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名人 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前117)西汉辞赋家。字长卿，小名犬子。成都人。景帝时为武骑常侍。曾为梁孝王门客，与邹阳、枚乘、严忌等辞赋家交游。所作《子虚赋》、《上林赋》，为武帝所赏，拜为中郎将，奉命出使西南有功，后为孝文园令。病卒于家。作品还有散文《喻巴蜀檄》、《难蜀父老》、《凡将篇》，明人辑有《司马文园集》。 扬雄 扬雄(前53～18)西汉辞赋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字子云。成都人。自幼深爱屈原、司马相如之赋。他的《甘泉》、《羽猎》、《长林》、《河东》四赋系讽成帝广宫室、溺游猎而作，大体依仿《子虚》、《上林》而具讽谕之义。另有《蜀都赋》与《逐贫赋》等作，前者为现存最早的以都邑为题材的作品，后者自述家贫之状、安贫之志，在汉赋中均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晚年著有《法言》、《太玄》、《方言》等。 常璩 常璩(～361)东晋史学家。字道将。成都崇州人。出生世家大族，且治学艺，擅文辞。少年时，遍读先世遗书，颇负才名。成汉李期、李势时，任史官，曾依据官方文献资料，撰《梁益二州地志》、《巴汉志》、《蜀志》、《南中志》等书多种。成汉灭亡后，桓温在成都招揽贤才，常璩被授予参军职位，随即到东晋都城建康(今南京市)，在收藏保管档案图书的秘阁任职。他鉴于史籍中记述西南地区社会历史的著作较少，且东晋朝廷重中原故族，歧视蜀人，遂广泛搜集资料，结合自身见闻，写成《华阳国志》，因资料新颖可靠，叙述得法，文词典雅，而成为名闻中外、影响深远的史学巨著，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以"志"为名的地方志专著。 薛涛 薛涛(768～831)唐代女诗人。字洪度。祖籍长安，幼年随父入蜀，后为乐妓。自幼才华过人，能书善诗，与当时的诗人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均有唱和。有诗集，已佚。后人辑有《薛涛诗》行世。她身世凄凉，悲愤终生，后人缅怀她，同情她的不幸，就在她家旧址盖起了一些亭台楼阁，称"望江楼"。 欧阳炯 欧阳炯(896～971)五代后蜀词人。成都市双流人。前蜀王衍时任中书舍人，后又仕孟蜀。其词现存40余首，见于《花间集》、《尊前集》等书。所作《花间集序》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影响。 黄筌 黄筌(903～965)宋初画家。字要叔。成都人。少时即以绘画得名，尤善画鸟，与江南徐熙并称"黄徐"，"黄家富贵，徐熙野逸"，可看出两人画风之不同，从而形成五代花鸟两大派别。黄筌在前、后蜀官至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入宋，任太子左赞善大夫。除花鸟以外，还擅长人物、山水、墨竹、龙水等画。其子黄居采承继父亲画风，尤擅花鸟画，存世作品有《山鹧棘雀图》，其画形象逼真，富丽堂皇，故在宋初的翰林图画院中，黄氏父子的画风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并以他们的体制作为优劣取舍的标准。 王郒 王郒(1019～1087)北宋大臣、学者。字禹王。成都市双流人。进士出身，通判扬州，召直集贤院，进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英宗时，兼端明殿学士。神宗时，迁学士承旨。熙宁三年(1070)拜参知政事。九年，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元丰五年(1082)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自参知政事至宰相，无所建树，唯忌神宗用司马光。善文章，朝廷大典多出其手。著有《华阳集》。 吴缜 吴缜生卒年待考。北宋史学家。字廷珍。成都人。曾知蜀州(今崇庆县)。著有《新唐书纠谬》、《五代史纂谬》。其《新唐书纠谬》20卷，对《新唐书》指证错误多达400余条，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费著 费著生卒年待考。元代史学家。成都市双流人。进士出身，授国子助教，曾任汉中廉访使，后调重庆府任总管。著有《民族谱》、《器物谱》、《楮币谱》、《岁华纪丽谱》、《成都志》等。 杨慎 杨慎(1488～1559)明代学者。字用修，号升庵，明朝大臣杨廷和之子。成都市新都人。正德状元，翰林院修撰。嘉靖三年(1524)因议"大礼"被贬云南。其著述颇丰，有《升庵集》、《全蜀艺文志》、《陶情乐府》等，另有许多诗作流传于世。 谢朝恩 谢朝恩(～1841)清朝将领。成都人。道光十四年(1834)，任江苏狼山镇总兵，后从总督伊里布驻防镇海。1841年，英军进犯镇海，谢带兵英勇反击，但因据守城外的提督余步云不战而逃，遂失利，中炮牺牲。 卓秉恬 卓秉恬(1781～1855)清朝大臣。字静远，一字海帆。成都市双流人。嘉庆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曾任山东道监察御史，内阁大学士，兵部、户部、吏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要职。任职长达50余年，在整顿吏治、水利建设、培育人才、改良政治等方面有不少建树。1840年任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时值鸦片战争开始，上疏要求严禁鸦片。1855年卒于任内，清廷赠太子太保衔。 伍肇龄 伍肇龄(1826～1915)教育家。字崧生。成都市大邑人。道光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后授编修、侍讲及侍讲学士。长期从教，先后主讲邛州书院、成都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任山长多年，培育了不少人才，有"天下翰林皆后辈，蜀中名士半门生"之誉。工书法，善诗文。