗扣，无止无休。

在盐的收购、运输与销售各个环节，相关官员无不伸出贪婪的手，雁过拔毛。道光朝的包世臣说：“淮商办运，纳请引、呈纲、力听钱粮，在运司一衙门，设收支、广盈、架阁、承发四房，出入各五、六次，遍历经、库、知、巡四首领，皆商厮名走司者主之，故商命每悬走司之手。然后转历分司、场员、坝员、监掣、批验、子盐各衙门，然后盐得上船赴岸。凡经一署，投一房，则有一次费。合计所费，殆浮正杂，而迂曲备至。”可见盐政衙门内部机构复杂，官员们层层盘剥，商人自有其苦衷。

当时有人指出，在所有需要与官府打交道的事情里，没有比盐商办盐更艰难繁重的了。合计下来，商人暗里支出的费用几乎相当于成本的一半。雍正时期，皇帝厉行改革，把很多陋规都进行透明化处理，确定下来，免得官员浮收。两淮盐区规定盐商要以“公务”的名义送给盐政每年8万两白银，以“薪水”的名义送给盐运司每年4万两白银。

此外，每逢盐运使有离任或外调的，盐商也都要照例馈赠一笔重金。盐官的收入如此丰厚，难怪大家都抢着要做。如巡盐御史一职，初时只有六品，却是人人艳羡的肥差，而且一般还轮不到别人，只能由相当于皇帝家奴的“内务府”官员担任。康熙朝时，内务府官员李煦长期担任两淮盐政，离任时他还恋恋不舍，一再上奏皇帝，请求再留一任。

需要指出的是，皇帝虽然屡次下旨严禁官员贪污腐败，但是实际上他们自己加给盐商的摊派是最大的。乾隆皇帝前后6次南巡，他口头上虽然说“一切出自内府，无烦有司供亿”，但是主要花费的都是长芦、两淮盐商的钱。盐商们争先恐后，各出奇招，以博皇帝的欢心，用度无算。

乾隆年间爆发的两淮盐引案，亏空达1000多万两，其中就包括“备办南巡出差银”。不仅如此，康乾以来，朝廷每次遇到重大军需、庆典、赈务、工程，需要花钱的时候，盐商们都得踊跃捐输，多则数百万，少则数十万。乾嘉年间，各地盐商报效捐输军需就达白银3000万两之多，其中两淮盐商为支持朝廷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从嘉庆四年（1799）到八年的短短4年之间连续6次捐输，共计白银550万两。

盐商引领奢侈生活方式，据说远在北京的西太后梳头时也要模仿扬州的妓女

盐商基本上垄断了全国的食盐销售，因此他们可以任意压低买价，抬高卖价，获取巨额利润。但是，由于传统经济与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他们倾向于用赚来的钱购买土地或者捐纳官职，而不是扩大再生产。此外他们会把大量的钱投入奢侈的生活消费中，其中尤以居住在扬州的两淮盐商为甚。

扬州是两淮盐运司衙门所在地，盐商多聚集于此。据《清稗类钞》记载，黄均太是当时两淮八大商总之首。他吃一碗蛋炒饭需要耗银50两。之所以这么贵，是因为这碗蛋炒饭要保证每粒米都是完整，且必须粒粒分开，每粒米都要泡透蛋汁，炒出来外面金黄的，内心雪白。与这碗饭相配的是百鱼汤，汤里包括鲫鱼舌、鲢鱼脑、鲤鱼白、斑鱼肝、黄鱼膘、鲨鱼翅、鳖鱼裙、鳝鱼血、鳊鱼划水、乌鱼片，等等，极尽精致之能事。更令人咋舌的是，据说他吃的鸡蛋并非一般的鸡下的，而是吃了人参、苍术等药物的鸡下的，所以味道特别好。

清人李斗的《扬州画舫录》一书是扬州盐商奢靡之风的全面记录，吃喝玩乐就不必说了，据说盐商会想出各种各样的花招来消遣。例如，选美活动搞腻了就选丑，把大姑娘的脸上涂了酱油在太阳底下暴晒，看谁更丑。又如，为了比谁更有钱，大家纷纷在金箔上刻上自己的名字，跑到镇江金山的宝塔上把金箔往外扔，看谁的金箔第一个飘到扬州。

盐商过着非常悠闲的生活，他们修建楼台馆榭，养戏班开戏院，琢磨精致的菜肴，逛妓院养“瘦马”，调脂弄粉。盐商的生活方式深刻地影响了扬州的社会风气，当时市面上游逛着大量闲人，他们不事生产，无所事事，“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在茶馆和澡堂之间流连。扬州盐商的生活方式还具有领导时尚的作用，据说远在北京的西太后梳头时也要模仿扬州的妓女，否则就嫌不够新潮。

两淮盐商的豪奢，不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服务于拉拢贿赂官员的需要的。盐商尽管不满于各级官员的巧取豪夺，但他们又需要这些官员的庇护，因此他们往往要竭力备办令官员满意的物品。

