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讳，是指在我国封建时代为了保证“天地君亲师”的等级制度不受挑战，说话、命名、写字等等情况如果遇到君主、尊亲的名字，不允许直接说出来或者写出来。

“避讳”一词最早出自《淮南子·要略》：“故言道而不明终始，则不知所仿依，言终始而不明天地四时，则不知所避讳。”但是，避讳的做法却最早从西周时期就开始了。根据《公羊传·闵公元年》的记载：“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句话算得上是古代避讳的总原则了，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古代需要避讳的对象便基本确定了。

第一，帝王

这个最重要的一类避讳，称为“国讳”。因为一旦没有做到避讳，会引来杀身之祸或灭族之灾。帝王及其家族的名字、别号等所涉及到的字（包括同音、近音的字）绝对不能直接念、直接用、直接写。

第二，长官

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长官往往决定着自己的命运前途，要想过得好点，长官及其父祖的名字也必须要避讳，要是摊上个独裁暴躁的长官，他甚至会用权力直接逼迫你去避讳。

例如，南宋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卷五记载：

“田登作郡，自讳其名，触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于是举州皆谓灯为火。上元放灯许人入州治游观，吏人遂书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说的是宋代有个叫田登的知州，不允许州府的百姓直呼其名“登”，否则就要用鞭子伺候，结果导致“灯”字被手下人改成“火”，上元节的放灯的时候出现了“本州依例放火三日”的笑话，这便是谚语“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由来。

第三，长辈

这个比较好理解，自己的长辈先人姓名用过的字，自己及后人就不能再用了，称为“家讳”。例如，唐代大诗人杜甫的父亲名叫杜闲，“闲”字作为常用字，杜甫愣是在一生所作的数千首诗歌中从未写过这个字。“家讳”的传统甚至到今天，大多数家庭起名的时候还在沿用。

第四，圣贤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的地位被历朝历代所拔高，那儒家的圣贤，如孔子、孟子的名字就需要避讳了。例如，为了避讳孔子的名字孔丘中的“丘”字，丘姓被改成“邱姓”。

至于避讳的具体方法，早在《礼记》中便有明文规定，之后甚至成为了一门十分深奥的学问。主要就是四种方法：

其一：改字

就是说涉及到需要避讳的字是时候换个同音或同义的来代替，不过换同音的压根算不上避讳，大多数情况下是用同义字。例如，因为秦始皇叫嬴政，而“政”字在先秦时期跟正月的“正”本来是同一个字（秦始皇也确实是因为出生在正月才得名为“政”），于是乎，正月在秦朝就成了“端月”。汉武帝名叫刘彻，韩信身边的著名谋士蒯彻就被《史记》记成了“蒯通”。

其二：空格

意思是将需要避讳的这个字空着不写不说，或者直接画个“□”又或者用“某”字来代替。例如，《史记·孝文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子某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这里的“某”指的就是汉景帝刘启，而这条记载则是讲述他立为太子的事。还有，唐代为了避讳唐太宗李世民的“世”字，将王世充记成“王充”。

其三：缺笔

将需要避讳的字在写的时候，减去几笔从而达到避讳的效果。例如，唐代的《于志宁碑》为了避讳李世民的“世”字，缺笔写成了“卅”字。

其四：改音

这种方法只适用于需要避讳的字在念的时候，写的时候还是不行。例如，孔丘的“丘”字本应该念成“qiū”，却常常念成“mǔ”。

避讳从秦始皇建立封建帝制之后走向成熟，唐宋时期开始兴盛，到清代大兴文字狱时到达极点。它牵涉到国家的方方面面，导致了文化传播出现困难，十分的无聊扯淡。不仅是人的名字，只要是涉及到避讳字的事物，如地名、官名、机构名、动物名、神话传说、文学作品等等统统跑不了。

在地名上

秦始皇的父亲秦庄襄王原名嬴异人，为了当上太子而取悦出自楚国的养母华阳夫人，就改名为嬴子楚；结果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楚”字需要避讳，“楚国”就成了“荆国”；北岳恒山因为汉文帝叫刘恒，宋真宗叫赵恒，结果在汉宋两朝就被改成了“常山”。

至于官职名、机构名

西汉因避讳汉武帝刘彻的“彻”，将侯爵中最高一级的“彻侯”改为“通侯”；隋文帝杨坚的老爸名叫杨忠，为避讳“忠”，“侍中”、“中书”这两个官职被分别改成了“纳言”和“内史”；三省六部制中六部之一的户部原来叫民部，唐朝为了避讳李世民的“民”改成了户部；又为了避讳唐高宗李治的“治”，将“治书侍御史”改称“御史中丞”。