著有《石堂藏书》、《石堂诗钞》等，并与董贻清等合修《直隶绵竹志》。 张慎仪 张慎仪(1846～1921)语言文字学家。成都人。著有《续方言新校补》、《方言别录》、《蜀方言》等，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周达三 周达三(1856～1922)版本目录学家。名永德，字达三。成都人。其祖与父经营书铺，先后开有尚友堂、九思堂，后不幸毁于火，家道中落。遂在其父学徒王述斋的书铺习商，苦钻版本目录学，得名师缪荃荪指点，学识大进。后受王述斋之托，主持业务，历时50余年，以其经营有方，闻名全川。先后得张之洞资助校刻许慎《说文解字》、代吴棠刻《韩诗外传》、《杜诗镜铨》。校书100余种，在版本目录学上有较高造诣。晚年任成都总商会会长及公断处处长。谢世后，廖季平撰《周达三先生墓志铭》。 吴虞 吴虞(1872～1949)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原名姬传、永宽，字又陵。成都市新都人。早年入成都尊经书院学习经学，戊戌变法后，转而学习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为"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1905年曾赴日本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1907年回国后，先后在四川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任教。曾任《西成报》等报纸主编。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他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吃人与礼教》等文章，猛烈抨击封建旧文化、旧礼教，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称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1933年去职退隐。著有《吴虞文录》、《秋水集》，编有《蜀十五家词》、《国文撰录》、《宋元学案粹语》等书。 昌圆 昌圆(1879～1943)高僧。俗姓伍，法号道静。成都市郫县人。1899年于郫县金龙寺披剃落发。1910年任金龙寺住持。1916、1927年两度任郫县佛教协会会长。倡议成立郫县佛学社、觉觉佛学社，创办成都爱道学校、成都地藏庵尼学校、温江爱道学校等。1930年任四川省佛教协会常务委员，次年到南京参谒太虚法师，被举荐任全国佛教协会副会长。1936年任四川省佛教协会会长，同年9月创办四川佛学院。初宗"华严"、"弥陀"，晚年专修"净土"，持戒精严，得戒弟子7000余人，为蜀中之冠。 彭家珍 彭家珍(1887～1912)辛亥革命烈士。字席儒。成都市金堂人。青年时毕业于成都陆军武备学堂，后去日本考察军事，参加同盟会，曾任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1912年，在北京炸死清宗社党首领良弼时受伤牺牲。民国成立时，南京临时政府追赠为陆军大将军。 蓝田 蓝田(1888～1966)铁路工程技术专家。字子玉。成都市郫县人。1916年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土木工程系，长期从事铁路路线勘测工作，曾任铁道部第二设计院副总工程师。在成渝、宝成、成昆等铁路勘测设计中，提出了重大的改线方案和较好的选线方案，为国家节约了大量投资。曾被评为西南铁路一等劳动模范和全国铁路劳动模范，并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王光祈 王光祈(1891～1936)音乐家。字调琪，号若愚。成都市温江人。1927年考入柏林大学专攻音乐。1932年任波恩大学讲师，并获该校音乐博士学位，成为我国最早在欧洲为祖国争得荣誉的音乐家。著有音乐论著多篇，在整理中国古代音乐史料和介绍西洋音乐知识方面颇有贡献。《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等著作，为我国比较音乐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李郔人 李郔人(1891～1962)作家、翻译家。原名家祥，笔名老懒、菱乐、懒心、抄公、云云等。成都人。早年毕业于四川高等学堂分设中学堂，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学习法文和文学。1949年前历任《四川群报》、《川报》、《星期日》周刊、巴黎《华工旬刊》等报刊主笔、主编，以及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常务理事等职。1949年后，历任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成都市副市长、西南文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副主席、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及中国文联委员等职。一生主要从事文学创作与法国文学作品翻译、报刊编辑、文学教学等工作，著有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和《天魔舞》，中篇小说《梦痕》、《同情》等，译著有莫泊桑的《人心》、都德的《小东西》、福楼拜的《马丹波娃利》等10余种。 王良 王良(1891～1985)防痨及生物制品专家。字眉白。成都人。1912年毕业于越南河内医学院。1931年赴法国巴黎巴斯德研究院，在卡介苗发明者卡尔美和介林的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1933年首先将卡介苗引进中国接种婴儿，次年在重庆筹建了中国第一个卡介苗实验室。