两淮盐政高恒出身内务府，是真正的纨绔子弟，盐政事务完全不在心上，只知道聚敛财物。盐商针对其好色贪财的特点，物色美女，搜集珍玩，馈赠于他，结果正中下怀，高恒甚至可以答应将以往的亏空一笔勾销。

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是位名士，风流自赏，对于黄白之物只觉得俗不可耐。盐商投其所好，花重金购买善本图书碑帖献上。卢见曾感觉这个贿赂很不俗，就欣然笑纳，之后还不断收受，乐此不疲。总之，两淮盐商用心揣摩官员的爱好，又用自己的生活方式感染官员，使他们“入吾彀中”，豪奢风气下掩盖的是官员的贪污腐败和官商的勾结共谋。

破除垄断的新制度逐渐取代了旧制度，盐商的风光不再，没落已成定局

清中期以后，盐商报效捐的压力渐渐增大，又要品尝“借帑还息”的苦果，加上官吏勒索，自己生活豪奢，很多人都陷入外强中干，入不敷出的境地。为了克服危机，他们只有不断抬高盐价一条路，以致于民间出现了百姓被迫淡食的局面，民怨沸腾。而私盐则趁机大行其道，几乎占据了官盐一半的市场。

官盐发生严重滞销，商人开始欠缴盐课，直接影响了朝廷的财政收入。为了增加盐课收入，清廷决心对盐法进行改革。道光十二年（1832）两江总督陶澍议准将两淮盐务改归两江总督兼管，以统一事权。之后，他大刀阔斧地将淮北引盐为票盐，也就是在那些交通不便、引商不肯前往的地方，允许资本较小的商人经营，他们不必认窝，只要缴纳盐课就给据官票，让他们凭票贩盐。陶澍的这一举措很快收到了实效，既方便了百姓，也增加了朝廷收入。道光三十年，两江总督陆建瀛又将此法推行于淮南。以后，票盐法渐渐向福建、两浙、长芦等盐区推进。

纲法改为票法，从根本上取消了盐商对盐业的垄断，深刻地触犯了盐商的既得利益，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据说，当时的盐商对陶澍恨之入骨，设计了一种新的纸牌规则。他们增加了两张新牌，一张是“桃树”，拿到这张牌的人“虽全胜亦全负”，所以一旦拈到此牌无不痛骂。另一张是“陶**”，暗喻陶澍的女儿，“得之者虽全负亦全胜”，所以拿到这张牌的人无不欢喜雀跃，并且“浪语谑词，猥亵无比”。但是，无论如何痛恨，新制度逐渐取代了旧制度，盐商的风光不再，没落已成定局。

纵观清代盐商的盛衰过程，可以看到，他们的垄断经营权同时也是官府牟利的工具，这正是他们悲剧命运的深刻原因。（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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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增广贤文》：“八字衙门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那么为什么说衙门朝南开呢？

从建筑学上说，中国位于地球北半球中纬度和低纬度地区，一年四季，阳光都从南面射入，房屋朝南自然有利于采光。

而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中国文化也是特别重视南向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将大地分为九州，早期地图的绘制一般遵循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的方位，与今日地图坐标方位恰如相反。是面南俯察地理而得，历代帝王的统治权术，被称为“南面之术”,《易经说卦传》中：“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礼记》中：“天子负南向而立”,孔子说：“雍，可使南面” ,出自《论语雍也》，意思是说他的学生冉雍可以做大官。可见南面就意味着皇位官爵与权力的象征和尊严。 所以古代天子、诸侯、卿大夫及州府官员等升堂听政都是坐北向南，中国历代的都城、皇宫殿堂和州县官府衙署均是南向的。

同时，这与我国的古代风水术也直接有关。

风水术, 也称堪舆、卜宅、相宅、青乌、山水之术, 是中国术数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它积累了先民相地实践的丰富经验, 承继了巫术占卜的迷信传统, 揉合了阴阳、五行、四象、八卦的哲理学说, 附会了龙脉、明堂、生气、穴位等形法术语, 通过审察山川形势、地理脉络、时空经纬, 以择定吉利的聚落和建筑的基址、布局, 成为中国古代涉及人居环境的一个极为独特的、扑朔迷离的知识门类和神秘领域。它的历史相当久远, 早在先秦时期已孕育萌芽, 汉代已初步形成,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逐步走向成熟, 到明清已达到泛滥局面。它对中国建筑活动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 上至都邑、宫庙、陵墓的选址、规划, 下至山村、民宅、坟茔的相地、布局,都深受风水意识的制约。

而房屋建筑的方位问题，是风水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战国时代出土的瓦当图案看，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别用于东、西、南、北各方，可以推测，当时在建筑上就已经使用黑、白、红、黄代表不同方位。可见当时就已经有了房屋建筑方位的讲究。

从风水学上讲，房屋建筑坐北朝南最为理想。正房建在北端, 卦位为“坎”, 称“坎宅”。宅门修在东“巽”方或正南“离”方皆大吉, 如“巽门坎宅”则以东南方为宅门, 排布吉凶星位, 北向正房为“生气天狼星”, 上吉；西南向为“五鬼廉贞火星”, 大凶, 一般为厕所使用。许多传统民宅,如北京的四合院都采用这种类型。