改动物名更是无聊

西汉的第一位皇后，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临朝称制的女性，她名叫吕雉，于是雉这种动物从此被叫成野鸡了。

李世民的爷爷叫李虎，结果为了避讳，唐朝谈“虎”色变，开始想尽各种方法给虎改名，西晋文学家干宝的《搜神记》曾记载“扶南王范寻养虎于山，有犯罪者，投于虎，不噬，乃宥之；故虎名大虫。”这是大虫作为虎的的俗称最早的出处，于是唐朝将“大虫”这个称呼发扬光大。

除此之外，唐朝人还常常用“兽”、“马”等来代替“虎”字，后赵皇帝石虎、隋朝名将韩擒虎分别被写成了“石季龙”和“韩擒”，军事重镇虎牢关改成“武牢关”，可谓是搞得乱七八糟。

神话传说和文学作品

为了避讳汉文帝的名字刘恒，“恒娥”改成了“嫦娥”；为了避讳康熙皇帝的名字玄烨，“李玄霸”改成了“李元霸”。

避讳不仅仅是简单的文字游戏，它背后牵涉到权力的毒药。历史上无数的人因避讳而获罪，丢掉性命，甚至全家遭受灭顶之灾。最为骇人听闻的当属清代前期的文字狱，“清”、“明”、“胡”、“虏”等词都成了禁忌，而且统治者往往捕风捉影、吹毛求疵，你只要是写字就能找出来毛病，动不动还抄家灭门。

例如，雍正时期江西科举主考官查嗣庭依据《诗经》中“维民所止”出考题，结果“维止”二字被说成是想削去“雍正”的头，乃大不敬，结果查嗣庭被捕，在监狱里面就病死了，然后被戮尸示众，儿子处死，全家被流放；

乾隆年间，大学士胡中藻因所著《坚磨生诗集》中“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皇帝认为他是故意把“浊”字加于清朝国号之上，故而大怒，把胡中藻弃市、抄家。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如果避讳仅仅只是为了对君主、师长、圣贤表示尊重，那便无可厚非。然而，古代的避讳往往不是因为尊重，而是因为畏惧。畏惧的是什么？当然是可以决定人前途命运乃至生死的权力。

可以说，避讳根本就是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而实行的一种文化专制手段，而儒家学说中的“尊卑有序”“克己复礼”等传统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你知道邱姓是怎么来的吗？邱姓在清代以前为丘，雍正皇帝为笼络人心，颁诏“尊师重道”，认为丘姓犯了孔丘圣讳，一律改为带耳旁的邱。这就是文字讳中的一种，叫圣讳。

避讳圣人的姓名，叫圣讳。宋代，朝廷规定为圣人避讳。圣人名册除始祖黄帝外，还包括孔子、孟子，老子，周公。凡地名、人名都不能有圣人的名和字。从宋代到清代，保持有则必纠的强制性措施和习惯。

避讳皇帝的姓名，叫国讳。秦代，已经有了法律性质的避讳制度-国讳。规定皇帝及其父祖的名讳，前代年号讳，帝后谥号讳，陵墓及帝王生肖讳。宋朝还专门制定了《礼部韵略》，详细规定了需要避讳皇帝的字，总共是325个，其中宋高宗赵构的“构”字需要避讳的最多，达55个。

不避讳会怎么样呢？比如，唐代为避讳皇族李姓，鲤鱼被尊称为“赤鲟公”。禁止捕鲤鱼，凡不放生或出售者打60大板；为避讳唐高祖李渊，将晋朝《桃花源记》的作者陶渊明改成了“陶泉明”。武则天称帝后造新字给自己取名为“曌”，则是一种智慧，喻示日月当空，普照大地，又没有任何犯忌。

又比如，乾隆年间江西举人王锡侯为弥补《康熙字典》不足，自费编撰《字贯》一书。谁知书中对康熙，雍正，乾隆等字没有避讳，被皇帝下令满门抄斩。

再比如，袁世凯复辟帝制后，大肆实行避讳，下令将元宵改为“汤圆”，就怕“袁消”。还下令将煤铺的“元煤”商号字样涂掉，就担心“袁没”。

在封建社会，不仅有圣讳、国讳，还有官讳、家讳、恶人讳。文字忌讳带有封建社会的敬畏色彩，其伦理道德一定程度得到封建礼法的承认，受法律保护。有的在封建礼法上有规定，有的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官场上、民间上自行避其名讳。

在墓碑上，我们常常见到为回避父祖、长辈的名字而以讳字相称，这是保留下来的家讳，在于敬祖。如今我们不再有“入门而问讳”的礼仪套路，但总还有一份尊重和敬畏。

人该有所畏惧，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畏就是敬，畏天命，就是尊重宗教信仰或宗教哲学，于心中自觉行善避恶；畏大人，就是敬畏父母、长辈和有道德学问之人。畏圣人之言，就是要学思践悟，怕违背圣人的教诲。