1949年后，历任西南卡介苗制造研究所所长，卫生部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长兼卡介苗室主任，中国防痨协会四川分会名誉理事长，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一生为卡介苗的研究和我国防痨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国卡介苗防痨的创始人之一。撰有《卡介苗之培养及制造》等论著20余篇。 李家钰 李家钰(1892～1944)抗日烈士。字其相。成都市蒲江人。历任川军第一师师长、四川边防军总司令、四川"剿匪"军第三路总指挥、川军第104师师长、第47军军长等职。抗战初期率部出川抗日，1939年冬升任国民革命军第36集团军总司令。1944年5月，在河南陕县秦家坡与日军作战时牺牲。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举行国葬。1984年5月，民政部追认为"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 王铭章 王铭章(1893～1938)抗日烈士。字之钟。成都市新都人。历任国民革命军第29军第4师师长，川军第41军第122师师长，第41军代理军长等职。1937年出川抗战。1938年初率部参加徐州会战，3月14日，在滕县保卫战中殉国。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上将。1984年9月1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周太玄 周太玄(1895～1968)生物学家、翻译家和社会活动家。原名周焯，号朗宣，后改名周无，号太玄。成都人。1918年与李大钊、王光祈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次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曾创办"巴黎通信社"和《旅欧周刊》、《华工旬刊》。先后获教育学硕士学位和理学博士学位。1930年回国后，历任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教授、理学院院长兼生物系系主任，西康经济研究所所长、《大公报》顾问。1949年后，相继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四川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重庆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常务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编译局副局长、局长，中国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1955年又兼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在腔肠动物尤其是对水母的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填补了我国水母研究的空白。一生著述颇丰，重要的有《Chrysaora生活史之研究》、《动物心理学》等7部生物学专著，《古动物学》等11部译著。 刘咸郕 刘咸郕(1896～1932)历史学家。字鉴泉，号宥斋。成都市双流人。历任成都敬业学院哲学系主任及成都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学术研究除史学外，还涉及经学、目录学、文学、书法等，见解独到，卓有成就。一生著述宏富，成书达200余部，总名《推十书》。 李一氓 李一氓(1903～1990)中国***高级干部。成都彭州人。1925年加入中国***。后参加北伐和南昌起义。1932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国家保卫局局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先后任中共陕甘省委、陕甘宁省委、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抗战爆发后，协助叶挺组建新四军，任新四军秘书长和东南分局秘书长。1942年后，又相继担任中共淮海区委副书记、中共苏北区委副书记和行署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苏北区委书记、华中分局宣传部长、苏皖边区政府主席。1947年，先后任中共旅大区委副书记、财委会书记，大连大学校长等职。1949年后，先后任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理事及书记、中国驻缅甸大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中联部副部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组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等职。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李一氓也是一位谙熟版本目录学的学者，收藏大量珍稀古籍，俱捐献国家。 艾芜 艾芜(1904～1992)作家。原名汤道耕。成都市新都人。1944年加入中国***。1949年前历任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大公报．半月文艺》主编、重庆大学中文系教授等职。1949年后历任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四川省作协名誉主席等职。一生主要从事文学创作，著述颇丰，主要代表作有《南行记》、《故乡》、《山野》、《百炼成钢》、《高高的山上》等。 罗南辉 罗南辉(1908～1936)红军高级将领。又名罗曼、罗敏。成都人。1927年加入中国***后，在四川长期从事地下工作。1933年春任红33军副军长，1935年参加红军长征。同年底任红5军副军长，次年10月22日在甘肃省定西县华家岭战斗中壮烈牺牲。