“衙门”历史由来已久，最早在先秦时就有类似的称呼，到了唐宋以后称官府为衙门已经十分普遍，明清时期，将发号施令之所在统称为衙门。在百姓眼里，衙门是让人生畏的地方，有“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说法。

其实，衙门的种类很多，并非所有衙门都直接与平民百姓打交道，只有地方的府、州、县衙门才会直接管理百姓，行诉讼审理之责。因而，这些基层衙门往往都会树立法律公正、执法严明的官方形象，为此也衍生出了衙门的文化。清代自府以下的衙门，在大堂的南面都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有一个石坊里面竖着一块碑，上面都会刻着同样一句话，曰：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这就是著名的“戒石铭”，也称“天语亭”。在衙门里立戒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当时就用来警醒为官之人，不要徇私枉法。唐代时，玄宗皇帝为了规劝天下官员爱民如子、廉洁奉公，还特意提写了无言诗一首，不过内容较多共有100字。

宋朝开国后，太祖赵匡胤觉得石碑上的文字过多，而百姓识字者少。为了达到通俗易懂的目的，他从中截取了16个字，即上面所述。此后一直到清代，这16个字的“戒石铭”便成了官方标配。当年，宋太祖作为天下表率，亲自书写了“戒石铭”，让全国各州县勒石立碑。其后，著名的书法家黄庭坚又重新书写，颁行天下。

尽管宋太祖对天下的州县官有很高的期望，但实际上与理想相差甚远，这16字的“戒石铭”并不能警醒官员，其效果也很值得怀疑，因此有人便在上面添了几个字加以讽刺：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脂民膏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著，上天难欺他又怎知。

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州县衙门和百姓之间不断地上演着悲剧，草菅人命、大肆索贿等不法情事屡有发生。但是，百姓依然对官府存有期许，其衙门文化也一度升温。清代的扬州府衙门就有一个独特的做法，他们将府衙门的暖阁、天花板全部漆成红色，地板上铺着篾席，意思是官员要奉公执法，否则将“天诛地灭”。

省一级衙门，如督抚衙门、藩死、臬司衙门，因为按照清代的司法制度很少与民间百姓直接接触，所以不像基层衙门那样，需要强调执法严明。但这些高级衙门同样也有自己的文化，只不过是上升到了更高的层次，向朝廷表忠心，发誓要做好官等诸如此类。

大清共有一十八省，每个省的衙门都有自己的特色。如江苏布政使衙门大堂上就悬挂这样的楹联：报朝廷某事，荣父母某事；宽百姓几分，爱子孙几分。

据说这时顺治朝任顺天巡抚的宋权写下的自警之语，当然，谁当衙门的一把手，就都有权利挂上自己喜欢的警句，其后继任的清初名臣魏象枢便在大堂上挂出了“我愧包公”的匾额，以包公自勉。

曾国藩从两江调任直隶总督时，正值北方捻军猖獗，剿捻的同时他也不忘规劝直隶同僚，为此也写下了一副楹联，曰：长吏多从耕田凿井而来，视民事须如家事；吾曹同讲补过尽忠之道，凛心箴即是官箴。丁日昌担任江苏巡抚时，在巡抚衙门大门前贴了一幅亲手创作的楹联，曰：官须呵出，干来若处处瞻顾因循，纵免刑章终造孽；民要持平，待去看个个流离颠沛，忍将膏血入私囊。

以上仅仅是略举一二，像很多著名的封疆大吏在任上都有一些盈利留于衙署，林则徐、陶澍、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皆如此。这些形形色色的衙门匾额、楹联成了衙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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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拉下去重责40大板！”

对于这样的情节，我们可以经常从古装剧中看到，这就是古代衙门里经常使用的刑罚——杖责（俗称“打板子”）。

对于杖责，算是一种惩罚，也算一种手段。一方面是案子已结后对当事人的惩罚，另一方面也可以算做为了拿到口供的一种强迫手段。

但我觉得现代人可能忽略了其中的血腥，那我就从下面两个方面说说吧：

1、 痛苦。

既是刑罚，就不可能不产生痛苦，但杖责的痛苦可能一般人想象不到。一般古代公堂中所使用的板子，最小号的也是要在20斤以上，大号的可达到40-50斤，这样的重量高高举起再重重落下，估计没几个能受得了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往往犯人一听见打板子就吓得要死的原因。一般来说，能清醒地挨满20板子的就不算多，能挨够40板子的更是少之又少，往往是中途就昏厥甚至毙命了。大家如果不相信，不妨去找快二三十斤的木板照自己屁屁上来几下，应该就能体会到这滋味了^O^。

2、 技巧。

没错，360行每行都有自己的技巧，衙役也不例外。古代的衙役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当的，首先要练好的就是打板子。练习方法有两种，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也不相同。

第一种：外轻内重。

这种打法是用衣服包裹着一块厚石板，要求打完之后，衣服毫发无损，里面的石板却要打成碎石。这种打法往往是案子已结时，给予犯人的比较狠的惩罚。照这样的打法，往往只消20下，犯人的骨盆甚至内脏便会碎裂，但从外表上看不出什么损伤，而实际上的结果是非死即残，实在算是比较阴险的打法了。~_~!