　　1明朝皇帝的名字只要避一个字，而叶向高的高字不避讳，朱高炽的炽字要避讳

　　2清朝皇帝的名字是要避讳的，但是它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第一个阶段就是天天顺，就是天命、天聪、顺治，也就是太祖、太宗、世祖这三朝名字没有避讳。

　　所以清末薛福成不用避讳。

　　第一代皇帝，朱元璋，不避讳；

　　二代，允炆，避讳炆；

　　三代，棣，避讳棣；

　　四代，高炽，避炽；

　　五代，瞻基，避基；

　　六代，祁镇，避镇；

　　七代，祁钰，避钰；

　　八代，见深，避深；

　　九代，佑樘，避樘；

　　十代，厚照，避照；

　　十一代；厚熜，避熜；

　　十二代，载垢，避垢；

　　十三代，翊钧，避钧；

　　十四代，常洛，避洛；

　　十五代，由校，避校；

　　十六代，由检，避检。

　　清朝皇帝的名字是要避讳的，但是它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第一个阶段就是天天顺，就是天命、天聪、顺治，也就是太祖、太宗、世祖这三朝名字没有避讳。

　　第二个阶段，就是康、雍、乾三朝，康熙、雍正三朝大量接触了汉族的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就实行皇帝的名讳，就是牵扯到皇帝名字的时候，要避讳，读音、写字都要避讳。方法是缺末笔。

　　第三个阶段就是嘉道，嘉庆的名字叫“永琰”，道光的名字叫“绵宁”，在这个时候，乾隆做了一个规定，他按汉族的排辈，大家知道孔子的后裔不是排辈吗！孟子的后代不也排辈吗，乾隆说爱新觉罗的后代要排辈，他就给排了，从乾隆以后“永、绵、奕、载”，“溥、毓、恒、启”是后加的，凡是乾隆儿子辈都得带“永”字，孙子辈都得带“绵”字，一代一代往下推，底下问题就来了，那乾隆的儿子是“永”字辈，乾隆的继位人就是嘉庆，他的名字叫“永琰”，乾隆就考虑一个问题，这个“永”字是经常写的，经常用，那天下所有的“永”字避讳起来这事情就比较复杂，乾隆想了个办法把这个“永”字改了，改成“颙琰”，这个字不常用，避讳起来就简单一点。但是在写的时候，还要避讳末一笔，“琰”字也要换一个写法，就是比完全天下所有人都避讳的“永”字就相对来说简化了一点，这是嘉庆。道光，道光大家知道道光他是属于“绵”字辈，“永、绵、奕、载”，“绵”字辈，皇帝又说了“绵”是老百姓衣服里头必须用的字，经常用的字，那天下所有“绵”字都避讳的话，就比较复杂，说改一下，皇帝把这个字变通一下，变成一个不常用的字，音相近，“旻寕”这样相近。这样，天下所有的“绵”字都可以不避了，那“旻”字你写的时候也不能这样写，皇帝再要做文章、出书、考试碰到这个“旻”字的时候，这一点不写，这一点敬避，“寕”字呢，也要做一个变通，变成一横一竖，它原来是宝盖头下面一个“心”字，到这个时候，“心”字改成了一横一撇，这样来敬避一下，这是第三个时期，嘉道时期。

　　第四个时期，就是咸、同、光、宣，咸丰大家知道叫“奕詝”，“永、绵、奕、载”，“奕詝”，这个时候又简化了，皇帝的名字是两个字，奕詝，第一个字不避讳了，就避讳第二个字，就避讳这个“詝”字，“詝”字怎么避讳呢？就缺末笔，最后这一笔不写了，讳缺，叫避讳，把它缺这一笔，就写成奕詝就可以了，这是比原来又简化了一点。咸丰之后就是同治，同治的名字叫载淳。我们讲了叫“永、绵、奕、载”。载淳，还是第一个字不避讳，只避讳第二个字，第二个字，载淳的“淳”跟“亨”字读那个音，换一个写法，载淳的“淳”这么写，这么来表示避讳。再底下就是光绪，“永、绵、奕、载”嘛，光绪是“载”字辈，光绪的载湉，也有叫载湉的，“载”字不避讳，就避讳最后这个字，这个字怎么避讳呢？就是避讳最后一笔。“口”字不封口，这要是考举人，考进士，牵扯到这个字，如果多写了一笔，肯定这进士、举人都考不上，这是光绪。宣统，宣统叫溥仪，还是第一个字不避讳，第二个字避讳。“仪”字，第二个字怎么避讳呢，叫讳缺末笔，最后这一撇不写。这是清朝皇帝名字避讳分作这么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天天顺这三朝，名字不避讳只是在《玉牒》《实录》等重要场合，上面贴上一个黄签，第二个时期就是康、雍、乾的避讳。第三个时期是嘉、道，改一个字，讳笔。第四个时期就是咸、同、光、宣，皇帝名字两个字，第一个字不避，第二个字缺最后一笔。