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标志着世界对甲骨文重要文化价值。

我国申报的甲骨文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的评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甲骨文是我国发现的最早文献记录，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是距今3000多年的商代后期用于占卜祈祷的文字。

由于有了从甲骨文一脉相承发展到今天的汉字，才使中华文明发展至今没有中断。甲骨文既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也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扩展资料：

世界记忆名录的意义：

世界记忆名录符合世界意义、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确认而纳入。世界记忆文献遗产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的延伸，侧重于文献记录，包括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等文化事业机构保存的任何介质的珍贵文件、手稿、口述历史的记录以及古籍善本等。

记忆文献遗产反映了语言、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它是世界的一面镜子，同时也是世界的记忆。但是，这种记忆是脆弱的，每天都有仅存的重要记忆在消失。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世界记忆计划，来防止集体记忆的丧失，并且呼吁保护宝贵的文化遗产和馆藏文献。

“新闻策划”近年来成为新闻界颇为流行的词汇。从电子媒体到印刷媒体，从全国性媒体到地方性媒体，新闻策划的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新闻策划已广泛介入新闻传播实践活动，并成为新闻媒体高度自觉的行动。许多媒体不仅强调策划的重要性、必要性，还把新闻策划作为新闻竞争的关键环节来抓。越来越多的媒体成立了专门的新闻策划部门，以具体的组织措施使策划制度化、规范化。关于新闻策划，新闻学术界一直有争议，新闻策划实践也存有不少误区。那么，新闻到底能否策划？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新闻策划的内涵是什么？新闻策划的意义何在？当前新闻策划有哪些误区？新闻策划的发展趋势是什么？这些都是本文探讨的问题。

一、新闻策划的内涵

策划，亦作“策画”，《后汉书．隗嚣传》中有这样的话：“是以功名终申，策划复得。”含有筹划、谋划的意思。有人认为，原始人狩猎时打埋伏、挖陷阱的行为，就已经闪烁着策划思想和实践的光芒。古籍中也时常可以看到策划的精彩实例。如田忌赛马获胜就是孙膑运用了“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的策略。《哈佛企业管理》丛书中关于策划有这样的论述：“策划是一种程序，在本质上是一种运用脑力的理性行为。基本上所有的策划都是关于未来的事物，也就是说策划是针对未来要发生的事情做当前的决策。换言之，策划是找出事物因果关系，衡量未来可采取之途径，以为目前决策之依据。亦即策划是预先决定做什么，何时做，如何做，谁来做。”由此可见，策划是一种程序，是依据有关信息，判断事物变化的趋势，确定可能出现的目标，以此来设计、选择能产生最佳效果的资源配置与行动方式，进而形成正确决策和实施方案，并努力保障目标实现的过程。

作为新闻领域出现的新概念，我国现有的新闻学词典当中尚无“新闻策划”这一词条。何谓新闻策划？笔者认为，新闻策划是从业人员在媒体定位与新闻采编活动中所从事的决策与设计性的工作。新闻策划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新闻策划包括媒体自身策划和新闻报道策划两方面内容。狭义的新闻策划专指新闻报道的策划与组织。从策划的规模来看，媒体策划属于总体策划，包括确定媒体的编辑方针，设计媒体的总体规模和内部结构，设计媒体的各个局部。新闻报道策划则包括确定各阶段的报道选题并规划新闻报道活动，即对报道什么和怎么报道的思考与设想。新闻策划是媒介及其产品生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一些当今有影响的、直接面向市场的报纸如成都《华西都市报》就是策划的产物。其总编辑席文举甚至认为：“总编辑应该是总策划，不仅要懂微观策划，还要懂中观策划、宏观策划。”电子媒体的频道、频率专业化进程也是与策划分不开的。广播电台普遍开办的交通台、音乐台、生活台以及电视台的经济频道、少儿频道等等，可以说大都是由于策划而诞生的。一批优秀的广播电视节目如中央电台的《新闻纵横》、央视的《焦点访谈》《实话实说》等都是精心策划的结果。近年来，我国主流媒体运用新闻策划取得良好报道效果的例子所在多有。如《北京青年报》在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后，用了8个版组织规模性报道，依次排列为“最强烈的抗议”、“最响亮的声音”、“最愤怒的行动”、“最黑暗的午夜”、“最野蛮的践踏”、“最深切的哀痛”、“最有力的支援”等，整组报道颇具震撼力，形成了舆论强势。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报道中，中央电视台通过高水平的策划，以一系列的特别报道包括大量消息、现场直播、军事专家访谈、专题等等，真实、迅速、全面、深刻地把战争的实况和新闻背后的新闻展示给亿万受众。策划好，大有益，已经成为广大从业人员的共识，并化为具体的行动。

新闻策划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媒体定位事关一个传媒的生死存亡。而新闻报道策划比媒体策划运作得更加频繁。如果说，媒体策划是对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媒介整体以及各组成部分的传播内容和传播形式的定位与设计，那么，新闻报道策划则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持续进行的一种策划。媒体策划的客体是媒体，而新闻报道策划的客体是新闻报道活动。两者有所不同又相互依存。一方面，媒体的定位是新闻报道选题的依据，另一方面，媒体的定位要靠具体的报道体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报道策划是媒体定位的延伸和具体化。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关于新闻策划的探讨侧重狭义的新闻策划，即新闻报道策划。