第二种：外重内轻。

这种打法是用衣服包裹着一摞纸张，要求打完之后，衣服破破烂烂，里面的纸张却毫发无损。这种打法往往是用于逼供，照这样的打法，看起来是皮开肉绽，实际上是伤皮不伤骨，没什么危险，等犯人疼晕过去就泼水，泼腥了继续打，在犯人招供之前一般是出不了人命的。所以，后来就有这样一种现象，有些犯人估计自己可能会挨重板子（比如第一种类型），而去贿赂衙役，这些衙役收了钱之后，自然就按后一种打法打了。不了解其中内幕的官员往往也就被蒙骗过去了。

怎么说呢，对于肉刑，从来都是很血腥的，最简单的肉刑也不例外，而肉刑虽然违反人道，但也算比较好用。比如新加坡现在就保留着鞭刑。呵呵，估计记吃不记打的人也不多吧^O^

参考资料：

汉文帝十三年（前167）发生了缇萦上书救父的事件以后，文帝刘恒下诏废除肉刑，改用其他刑罚替代，其中当用劓刑的改为笞三百，当斩左脚趾者改为笞五百，但是，笞三百或五百大多能把人打死，这比原来的肉刑还厉害。于是汉景帝刘启在前元元年（前156）下诏说，用笞杖与死罪没有什么两样，即使不死，也落重残。因此他把文帝规定的笞五百改为笞三百，笞三百改为笞二百。这样做，许多囚犯仍然被打死。到中元元年（前144），景帝又下诏把笞三百改为笞二百，二百减为一百，并且“定棰令”。棰是笞杖所用的刑具，当时规定棰长五尺，用竹子制作，大头直径一寸，小头半寸，竹节要削平，行刑时抽打臀部。从此以后，按照这样的规定，受刑的犯人才可以保全性命。

汉代以后，笞杖之刑在执行时比较混乱，无有定规。南北朝时有的朝代嫌笞杖太轻，多改用鞭刑，或叫鞭杖。从隋代起，才正式把笞与杖分开，都列为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之一，其中笞刑最轻，杖刑稍重于笞刑，并且对笞杖的数目、刑具的尺寸、受刑的部位以及量刑的条款都作了明确规定，形成制度，由国家司法部门监督执行。

关于笞杖的数目，隋、唐、宋、金以至明清，都把笞刑定为五等，从十下到五十下，每加十下则加一等。杖刑从六十至一百，也是每加十下加一等。辽代刑重，没有笞刑，其杖刑六等，五十至三百，每加五十下则加一等。元代笞杖之刑的数目比较特别。其笞刑分六等，从七下到五十七下，每加十下则加一等，杖刑六十七到一百零七，每加十下则加一等。这个数目是元世祖忽必烈规定的，他的本意是想减轻刑罚，对宋代规定的数目“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所以每等减了三下。实际上，元代将笞刑加了一等，由五等变为六等，结果除笞刑的最低等外，以后的每一等同宋代相比反而增加了七下。因此，元大德年间，刑部尚书王约启奏说：国初规定笞杖十减为七，笞五十应减至四十七为止，不应再有五十七这个等级；杖刑应从五十七到九十七，不应再有一百零七这个等级。但王约的意见为被采纳，所以终元之世，一直采用这笞、杖共十一等的刑法。

关于刑具的尺寸和受刑部位，各代的规定也不一样。汉代笞杖不分，都叫棰，尺寸以如前述。晋代的笞用竹条，沿袭汉制：杖用生荆，长六尺，大头围（截面周长）一寸，小头三分半。南北朝梁时，杖也都用生荆，长六尺，分大杖、法杖、小杖三种。大杖大围一寸三分，小头八分半；法杖大头围一寸三分，小头围五分；小杖大围一寸一分，小头呈细尖状。北魏时杖用荆条，削平其节，分三种，拷讯囚徒时用的杖，直径为三分，杖囚犯脊背的杖，直径为二分，杖腿用的杖，直径为一分。北齐时杖分两种，一种长四尺，大头直径三分，小头二分，另一种大头直径二分半，小头一分半。行刑时打在臀部，而且规定对一人行刑时不得换人。隋时用杖较滥，没有固定的尺寸。唐时把笞和杖分开，都长三尺五寸。笞的大头直径二分，小头一分半。杖分两种：一种叫讯囚杖，大头直径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另一种叫常行杖，大头直径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用刑时，分别打在背部、臀部和腿部。北宋初年，宋太祖赵匡胤规定，常行官杖沿用后周显德五年（958）颁定尺寸，杖长三尺五寸，大头宽不得超过二寸，厚度和小头宽度不得超过九分。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集贤校理聂冠卿上书说，自从规定杖制以来，杖的长短宽窄都有尺度，但杖的轻重却不统一，有些官吏特制重杖，加大处罚，应该做出规定。仁宗皇帝赵祯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规定常行官杖的重量不得超过十五两。金、元时笞与杖的尺寸不确定，但在金时曾规定大杖的直径不得超过五分。