所谓避讳就是中国封建时代人们为尊敬君主、君主的亲属、圣人、贤者和长辈，在讲话时不直呼其名，在写文章时不照字直书，而用其他的字、词代替的一种习俗。

这种习俗起源较早它同封建专制特权、封建习俗和宗教迷信以及人们的情感好恶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汉文化的繁文缛节同汉语语音特点相碰撞的产物，带有强制，至少在周朝就有了。据《公羊传》记载，孔子作《春秋》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后来，这种习俗经过封建朝代长时期的应用，花样不断翻新，需要避讳的地方越来越多，而且不少朝代的皇帝自己都还规定了一些避讳的范围和方法。让人们必须使用，否则就被砍头问罪。所以，这时的避讳便远远不是一种习俗的问题了，而是变成了一种法律。

一说起源于夏商时期。钱希言在《戏瑕》中提出，避伟之俗夏商时已有之，证据是《山海经》中往往把夏后启写作夏后开，这就是夏人避讳的实例。但陈光坚《讳源略说》一文以为，避讳起自夏商的证据不足，《尚书》中对夏商国君的名宇，都直书不讳，如《尚书五子歌》云:"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咸贰。"太康是继启之后的帝王，可臣下并不避讳。《山海经》、《楚辞》中之所以避启为开，乃是汉朝人按当时日趋严格的讳法，抄书时避汉景帝刘启讳所致。

一说起源于西周。《左传桓公六年》说:"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礼记檀弓下》也说:"卒哭而讳，生事毕而鬼事始也。"因此，宋代洪迈《容斋三笔帝王讳名》提出，避讳之制始于周代，但仅在本庙中避讳。生者避讳是很不严格的，当时有所谓"读书不讳"、"临文不讳"、"不讳嫌名"等，如《诗经》"克昌厥后"以及《诗经噫》"骏发尔私"中的"昌"、"发"，都没有避讳。

一说起源于春秋时期。清代赵翼《陔余丛考避讳》主张避讳习俗始于东周。其理由是，晋僖侯名司徒，宋武公名司空，鲁献公名具，鲁武公名敖，避讳之风兴起后，造成晋废司徒的官职，宋改司空为司城，鲁国改掉具、敖二座山名。他们都出生在西周末年，如果当时已有避讳之俗，为什么要为他们取那样的名字呢陈光坚《讳源略说》也力主避讳之俗起自春秋时期。避讳之风至唐、宋和清朝，极为盛行，学人探究其起源，是很有意义的。

我们在阅读和整理古籍时，经常会遇到版本鉴定的问题，因此学习和掌握版本鉴定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对我们阅读和整理古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说到版本鉴定，首先应该明确传统版本的涵义。从广义上说，“版本就是同一部书在编辑、传抄、版刻、排印、装帧乃至全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形态的本子”[1](P63)。从狭义上说，版本仅指刻印本。古籍版本的鉴定主要包括鉴定古籍版本的年代、真伪以及刊刻演变等几个方面。版本鉴定，以刻本鉴定为主，也包括非刻本鉴定。一般说来，刻本格式化较强，比较规范，在形式和内容上鉴定的依据都较多。而非刻本尤其是钞本，个性化较强，规范性差，鉴定的依据较少，不易把握。刻本鉴定的依据较多，如验牌记，考刻工，查避讳，看版式，看纸张墨色，看字体，细读原书序跋等。在这里，我们只就避讳在古籍版本鉴定中所起的作用作简略的论述。