要做好新闻策划，必须正确认识新闻策划。当务之急是廓清与新闻策划相邻概念的界限，走出由于其内涵外延不清晰形成的认识上的误区。下面依次梳理新闻策划与策划新闻、新闻策划与报道计划、新闻策划与“点子”的区别与联系。

第一、新闻策划与策划新闻。就其字词构成来说似乎相同，可是词序不同则含义相悖。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策划新闻这株稗草与新闻策划这颗禾苗在田中难分彼此，致使有人气愤之下，玉石俱焚，主张一并去除；也有人投鼠忌器，怕伤及禾苗连稗草也容忍了。新闻策划决不是策划新闻，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那种把新闻策划认为是制造假新闻从而获得轰动效应和经济利益的观点，是对新闻策划的一种误解。众所周知，新闻是新近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先有事实，后有新闻，再有报道，这三个环节的次序不可颠倒。在忠于事实、客观真实的前提下做好新闻策划，即新闻报道策划，包括报道主题的选择、报道规模的设定、采访对象的遴选、报道方式的确定以及背景资料的准备等等，都是策划者题中应有之义。这是一个周密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反观策划新闻，是在事实发生之前按照传播者的主观意志安排、导演、制造新闻。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传播者的干预和介入，在自然状态下这个事情可能永远不会发生。而传播者自编、自导、自报的新闻，又被当作自然状态下发生的事实进行传播，这既违背了新闻的本源是事实这一基本法则，又是对受众的欺骗行为。因此，对打着新闻策划的旗号策划、制造假新闻的行为要坚决杜绝，否则，新闻媒体的信誉就会受到损害。新闻策划是对新闻报道策划的简称，我们策划的是新闻报道，而绝不事实是或新闻本身。

第二、新闻策划与报道计划。新闻报道策划过去被称为“报道计划”、“报道提纲”，它们有共同的地方，都反映了人对未来行动的谋划和安排。但二者还是有区别的。报道计划更侧重传播主体的意愿和诉求，对受众的需要和反馈缺少足够的重视。在设计报道时较强调计划性，缺乏创新和谋略，在报道运行中缺乏应变和灵活性等。新闻策划除了更强调谋划和创造，注重对报道进行调整和控制外，与报道计划的区别还在于：新闻策划的涵盖面广，它涉及新闻工作的方方面面，既有宏观的如媒介策划、编辑方针的制定，也包括微观的，如某一次具体报道的策划与构思以及采编力量的部署等等，而报道计划只是对报道本身的安排与布置。再从使用频率来看，报道计划有年度计划、季度计划、月度计划，而新闻策划则往往不受年度、季度、月度的限制，一般视需要而定。1990年代后半期以来，在激烈竞争的态势下，我国新闻媒体及其新闻报道的策划性都比以前大为增强，“报道计划”已经逐渐为“新闻策划”这个新术语取代，是有其内在必然性的。

第三、新闻策划与“点子”。一次成功的策划往往是从一个好点子开始的。但把一个点子、创意变成具体的报道，则需要通过策划这个环节。而策划是一个系统工程，包含许多内容。重点子而轻策划显然是片面的，相反，重策划而轻点子也有失偏颇。把策划与点子等同起来，是把策划简单化了，但如果没能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也小觑了点子的作用。