明代笞杖刑具承袭唐制，略有变化，分笞、杖和讯杖三种，都长三尺五寸。笞，大头直径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杖，大头直径三分二厘，小头二分二厘；讯杖，大头直径四分五厘，小头三分五厘。笞和杖都用紫荆条制作，行刑时打在臀部；讯杖用紫荆木制作，行刑时打在臀部或腿部。各地官府用的笞、杖和讯杖都要用刑部颁发的刑具式样对照比较检查，尺寸合乎规定才准许使用。那种刑具式样是铜铸的，归刑部统一管理。明代还规定，制作笞、杖等刑具不准用兽筋或皮胶等物在杖上装钉子。

清代官府衙门所用的笞杖开始沿袭明代规定，后来该为竹板子。大竹板子大头宽二寸，小头宽一寸。这种竹板子哪一年开始使用，已难查考。

上述各代对刑具尺寸的规定，都是分别使用当时的度量衡标准，各代的标准互相之间有差别，和现代尺寸的标准也各不相同，因此，史籍记载的尺寸是当时的数字，折合为现代的度量标准相当于多少，很难考证清楚，它所反映的只是各代笞杖刑具的大概情况。

至于说各代犯什么罪用笞杖，杖多少，其条目繁多，毋须细述。需要提到的是，有些朝代规定，被判应受笞杖之刑的，可以交纳财物赎罪。如宋代刑法规定：判为笞刑应打十下的，赎铜一斤，免打三下；应打二十的，赎铜二斤，免打十三下；应打三十的，赎铜三斤，免打二十二下；应打四十的，赎铜四斤，免打三十二下；应打五十的，赎铜五斤，免打四十下。杖刑也是如此，应打五十至一百的，分别赎铜五至十斤，免打三十七至八十下。金代笞杖之刑，也是用铜来赎，每十下赎铜二斤，若应杖一百，赎铜二十斤就可以免打。明初规定笞杖之刑可用铜赎，每笞十下赎铜半斤，每杖十下赎铜一斤。后来改用钱赎，每十下赎铜钱六百文，若应笞二十下，赎钱一贯零二百文，应杖一百，赎钱六贯。景泰以后，赎钱的数目越来越大。景泰元年（1450）规定，每笞十下赎钱二百贯，杖十下赎三百贯。再后来各朝逐渐加码，又规定将钱折算为银子。妇女犯罪应笞杖者，赎钱的数目更大。也有某些官员临时规定可以不用钱赎，而用他所需要的东西来赎。如明末时，江苏如皋县令王喜爱蝴蝶，每当有人应该受笞杖之刑时，他就让犯人家属交纳蝴蝶赎免。他宴请宾客时，就把蝴蝶防哪个出，满堂飞舞，五彩缤纷，如同风飘碎锦一般，王与宾客以此嬉笑取乐。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卷八有《放蝶》一篇，记述的就是这件事。

尽管各朝代对笞杖之刑的有关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但实际执行时往往不按正式条文，官员使用笞杖常常只凭当时的主观意志，使用的刑具也常常超出官方规定的标准。结果，现实中的笞杖之刑要比正史刑法的条文残酷得多，使笞杖完全丧失了最初的教刑本意，而变为单纯惩罚人的手段。

本来，笞杖不属于死刑的范围，可是在各朝代中，上至皇帝，下至县令，常把笞杖作为执行死刑的方式，即把犯人毙于杖下，叫做笞杀或杖杀。汉代，死于笞杖是很平常的事，隋代以后，笞杀或杖杀的事仍然不绝于史书。隋代，隋文帝杨坚亲自下令笞杀楚州参军李君才，又棒杀大理少卿赵绰、鸿胪少卿陈延。唐代各朝对于捕获的各地“反贼”首领，多用杖杀代替斩、绞等死刑。北宋初年，太祖赵匡胤于建隆二年（961）四月杖杀商河知县李瑶，又于开宝五年（972）十二月杖杀内班董延谔。太宗赵炅于太平兴国三年（978）七月杖杀中书令李知古，八月又杖杀詹事丞徐选。南宋初绍兴十二年（1142）九月，高宗赵构杖杀伪福国长公主李善静。辽、金、元各代笞杖杀人的情况也不少。明代，皇帝对大臣实行廷杖，许多朝政要员受杖致死。（参见本书《廷杖》）清代废除廷杖，但仍有皇帝杖杀人的例子。雍正帝有一次观看戏班演出《绣襦记》，演员唱工俱佳，雍正大喜，传旨赏赐优人用饭。因剧中郑元和的父亲郑儋的官职为州刺史，有一个演员在吃饭时，顺便向一位官员询问现任常州知府姓甚名谁。雍正皇帝得知此事，大怒道：“你不过是一个优伶，竟敢擅自探听官守大事！”于是传旨将这位优伶立毙杖下。不仅皇帝这样做，各级官员也如此行事。顺治十一年（1654），李森先巡按江南，就把著名优人王紫稼与尚三遮杖杀于苏州。