在中国古代社会，为了维护严格的尊卑等级秩序，在文字使用中实行着避讳制度。所谓避讳，“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2](P1)。避讳是我国古代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其大约始于周，成于秦汉，盛于隋唐，严于宋清。避讳的种类大致有三种：第一种，“国讳”或称“公讳”，是避帝王（包括帝王的父祖）之名，举国上下皆必遵行。此种避讳是三类避讳中最主要的一种。如清圣祖（康熙）名玄烨，“玄”改为“元”。清人著作或清刻的古书有许多地方本来应该是玄字的，如玄鸟、玄武、玄黄等，都写成了元。第二种，“家讳”或称“私讳”，是避父祖之名。如淮南王安的父亲名长，“长”改为“修”。《老子》“长短相形”，《淮南子·齐俗训》引改为“短修相形”。第三种，“圣讳”，是避封建社会被尊为先贤圣人的名字。如孔丘的“丘”写作“邱”。避讳的方法主要有改字、缺笔、空字或用代称字词等。民国以前，人们为了避讳而改变姓名、官名、地名、书名、年号以至经传之文，屡见不鲜。《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疆起之，使将击荆。”《正义》曰：“秦号楚为荆者，以庄襄王名子楚，讳之，故言荆也。”《索隐》曰：“荆王负刍也。楚称荆者，以避庄襄王讳，故易之也。”[3] (P 234)《秦楚之际月表》端月注，《索隐》曰：“秦讳正（引者按，秦始皇名政），故云端月也。”[3] (P 766)琅邪台刻石曰：“端平法度”，“端直敦忠”，皆以端代正也。南宋郑樵《通志二十略》云：“籍氏避项羽讳，改为席氏；奭氏避汉元帝讳，改为盛氏；庄

氏避汉明帝讳，改为严氏；庆氏避汉安帝父讳，改为贺氏；姬氏避唐明皇讳，改为周氏；淳于氏避唐宪宗讳，改为于氏；等等。”[4]( P 224)由于避讳，造成语言文字上的若干混乱，给人们阅读和整理古籍带来许多麻烦，如汉惠帝名盈，“盈”改为“倾”。通行本《老子》第二章将“高下相盈”写成“高下相倾”；又如唐高宗名治，“治”改为“理”，或改为“持”或“化”。韩愈《送李愿归盘古序》把“治乱不知”写成“理乱不知”，李贤把《后汉书·曹褒传》“治庆氏礼”改成“持庆氏礼”，把《后汉书·王符传》“治国之日舒以长”改成“化国之日舒以长”。

尽管避讳给我们研读古籍造成一定的障碍，但是在古籍版本鉴定方面，它却有着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利用避讳之例（主要是避国讳），考定书刻的时间断限，是鉴定版本刊刻年代的重要依据。如“1980年山阴人沈仲涛将运到台湾的家藏善本捐献给台北故宫，台北故宫为辑《沈氏研易楼善本图录》，其中有一部《文中子》，卷一至五题《监本音注文中子》，卷六至十题《纂图音注文中子》，是清潘祖荫滂喜斋旧藏”[5](P147)。关于这部书的刊刻时间，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审定颇为精细。“《图录》云：前五卷‘宋讳匡、徵、桓、慎等字缺笔，或易之以谐音之字’。后五卷‘宋讳匡、徵、沟、慎、敦等字缺笔，避讳止于光宗，当较前五卷晚出’。”[5](P147)宋的始祖叫玄朗，宋本玄、朗常见缺笔。太祖名赵匡胤，所以匡缺末笔。北宋仁宗名赵祯，徵字同音，缺末笔。钦宗名赵桓，故桓缺末笔。南宋高宗名赵构，沟与构同音，所以缺笔。南宋孝宗名赵眘，慎是眘的异体字，所以缺笔。南宋光宗赵惇，敦与惇同音，所以缺笔。从避讳字看，前五卷止于南宋孝宗，后五卷止于南宋光宗，据此可以约略推测出前五卷刻于南宋孝宗时，后五卷刻于南宋光宗时。又如，钱大昕《潜研堂文集》三十四《答卢学士书》：“读阁下所校《太玄经》云：‘向借得一旧本，似北宋刻，末署右迪功郎充两浙东路提举茶监司干办公事张寔校勘’。大昕案：宋时寄禄官分左右，唯东都元佑、南渡绍兴至乾道为然，盖以进士出身者为左，任子为右也。而建炎初，避思陵（引者按，思陵即宋高宗赵构）嫌名，始改勾当公事为干办公事，此结衔有‘干办’字，则是南宋刻，非北宋刻矣。《宋史》遇‘勾当’字多易为干当，此南渡史臣追改，非当时本文也”[6] (P591)。空字或用代称字词也是避讳的方法之一，代称字词在宋版书中用的比较多，一般用“御名”、“今上御名”或“太上御名”等字样代称。《四部丛刊》影印嘉兴沈氏所藏宋本豫章黄先生文集，其中在“构”字处注了“太上御名”，“构”是避宋高宗赵构的讳，“太上皇”是下一代皇帝对上一代皇帝避讳，由此可以推知它应该为宋孝宗赵眘时期的版本。