明确新闻策划概念的内涵，有助于澄清模糊认识，增强新闻传播效果。那么，新闻策划究竟有哪些积极意义呢？

二、新闻策划的意义

新闻策划在当今的兴盛不是偶然现象，它是新闻竞争的必然结果。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新闻策划注重先期的智谋投入，是一种运用脑力的理性行为。它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新闻策划有利于发挥传播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新闻策划是传播者通过对信息的理解、分析和预测，选择、决策的结果，是客观存在作用于人的主观意识，主观意识又产生能动性反作用的产物。通过新闻策划，可以充分挖掘、凸显事实的新闻价值，充分利用报道手段，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这仍是客观报道，只不过是主动式的客观报道，是对实践的能动的、积极的反映。如果没有策划，不去主动组织，满足于来料加工，即通讯员来什么稿就发什么稿，记者写成什么模样就发什么模样，这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状况，整个报道就会显得盲目、散乱和平庸，缺少章法和冲击力，就难以在新闻大战中胜出。过去新闻编辑被称作“扣扳机的人”，意味着其工作主要是把住新闻报道的后道关口。而新闻策划将编辑的工作范围扩展到新闻报道的前道关口，即从新闻报道开始之前就介入运作。新闻编辑与记者及时沟通，优势互补，各自潜能得到释放，就有利于拓宽报道思路，改进报道方法。例如关于“非典”的报道，可以报道的方面很多。可以表现受非典之苦的人们的恐慌，也可以反映抗击非典中人们的无畏精神等，虽然这些事实都具有客观性，但选择什么角度报道、如何在同题作文中凸显特色，又显示了传播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其次，新闻策划有利于媒体多出精品，满足受众的需求。受众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地位正不断提高。现代新闻传播已经不是一种单向的“我传你受”的信息流通。一方面传播者按照新闻价值规律将经过选择的新闻信息传递给受众，另一方面，受众对于相关信息的反馈也将抵达传播者，并影响传播者的传播行为。受众对于传播活动的影响，越来越受到传播者的重视，受众的需求和对报道的反应成为新闻策划以及衡量传播效果的重要依据。受众普遍关心的问题、社会的热点问题理应成为新闻策划的重点选题。只有充分满足了受众的信息需求，又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的作品才是精品。此外，受众对新闻报道关注的层面和对报道深度的要求也跟以往有所不同。他们不仅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关心事情进展的详细过程以及新闻背后的新闻、媒体的相关评论，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决策依据。正如一位资深报人所言：“在今天，独家新闻的概念已发生了深刻变化，独家新闻已不仅仅意味着抢到了第一落点和第一时间，它还意味着：独家观念、独家视角、独家方法。要力争对同一新闻事件，挖掘比别人更深入的新闻事实；阐发出新的观点、思想。尤其是要注意读者已知事实背后为读者所不知的事件成因、道理和走势；记者可以运用类比、借喻、资料分析等手法，运用独家方法交待事件。”这番话道出了新闻策划的必要性及其意义。

第三，新闻策划有利于提高媒体的知名度，扩大在社会上的影响。通过精心策划，媒体能最大限度地开发新闻资源，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从而树立媒体的品牌。业内人士认为，凤凰卫视在恰当的时机总有点睛之笔和不俗表现，其成功来源于策划工程。关于报道内容它的选择策略是“拾遗补缺”，报道角度采取“另类选择”，挖空心思提供大陆媒体没有或无法触及的空间，尤其是在一些重大突发事件如“9．11事件”报道中的出色表现，进一步彰显了自身优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眼球，媒体的影响日益扩大。

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浩如烟海的信息，当今人们迫切需要媒体为其导航，以便获取有效信息。传播活动中的“议程设置”因而显得格外重要。要在竞争日趋白热化的新闻大战中获胜，传播主体就必须高瞻远瞩，摸准受众的脉搏，对信息进行过滤和筛选，策划报道选题和报道方案，这样才能达到预期的传播目的。

三、新闻策划的误区

新闻策划追求的是“你无我有，你有我新，你新我快，你快我深”，有效传播的积极效应。新闻策划给媒体和受众带来的积极意义有目共睹。在不断把新闻策划提升到更高水平的艰难探索中，除了要认清新闻策划与策划新闻的区别，同时必须警惕新闻策划易入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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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你好，我是自学文言文的人，曾于亚马逊网上买了三本书籍，为：

一、《古代汉语语法》

康瑞琮著，向熹先生给此书作了序，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内容分为三部分：一是实词（名词、动词、形容词、数量词、代词）的具体使用方法和意义。二是虚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叹词）的具体使用方法和意义。三是句法（单句、复句）的具体分析。

二、《怎样学好文言文》

付友梅主编，金盾出版社出版。内容分五部分：一是突破语言障碍（识字、用字、实词、虚词、句式、修辞）。二是突破古代文化障碍（天文、历法、乐律、地理、官职、科举、姓名、礼俗、宗法、饮食、衣饰、宫室、车马、什物、风俗礼仪）。三是学会断句与翻译，翻译中讲求信、雅、达。四是了解古代文学经典（诗歌、散文、小说）。五是掌握阅读古诗文的一般方法。

三、《怎样学古文二十五讲》

周振甫著，周先生晚年在中华书局做编辑，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哪二十五讲？学点古文。怎样学习古代文学。仔细理会。再谈《仔细理会》。实事求是。阅读同一作者的作品。怎样学习宋代文学。找问题。分别看。求出人。求用意。去成见。设身处地。辨源流。找渊源。模仿和革新。立体的懂。“因声求气”说的先行者。因声求气。古文的艺术性。六观。比较。一家风格。融会贯通。流派。