历代执行笞杖之刑时，常常巧立各种名目，加重处罚。北朝时周宣帝宇文赟每次对人用杖时，定要打够一百二十下，称为“天杖”，或者加倍，打二百四十。有个叫杨文佑的因作歌讥讽朝政，被郑译奏知宣帝，宣帝下令赐杖二百四十致死。五代时南汉刘铢对人用杖时，总是每次两条杖一齐打，称为“合欢杖”。又临刑时问被打者的年龄，施杖的数目一定要和他的岁数相同，称为“随年杖”，年龄较大的犯人常被当场打死。隋炀帝时，王文同任恒山郡赞务，杖责囚犯的办法更奇特。他让人在庭院空地上埋一个大木椿，露出地面一尺多，又在大木椿四周各埋一个小木橛，把犯人面朝下，胸部放在大木椿上，把他的四肢分别系在四个小木橛上，然后用棒打他的背，不几下就打得躯体溃烂而死。

而且，历代施用杖刑时，常用别的东西代替杖具。许多杖杀人的情况，用的就不是杖，而是棒，同杖相比，棒要粗重得多，击打人身显然更容易造成伤残或致死。辽时除杖之外，又有木剑、大棒、沙袋、铁骨朵等，都比杖厉害。辽太宗耶律德光天显年间（927～938）制作大棒和木剑，打人的数目自十五至三十不等，受此刑者罕有不残废的。辽穆宗耶律璟应历年间（951～969）又制作沙袋，它是用牛皮缝制成的，长六寸，宽二寸，装有一尺多长的木柄，并规定，凡是应决杖五十以上者，就用沙袋来打。行刑时向周身猛击，皮肤不见伤痕而内脏破裂出血，许多人受刑不久即死。后来又制作铁骨朵，规定行刑的次数为五下或七下，但即使只有这么几下，也会轻则致残，重则致命。南宋时，理宗赵昀用刑狠毒，常用“断薪”（折断的木柴）为杖打人的手或脚，名曰“掉柴”。和辽代的铁骨朵相似的，明代叫金瓜，在朝廷由御前校尉执掌，常用来责罚朝臣。洪熙元年（1425），李时勉上疏触怒仁宗朱高炽，仁宗命令武士用金瓜打他，十七下便打断肋骨。

还有的酷吏用的杖具是特制的。明代成化年间，监察御史王琰巡按苏州时，用大毛竹剖开做成竹板子，起名为“番黄”。用它行刑，许多人不到打够数就气绝身亡，侥幸不死的，也必须请工匠用细镊子小心地取出烂肉中的竹刺，然后求医敷药，清除淤血，卧床百天以上才能痊愈。有一天，王琰到无锡巡视，一个和尚来不及回避，冲撞了他的仪仗，他立即下令用番黄杖责和尚。和尚不一会便死去，王琰大怒，骂他装死，喝令继续打，那和尚终于没有再醒过来。后来，王琰被提升到朝中任职，得罪了宪宗朱见深，在午门尝到了受廷杖的滋味，结果受杖两天后送了命。

历代对犯什么罪应受笞杖的刑罚虽有规定，但在执行时常常是随意定罪，动辄使用笞杖。在衙门里当差的人役们不知哪句话冒犯了官长，就要受到杖责。唐代杜牧诗云：“参军与县尉，尘土惊劻勷。一语不中治，笞棰身满疮。”诗中所说的情况，在其他朝代也是这样。隋代的崔弘度有一次正在吃鳖肉，八九个人在旁边伺候，崔弘度一个个地问他们：“鳖肉味道佳美吗？”侍者平时就怕他，都回答说：“佳美。”弘度大骂道：“蠢奴才，竟敢骗我！你们没有吃过这鳖肉，哪能知道它的味道美不美？”喝令把他们每人杖八十。当时京师长安有谚语说：“宁饮三升醋，不见崔弘度。”可见这个崔某是多么暴虐了。与崔弘度同时的著名酷吏燕荣在任幽州总管时经常对手下进行鞭笞，一次责罚的数目竟多达千数，被打的人鲜血淋漓，他在旁边饮酒吃肉，神态自若。有一次，燕荣外出视察，看见路旁丛生的荆棘可以制作笞杖，就叫人当时制作一根，随意抓过来一名随从试试是否好用。那人辩白说：“我没有犯罪，为什么打我？”燕荣说：“今天打了你，以后你真的犯了罪，就用今天打的数目来顶替，不再打了。”过了不久，那位随从果然因犯错误应该受笞杖，他立即提出：“前次我已挨过了，老爷您说再有罪就应当免刑，因此今天不能打我。”燕荣斥责他说：“你没犯罪时尚且能受杖，现在犯了罪不是更应该受杖吗？”于是不由分说，把那人再次打了一顿。明万历时，有个叫陈经济的任湖州太守，他有个毛病，最讨厌乌鸦叫，在衙门里偶尔听见院中有乌鸦叫，就将衙役痛加笞杖。因此，当时人们都叫他“陈老鸦”。