其二，通过对避讳（主要是避国讳）的考查可以鉴定古籍版本的真伪以及刊刻演变等情况。在古代，古籍版本的真伪问题普遍存在，对避讳（主要是避国讳）的考察是鉴别此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编珠》，旧题隋杜公瞻撰，首载大业七年公瞻自序。《四库提要》云：‘隋炀帝讳‘广’，故‘广川’改‘长河’，‘《广雅》’改‘《博雅》’。而此书《桂林水》条下引《广州山川记》，《治鸡水》条下引《广州记》，《柏心桂》条下引伏滔《北征记》称‘广陵县’，《城南门三条路》条下引班固《两都赋》‘披三条之广路’。隋高祖之父讳‘宗’，故《隋书》‘忠节’改‘诚节’。而此书《斩马剑》条下引《汉书》王莽斩董忠事。’又该书引及《乐府解题》，《乐府解题》宋《崇文总目》及郭茂倩《乐府诗集》始见记载，其书晚出，非公瞻所能得见。明《文渊阁书目》、《内阁书目》均不著录，《永乐大典》采摭极广，亦不见征引。”[5](P263)可见，此书为后人依托杜公瞻之名伪撰，非隋版书无疑。之所以推断《编珠》为伪固然以其书所引之文为作者身后之文且该书在后世大型书目中均未见记载为重要依据，但《编珠》在避讳上的漏洞也不失为有力的内证。又如《元经》，旧题隋王通撰，是部编年史，起自晋太熙元年，止于隋开皇九年。唐高祖李渊之父讳“虎”，因此《晋书》“神虎门”作“神兽门”，而《元经》也于宁康三年将“神虎门”写作“神兽门”；又隋文帝讳“坚”，《元经》于周大定元年不避“坚”讳，直书“杨坚辅政”。《四库提要》卷二十九史部三编年类云：“宁康三年书‘神虎门’为‘神兽门’，则显袭《晋书》，更无所置辨。且于周大定元年直书‘杨坚辅政’，通生隋世，虽妄以圣人自居，亦何敢于悖乱如是哉。”[7](P4)又何薳《春渚纪闻》、陈师道《后山丛谈》、邵博《闻见后录》均载有阮逸曾以《元经》书稿示苏洵一事。综考《元经》在避讳上的漏洞和宋人的记载，可断此书为阮逸伪撰。另外，通过对避讳的考查也可以鉴定古籍版本的刊刻演变。如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东家杂记》条：“卷中管勾之勾皆作勹，避思陵（宋高宗赵构）嫌名。间有不缺笔者，元初修改之叶，辨宋板者当以此决之。”[8] (P355)又卷十三《论语注疏正德本》条云：“首叶板心有正德某年刊字。但遇宋讳，旁加圈识之，疑本元人翻宋板。中有避讳不全之字，识出令其补完耳。若明刻前代书籍，则未见此式，必是修补元板也。[8] (P 340-341)

总的来说，避国讳于古籍版本的鉴定有重要的作用。收录并熟记周以来历代帝王，特别是宋、明、清三朝帝王帝号、名讳及相应的讳字、讳例对于古籍版本的鉴定大有裨益。当然，其它种类的避讳也很重要，如避家讳，即避家族内部祖上的讳。苏轼的祖父名序，苏洵苏轼自己写文章或

为人作序时从不用“序”字而改用“引”或“叙”，因此，当我们看到一些古文本应写成“序”的，却写成“引”或“叙”时，我们就可据此大致推断这可能是北宋时的版本。对于其它种类的避讳在版本鉴定中的作用，在此不再赘叙。

最后，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尽管查避讳是版本鉴定的重要依据；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古代避讳的情形是相当复杂的。如古避讳中有“翌代仍讳”，“数朝同讳”，“旧讳新讳”，“前史避讳之文后史沿袭未改”等情况，因此，在考定版本的成书年代时，就不能简单地根据讳字妄下断语。《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九《宋椠本》条云：“予向见宋椠本，有避‘亶’字，注‘从从旦’于下，未审其故。顷见岳倦翁《愧郯录》有一条云：‘绍兴文书令，庙讳、旧讳正字皆避之。故哲宗、孝宗之旧讳单字者三，哲宗初名佣。孝宗旧名瑗，又名玮。皆著令改避。唯钦宗旧讳二字，一则从亠从回从旦，一则从火从亘，今皆用之不疑。’乃知‘亶’字回避，由于钦宗旧讳。但倦翁著此书在嘉定甲寅，其时尚未避‘亶’、‘烜’二字也。”[8] (P507-508)唐人不避旧讳，宋人则有避有不避，故不能据此来断定版本的刊刻时代。另外，后世翻刻本照刻讳字，后世刊刻本仍避前朝以及书商在讳字上的作伪等情况也是存在的，所以在具体的版本鉴定过程中：一方面，要注意识辨，防止判断失误；另一方面，除了运用查避讳的方法以外，要尽量综合运用验牌记，考刻工，看版式，看纸张墨色，看字体，细读原书序跋等方法，以求最大限度地提高版本鉴定的准确性。