以我个人自学及阅读《古文观止》之体验来说，《古代汉语语法》这部著作在语法、词义上相对于其它两本最为翔实，能作为学习的基础材料。《怎样学好文言文》这本书里面，只有关于句式、修辞、断句、翻译（信、雅、达）这几个内容可以作为补充学习。《怎样学古文二十五讲》我只看了一点，认为对你目前没什么帮助，因为它不着墨于语法及词义，而重于古文风格，看我写的内容就知道了。

2 “文言文启蒙读本”翻译 越多越好

《鹦鹉灭火》翻译 一只鹦鹉非到了其他山上，山上的飞禽走兽都对它很友善，鹦鹉有自己的想法，此处虽然好，却不是自己能久留的地方，鹦鹉还是离开了这里，飞到别处去了。

飞禽走兽都不舍得它走。 几个月后，这座山发生火灾，火焰高耸入天，在远处的鹦鹉看见后，将身子钻进水里，沾湿羽毛，飞过森林把水洒在火上，想要用羽毛上的水珠浇灭火山，天神对鹦鹉说「你虽然是好意，但是这点水珠怎么够呢？」鹦鹉回答说：「我也知道我这点小水珠救不了火，但我曾经在这山上居住过，山里的动物们曾待我非常好，我实在不忍心见它们被这场大火灭绝，只好尽我所能来帮助它们！」天神赞扬鹦鹉的好心肠，就把大火灭掉了。

《鳝救婢》翻译 高怀中在扬州的小东门卖鳝鱼面。他每天要宰杀数千条鳝鱼，有一位婢女心生怜悯，每天夜晚，偷偷地从水缸里捞几条鳝鱼，从后窗抛入河中。

这样经过了大约一年的光景。 有一天，店里发生了火灾，婢女仓皇地逃了出来，被火所烧伤了。

她很疲倦地躺在河边，到半夜睡着了。醒来以后，发现不但痛苦减轻了，连灼伤的部位也好了许多。

她看了一下四周，发现有河中的污泥堆积在伤口上，而地面留下鳝鱼走过的痕迹。她这才知道：是从前所放生的鳝鱼来救她。

高怀中被婢女的行为所感动，于是立刻停止经营，拆除了锅炉，锅炉下有洞，他将无数条动中的活鳝鱼，全部放到河里。 《黄香温席》翻译 黄香是从前汉朝人，在他9岁的时候，就懂得侍奉父母的道理。

夏天到了，天气异常闷热。黄香就拿着扇子，扇凉父母睡觉的床和枕头，把蚊帐内的蚊子和吸人血的小虫扇跑，还要使劳累了一天的父亲安然入睡。

冬夜里，天气特别寒冷。黄香就用自己的体温使父母的被窝暖和，才招呼父亲睡下。

黄香温席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号称「天下无双，江夏黄香」。 《陆绩怀橘》翻译 陆绩，是三国时期吴国人。

官职最大时曾居太守之职，精通天文、历法，陆绩六岁那年，在九江见到袁术，袁术叫人拿了橘子给他吃，陆绩偷偷藏了三只，临走时告辞袁术时，橘子掉在地上。袁术笑着说“陆郎在这里做客却怀揣着橘子回去，是什么原因呢？”陆绩跪着回答说：“是因为橘子很甜，想拿回去给我母亲吃！”袁术说：“陆郎这么小就知道孝顺，长大后必然成大才！”袁术感到很惊奇，往后常常称道此事。

《犬救 》翻译 呈贡县村民养了一只狗一天一位母亲上山打柴，小女跟不上，一下子落后了母亲几里突然大雪，母亲在傍晚担柴回来的时候，女儿和狗都不见了母亲非常惊恐在村中，来回奔走大声呼叫，始终见不到女儿附近的村子协助找寻，还是无济于事晚上父母伤心极了，认为女儿可能被水淹死了，可能掉进井里了，也可能被狼狗吃了，天刚刚亮，父母又请附近的村子帮助找终于见到女孩卧在一棵树下，狗依偎在旁边，居然还没有死这是雍正十一年十一月的事，同县的人没有不感到惊奇的 《孙泰》翻译 孙泰是山阳人，年轻时师从皇甫颖，志行品德很有古代人的风度。孙泰的妻子是姨母的女儿。

起初是姨母年纪老了，把两个女儿托付给孙泰，说：“长女一只眼睛有毛病，你可以娶她的妹妹。”姨母去世了，孙泰娶了姨母的长女为妻。

有人问他的缘故，孙泰说：“那人眼睛有毛病，除了嫁给我就嫁不出去了。”众人都佩服孙泰的义气。

孙泰曾经在都市遇见一座铁灯台，把它买了下来，叫人洗刷，原来是银制品。孙泰赶忙前往归还卖主。

中和年间，孙泰将在义兴安家，购置一座别墅，用两百贯钱。已经交付了一半钱，孙泰就前往吴兴郡游览，约定回来后就到新买的别墅去。

过了两个月，孙泰回来，停船步行，又把其余的款项交给房主，让那人搬迁到别处。在这个时候，看到一个老妇人连声痛哭。

孙泰听了心里惊悸，叫她来问。老妇人说：“我曾经在这里侍奉过公婆，子孙不成材，使别墅被别人拥有，因此悲伤。”