一些朝代规定笞杖之刑是杖臀，即打 。若是妇女犯罪需用笞杖，也是杖臀。宋、元两代都有“去衣受杖”的规定。明代沿袭旧制，规定妇女犯了奸罪需要笞杖者，必须脱了裤子裸体受杖。这对妇女来说，不仅是残酷的皮肉之苦，也是难堪的精神之辱。明代的这条规定造成一种社会弊病，民众中亲戚邻里之间若有因小隙而成仇怨者，一方就捕风捉影，寻找事端，指控对方家中妇女有 ，然后贿赂官府，让逮捕被告妇女裸体受杖。到执行刑罚那天，原告一方事先约集亲友，一齐来到公堂，名曰“看打”。他们又花钱买通行刑的衙役，让他们在行刑时对受刑女子百般 。衙役干这种事是很在行的，他们的手段有“掘芋艿”、挖荸荠”、“剖葫芦”、“剥菱角”等名目。有时县官还未升堂，衙役先把被告妇女脱掉裤子示众，名曰“晾臀”；有时行刑完毕，仍不让妇女穿裤，随即拉到门前大街上，名曰“卖肉”。遇到这样的情况，有的妇女受不了羞辱，回去后便寻了自尽。还有一种惯例，被告妇女必须光着脚过堂。未过堂之前，先在衙前戴着刑具暂押。这时，仇家就趁机闹事，怂恿无赖子弟把这妇女的鞋子脱掉，裤子褪下，有的人顺手把鞋子拾去，满街人随意传看。如果这天官不出堂，第二天照样闹一番。在过堂之后，还要监押在衙门前示众一天，无赖子弟又来终日围观，抚摸挑逗，嘻笑取乐。妇女羞辱难耐，有的当场碰死。嘉靖时浙江总督胡宗宪因罪被逮系至京，他的妻子和女儿在杭州被拘捕，就受到这样的侮辱。

清代仍有妇女裸体受杖的做法。晚清俞樾记述过这么一件事：某县令年方少壮，为人轻浮佻达，最喜欢谈论桃色新闻。他审理案件，发现有涉及到闺阃方面内容的，就故意牵扯，定为 ，然后将妇女裸体行杖。他常对人说：“刑律上明文规定，妇女犯罪应决杖者，‘奸者去衣，余罪单衣决罚’。行杖时是打臀部的，所谓单衣就是单裤，去衣当然就是去裤了。”别人辩不过他，他坚持一直这样做。后来他因贪污罪被处死，家产被籍没，妻子流落为娼，有人说这是他裸杖妇女的报应。

俞樾还奖过一件同类的事。有一农户人家为十三、四岁的儿子娶了个二十七、八岁的媳妇，新婚之夜，新媳妇把小女婿拴在床腿上，把自己相好的一位屠夫藏在新房中同居。事发后被捕，县官命令把她全身脱得 ，重杖四十，让她的父母领她回家。父母扶着裸体的女儿出了衙门，脱下自己的衣服为女儿遮体，当时围观的群众成百上千，不少人上前把衣服夺下来，不让给她穿，这个女子只好光着身子走回家去。

清代裸杖妇女还有更狠毒的例子。乾隆时，平阳县令朱铄在任职期间特制厚枷大棍，常对犯人施用严刑，对 案更不放松。有一次审问一名 ，命令衙役把她 衣服予以杖责，又让用杖头捅入 的 。朱铄得意地说：“看你还怎么接客！”朱某痛恨 ，想用重刑煞住当地的嫖风，但其手段也未免太过分了。

像朱铄这样的狠官毒吏比比皆是，但古代也有少数官吏在使用笞杖刑罚时，相对来说较能通情达理，稍存宽厚仁慈之心。据说，宋朝开国功臣曹彬为人仁爱多恕，用刑慎重，他任徐州知府时，有一次一名小吏犯下罪过，立案审理后应该用杖刑，可是过了一年曹彬才对他进行杖责。属吏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做，曹彬说：“我听人讲过那个吏员犯罪时刚新婚不久，如果对他用刑，他的父母一定会认为是新媳妇的八字不对带来的灾难，从而对她加以虐待，使她蒙受冤屈无法存身。我把此事缓期执行，既不影响他的家庭，也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众人都佩服他的见解。