古人有个禁忌习俗，就是不能直呼皇帝、长辈、圣人的名字。写文章或书时，遇到与上述人物同名的文字，只好用其他文字或其他方法代替。这种习俗起源很早。根据公羊传年的记载，春秋年孔子著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讳为尊者，亲为贤者”。后来经过长时间的适用，这种习俗不仅要求禁忌的场所越来越多，而且很多朝代的皇帝都规定了禁忌的范围和方法，使人们不得不遵守，否则会受到惩罚甚至斩首。于是，禁忌就成了一种法律，人们不得不高度重视。

比如秦始皇的名字叫嬴政，“正月”改成了“端月”；东汉光武帝名刘秀，“秀才”改为“冒菜”；唐太宗以民为名，唐人以“戴”字代“师”，以“”字代“民”，而“观世音”字略称“观音”，“民布”字改称“户布”。乾隆的圣旨里不允许有“五福”二字，是为了避开顺治皇帝福临的名字。有时候我们甚至要避开皇后的名字，比如吕后的山鸡。朝臣遇到野鸡，都要改成“野鸡”。另一个例子是唐代诗人杜甫，他的父亲名叫杜宪。杜甫为了避讳“仙”字，一生写诗，却从未在诗中使用过“仙”字。他妈妈叫海棠，杜集没有海棠诗，也没有妈妈的名字。再比如苏轼祖父的名字“许”，意思是“许”字是忌讳的，所以苏洵没有写“许”字，把写的地方改成了“殷”。苏洵的儿子苏轼也没有用“许”字代替。

那么，中国历史上有多少地址和人物因为忌讳而改名？从乐奎目前的情况来看，可谓数不胜数。下面挑选一些知名人士，和大家聊聊已经改名或者已经改名的地址和人物！

1滁州荆州

秦始皇的父亲名叫子楚，于是将楚国原来的疆域“楚”改为“荆”，滁州改为荆州，完整记载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年。这种法律有依据吗？原来“楚”是一种灌木的名字，在南方江汉谷的山区很常见。可以做柴火等用途，人离不开它。古有“楚”谓之“荆”。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荆楚大地”。

广州周帆、广陵江都

据公元隋书地理志年的记载，为了避开皇帝的禁忌，几十个带有“广”字的城市名称被一下子改了，其中就包括广州，广州被改名为。此外，广饶县改为东海县，广安县改为延安县，广都县改为双流县，光华县改为河池县，广灵改为江都等。也许杨光的名声不太好，有些城市在未来又恢复了原来的名字。

3包括国家国家。

如果说只是回避了“广”字，那么在就要忌讳得多。他不仅回避“是”，甚至连看起来像“是”的“括”字也回避。卷二六云:“滁州，原名阔州，建立于唐德宗，因其名宜避，宜处士见星之异，故改滁州。今之俗误为‘处’之‘处’。”

4玄武门神武门

说起玄武门，我们第一反应是唐初为了继承权而发生的血淋淋的宫廷变故——玄武门政变。毫无疑问，这个大门开启了李世民的帝王生涯。影视古装剧中经常出现“玄武门”这个词。不是，在热门剧闻见后录第30集，周宁海告诉华妃，“皇上和皇后的护卫已经在玄武门外了。”但是这部电视剧里出现了“玄武门”这个词，在当时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康熙年间重修玄武门时，玄武门被改为神武门，因为叶璇二字是康熙皇帝叶璇名字的禁忌。雍正朝谁说“玄武门”，谁就是犯了大忌，应该严惩。

5和兴嘉兴

三国时，武黄龙三年，菰米在全县诞生。统治者以为嘉禾，于是改郡县名为和兴。后来孙权立三子孙鹤为太子，不仅避“和”字，而且谐音“和”，甄_传云：“五年正月，立其子何为太子，特赦令，改合兴为嘉兴。”

6淳化县正仪县蒙山县

唐宪宗和李淳也需要避免同音词。说，“丁伟，改贵州淳化县为华牧县；蒙准郡只是郡。”

北宋太平天国元年，宋太宗赵光义“浮光烛影”称帝，改正仪县为蒙山县。

然而，赵光义是合理的，允许同音异义词存在。将儋州宜川县改为宜川县，常州宜兴县，郴州宜章县改为戎州宜章县、宜宾县。

7衡山常山

汉文帝名叫刘恒。他做了皇帝以后，不仅把_娥改名为嫦娥，还把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右臣田横改名为田昌，把衡山改名为常山。