孙泰茫然自失了很久，就骗她说：“我刚好收到京师文书，已经另外授职，不能住在这里，所住的地方暂且由你的儿子掌管它。”说完，解开船绳就离去了，不再回来。

《文徵明习字》翻译 文徵明监贴写《千字文》，每天以写十本作为标准，书法就迅速进步起来。他平生对于写字，从来也不马虎草率。

有时给人回信，稍微有一点不全意，一定三番五次改写过它，不怕麻烦。因此他的书法越到老年，越发精致美好。

《狂泉》翻译 从前有一个国家（今天所谓城市），全国只有一眼泉水，名叫“狂泉”。全国的人都饮这水，没有不疯的；唯有国家的君主打井取水，唯一可以没有疾病。

全国的人既然都疯了，于是聚集在一起想办法，一起抓住国王，治疗国王的疯病，用艾叶烧熏、扎针、吃药，没有不全部用上的。国王受不了那苦，于是来到泉边，舀水喝了，喝完就疯了。

（全国）君臣、大人小孩，他们的疯病都一样，大家便兴高采烈。 《智犬破案》翻译 离杭州一百里的地方，有已座古老是寺庙，香火很旺盛。

一天晚上，有个盗贼**进入（寺庙）。狗大叫不止，一名僧人发现了盗贼。

盗贼将和尚砍倒在地，于是就带着货物逃走了。几天后，有两个小和尚进入看见了尸首，非常惊讶。

于是到官府告状，他的狗也去了。路上经过一个酒。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名单（即一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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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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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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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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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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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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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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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fhcq

LV2推荐于 2019-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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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昆明市晋宁区发现的河泊所遗址，是被列入日前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发布会的新发现之一。考古过程中发现的大量封泥、简牍等文物，为汉益州郡的存在和细节提供了重要线索，是西汉时期中央政府对边疆云南行使治权的直接体现，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增添了考古实证。

河泊所遗址发掘现状 

据当地考古部门介绍，河泊所遗址最早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当时推测属新石器时代。后经2008年滇池盆地调查，进一步明确其属于青铜时代，是滇文化的核心居住区之一。

该遗址实际上由相距不远的大大小小数十处遗址组成，统称为河泊所遗址群。

该地以北约700米处的石寨山滇文化墓群与遗址关联密切，2019年时曾出土一枚“滇国相印”封泥。同年10月，该遗址被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进入2021年之后，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云南省考古机构对遗址群的上西河村西南地点、上蒜第一小学北侧地点进行了考古发掘。

截止目前，已经陆续揭露出主体为两汉时期的文化堆积，发现了建筑遗址、灰坑、墓葬、水井等生活遗迹，以及封泥、简牍、金属器具、骨器玉石等各类文物合计2000多件。

最具价值的封泥简牍等文物

专家认为在这些发现当中价值最高的，是携带着文字信息的封泥、简牍类文物，以及能够佐证当时人们生活状态的建筑基址、道路水井等遗迹。

目前该遗址发现的封泥已经超过500枚，既有官印，也有私印。其中官印包括“益州太守章”，以及益州郡下辖24个县中18个县的长官封泥，例如“建伶令印”、“同劳丞印”等；私印封泥上的人名则有宋虞、王福、君冯等，由于多为公私印同时发现，这些人名很有可能是官员的姓名。

为什么此地会发现如此大量而集中的封泥实物？专家推测，出土地点极可能是当时文书资料的销毁场所。

而出土的上千片简牍残片中，字迹明显的有超过两百片，目前仅清理出一部分，已经辨认出“滇池以亭行”、“建伶县”、“始元四年”等文字。这些简牍的用途有可能是官方文书。

考古发现的重大意义

河泊所遗址的一系列考古发现，首先证实了古代史籍中“古滇”的存在。

云南自古就是多民族聚居地，而古滇国则是从战国时就存在的古国名之一，在当时归属于“西南夷”。汉武帝时代，滇王向汉王朝投降，随后在该地设置了益州郡，又“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大量封泥、简牍的发现提供了文字证据，印证了古籍中关于古滇国与益州郡的记载，也是汉代中央政府在云南行使治权的体现，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实证之一，因此被认为具有重大考古意义。