宋朝胡太初关于使用笞杖刑罚时曾说过“老幼不及，疾孕不加”的话，即是指对老人幼童及有病怀孕的犯人不要笞杖。他还说，在问官醉酒时、犯人醉酒时或犯人身体瘦弱这三种情况下都不要用刑。明代万历时曾任刑部侍郎的吕坤进一步发挥了胡太初的观点，他著有《刑戒》八章，对审案时使用笞杖订立了八项戒规。第一项叫做五不打：老人不打，幼童不打，病号不打，饥寒而无衣食者不打。被人打过者不打。第二项叫做五莫轻打：朝廷宗室不要轻易打，官员不要轻易打，秀才不要轻易打，童生不要轻易打，妇女不要轻易打。第三项叫做五勿就打：某人正在着急不马上就打，其人正在发怒不马上就打，其人醉酒未醒不马上就打，其人走远路刚到不马上就打，其人半跑而来喘息未定不马上就打。第四项叫做五且缓打：我正在发怒时且缓打，我饮酒方醉时且缓打，我正在生病时且缓打，我未见到真凭实据且缓打，我对案情处理不了且缓打。第五项叫做三莫又打：以用过拶指不要又打，已用过夹棍不要又打，将要枷号示众不要又打。第六项叫做三怜不打：佳节良辰时案犯应该可怜不要打，严寒盛暑时案犯应该可怜不要打，案犯正在伤心时应该可怜不要打。第七项叫做三应打不打：尊长有错应该打，但他若是与年轻晚辈争讼就不要打；百姓有错该打，但他若是与衙役争讼就不要打；工役铺行有错该打，但他若是为衙门办事或采买自用物件就不要打。第八项叫做三禁打：禁止用重杖打，禁止从案犯身体下部打，禁止用非刑手段狠打。

曹彬、胡太初、吕坤等，可以算得上是古代廉明仁厚的清官了，可惜这样的官员实在为数不多。他们的这些仁慈的做法只是在法制制度的范围内采取了一些缓解的措施，而不能从根本上废止笞杖的酷刑。

在官府衙门里直接对犯人用刑的皂隶们，一般都是心狠手辣的，否则难以充当这样的差使。但是在这些人中，也有个别心地良善之辈。清代，浙江秀水县人诸锦的祖辈有在县衙当差的，很怜悯犯人受杖的痛苦。他听人说受了刑伤后饮小便可以止疼解毒，就把自己用的竹杖浸在厕里的尿桶里，该他行刑时，就使用这浸了尿的竹杖，打过人既不疼也不化脓。这样，他坚持了数十年。到诸锦这一辈地位显达，人们说他是因先人积德得到了善报。南宋有个郑金的，发明了一种名叫“杖丹”的药方。其法是把水蛭焙干，研成末，加少量朴硝，用水调成糊状敷在伤处。他常常把这秘方施用于吃官司受杖刑的人，疗效非常明显。在滥用酷刑的封建时代，这样的善举可以说是茫茫暗夜中一点难得的亮色。

注:

笞杖是古代使用得最广泛的刑罚。“笞”的本意是用竹条或木条对人进行抽打，杖的本意是拐杖。古时候，儿子不孝，父亲可以用拐杖打他。舜小时候是很孝顺的，他父亲用小杖打他，他就忍着，若用大杖打他，他就逃开。后来把笞杖作为一种刑罚，据说是沿袭了古代父亲打儿子那种教诲、训诫的含义，所以又把笞杖称为教刑。

汉代以前官方规定的五刑是墨、劓、宫、刖、杀，没有笞杖

参考资料：

负责掌管大清实验的运销、征课、钱粮支兑拨解以及各地私盐案件、缉私考核等等，隶属于户部。

《大清盐商》是由盛和煜担任总策划，张黎任艺术总监，韩晓军执导，南柯编剧，张嘉译、张志坚、俞飞鸿、莫小棋、倪大红等主演以盐商题材历史剧。该剧以大清盐商以扬州盐业总商江春布衣上交天子为故事蓝本，讲述了扬州盐商对于中国经济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该剧将于2014年12月31日在CCTV8首播。

剧情简介

《大清盐商》以乾隆皇帝第五次南巡前后为时代背景，描写以汪朝宗为代表的一代扬州盐商与乾隆、官僚、文人、盐工、戏子乃至江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描述了乾隆时期扬州几个盐商大家族在生活、经商过程中的悲欢离合、苦心经营、尔虞我诈，通过重现扬州盐业兴衰，描绘扬州盐商与园林建筑、八怪文人、民俗风情、饮食文化等千丝万缕的关系，展现史上扬州的繁华，全景式展示扬州盐商对于中国经济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力和历史贡献，生动再现清代乾隆年间扬州的民俗与风物。

该剧围绕一本秘密账册展开，描写了乾隆年间以汪朝宗为代表的一代盐商与乾隆、官僚、盐工乃至天地会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扬州盐商是乾隆皇帝取之不尽的钱袋子，可当西南战事急需军饷时，盐商们的钱却无法拿出，两淮盐政畏罪自杀。阿克占奉旨催款，发现盐商手中有本秘密账册，记载了多年来盐商往来账目，其中用于接驾和盐官酬酢的银子超千万两。盐商以此为护身符，盐官则心惊肉跳。阿克占决定先催捐输再找账册，各式人等围绕账册粉墨登场。扬州盐商四大总商在各自利益间有合作有较劲，但汪朝宗一直未把账册拿出，他不想让两淮盐业陷入腥风血雨，以保住盐业根基，将扬州建成月亮之城，以盐利兼善天下。最终，汪朝宗向乾隆交出账册。乾隆决定不再南巡，后世子孙也不得南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