8建业建康

公元229年，三国大帝孙权建都今南京，改秣陵为建业。西太康三年，晋武帝司马燕改建业为建业。西建兴元年，之孙司马晔即位，即晋帝，因讳，改建业为建康。

至于建康后来怎么变成现在的“南京”，那是明朝的事。后来建康城改名江宁，中间又改回建康。朱元璋称帝时，称应天府。明太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将南京改名为“驻京”。南京的真实名称是在明英宗正统年间。

9孝昌县孝感县

在50年代期间，李，唐庄皇帝，即位。因为祖父名叫郭昶，他根据董永卖身埋父、范翔文北、孟宗哭笋等孝子惊天动地的故事，将孝昌县改为孝感县。现在湖北省孝感市下辖孝昌区。

10安康汉阴、遂安县广德县、宝安县东关县

在古代，不仅要避讳帝王、名人，还要避讳恶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避讳”。唐肃宗最看不起反派安禄山，恨他姓安，把当时所有的城名都换成了“安”字，所以一口气换了几十个城名。按第二卷三国志吴主传二，改安康为汉阴，安化为顺化，同安为桐城，遂安为广德，宝安为东莞，安昌为宜昌。有的不仅改原话，连谐音都改了。

11王昭君王明军

晋武帝司马燕取代魏后，追授其父为文帝。为避讳，当时的书籍会将“赵”改为“明”。有“赵、叶”的解释。所以中国四大美女之一的王昭君，出嫁于西汉，也被称为“明君”、“费明”。后人也用这个说法。比如杜甫七律旧唐书宪宗纪上有“万重岭谷近荆门，光夫人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庄”这句话，而这个“费明”指的就是王昭君

12唐玄宗唐黄明

我们知道，皇帝死后会有庙号和谥号，但实际上很少有人因为自己的忌讳而称皇帝谥号。例如，梨园唐玄宗李隆基的庙号是玄宗，谥号是明。到了清代，因为禁止避讳唐康熙、唐玄宗的叶璇这个名字，所以常被称为唐黄明，这在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

13王王充、韩济。

唐太宗称帝，改观音为观音，改称王，割据者

据说后人也因为上面的改名闹出了不少大笑话：唐代历史学家杜佑在举例年的王石崇中写“王充”，“师”字中间换了一个空格。唐人写说文解字，在韩擒虎写汉纪后加了一个空格。后人不知道这是抄写或临摹时忌讳所致，于是在刻书时擅自去掉了空格，成了

更有甚者，为避“虎”字，当时的习语“不入虎穴”改为“不入虎穴”，“画虎不画狗”改为“画龙不画狗”。“老虎”呢？只能叫“刀锋”！

刘知几刘志轩刘子源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世时，因“己”字与唐玄宗的“己”字读音相同，其字在著作中被称为“”而非其名。但到了清朝，需要避讳康熙皇帝叶璇，所以刘知几在清朝改名为“刘子源”。这种变化给人们阅读古籍造成了很多障碍。

15快车快通

车是汉初韩信的幕僚，在韩信死后成为宰相的座上宾。据说东汉末年的蒯良、蒯越都是他的后代。在刘彻统治期间，他改名为蒯通。:“蒯通为武帝所讳。”石鼓注：“本名车，后世史家一直追书交流。”

16薛道元薛原沈雪

南齐大将薛道元，因避讳齐王萧道成的名讳，去掉了“道”字，只称薛原。然而，当它在唐朝从0755年到79000年被编辑时，它被重新命名为沈雪，因为它避免了唐高祖唐元的名字。

17齐桓公齐威公

北时期，因钦宗封为桓，在宋代改称齐威公。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地址和字符在改名后一直在使用，有些随着时间的推移恢复到了原来的名字，有些两者都用。而且，除了安史之乱的“安”字是“忌讳”之外，其余的都是“忌讳”。“尊讳”是禁忌的主流。至于“忌讳”，大多是杀人不吉利的词，很少用在地名中。所以史书中很少有因为“忌讳”而改名的称呼或人物。

另外，古代也有很多人因为忌讳而改姓，最经典的就是秋。清朝雍正年间，因为推崇儒家思想和孔子思想，要求凡有“秋”字的书都要少写，姓秋的干脆改成“秋”字。同样，庄姓因避讳汉高祖刘庄而改为燕；姬姓改为周;在唐宪宗和春丽等地，傅春雨为避讳而改姓山雨。

因忌讳而改名，不仅涉及地名和人名，还涉及食物和水果。比如名扬豫时，山药改名为“薯药”，到了宋代，因名扬蜀，薯药改为沿用至今的名称：山药。再比如五代十国的国王钱云，他把石榴改成了“金樱桃”，因为“钱”和“石榴”谐音。与乾元同时代的杨行密占领扬州时，当地人怕得罪他，就把蜂蜜改成了蜂糖。如果在古籍中看到樱花或者蜂蜜，应该知道是石榴和蜂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